古代不勤于政务的皇帝
导读：汉成帝（市里微行）：臣之姑充后宫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数为臣言：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临朝渊嘿，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览古今，容受直辞。公卿称职，奏议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赵氏乱内，外

汉成帝（市里微行）：臣之姑充后宫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数为臣言：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临朝渊嘿，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览古今，容受直辞。公卿称职，奏议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言之可为於邑。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　——《汉书·成帝纪》

汉哀帝：哀帝有治国之志却无治国之才，他宠信男宠董贤导致先前自己颁布的法令全部成了一纸空文，最终王莽夺权建立新朝。

汉灵帝：《后汉书·孝灵帝纪》：“灵帝负乘，委体宦孽。征亡备兆，《小雅》尽缺。麋鹿霜露，遂栖宫卫。” 堪称史上最财迷的皇帝，曾开西邸卖官，并在后宫开店铺。

南齐萧宝卷（废帝东昏侯）：曾金莲步地让妃子行走。

南齐后主高纬：曾在华林园装作乞儿行乞，以此为乐。即位后即诛名将解律光、兰陵王高长恭。

唐敬宗李湛：便殿击球。

后唐庄宗李存勖：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欧阳修

宋徽宗赵佶：赵佶于在位期间，过分追求奢侈生活，在位期间，重用蔡京、童贯、高俅、杨戬等奸臣主持朝政，大肆搜刮民财，穷奢极侈，荒*无度。竟将父亲留下的当时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财产给花光了。

