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三大改造用3年时间（1953到1956年）就完成了。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1、对农业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1）逐步过渡，即从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再到高级合作社。（2）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的原则。（3）在土地改革基础上不失
三大改造用3年时间（1953到1956年）就完成了。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
1、对农业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1）逐步过渡，即从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再到高级合作社。（2）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的原则。（3）在土地改革基础上不失时机地引导个体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2、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1）和平赎买，即资本主义私有制不是无偿地、而是有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全行业公私全营时，国家对资本家交出的生产资料进行清理估价，以核实私股股额；在合营期间，每年发给资本家5%的股息。国家一共出32亿余元把整个资产阶级买了下来。（2）把资本家从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3、教训：改造后期步伐过快过急，体制过于整齐划一。
一、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
（一）总路线提出的历史背景
根据中国革命“两步走”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必须及时向社会主义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努力（从1949——1952年），中国具备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条件。
1、政治上，人民民主专政的建立与巩固
（1）统一全国大陆，建立各级人民政权（49年10月—50年10月）①到1950年10月，实现了除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和香港、澳门之外的统一，结束了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②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然后召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建立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了各族人民的大团结。③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为我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镇压反革命，巩固人民政权（50年7月—52年12月）①新中国建立初期，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还相当大，他们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②中共中央从1950年3月发出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1950年七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镇反任务，规定镇压与宽大相结合。但由于出现“宽大无边”的右的偏差，使反革命分子的气焰十分嚣张。（尤其是在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后）③1950年10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中的右倾偏向的指示》，纠正了“宽大无边”的偏向，镇反运动在全国展开，1951年春形成高潮，1952年12月结束。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保证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使抗美援朝有了安全的后方。
（3）抗美援朝，保家卫国（50年10月—53年7月）①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唆使南朝鲜进攻北朝鲜，中国政府多次声明，但美国置若罔闻，并把战火烧到中朝边界。②中共中央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从50年10月25——51年5月27日，五次战役把敌人赶回“三八”线附近。③美国被迫于1951年7月10日开始同中朝方面谈判，但毫无诚意，以军事压力配合谈判，出现了又打又谈，以打为主的局面。美国凭借空中优势，发动“绞杀战”“细菌战”，我军被迫转入地下坑道作战，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克服无数困难，坚持对敌作战，并取得重大胜利。（52年10月上甘岭战役）美国不得不于1953年4月26日停战谈判，1953年7月27日双方签定《关于朝鲜停战协定》。④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击了美帝国主义，保卫了我国的安全，极大地提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和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
2、经济上，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建立与巩固
（1）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
（2）稳定市场物价，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确立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
