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背锅侠而论，万历15年不上朝为啥明朝当时没亡？自古兴亡盛衰，轮回罔替，绝非一人一事决定，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明朝败于满人之手，不是满人有多强，而是王朝内部早已溃烂，无法防御任何大一点的风险。在风调雨顺的年景还能苟延残喘，如遇荒
1、背锅侠而论，万历15年不上朝为啥明朝当时没亡？
自古兴亡盛衰，轮回罔替，绝非一人一事决定，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明朝败于满人之手，不是满人有多强，而是王朝内部早已溃烂，无法防御任何大一点的风险。在风调雨顺的年景还能苟延残喘，如遇荒年或其他意外，很容易崩盘。
万历接管的时候，经过张居正十年整顿，政治、民生、财政，基本还算不错，而崇祯接盘的时候，明王朝已经病入膏肓，偏偏崇祯更急于拿成绩做业绩的创业者一样，过于竣急，用虎狼之药治疗癌症晚期病患，结果只能是让病人死得更快点。
废除宰相、明末的党争、征税、武备松弛等，是明亡的主要原因的笼统概括。内外交困的烂摊子让崇祯倍感煎熬，加上他大概是幸运E上身，运气坏到极点。赶上连年灾荒、四夷坐大。
到明朝，中国民间社会早已形成一套自己的运行模式，皇权不下基层，乡绅与地方官员共同打理地方事务，虽然缺乏西方法律意识与契约模式，但约定俗成习惯法依然可以保证社会的基本运行。因此，尽管万历天天不干活，地方官缺了好久，基层一样该种地种地，该上税上税，从上到下混日子呗。
大家都按照旧例依照生活惯性活着，只要上面不大折腾，底下是不会有反抗的声音的。
明朝的政治顶层设计，是为了加大皇帝的话语权，所有决策权都在皇帝一人手中，底下的臣子有推行大政、提出意见建议等权力，但最终决定权是在某人手中，明太祖废掉宰相后，大权独擅，从此皇帝必须是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的苦逼工作狂。没办法，这是他的职务要求。如果要考核kpi，明朝那些皇帝永远过不了试用期。
孟森《明清历史讲义》中说：神宗晚期，醉梦之朝，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于外廷隔绝。
成熟的政治体系中可以保证某一段时间“拴狗治”而不崩塌，所以，万历不干活也能拿工资享富贵。他并不比孙子高明多少，就是命好点，如此而已。
2、给万历洗白，圣母丸服用过量
万历变成后来的贪婪堕怠残暴的皇帝，基本上没做几件靠谱的事情。万历亲政前，政治整肃，张居正独大，身为权臣，自然不可能如清水白莲一样干净，但是能力和责任心甩万历一个银河系。
李太后虽然是女流，但在识大体、用贤人方面，也给万历做出了足够的表率，想想后来的康熙皇帝，同样是严厉的祖母教育长大，人家咋没长歪呢？
太监冯保，相比其他只知道弄权敛财祸害大臣的大太监，简直是宫廷中的业界良心了。
身边都是这样的人物，万历的成长环境很差么？而万历则是顽劣子弟的典型代表，如果要类比，有点像白头山的那位分身穿越时空到了明朝。
在小时候不成事的时候，宫里有大伴、太后，朝堂有张居正，尚且相安无事。事情从张居正积劳成疾过劳死那一天起了变化。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死。半年后，万历从先从冯保开始动刀，成功剪除这位严厉的大伴。
政治嗅觉灵敏的朝臣们纷纷行动起来，此时正是抱大腿的大好时机，加上张居正当权时得罪不少人，大清算轰轰烈烈展开。陕西道御史杨四知率先弹劾张居正，他上疏开列了张居正的十四条罪状。万历皇帝暧昧的态度鼓励了反对派，随后，弹劾的奏章雪片般飞来。
仅仅一年半，张案便尘埃落定，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万历下令抄张居正的家。张居正老家在荆州，此次奉旨办事的是皇帝的心腹，司礼监太监张诚和刑部右侍郎丘木舜等人。这些人要借此次任务讨好皇帝，采取霹雳手段，他们人还没有赶到江陵，就命令地方官封锁张府。一些老弱妇孺来不及退出，门已上锁，且不准外人传递食物，最终饿死十余人。