明熹宗朱由校：在位7年，因嬉乐过度成病（一说曾落水，留下病根），于1627年服用“仙药”而死，终年23岁。

清朝皇帝前期都是勤于政务的，而后期虽然一再衰败，但大多皇帝都是迫于形势有心无力，不能说是不勤于政务。

有的皇帝勤于政务但仍然干了许多昏庸的事，甚至导致朝代衰败，但毕竟还是勤政的帝王，便没有一一列举了。

封建制之优点有下列各点： 镇王室 -- 诸候由天子策封，无论爵位、巡狩、朝觐，聘问皆有严格规限，王室不敢不敬天子。 镇四方 -- 诸候之生杀，予夺，兴废皆由王命，均不敢轻举妄动，必恭必敬。 屏藩中央 -- 封建之作用乃在分封诸候至四众之地，建立中央势力，以起屏藩中央作用，遇有外乱入侵或叛乱时，可收屏障之功。 封建郡县并行双轨制有下列优点： 内地行郡县制 -- 中央可透过郡县制委任郡守、县令、尉、监等严密控制 地方，使春秋战国时诸候失控局面不致重演。 边地行封建制 -- 边地行封建，责成边地候王守土守边捍衞边土之职而中央腹地之军力、财力、幅员均超越边地诸候，彼等自然府首听命，不敢谋反。如此一来中央得其屏障，自可避陈胜，吴广等祸生肘腋之危机。 李斯反对封建的理论： 周初封建乃迫不得已 -- 周初施行封建，因血缘关系疏远，致相互攻击如寇仇，兼并篡弑现象层出不穷，周天子不能制，终以亡国，故复行封建，是重植祸乱之根源，智者所不为也。 郡县制乃大势所趋 -- 所谓郡县制即指大一统之中央政制以中央为首发施号令，郡守县令府首听命，可免除封建制各自为政，兼并篡弑、裂土称王之局面重演，实附合历史潮流之进程。 以赋税重赏宗室功臣 -- 透过金钱赏奖，宗室功臣可遇安稳生活，君臣、父子之间亦免去不必要猜忌，一样可达到海内晏安之目标 (日后宋太祖之杯酒释兵权便属一极成功之例证)。 综观秦亡之诸种原因，例如力役、暴政、严刑峻法、穷兵黩武等均为其主因。而秦废封建，行郡县纵使为原因之一部份，然绝非主因，研习历史最重要乃在理清其脉络根源，绝不可倒果为因，此不可不察。 从政治制度发展之趋势来看，从部落政权发展到殷商之松弛封建制，再进而发展到周初严密之封建制属一突破，然封建制需要靠血缘关系发展出来的宗族同盟维系，一旦血缘关系疏远，封建制赖以维系之纽带即告松脱，兼并篡弑，群雄遂鹿中原之局面即告涌现。 经过春秋战国近五百年混乱局面，中原又再从混乱中恢复秩序，走上治轨，而言得归功于此期间，诸候舍弃封建而行郡县制，各诸候国不再分封，派文官到地方上郡县听命中央管治，权力遂重新掌握诸候手上，秦始皇荡平六国，统一天下，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政权，行郡县制实符合历史潮流，证之于秦以后我国二千余年之政制基本上仍旧奉行郡县制便可得知李斯之倡议，废封建，行郡县，实具真知灼见。 郡县制使地方之权集于中央，中央之权受控于帝王，所以“郡县制时代”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之时代的代称。这种政治体制一方面保证了书同文、车同轧，使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大国，保持长期的统一；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条件下，有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交流。 随着皇权的加强和神化，郡县制的全面推行，体现专制皇权的官僚机构和各种制度的建立，法律的完备和统一，皇帝对军队控制的加强等等，使到该制度的建立利于拓展疆域和行使统一的措施。 郡县制和分封制 第一，传承制度不同 分封制度萌芽于夏朝，盛行于西周时期，它是国君将田邑赐给宗室臣属作为俸禄的制度。受封的物件有三种类型：一是周王的同姓亲属即王族，二是功臣，三是古圣王的后裔即先代贵族的后裔。不论受封的是谁，一旦被封，都世代相传，即实行世袭制。 郡县制则与此相反，郡县的行政长官郡守和县令，均是由皇帝直接任免的，而且不能世袭，即实行的是任免制。 第二，职责范围不同 在分封制下，受封的诸侯在封地内不但享有行政统治权，而且拥有对土地和人口的管理权，但受封的诸侯必须对周天子尽一定的义务。例如，必须定期朝聘周王，向周王贡献各种物产，接受周王之命出兵保卫王室或征伐反叛者等，同时对周王的婚丧嫁娶、巡狩等也要尽义务。 郡县制则不同，郡守和县令在辖区内只行使行政管理权，对土地和人口逐渐失去统治权。郡守和县令只负责管理人民，收取赋税，征发兵役和徭役。 第三，“治地”方位不同 分封制下的封地多位于授封者的周围，其中心地带为授封者，即国君或诸侯直接统治的中心。例如，国君直接统治的地区限于“方千里”的“王畿”之地，畿外之地则分封给各诸侯，目的是保卫王畿的安全，保卫四疆之土。诸侯的直接统治也常在封地的中心，称为“都”城，其附近或边远地区则分封给卿大夫作采邑。卿大夫以同样的原则继续分给士大夫。如此，王畿、“都”城、采邑处于各级封地的中心地带，四周之地均为受封者的封地，形成了不同层次的“众星拱月”的统治网路，体现了“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的居中传统观念。 郡县制的情况多有不同。初建时，郡多在边远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如秦南平百越后，设置了南海郡、桂林郡、象郡；北击匈奴，收复朔方后，设置了九原郡。县则地近统治中心的、较富庶的近畿地区。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需要，郡和县的地区分布渐趋一致，最终发展成为郡统县的隶属关系。 第三，历史作用不同 分封制体现了“薄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统天下的政治局面，各封国具有保卫王畿、保护国君绝对安全的义务，这和西周时期经济发展水平低、政治不平衡、文化差异较大的情形相适应，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各诸侯国在封地上拥有绝对的统治权而变成了大大小小的王国。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王国演变成完全的国家，直接或间接地威胁国君的安全，酿成了列国争霸，互相兼并，国君权力衰微，大权旁落，最后导致完全分裂的政治局面。春秋争霸局面的形成，可以说是分封制的必然产物。 郡县制的出现及其推行，消除了由分封割据而带来的隐患，使皇帝能够直接控制地方的行政制度，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组成部分。王夫之说：“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由此可见，郡县制对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社会调控产生了深远影响。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丞相王绾即请始皇把诸子封于荆、齐、燕等地。廷尉李斯独持异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仇，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不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亦以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 始皇于是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后又于三十三年增南海、桂林、象三郡，三十五年又增九原、闽中二郡共四十一郡。秦郡大体是依自然区域而划分，它们多平原或盆地为中心，边缘则为山地或高地。这四十一郡所构成的秦帝国版图比周的版图大很多。秦的版图，大致就是后来中国本部的范围。 秦实行郡县制，奠定了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是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的一大进步。郡县制的全面推行，对中央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和管理，巩固国家的统一，促进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都起了重大作用。 秦代的地方行政机构，共分郡、县两级，与此相适应，也建立了一整套地方各级官僚体系。郡是中央 以下的一级统治机构，郡设郡守、郡丞和郡尉；每郡下设若干县，县置县令（人口较少的县设置县长）、县丞和县尉。县以下有乡、里等基层机构，乡有乡吏，里有里典。皇帝的命令，通过三公九卿，经由郡、县，再通过乡、里，可以直达百姓。 汉武即位后，继续采取削藩政策，行「推恩令」，令诸王分其地给子弟，把诸侯之王国分裂为众多的侯国，以削弱诸王势力。这样，王国、侯国的地位就和郡县相等。后又以各种借口，取消大批的王、侯国，结果地方割据势力基本消除，汉初的郡国并行制重新变为郡县制。郡县制撤销了亲王的属国，所有的官员由中央任免，所有的赋税收入都归中央，所有军队归中央统一调动，从根本上避免了腿比腰粗的现象，稳定了封建王朝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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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炎的上位之路与之前曹魏的开国国王曹丕如出一辙，他们都是承袭祖辈的王位之后，成为当时朝堂之上的权臣，后来群臣上表当时的君王，他们再以德名接受君王的禅让帝位，就这样，他们坐上了高高在上的帝王之位。