建国初期，我国财政经济面临严重困难。千疮百孔，破烂不堪。由于帝国主义的长期侵略与掠夺，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统治，加上长期战乱摧残，工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①工业总产值比抗战前最高年份下降一半，其中重工业下降70％，轻工业下降30%，原煤产量由6188万吨降到2243万吨，下降476％，钢产量由923万吨降到158万吨，（人均058市斤，和人口只有500万的瑞士相当，美国7074万吨，日本311万吨）下降829％，棉纱由245万件降到180万件，下降265％。1949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总产值仅30％，而现代工业产值只占l7％。旧中国的工业不但比重小，而且基础薄弱，门类残缺不全，技术落后，生产水平低，没有形成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特别是生产资料工业基本上没有建立起来，机械工业实际上是修理装配业，机器设备大多依靠进口。能源工业也十分落后，49年全国发电量43亿度，人均86度（美国3456亿度），煤产量032亿吨，石油只有新疆独山子，甘肃老君庙，陕西延川三个小油田，年产原由12万吨（美国252亿吨）②1949年与解放前的最高年份相比，农业总产值下降20％以上，其中粮食产量从3000亿斤下降到2263亿斤，下降245％，棉花产量从1698万担降到889万担，下降476％；1949年粮食平均亩产仅137斤，棉花平均亩产21斤。农业生产仍是手工操作，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自然经济十分强固，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全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的状态。1949年全国受灾面积达12亿多亩，约4000万灾民急待救济。③交通和通讯设备极为落后，运输能力受到严重破坏，铁路从1876年到1949年的73年间仅修22万公里，这时勉强能通车的只有一半，而主要干线没有一条可以全线通车，公路有1／3不能使用。④城市中大约有400万失业者和大量的半失业人员，需要人民政府予以安置和救济。国民党政府留下的几百万军政人员，也要包下来管饭吃。由于国民党政府长期滥发纸币，市场混乱的局面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依然存在，严重地影响着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和人民生活的安定，从而直接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巩固。
在我国财政经济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断言中国***无法克服这些困难，等待着我们的失败。当时，在一些资本家中间也流传着种种说法，诸如“***军事内行；经济外行”；***“军事上100分，政治上80分，经济上0分”，等等。一些不法资本家趁国家财政经济困难和社会主义经济刚刚建立之机，凭借他们在市场占有的经济力量，囤积居奇，扰乱金融，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资产阶级先后掀起了4次物价大涨风，给国家经济生活造成严重困难。这实质上是一场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市场领导权的斗争。为了战胜国家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采取了坚决的措施。①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逐步树立国营经济在市场上的优势。②加强金融管理和市场管理，打击投机资本，稳定金融和物价。（49年6月“银圆之战” 和11月“米棉之战”）③财经管理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统一财政收支；统一物资调度；统一现金管理）。
（3）“三反” “五反”运动，巩固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
1951年10月，在全国开展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逐渐暴露出在党、政、军机关和人民群众团体内，存在着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1951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强调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一样重要。”12月29日，全国政协亦发出相应的指示。从此，“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1952年初进入高潮。“三反”运动开展起来以后发现大量揭露出来的国家机关中贪污分子的违法行为（刘青山、张子善事件），大多数是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不法分子相互勾结进行的。与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密切相连。不法资本家通过“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大肆进行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活动，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腐蚀国家干部。针对这种情况，1952年1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于是一场以反对不法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为内容的“五反”运动，在全国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了。
3、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完成
（1）工农业总产值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三年中平均年递增率为211%；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51%，年递增率为348%，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535%，年递增率为153%。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超过了建国前最高水平。钢产量为1349万吨，比1949年增长7538%，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增长462%；发电量为726亿度，比1949年增长684%，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增长218%；粮食产量为16392万吨，比1949年增长448%，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增长935%；棉花产量为1304万吨，比1949年增长1933%，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增长536%。3年间，全国修复和新建铁路通车线路24万多公里，公路127万多公里。
（2）在经济恢复的同时，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都得到发展。由于国家的支持和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国营经济发展更为迅速。1949年，社会主义工业在全国工业(不包括手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为347%，1952年上升为56%。另一方面，工业(包括手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49年的30%上升为415%。其中现代工业产值由17%上升为266%。在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264%上升为1952年的355%。