在查抄家产过程中，张、丘二人号称张家藏有200万两银子。张居正长子张敬修经不起拷问，屈打成招，随后羞愤交加，自缢身亡。另他们失望的是此番查抄张家所获，共计为：黄金2400两、白银17700两、金器3710两、金首饰900两、银器5200两、银首饰10000两，另有玉带16条等等。跟冯保的家产比起来，不到十分之一。
然而，只要查出金银，就可以坐实张居正贪腐的罪状，为自己此次行动找到合理合法的借口。清人纪昀说：“神宗初年，居正独持国柄，后毁誉不一，迄无定评。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
有人替万历洗白，说责任都在三个严格的长辈身上，没有对幼小的万历进行爱的教育，由于早年教育不当，万历才变成扭曲的孩子。这圣母心发作的历史爱好者大概是豆瓣父母皆祸害小组深度中毒者，圣母丸吃太多了。
万历对其他人贪污很敏感，因为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你们居然敢占老子的便宜，去死！万历之爱财，之善于敛财，可以说是历代皇家独一份。万历不理朝政，这说法不准确，他只是不理跟自己无关的、关于其他人生活的政务，事关自己的吃穿用度的事情，万历可一点都不懒惰。比如各地的矿监和税监们的奏章，上午送进皇宫，下午皇帝的“朱批”谕旨就发了出来。
万历和白头山那位很像的另一点是，耽于享乐、对手下的宫女和小宦官毫无怜悯心。作为皇帝，荒*无度不算啥新闻，而像他这样刻毒的，却十分少见。万历几十年间，鞭死的太监宫女就有1000余人。御史冯从吾在万历二十年正月奏疏里是这么说：“陛下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违，辄毙杖下，外庭无不知者。天下后世，其可欺乎！”
万历自己想怎么胡来都行，其他人就不可以，万历朝发现一起，当事人难免一死，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有：“今上最憎此事，每闻成配，多行谴死，或亦株连说合媒妁，多毙杖下，然亦终不能禁也。”万历对此，双标玩得飞起：“又说朕尚气。古云少时戒之在色，壮时戒之在斗，斗即是气。朕岂不知？但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童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如今内待宜人等或有触犯及失误差使的，也曾杖责。然亦有疾疫死者。如何说都是杖死？”
古代读书人大部分最终得目的是为了当官，同时当官在古代得地位是比较高的，不论是老是少，是男是女，几乎都羡慕做官的。但是历史上也有个案，例如朱元璋时期，出现了很多人被提拔做官，但是却不想做官的情形。那么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应该怎样看待这种现象的出现呢？
朱元璋时期之所以出现很多人被做官的现象，主要跟朱元璋对官员的态度有关。就算是当官，也分两种情况，一个是做官容易，一个是做官不容易。朱元璋时期的为官者其实属于第二种，那么在朱元璋时期，他手下的官员为何过得不容易呢？
一、不想做官的现象
朱元璋时期，有很多人不愿意当官。按理说，这些人只要不参加科考或者其他方式，就不会被任用。但是朱元璋却不这么想，他认为天下都是自己的，所以天下人都应该为自己服务。一些不愿意当官，但是却非常有才的人，朱元璋就想让他们当官，并且不当不行。