司马炎与曹丕一样，他们的父亲都是当时朝堂上面实际的掌权人，当时朝堂之上的帝王不过是傀儡。曹丕的父亲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枭雄，在东汉末年那个动乱的年代，曹操以匡扶汉室为名，实际控制着北方，成为一方霸主。而司马炎的祖父是司马懿，当时司马懿因为支持曹丕争夺魏王的世子位，在曹丕登基为帝后成为曹魏重要的大臣，后来他又因此辅佐曹睿成为曹魏的权臣，等到他的孙子司马炎接受他晋王位的时候，司马家族才是这曹魏朝堂上真正的主人。

曹丕与司马炎对待朝堂上的傀儡君王就没有他们的祖辈那么好脾气，直接让他们禅位给自己，他们也不满足于长期在幕后运筹帷幄，他们想要建立自己的王朝。于是这两位君王的称帝之路，几乎是一模一样，刚刚接手王位之后，便开始鼓捣帝王禅让，最后以贤德之名接受君王的禅让。

不过有意思的是，当初曹魏就是以东汉家臣的身份接受了东汉帝王的禅让，没想到不过曹魏三代以后，司马炎便也以魏朝家臣的身份也接受了魏朝帝王的禅让，所以司马炎与曹丕他们的江山都是以家臣身份接受禅让而来。