（3）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市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有了相当改善。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结构改善。文教卫生事业得到相应发展，职工、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有所改善。1952年同1949年相比，全国职工总数由800万增加到1 600万，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提高了70%，先后在企业中实行劳动保险制度。在公职人员中实行公费医疗制度。据调查，解放前职工生活水平最高的1936年，全国职工家庭每人每年平均消费额为140元(按1957年价格计算)，1952年达到1895元，增长35%。农民收入1952年同1949年相比，一般增长30%以上。
（二）总路线的内容
从1949年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即将结束时，党中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及时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渐实行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三）总路线的特点——社会主义工业化与改造同时并举
1、从理论上讲，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辨证关系原理。
（1）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无产阶级政党在这个时期的重要任务，就是必须利用自己掌握的国家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经济。①通过合作社的形式，把广大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变农村的个体经济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②剥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归苏维埃国家所有，建立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③同时必须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一个农业国家来说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列宁全集》32卷399页）
（2）符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原理。社会主义工业化（主体）——解决生产力问题；社会主义改造（两翼）——解决生产关系问题。
2、从实践上看，符合中国国情，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1）实现国家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物质基础和先决条件。
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三年的努力，我国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工农业产品的产量达到或超过历史最好水平。但我国仍是个落后的农业国，生产力水平底下。1952年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26%，钢产量只有135万吨（美国7077、苏联2349、英国1580万吨），发电量73亿千瓦/小时（美国4631、苏联1191、英国752亿千瓦/小时）。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同当时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工业布局极不合理，许多工业部门仍然是空白，毛泽东曾经描述当时的国民经济状况：“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不能制造汽车、拖拉机、飞机以及精密机床设备，还没有现代化的国防工业。教育、科学和文化也很落后，5亿人口的中国，文盲半文盲比例很大。一部中国近代史用血的事实告诉我们，要使我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因落后而挨打，就必须加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状况，更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使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起来，使人民民主专政更加巩固，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好地显示出来。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工业、就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2）社会主义改造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必要条件
当时，我国生产关系复杂，公有制不占主体。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191%；合作社15%；公私合营07%；私人资本主义69%；个体经济718%。根据上述情况，要从根本上改变落后面貌，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①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我国生产力的客观要求。
A、社会主义工业化需要农业提供大批劳动力、必要的商品粮食、轻工业原料、工业品市场和积累工业发展的资金等条件。在土地改革完成后，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已从封建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农民生活水平虽然有了很大改善，但我国农业中小农经济还占绝对优势，而小农经济无力进一步发展生产和抵御自然灾害，劳动生产率极低、产品少，除自己消费外，不能为社会提供大量产品，不能满足工业对粮食原料的需求，同时也不能成为工业的广阔市场，它的小商品生产的分散性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不相适应，因而这种小农经济和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盾，已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日益显露出来。