《大诰三编》记载：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一般来说，有了皇帝的号召，这些人应该都乐往当官，但是事实上却不是这样。有很多人为了不被当官，特地将自己的双手砍断在，只要写不了字，那么肯定不会再被诏做官。同时，还引发了很多故事。例如贵溪县的夏伯启叔侄就是如此，他们被当地的官员推荐为官，但是他们不想当官，但是又不敢违抗命令，所以两人纷纷剁掉了自己的双手。后来朱元璋知道了这件事，就特地将两个抓来询问。朱元璋首先问夏伯启在战乱时期生活得怎样。两人称在战乱时期四处逃亡。
朱元璋又问两人在明朝建立之后的生活是怎样的。两人如实回答称当了老师，过上了安定日子。朱元璋这才开口说了自己的想法，他对两人说，从逃亡到安定，这个变化是朱元璋带来的，所以天下人都应该感谢朱元璋，也应该为朱元璋办事。由此可见，朱元璋时期，人们当官也是身不由己。
二、为何很多人不想当官
当官是古代读书人的重要出路，明朝也是如此，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朱元璋时期竟然出现了很多人不愿当官的现象，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其实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官难做。
朱元璋虽然可以算作一个明君，但是他对手下的官员却不如对待农民那样豁达开明，所以官员们用“恩威莫测”评价朱元璋。曾经有一次，朱元璋仅仅凭借怀疑，就想除掉一人，但是太子认为不能除掉。于是朱元璋就问御史袁凯皇帝和太子谁做得对。
袁凯聪明的回答在法律上，是皇帝对，太子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太子仁慈。按道理说，袁凯回到的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朱元璋认为袁凯两边都不想得罪，回答得模棱两可，是一个圆滑的人，所以朱元璋命人抓捕袁凯。其实袁凯的话也有道理，同时也是一种自保的话，皇帝和太子都是不能得罪的，所以袁凯的回答是情有可原的。但是朱元璋却没有这样认为，非常不通情达理。由此可见，在朱元璋手底下官难做。
导入语：在中国古代，自从战国末期开始，到了清朝中期，北方的游牧民族几乎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劲敌（元朝除外，因为元朝本身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而且元朝时蒙古高原基本上处于统一状态。）他们时而和中原王朝和好以获取大量的生活资料，时而南下掠夺，给中原王朝带来巨大的灾难。甚至是灭顶之灾。
比如强大的汉朝就同匈奴征战多年，死伤惨重。而统一中原不久的西晋，偏安东南的南宋，则因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而崩盘，直至灭亡。
游牧民族入侵
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冲突
历史上，最早的游牧民族大规模侵扰中原的记载，是在西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废除太子，太子的外公申侯联合犬戎，攻破镐京。灭亡西周，中国从此进入春秋战国五百年的乱世。
秦汉时期，游牧民族匈奴屡屡南下，但是碰到强悍的秦汉帝国，多次血与火的拼杀之后，匈奴帝国土崩瓦解。中原王朝进入强盛时期。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引来北方游牧民族的大规模入侵。以匈奴、鲜卑、羌等为首的多个民族纷纷进入中原。中国开启了东晋和南北朝的三百年乱世。
强大的隋唐帝国也多次与突厥兵戎相见，最终迫使突厥远走他乡。中华文明进入全盛时期。
唐末，随着契丹的崛起和国家内乱的重燃，北方民族政权并立的局面重现。先后出现了辽（契丹）、西夏、金、西辽、大蒙古国等政权。最终作为游牧民族的蒙古强势崛起，先后灭亡各个政权，并且于1279年灭亡南宋。统一中国。