　○王珪 戴胄(兄子至德) 岑文本(兄子长倩 倩子羲 格辅元附) 杜正伦

　王珪，字叔玠，太原祁人也。在魏为乌丸氏，曾祖神念，自魏奔梁，复姓王氏。祖僧辩，梁太尉、尚书令。父顗，北齐乐陵太守。珪幼孤，性雅澹，少嗜欲，志量沉深，能安于贫贱，体道履正，交不苟合。季叔颇，当时通儒，有人伦之鉴，尝谓所亲曰："门户所寄，唯在此儿耳。"开皇末，为奉礼郎。及颇坐汉王谅反事被诛，珪当从坐，遂亡命于南山，积十余岁。高祖入关，丞相府司录李纲荐珪贞谅有器识，引为世子府谘议参军。及东宫建，除太子中舍人;寻转中允，甚为太子所礼。后以连其阴谋事，流于巂州。建成诛后，太宗素知其才，召拜谏议大夫。贞观元年，太宗尝谓侍臣曰："正主御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唯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也。昔汉高祖，田舍翁耳。提三尺剑定天下，既而规模弘远，庆流子孙者，此盖任得贤臣所致也。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嘉谋，致天下于太平耳。"珪对曰："臣闻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故古者圣主，必有诤臣七人，言而不用，则相继以死。陛下开圣虑，纳刍荛，臣处不讳之朝，实愿罄其狂瞽。"太宗称善，敕自今后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必遣谏官随之。珪每推诚纳忠，多所献替，太宗顾待益厚，赐爵永宁县男，迁黄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二年，代高士廉为侍中。太宗尝闲居，与珪宴语，时有美人侍侧，本庐江王瑗之姬，瑗败籍没入宫，太宗指示之曰："庐江不道，贼杀其夫而纳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庐江取此妇人为是耶，为非耶"太宗曰："杀人而取其妻，卿乃问朕是非，何也"对曰："臣闻于管子曰：'齐桓公之郭，问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恶恶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贤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妇人尚在左右，窃以圣心为是之，陛下若以为非，此谓知恶而不去也。"太宗虽不出此美人，而甚重其言。时太常少卿祖孝孙以教宫人声乐不称旨，为太宗所让。珪及温彦博谏曰："孝孙妙解音律，非不用心，但恐陛下顾问不得其人，以惑陛下视听。且孝孙雅士，陛下忽为教女乐而怪之，臣恐天下怪愕。"太宗怒曰："卿皆我之腹心，当进忠献直，何乃附下罔上，反为孝孙言也!"彦博拜谢，珪独不拜。曰："臣本事前宫，罪已当死。陛下矜恕性命，不以不肖，置之枢近，责以忠直。今臣所言，岂是为私不意陛下忽以疑事诮臣，是陛下负臣，臣不负陛下。"帝默然而罢。翌日，帝谓房玄龄曰："自古帝王，能纳谏者固难矣。昔周武王尚不用伯夷、叔齐，宣王贤主，杜伯犹以无罪见杀，吾夙夜庶几前圣，恨不能仰及古人。昨责彦博、王珪，朕甚悔之。公等勿以此而不进直言也。"

　时房玄龄、李靖、温彦博、戴胄、魏徵与珪同知国政。后尝侍宴，太宗谓珪曰："卿识鉴清通，尤善谈论，自房玄龄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与诸子贤"对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理剧，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于尧、舜，臣不如魏徵。至如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一日之长。"太宗深然其言，群公亦各以为尽己所怀，谓之确论。后进爵为郡公。七年，坐漏泄禁中语，左迁同州刺史。明年，召拜礼部尚书。十一年，与诸儒正定《五礼》，书成，赐帛三百段，封一子为县男。是岁，兼魏王师。既而上问黄门侍郎韦挺曰："王珪为魏王泰师，与其相见，若为礼节"挺对曰："见师之礼，拜答如礼。"王问珪以忠孝，珪答曰："陛下，王之君也，事君思尽忠;陛下，王之父也，事父思尽孝。忠孝之道，可以立身，可以成名，当年可以享天祐，余芳可以垂后叶。"王曰："忠孝之道，已闻教矣，愿闻所习。"珪答曰："汉东平王苍云：'为善最乐。'"上谓侍臣曰："古来帝子，生于宫闼，及其成人，无不骄逸，是以倾覆相踵，少能自济。我今严教子弟，欲令皆得安全。王珪我久驱使，是所谙悉，以其意存忠孝，选为子师。尔宜语泰：'汝之待珪，如事我也，可以无过。'"泰每为之先拜，珪亦以师道自居，物议善之。时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礼有妇见舅姑之仪，自近代公主出降，此礼皆废。珪曰："今主上钦明，动循法制。吾受公主谒见，岂为身荣，所以成国家之美耳。"遂与其妻就席而坐，令公主亲执笄行盥馈之道，礼成而退。是后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备妇礼，自珪始也。珪少时贫寒，人或遗之，初不辞谢;及贵，皆厚报之，虽其人已亡，必赈赡其妻子。事寡嫂尽礼，抚孤侄恩义极隆，宗姻困匮者，亦多所周恤。珪通贵渐久，而不营私庙，四时蒸尝，犹祭于寝。坐为法司所劾，太宗优容，弗之谴也，因为立庙，以愧其心。珪既俭不中礼，时论以是少之。十三年，遇疾，敕公主就第省视，又遣民部尚书唐俭增损药膳。寻卒，年六十九。太宗素服举哀于别次，悼惜久之。诏魏王泰率百官亲往临哭，赠吏部尚书，谥曰懿。