B、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必须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实现机械化，采用新式技术。土地改革以后，农业生产由于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一个时期内有过相当大的发展；同时，由于实行个体经营，这种发展又受到相当大的限制。个体农户耕地很少，一般每人3亩，一户十来亩，经营规模极度狭小；生产工具严重不足，贫雇农每户平均仅有耕畜047头，犁041部；资金十分短缺，一个农户一年用来购买生产资料的支出仅523元，其中用于购买生产工具的为65元。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要兴修农田水利设施、平整土地和改良土壤，使用改良农具以至机器来进行耕作、播种、收获，实行分工制度来发展多种经营等，都有很大的困难。许多农户不仅无力进行扩大再生产，就是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由于力量单薄，遇到自然灾害，更是没有抗御的能力。为了避免卷入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采用新式技术，抵御自然灾害，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如果不引导个体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不仅不能进一步改善农民的生活，而且农村也不可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商品粮食、轻工业原料、工业品市场和积累工业发展的资金等条件，从而成为工业发展的严重的制约因素。
C、为了避免两极分化。个体农业经济制度下的农村两极分化的出现，影响着工农联盟的巩固。当时，有些贫苦农民因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之中，一遇天灾人祸，他们就要负债，出租甚至出卖土地、房屋及劳动力，刚刚翻身的贫苦农民又有重新陷入困境的危险。毛泽东说：农村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那些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据山西省忻县地委对143个村的调查：1949年后，有8253户农民出卖土地房屋，占总农户的1955%。该地区静乐县五区19个村；有167户老中农因出卖土地下降为贫农，有471户新中农又下降为贫农，占农村总住户的11%，其中6%-10%的农户成了赤贫户。这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分土地只是在开始的时候是好的，表明土地离开了地主，归农民所有。但这是不够的。只有共耕制才是出路。
个体手工业的情况，与个体农业情况类似。所以无论是从国民经济的发展，还是从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我们都必须引导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实行互相合作，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是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迫切需要。
A、中国的民族资本主要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民族工业资本在整个民族资本中只占1／5。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主要是轻纺工业和食品工业。据解放初期的统计，雇工在500人以上的工厂在民族资本主义的工厂中只占01%，697%的工厂只有不到10个工人，791%的工厂是工场手工业。能不能设想，在这个基础上，通过一个时期的资本主义自身的独立发展，中国就可能成为高度发展的工业国呢显然，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B、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当时工业不发达，国家需要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同时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方面，这就不能不在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发生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更加尖锐。从投机资本的猖獗活动以及资产阶级大搞“五毒”的事实来看，资产阶级的不法行为确实给国家经济建设带来严重危害。而这种经济上的矛盾又必然造成阶级关系的紧张和阶级矛盾的加剧。在这种情况下，仅靠“五反”运动和限制资本主义经济的消极作用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客观上要求必须及时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便从根本上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解放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束缚的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
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改造）道路
（一）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改造的道路——农业合作化
2、改造的原则——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
所谓自愿，就是不能强迫命令农民入社，而应当采取说服教育，典型师范，国家帮助的办法引导农民自觉自愿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所谓互利就是不能无偿剥夺农民的生产资料，侵犯他们的利益，只有互利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自愿。
3、改造的步骤
（1）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1949——1953年）①性质：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集体劳动组织。②特点：由几户或十几户农民，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起来，共同劳动，换工互助，以解决社员间缺乏劳动力、耕畜和工具的困难。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仍归农民个人私有。③形式：常年互助组和临时互助组。
（2）组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4——1955年下半年）①性质：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集体经济组织。②特点：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将私有土地作股入社，实行统一经营；耕畜和大型农具交社统一使用；社员集体来动，产品统一分配，在扣除农业税、生产费用、提留公基金和公用基金后，剩余产品按照入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使用报酬，以及劳动报酬进行分配。社员以“按劳分配”的原则取得报酬。劳动报酬一般高于土地报酬。
（3）实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下半年——1956底）①性质：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集体经济组织②特点：社员私有土地无代价地转为集体所有，耕畜、大型农具按照自愿互利折价归社。实现了土地、耕牛、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允许社员利用工余、假日耕种自留地和经营家庭副业，作为集体经济的补充。高级社的劳动产品由社统一分配。