“天子守国门，君主死社稷”的大明王朝，天子守着国门，大部分时间，防的就是游牧民族蒙古。明朝和蒙古死磕两百多年，最终双双覆灭。
可以说，封建时代，中原王朝的敌人不计其数。但是只有一个是永恒的敌人，那就是北方的游牧民族。
游牧民族入侵
那么，中原王朝有没有想办法去解决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呢？有的，并且尝试了各种方法。
中原王朝统一游牧民族的尝试
题主认为，中原王朝不去统一游牧民族。这种说法是片面的。
《诗经小雅》说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中国古代，无论哪一个朝代，都希望自己能够做到大一统，哪一个君主，都希望普天之下，皆是自己的臣民。
汉秉威信，总率万国，日月所照，皆为臣妾。——《后汉书》
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唐纪十四
所以，中原王朝曾用多种办法解决北方游牧民族问题，试图将游牧民族纳入掌控。
一、战争
这是每一个强盛的中原王朝首先想到的解决北方游牧民族的办法。也是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
中原王朝曾多次与游牧民族兵戎相见，并且不乏深入虎穴，直捣黄龙之举。
汉王朝时期，卫青、霍去病、窦宪等人曾经深入漠北，创造“封禅狼居胥，勒石燕然山”的佳绩，直打的漠南无王庭。
唐朝初年，李靖、苏定方等人也曾经追亡逐北，深入大漠，灭亡突厥。
大明王朝的徐达、蓝玉等曾经多次深入漠北。蓝玉还曾经在捕鱼儿海大败北元军队。明成祖朱棣更是曾四次深入漠北，亲征蒙古。
二、和亲
当然，中原王朝也不是一味的跟北方游牧民族死干到底。很多的时候，也会采取一些软实力，以达到影响甚至控制游牧民族的目的。
比如和亲就是汉唐时期皇帝经常运用的对付游牧民族的手段。
汉唐将宗室子女冒充公主，嫁给游牧民族首领。这种政策就叫做和亲。和亲政策起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他一箭双雕：
1、缓和民族矛盾。为汉民族繁荣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条件。
特别是在汉朝的初期。经过大规模的战争，汉朝急于休养生息。和亲政策的推行，虽然不能完全消除匈奴对汉朝的侵扰，但是至少大大减少了。使得汉朝获得有利的发展机遇。
2、宣扬汉民族的文化。
汉族的子女远嫁外族，对这些女子来说是个严重的挑战。但是她们也将汉民族的优秀文化传播到了异国他乡。使得少数民族的首领能够了解先进的汉文化，不知不觉的或者有意的接受汉文化的影响。
三、统治
清之前，中原王朝也曾经在北方游牧民族地区建立统治。比如，东汉政府就曾安置南匈奴在河套地区。设置使匈奴中郎将对南匈奴进行管理和保护。唐王朝也在北方设立安西。北庭，昆宁。蒙池四个都护府，加强对西北和蒙古高原的管理。
虽然，这种统治缺乏根基，比较松散。一般承认其酋长、首领在本民族和本地区中的政治统治地位，任用少数民族地方首领为地方官吏，只是在政治和军事上隶属中央政府就行。
更甚至，一些朝代并没有在游牧民族地区设置管理机构，只要游牧民族首领认同中央政府，不要惹事就可以。
而在强大的中原王朝崩溃之前，中原王朝的势力一般早就退出了游牧民族地区。
在清之前，中原王朝一般通过这几种手段，企图逐步控制北方游牧民族的。
清之前，中原王朝并没能彻底控制北方游牧民族。
战争、和亲和极为松散的统治，并不能使得中原王朝彻底控制北方游牧民族。一旦中原王朝实力羸弱，或者陷入战乱，游牧民族又成为劲敌。
那么，清之前的中原证券为什么不能彻底控制北方的游牧民族呢？
原因之一：游牧民族实力强大，民风剽悍。
这个是最为主要的原因。
这些牧民，整天在马背上摸滚打爬，对骑马和射箭那是相当熟悉。他们平常是牧民，一旦发生战争，就是一个优秀的骑兵。这样的民族，战斗力是非常强悍的。
清之前的中原王朝也就强大的汉唐和明朝敢于追亡逐北，深入漠北，消灭敌人。其他时候很多的时间是被压着打的。