　长子崇基，袭爵，官至主爵郎中。少子敬直，以尚主拜附马都尉，坐与太子承乾交结，徙于岭外。崇基孙旭，开元初，为左司郎中，兼侍御史。时光禄少卿卢崇道犯罪配流岭南，逃归匿于东都，为雠家所发。玄宗令旭究其狱，旭欲擅其威权，因捕系崇道亲党数十人，皆极其楚毒，然后结成其罪，崇道及其三子并坐死，亲友皆决杖流贬。时得罪多是知名之士，四海冤之。旭又与御史大夫李杰不协，递相纠讦，杰竟坐左迁衢州刺史。旭既得志，擅行威福，由是朝廷畏而鄙之。俄以赃罪黜为龙川尉，愤恚而死，甚为时之所快。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阳人也。性贞正，有干局。明习律令，尤晓文簿。隋大业末，为门下录事，纳言苏威、黄门侍郎裴矩甚礼之。越王侗以为给事郎。王世充将篡侗位，胄言于世充曰："君臣之分，情均父子，理须同其休戚，勖以终始。明公以文武之才，当社稷之寄，与存与亡，在于今日。所愿推诚王室，拟迹伊、周，使国有泰山之安，家传代禄之盛，则率土之滨，莫不幸甚。"世充诡辞称善，劳而遣之。世充后逼越王加其九锡，胄又抗言切谏。世充不纳，由是出为郑州长史，令与兄子行本镇武牢。太宗克武牢而得之，引为秦府士曹参军。及即位，除兵部郎中，封武昌县男。

　贞观元年，迁大理少卿。时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尝被召，不解佩刀入东上阁。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议以监门校尉不觉，罪当死;无忌误带入，罚铜二十斤。上从之。胄驳曰："校尉不觉与无忌带入，同为误耳。臣子之于尊极，不得称误，准律云：'供御汤药、饮食、舟船，误不知者，皆死。'陛下若录其功，非宪司所决;若当据法，罚铜未为得衷。"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便欲阿之"更令定议。德彝执议如初，太宗将从其议，胄又曰："校尉缘无忌以致罪，于法当轻。若论其误，则为情一也，而生死顿殊，敢以固请。"上嘉之，竟免校尉之死。于时朝廷盛开选举，或有诈伪资荫者，帝令其自首，不首者罪至于死。俄有诈伪者事泄，胄据法断流以奏之。帝曰："朕下敕不首者死，今断从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卖狱乎"胄曰："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亏法。"帝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胄曰："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若顺忿违信，臣窃为陛下惜之。"帝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胄前后犯颜执法多此类。所论刑狱，皆事无冤滥，随方指擿，言如泉涌。其年，转尚书右丞，寻迁左丞。先是，每岁水旱，皆以正仓出给，无仓之处，就食他州，百姓多致饥乏。二年，胄上言："水旱凶灾，前圣之所不免。国无九年储蓄，礼经之所明诫。今丧乱已后，户口凋残，每岁纳租，未实仓禀。随即出给，才供当年，若有凶灾，将何赈恤故隋开皇立制，天下之人，节级输粟，名为社仓，终文皇代，得无饥馑。及大业中年，国用不足，并取社仓之物以充官费，故至末途，无以支给。自王公已下，爰及众庶，计所垦田稼穑顷亩，每至秋熟，准其苗以理劝课，尽令出粟。稻麦之乡，亦同此税，各纳所在，立为义仓。"太宗从其议。以其家贫，赍钱十万。