（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改造的道路——国家资本主义
（1）什么是国家资本主义？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用各种形式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联系着，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国家能够加以限制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
（2）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
①初级形式： A．在工业中：加工、订货、统购、包销。
加工：国营商业（或其他国营企业、国家机关）通过订立合同，对私营工厂供给原料或半成品，规定原材料等消耗定额，委托私营工厂进行生产。私营工厂必须按照合同规定的产品规格、质量、数量和交货期限完成加工任务，国家按照规定付给加工费。
订货：国营商业（或其他国营企业、国家机关）通过订立合同，向私营工厂订购产品，私营工厂根据规定的产品规格、质量、数量进行生产，并按期交货，取得货款。
统购：国家根据社会需要，对某些与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产品，规定由国家指定的国营商业部门，按照规定的价格向私营工厂统一收购，不准私营工厂自行销售。
包销：国营企业同私营工厂订立合同，规定私营工厂生产的某些产品，按照规格、质量和合理价格。在一定时期内全部卖给国营企业。
B．在商业中：经销、代销
经销：私营商业对国营商业全部大部掌握货源的商品，根据国营商业的供应计划，现款进货。按照规定的供应办法和零售牌价出售，从批零差价中获得收入。
代销：国营商业把商品委托私商代销，私商按照国营商业的供应计划和牌价销售，取得规定的代销手续费，接受代销业务的私商向国营商业缴存一定的保证金。
②高级形式：公私合营 A．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国家将私营企业中的官僚资本投资或敌伪财产予以没收，转为“公股”，而资本家原有的资产经过清理核算成为“私股” ，使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原来的资本家私人占有转变为国家和资本家共同占有。同时国家派遣干部进入企业，同资本家共同经营企业，企业生产经营直接纳入国家计划。
B．全行业公私合营：资本家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全部交国家统一管理、统一支配，资本家失去了对企业所有权的支配。
2、改造的方针——“和平赎买”
（1）什么是“和平赎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采取有偿的办法把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逐步收归国有的政策。
（2）为什么实行“和平赎买”？
第一，我国经济落后，工商业不发达，需要利用私营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第二，在政治上有利于争取和稳定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与其有联系的知识分子，有利于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以便顺利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
第三，我国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具有不同程度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实行和平改造，有利于发挥他们的知识和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3）“和平赎买”的具体形式
①在个别企业公私合营阶段——采取分配利润的办法。用“四马分肥”的办法，企业赢利按照国家所得税、企业公基金、工人福利费、资方红利四部分来分配。把资本家所得限制在企业的四分之一左右。
②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后——采取定息制度
国家对资本家的私股支付5%的年息。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仅表现在按照私股股额所得的股息上，而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则完全属于国家。定息期限为10年，（1956——1966年），在赎买过程中，国家共给资本家支付325亿元。
3、改造的步骤
（1）实行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1953年以前）
（2）实行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54—55年下半年）
（3）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55—56年底）
三、如何正确评价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伟大意义
从1949年到1956年短短的七年内，我国基本上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基本上结束了长达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宣布了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如此复杂、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的确“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这个胜利的取得，是由于中国***领导全国人民执行了毛泽东根据我国情况制定的马克思主义政策。1958年，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说：1949年那样大的胜利，并没有使我高兴。到1955年，当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接着是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我开始高兴了。毛泽东的心情代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三反”又称“打老虎”，当时规定凡贪污1000元以上者即称为“老虎”。
据不完全统计，到1952年1月，全国共查出贪污旧币1000万元(旧币1万元相当于新币1元)以上的贪污犯10万余人，贪污的总金额达6万亿元，判处死刑的42人。
党和政府以“打大老虎”为号召，贪污数额达到1亿元为之“大老虎”，贪污1亿元以下，1000万元以上者为“小老虎”。要采取“搜山”的方式，追寻大老虎。
王康年因向志愿军出售伪劣药品被判死刑
刘青山、张子善被判死刑
刘青山、张子善两位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腐化变质，让刚刚执政的中国***进一步认识到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紧迫性和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自此成为教育全党的典型案例。许多老百姓都有这样的共识：这两个人头，换来了中国官场至少20年的安定。时隔近一个甲子轮回，钩沉史事，枪毙刘青山、张子善的两声枪响，依然警钟般振聋发聩，引人警醒，让人深思，使我们深切感受到中国***拒绝腐败的坚决态度和坚定决心。