因为在其他时候，中原王朝不是缺乏马匹，就是君主懦弱无能。
原因二、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管理困难
游牧民族大都择水草而居。水草丰美的地方，牛羊成群。人丁兴旺。就是他们的家乡。而一旦水草被牛羊啃光了。就另外选择水草优美的地方居住。因而游牧民族居无定所。不像农耕民族，有固定的住处。在加上蒙古高原广阔，人烟稀少。这样管理起来相当困难。不要说管理，有的时候你要找到他们都是一件难事。
原因三、游牧民族不是中原政权的最为主要的威胁。
自古以来，虽然北方游牧民族是中原王朝的劲敌，但是中原王朝的最主要威胁确是——内乱。
除了宋朝之外。所有的中原王朝都是被内乱灭亡的。或者先有内乱，然后内外交困灭亡的。
强如汉唐明，也无一例外。
所以中原政权的统治者的关注的重点，是如何使得百姓安居乐业。并不是如何统一北方的游牧民族。能够使得国家稳定，人民生活富足的皇帝，才是好皇帝的标准。开疆拓土，攻打游牧民族，只是锦上添花而已。更可能被人当成好大喜功，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见证。
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的统一
之所以说题目的说法片面，另一个原因是北方游牧民族最终是被中原王朝所统一了。时间，就是清朝前期。
那么，清朝使用什么政策，为什么能够彻底统一北方游牧民族呢？
在清朝，北方的游牧民族主要是蒙古族。清朝政府采用四大政策彻底控制和统一了蒙古。
一、战争
清朝前期，与蒙古多次发生战争。清入关之前，主要与林丹汗的漠南蒙古发生战争。清太宗皇太极就曾经亲征蒙古。大败林丹汗。
康熙帝时期，噶尔丹的漠西蒙古实力强大，且勾结沙俄，严重威胁清朝的统治和西北的稳定。康熙皇帝于1690年，1695年，1697年三次亲征噶尔丹。大败噶尔丹。
1720年，清朝还派兵进入西藏，追歼准噶尔残部。
通过清朝初期的多次征讨，蒙古上层的反动势力基本被清除。
二、和亲与联姻
清朝政府对蒙古的策略，不仅仅只有战争。清朝多次与蒙古联姻。巩固对蒙古的统治。早在努尔哈赤起兵初期，科尔沁部在蒙古诸部中率先采取了联合努尔哈赤与其通商、通婚称臣的策略，努尔哈赤与其子侄们也大量迎娶科尔沁部的女子。
在清朝，清王室多次与蒙古联姻。比如康熙的奶奶，著名的孝庄皇太后，就是蒙古人。
三、宗教政策。
清朝初期采取扶持喇叭教——即黄教的政策。鼓励蒙古族人信教。入黄教的不能婚育，但是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非常高。由于清朝政府的鼓励，蒙古人很多信奉黄教。蒙古由此人口大减。尚武之风消失殆尽。
四，统治。
清朝采用多种手段。加强对蒙古的统治。
比如在内地靠近蒙古一线，包括东北地区，布置重兵。还在龙兴之地，设置盛京将军，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军等等，负责监控蒙古。在山海关，河北，凉州，西北等地，都布置重兵。形成对蒙古的严密监视网。
在蒙古地区，则是采取册封王公贵族和控制军政大权两手方式对蒙古进行统治。而且清朝政府还逐渐收回蒙古王公贵族的权力。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
清朝政府在蒙古内部采取锄强扶弱，互相牵制的政策。不使某一方特别的强大，以此为此清朝政府对蒙古的统治。
1771年，土尔扈特部的东归，标志着清朝完全实现了对蒙古的统治。中原王朝最终控制和统一了北方的游牧民族。
结束语：中原王朝与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征战，是兄弟民族之间的征战。历经两千多年，最终在清朝时，北方游牧民族得以彻底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成了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中华幸甚，民族幸甚！