　时尚书左仆射萧瑀免官，仆射封德彝又卒，太宗谓胄曰："尚书省天下纲维，百司所禀，若一事有失，天下必有受其弊者。今以令、仆系之于卿，当称朕所望也。"胄性明敏，达于从政，处断明速。议者以为左右丞称职，武德已来，一人而已。又领谏议大夫，令与魏徵更日供奉。三年，进拜民部尚书，兼检校太子左庶子。先是，右仆射杜如晦专掌选举，临终请以选事委胄，由是诏令兼摄吏部尚书，其民部、庶子、谏议并如故。胄虽有干局，而无学术。居吏部，抑文雅而奖法吏，甚为时论所讥。四年，罢吏部尚书，以本官参预朝政，寻进爵为郡公。五年，太宗将修复洛阳宫，胄上表谏曰：

　陛下当百王之弊，属暴隋之后，拯余烬于涂炭，救遗黎于倒悬。远至迩安，率土清谧，大功大德，岂臣之所称赞。臣诚小人，才识非远，唯知耳目之近，不达长久之策，敢竭区区之诚，论臣职司之事。比见关中、河外，尽置军团，富室强丁，并从戎旅。重以九成作役，余丁向尽，去京二千里内，先配司农将作。假有遗余，势何足纪乱离甫尔，户口单弱，一人就役，举家便废。入军者督其戎仗，从役者责其糇粮，尽室经营，多不能济。以臣愚虑，恐致怨嗟。七月已来，霖潦过度，河南、河北，厥田洿下，时丰岁稔，犹未可量。加以军国所须，皆资府库，布绢所出，岁过百万。丁既役尽，赋调不减，费用不止，帑藏其虚。且洛阳宫殿，足蔽风雨，数年功毕，亦谓非晚。若顿修营，恐伤劳扰。

　太宗甚嘉之，因谓侍臣曰："戴胄于我无骨肉之亲，但以忠直励行，情深体国，事有机要，无不以闻。所进官爵，以酬厥诚耳。"七年卒，太宗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赠尚书右仆射，追封道国公，谥曰忠，诏虞世南撰为碑文。又以胄宅宇弊陋，祭享无所，令有司特为造庙。房玄龄、魏徵并美胄才用，俱与之亲善，及胄卒后，尝见其游处之地，数为之流涕。胄无子，以兄子至德为后。

　至德，乾封中累迁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寻转户部尚书，依旧知政事。父子十数年间相继为尚书，预知国政，时以为荣。咸亨中，高宗为飞白书以赐侍臣，赐至德曰"泛洪源，俟舟楫";赐郝处俊曰"飞九霄，假六翮";赐李敬玄曰"资启沃，罄丹诚";又赐中书侍郎崔知悌曰"竭忠节，赞皇猷"，其辞皆有兴比。俄迁尚书右仆射。时刘仁轨为左仆射，每遇申诉冤滞者，辄美言许之;而至德先据理难诘，未尝与夺，若有理者，密为奏之，终不显己之断决，由是时誉归于仁轨。或以问至德，答曰："夫庆赏刑罪，人主之权柄，凡为人臣，岂得与人主争权柄哉!"其慎密如此。后高宗知而深叹美之。仪凤四年薨，辍朝三日，使百官以次赴宅哭之，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谥曰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