战国的思想家商鞅说：“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所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这些封建“人治”制度下的反腐思想，虽然与中国***的反腐理念有着性质和根本目的的不同，但毫无疑问地在揭示一个道理：惩治和反对腐败，必须抱着坚定不移的态度。坚决惩治和反对腐败，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高扬的旗帜。在这一旗帜下，无论地位多高、功劳多大，只要腐化堕落，触犯党纪国法，都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惩处。对刘青山、张子善两位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处理，就证明了中国***反对腐败的坚决态度。
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是无数仁人志士用鲜血换来的。翻开刘青山、张子善的历史，这两位党内高级干部在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中，确实做出过突出贡献，立下了汗马功劳。从刘青山的“日伪曾以1500块大洋悬赏拿他”，到张子善的“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受到严刑拷打”，无不显示了一个革命者的坚定信念和卓越功勋。但是，两位出生入死的革命功臣，在革命胜利面前，在新中国成立面前，不是始终不忘革命的目的，继续保持革命的气节，而是躺在自己的功劳簿上，革命意志消沉，居功自傲，贪图享受，腐化堕落。就如刘青山常说：“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革命胜利啦，老子该享受享受啦！’”正是这种享乐思想，使两位革命功臣滑向了犯罪的泥潭。
对于两人犯下的罪行，是将功补过，还是严惩不贷？当时有各种来自不同层次的不同看法。我们不能不承认，刚刚从旧中国过来的人，思想意识中还存在“刑不上大夫”、功过相抵等封建流弊。刘青山、张子善将被处决的消息传开之后，在河北省干部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虽然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天津地区的干部群众，无不痛恨万分，拍手称快，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有“刀下留情”的不同想法。在征求天津地区552名党员意见时，有335人同意判处刘青山死刑，尚有217人反对，同意判张子善死刑的多一些，但也不是全部。特别是一些当年曾和刘青山、张子善一起出生入死闹革命的干部，感到惋惜，有不少议论。有的说：“他们是有功之臣，不能杀呀！”有的认为：“可以判个重刑，让他们劳动改造，重新做人。”有的呼吁：“希望中央能刀下留情！”有的感叹：“三十多岁正是好年华，说杀就杀了，实在可惜，应该给他们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当时河北省委根据调查和侦讯结果，向华北局提出了刘青山、张子善凭借职权，盗窃国家资财，贪污自肥，为数甚巨，实为国法党纪所不容，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欺骗党，剥削民工血汗，侵吞灾民粮款，勾结奸商，非法营利，腐化堕落达到极点，建议处以死刑。中共中央华北局在接到河北省委关于对刘、张二犯“处以死刑”的意见后，对报告和其他材料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综合各方面意见，原则上同意了河北省委“处以死刑”的意见，但考虑到中央决策时可以有回旋的余地，增加了一句“或缓期二年执行”。当河北省委和华北局的意见都汇集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手里时，毛泽东说：“对于这样的叛徒和蛀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在征求了中央其他***和其他党外人士意见后，中央依然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刘青山、张子善被执行枪决两个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出台，成为新中国第一部专门惩治贪污腐败的法律条例。
创业难，守业更难。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警告：“可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毛泽东初进北京时，将其喻为“进京赶考”，而且只能考好不能考砸，“退回来我们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三百多年前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占领北京城后，对形势的重大变化缺乏足够的认识，数十万起义军滋生着和平麻痹思想，因军纪废弛，生活腐化，被吴三桂、清兵和地主武装消灭。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以史为鉴，不犯历史性的错误。所以他面对刘青山、张子善这样被腐化的功臣毫不手软，亲自指示要严惩，以此作为官员的反面教材，起到了警示教育的作用。***刚刚执政，共和国刚刚成立，能不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就在刘青山、张子善案被揭露和查处的同时，1951年11月20日，毛主席向全党、全国发出命令，立即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运动之初，各级干部并不是很积极，甚至出现漠然视之和畏首畏尾的现象，造成行动上受阻。参加河北省第三次党代会的一个代表发言时说：刘、张未处理之前，中央精神最多贯彻下去百分之十，刘、张处决后，至少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这已充分说明斗争意识衰退和贪图享受思想已经成为党内一种普遍情绪。1951年11月29日，毛泽东针对华北局上报关于刘青山、张子善严重贪污浪费事实的报告批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⑤1951年11月30日他又尖锐地指出，“反贪污浪费一事，是全党的一件大事”。“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他亲自为党中央起草文件，提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看成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重要。显然，毛泽东没有把刘青山、张子善的案件作为个案来看，而是针对政权巩固和面临的严峻形势，把它看做是能导致历史兴亡周期往复循环的一种苗头现象，义无反顾地要在全党开展一场拒腐防变的“大斗争”。