参考资料：
从此，皇权至上，奴性贻害至今。
明朝处于向立宪制转型期，内阁能制约皇权。官员敢骂皇帝，大臣重视气节、名节，人文精神兴起，黄宗羲的《原君》能公开发表，盐论开放，所以才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悬赏这么多分，给你发些文章题目站内信吧，这里发不出。
由民本主义倒退为奴才哲学
一道闪电
晚明士大夫主张民本主义，要求天下为公
晚明的士大夫要求天下为公，不以一己之私来掩天下。在立太子的事件中，坚持己见，认定立太子是事关天下的大事，要争国本，这事不能由皇帝一人作主，经过长达二十年的斗争迫使万历皇帝改变初衷。
东林党首领顾宪成上奏万历皇帝时，这样写道：“夫为天下之主者，未有不以天下为心者也。”东林党主张天下非皇帝之私也，不可以以一己之私而掩天下，要“天下为公”。
万历十四年朝廷对策时，顾允成针对皇太子册立问题直言不讳指出：“皇太子国之本也，忠言嘉谟国之辅也，两者天下公也。郑贵妃即奉侍勤劳，以视天下犹皇上一己之私也，以一己而掩天下，亦以偏矣”(高攀龙《高子遗书》)。万历二十一年再次上疏：“昔人有言：天下事非一家私事。盖言公也。况以宗庙社稷之计，岂可付之一人之手乎”。
知县樊玉衡上疏：“皇上牵于皇贵妃体貌难处之故，优游隐忍，甘以宗社为戏，不知天下者非我皇上皇贵妃之天下。”万历要求延期册立太子，首辅沈一贯竟然将皇帝的圣喻奉还。
万历皇帝为废立太子一事前后和群臣争执了二十年，所有的文臣都不妥协，万历皇帝只好认输。
（读了万历三大案特别是东宫之争可以看到：现在的文史界把满清和明皇帝作对比，这是不公平的，从万历三大案看出，明代的皇权制度和指导思想和满清根本不同。明代主要是内阁制，文官制，而满清则是极端的君主专制，皇帝随心所欲，不受限制。）
万历年间还有封建社会奇怪的现象，大臣以大骂皇帝为荣，详见“万历年间骂皇帝”。以上樊玉衡的上疏，言语之间竟然还敢藐视皇帝和皇贵妃的尊严。万历年间有关册立太子还发生了三次离奇的案件，俗称“万历三大案”。
以《妖书案》为例，开始时的确有人用《闺范图》，篡改为《闺范图说跋》，明里暗里诽谤郑贵妃，说她图谋改立太子。事关皇室名誉，但是万历仅仅处分了两名官吏，还说不必深办，这在今天也不过如此，甚至可能被投入大狱，而在满清简直不可想象。
妖书再发是万历三十一年，有人用洒传单的形式，大骂郑贵妃和万历试图改立太子事，上次没有追究，这次变本加厉，并且假托阁臣朱庚，十分卑劣。
这类事情极端蔑视了皇家威严，但是三大案，万历皇帝一律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解决办法，到是一些大臣拼命想把事情搞大。明清两代皇室作风大不一样。
明末“民本主义”思想已经成为传统，也成为统治者的主流意识。因此才有崇祯皇帝多次发“罪己诏”，在下的诏书中宣称“天下为公”。（倪元璐在奏疏中，引用崇祯的圣旨有：分别门户，已非治征”、“化异为同”、“天下为公”。）。崇祯皇帝在走头无路，自杀时留下的遗言是：“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在明亡后，明末思想家对君权的性质有了深刻的认识。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叙论》说“天下非一姓之私也”，君权“可禅、可继、可革”。黄宗羲说：“天下为主，君为客”，臣下“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明末是“民本主义”思想在中国古代最后的也是最高的一次高潮。 “行先知后”，理论是从实践中来，又去指导实践。