从1952年1月起，以清查、处理党内各级干部中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分子为目标的“打老虎”运动迅速掀起。1952年1月14日毛泽东在对遵义军分区关于“三反”运动的综合报告的批语中提出：“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在党和国家机关、公营企业、事业、解放军和各人民团体的“三反”斗争中，各级党委“首长负责，亲自动手”，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宣传运动的意义和党的方针政策，带头进行自我检讨，动员有问题的人主动坦白交代，号召广大群众检举揭发。“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逐渐走向高潮。据不完全统计，经过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定案处理和组织建设三个阶段，“三反”运动到1952年6月胜利结束。据统计，整个“三反”运动中有238万人被开除党籍，劝退10万人。如此大的成绩，与处决刘青山、张子善不无关系。而党内如此大的范围内存在问题，足见当时问题的严重性，不下狠心是不行的。到1952年1月，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中的总人数为383万多人（未包括军队数字），全国共查出贪污旧币1000万元以上的贪污犯10万余人，贪污的总金额达6万亿元，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判处死缓的9人。刘青山和张子善无疑是这场运动中发现和处决的两只最大的“老虎”。
尽管从现代法治角度看，“三反”运动不可否认地带有群众运动的色彩，但是，在中国***刚刚开始执政，法律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作为防止执政党变质的一次宝贵探索，“三反”运动在一定程度抵制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资产阶级思想对党员干部的腐蚀，不仅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纯洁了国家机关，教育挽救了干部，而且在全社会树立了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的良好风气。显而易见，刘青山、张子善案件作为“三反”运动中发现和处理的一个大案要案，对这场运动的深入开展产生了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致丧败。”“三反”运动的开展，尤其是对刘青山、张子善严惩，展示了新生的共和国反腐败的巨大勇气和坚强决心，对严肃党纪等都起到了巨大的震慑作用。再一次用行动向全社会表明：马克思主义政党拒绝腐败，中国***在进京“赶考”中决不会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
重视和加强对党员干部的警示教育，是中国***保持肌体健康、清正廉洁的基本经验和优良传统。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就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不仅使全党普遍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而且又使党员端正了思想路线，树立了自觉、自省和自律意识。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要求全党学习郭沫若根据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教训而撰写的警示文章《甲申三百年祭》，旨在提醒党员干部牢记腐败亡国的历史教训，永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革命本色。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随着中国***成为执政党，毛泽东先后把防止腐败作为全党一项紧迫的政治任务，特别是在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处理和以后开展的“三反”运动中，始终不忘把对党员干部的教育作为大事来抓，直到今天刘青山、张子善案件依然成为全党警示教育的典型案例和反面教材。
在对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做处理决定时，广泛采取了民主的方式，充分让党员干部充分讨论并发表意见。当时中央的意见虽然已经统一，但是在正式做出决定前，毛泽东还是不放心，又委托华北局到天津地区调查研究、征求干部群众的意见。华北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通过河北省委广泛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张两犯量刑的意见。同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在看到华北局和河北省委上报的材料后，还邀请了党外民主人士传阅，听取了党外人士的意见和建议。这种做法，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法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既保证了案件处理充分发扬民主，又起到了以案示警的积极作用。此外，在对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进行审判时，采取了邀请群众参加的方式，让干部群众临场接受教育。当时，应人民政府特别邀请参加公审大会的，有来自河北省、保定市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领导干部、工作人员和驻保定的解放军指战员，也有来自全省所属各市、各专区、各县的机关团体及群众代表，还有遭受刘、张贪污案直接危害的天津专区的灾民代表、民工代表，总计达218万多人。会场之外，河北省人民广播电台还向全省广播大会实况；全省九个专区及各县镇组织了近20万人，在收音机和大喇叭旁收听广播。在刘青山、张子善执行枪决之后，《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天津日报》等又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头版位置详细报道了公审大会消息，使全国干部群众迅速了解案情、接受警示教育。《河北日报》还用整版篇幅，在二版位置刊登了12幅公审大会的纪实照片。河北省纪委原专职常委的周克文回忆说：“公审大会当天机关统一组织收听大会实况，但真正全面准确地了解案情，还是在看了公审大会第二天出版的报纸。当时多家报纸都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在头版详细报道了公审大会的消息，看后让人很震撼。”“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案子整整教育了一代***人。”关于刘青山、张子善案件的舆论宣传，犹如一阵飓风席卷全国大地，为全党全社会敲响了拒腐防变的警钟。
毛泽东说：“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⑤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的马国瑞则代表省委作了公开检讨，刊登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时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杨秀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沉重的责任，惨痛的教训》，言辞恳切而沉痛地写道：“我们只偏于看他‘有办法’‘能完成任务’的一方面，而忽略了压抑民主的家长统治、欺上压下的恶劣品质作风的一方面。”“官僚主义是培养贪污浪费的温床。”《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省委书记林铁同志的妻子弓彤轩写的《检讨我接受刘青山、张子善礼物的错误》。……当时有的老干部说：“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我都经历过，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几次，从不知道害怕。可不知为什么，当我看到黑乎乎的枪口对准了刘青山、张子善，我的腿有些发软，脑袋嗡地一下胀得老大。过去认为自己的居功自傲思想没什么，享受点没什么，今天看到刘、张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才让我大吃一惊！我们应该时时警惕自己，自觉抵制资产阶级的侵袭，千万麻痹不得呀！”这些来自不同层次的反思、检讨和感想，充分体现了对刘青山、张子善严惩不贷的教育效果。刘青山刑前坦言：“拿我作个典型吧，处理算了，在历史上说也有用。”张子善也说：“伤痛！万分伤痛！现在已经来不及说别的了，只有接受这血的教训！”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岁月更迭六十余载，新中国反腐败第一案一直备受关注，屡屡被写成小说、拍成**、编成话剧等，其警示教育意义经久不衰。
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⑥。这就要求我们广大党员干部在辉煌成就面前不骄不躁，在严峻的形势和挑战面前更加清醒，秉承“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不被鲜花和掌声所陶醉，不坐在成绩上吃“老本”，不躺在荣誉上图安逸，牢记执政兴国的使命，加强世界观的改造，防微杜渐，克己奉公，居安思危，使党继续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
正如胡锦涛同志纪念建党90周年重要讲话中指出的：“全党必须警钟长鸣，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举措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理论和实际上还是要有差距的！
贪欲是“人的本性”，只要“有合适的土壤”，贪污腐败的现象还是要“持久下去的”！
从“刘青山、张子善”到现在的贪污犯不计其数，砍头的，坐监……也没能阻挡“贪官们”的贪欲！
究其原因，不在乎:
1权利膨胀。私欲膨胀，体制弊端。
2从众心理。“法不责众”在中国社会早已是“根深蒂固”了！（少数人不能打击多数人）
3法律制裁不到位。自打“刘青山，张子善”被枪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平凡的“三五反运动”“打老虎运动”风生水起，确实震慑了一大批“想贪而不敢贪”官员！
……时至今日，贪官频出，处理的结果还是让贪官获得了“巨额”的利益！
平均一百万判刑一年的处罚，还是“划算的”，所以，才有了现在的“前赴后继”，死灰复燃的贪官频现报端的怪圈。
很高兴能和你探讨这个问题：如果刘备真的打下了天下，会不会杀诸葛亮、杀关羽、诛张飞？
不会！没有一点这个可能。
为什么这样说？历朝历代开国君主在诛杀功臣时都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没有任何一个君王愿意在历史上留下"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恶名。一般只要不触及"骄、反、贪、大、怨、结"禁忌，都不会出太大事。
1,骄。
所谓"骄"，就是骄傲意思。这种骄不是对同僚傲骄，而是目无君上，并因此威胁到了帝国利益和天子威信。单纯骄傲，眼有君王，那是自身性格问题，缺点谁都有，仅仅只是做人骄傲一点，还不足以被放大成江山稳固殉葬品。
汉高祖刘邦斩杀的7个异性王，哪个不是佣兵自重，狂妄之极，朋党勾结或意图谋反之辈？明太祖朱元璋所诛杀的蓝玉、李善长、常玉春、冯胜、傅有德、唐胜宗等一干淮西老臣，在下决心时，大多已蜕化成了威胁到帝国利益的骄兵悍将，或朋党之争毒瘤。越王勾践杀文种，康熙皇帝诛鳌拜也是这个原因。
2,"反"。
这个不用说，图谋不轨，意图篡位者，任何时候帝王都不会心慈手软，予以坚决斩杀。至于诛几族，那就看罪行和皇帝性格。
3,贪。
建国初期，就开始大肆贪污中饱私囊，严重损害国家利益者，也会被开国君王杀一儆百。这种情况，不但封建社会无法容忍，就是现代社会也不允许存在。我国建国初期的刘青山、张子善就是鲜明个案。
4,大。
势力过大，拥兵自重，藩镇势力日渐做大，已经很难制衡，且人品又让帝王无法安睡的封疆大吏，削藩或铲除就成为一种必然。
5,怨。
心怀不满，牢骚满腹，妄议朝政而被帝王得知。
6,结。
诸侯或地方势力相互勾结，朋党营私，抱团取暖，抵制政令，已形成一定的规模或触犯到了上层建筑的禁忌，这时候，很可能就是座俑者悲剧开始。
还有一种较为罕见的情况，突然之间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清洗，最典型例子莫过于斯大林搞的"肃反"，当然，作为汉代君主的刘备，也包括整个封建社会，都不可能做，因为斗争意识形态还没有达到这个高度。
刘备和这几人微妙关系和相处的方式
我们可以看看，以上必杀条件中，无论诸葛亮还是关羽张飞都不在其中。不但不是这种必杀之人，且有很多开国功臣所不具备优势和护身符，那就是不仅仅和刘备情同手足，还始终对其忠心耿耿。这种发自内心的忠诚和感情超出普通君臣之间信任，带给刘备的始终是一种安全感。这样的心里体验，是任何帝王都在追求、渴望臣子们能够拥有的优秀品质。
当然，诸葛亮的刚愎自用、关羽的清高自傲、张飞的狂躁，有时或许会让刘备有点不舒服。但这属于个人性格上小瑕疵，不影响刘备的整体信任感和安全感。团队磨合了几十年，互相都已非了解彼此性格，也能用最好方式相处。所以，真当诸葛亮或关羽张飞谁出现点非原则错误，刘备也不会杀其中的谁，充其量给个闲职挂一段时间，气消了，该咋样还咋样。
不是刘备有多大度和重感情，而是这几个人都是千古不二人杰，能堪大用，既靠谱又让放心，完全不应该杀，更没必要杀。以刘备的聪明，会不知道"想做轿，就必须要有人抬轿"这么个浅显的道理？
刘备性格，所决了这几个人永远安然无恙
"狡兔死，走狗烹"，固然是一种普遍历史现象，但历代君王对其采用比例50%都达不到。秦皇一统天下，没有搞过什么太大政治清洗；东汉帝刘秀再次一统大汉时，怀柔以制天下；唐太宗李世民对凌烟阁功臣一封到底；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确保开国功臣安度晚年；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大漠，黄金家族和所有势力友好相处。
刘备性格，尽管有狡黠自私的一面，但残暴嗜杀却不是他性格。而且，刘备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假仁假义伪君子。刘备从小就很仁义，这种仁义生长在骨子里。咱们用事实举证，携民渡江时候，曹操虎豹骑日行300，就在后面，非常危险。但刘备没有扔下灾民，自顾逃生。关羽死后，糜芳投了东吴，糜芳哥哥糜竺负荆请罪，刘备怎么说："谕与兄弟罪不相及"。日后该怎么样对糜竺，还是怎么样对糜竺。
这里面，还有一个深层次提示，关羽死后，张飞昼夜痛哭，饮酒打人，被范疆、张达酒后刺死割了首级。刘备也近疯狂，尽起全国70万雄兵，只为给关羽报仇，为桃园三结义一个交代。结果，兵败而死白帝城。刘备和张飞，事实上都是为兄弟情而死，用自己行动对"不求同年同日同月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义"字，做了最真诚注脚。这种感情下，说谁背叛谁，谁杀谁，都是对"忠义"两个字的亵渎。
我们在宏观看看，自公元184年刘备24岁起兵，到公元223年去世，这39年里，滥杀过多少人？所以，不用怀疑，也根本不需要假设他会不会去斩杀自己左膀右臂。自毁长城的事，没人会去干，刘备是拥有高超政治智慧和博弈头脑的人杰，厚黑学高手。
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去分析，刘备都不会去杀诸葛亮、关羽、和张飞。从他对这几人后代也能看得出。他们关系，不仅仅靠的是权力维系，更多的还有一份"这一拜，生死不改"情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