黄宗羲等人的民本主义思想不是凭空而来，是考察了明末政治的现状做的总结。晚明皇帝的权利已经受到很大的制约，皇帝的无限制的享乐、为所欲为也受到了限制。万历时期“争国本”以大臣们胜利告终，滥骂皇帝竟然不受严惩，由此必然让人对于君权神圣产生怀疑和动摇，自然思考君权到底应该是怎样的？自古以来君权是否就应该是至高无上的？黄宗羲引古代三代的例子就是在为君权正名、正名分，按三代的标准，现在的皇帝仍然远远达不到标准。
明末士人结社干预朝政
复社人称小东林：张溥等人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儒生，形成了社会运动，并且干预朝政，还把当朝首辅薛国观赶下台。
《复社姓氏录》有2025人。凡是东林的后裔都支持复社，凡是逆党的后裔都反对复社。明季四公子帽辟疆、方以智、候方域、陈定生都是复社成员。
结社分三个时期
1、嘉靖道万历初年的社集以文会友，社集的萌芽时期。
2 崇祯年间社局，由诗文结合而变为政治运动。
3 弘光以后，由政治运动而变为社会革命运动。
结社有文社，有诗社，大江南北到处结社。士女们也要结社。诗酒文社，提倡风雅，动辄千人。当清兵南下时，这群士子由诗酒之逸情，一变为杀敌灭仇的壮举，死的死，亡的亡。有志青年大半为国牺牲了性命。（参见《明清之际的党社运动考》）。
明末实现了舆论自由，明末统治者受制于舆情
明朝号称以德治国，到了晚明，更加重视舆情，皇帝虽然可以罗织各种罪名擅杀大臣，但是不得不和大臣合作，没有大臣的支持，不能做任何事情，而大臣已经形成文官体制，自有章法。万历废立太子的企图被迫放弃，矿监被迫撤回就是舆情的影响力。《妖书案》发，郑贵妃无奈只能上书自辩，到南明时大权就直接转到大臣手上。
大臣们尤其是首辅更是重视来自各方面的舆论，一旦有舆论攻击，只好向皇帝递交辞呈，当时的复社就能赶跑首辅薛国观。明朝的舆情来自官方和民间，特别是复社等民间组织势力很大，上通朝臣下达百姓。俨然以在野党自居。明代舆论的方式主要还不在于集会，当时利玛窦神父就发现中国人喜欢读书，一本印刷品远远比布道授课作用大。而且这类小册子流传非常快，士大夫茶余饭后手不释卷，很快就能形成舆情。可见当时的印刷业也是非常发达的，这为社会新思想传播提供条件，这是启蒙时代的特点。西方的文艺复兴在中国出现不会是梦想，资产阶级壮大了自然能影响舆情。之后的出现改良运动也并非不可能。
这类事情在满清是不可能发生的，在满清皇帝眼里，天下除了奴隶就是奴才。谁敢管我家的私事。
满清政权出于民族压迫，在君臣关系上把君主抬高到极端。雍正在《大义觉迷录》说：“人生天地间最重者莫如伦常，君臣为五伦之首，较父子尤重。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且天命之以为君，而乃怀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诛殛者乎？”
雍正这么骂吕留良：“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吕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孙者数十年，乃不知大一统之义，”很明显满清把明代以来的主流的“民本思想”变为“君本专制”。他说：“天下都是俺大清的，一草一木都是姓爱心觉罗的，你们这群奴才到哪儿去都逃不出我大清的手心，吃的用的都是我大清的恩惠。他（吕留良）敢反对俺大清，这是忘恩负义！”。
这里雍正还歪曲了“大一统”观念，把“大一统”扭曲成“天下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大清的恩惠，你们只要活着就要感恩带德。”。雍正自己写的对联是：“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君主专制达到了顶峰。
当满清的“剃发令”引起朝廷广泛争议时，有个叫孙之獬的上奏，对“剃发令”发表看法，他认为如果一旦不实行，那就是“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之从陛下也”。于是满清政权下了决心，残酷执行“剃发令”，满清统治者之所以实行野蛮的“剃发令”，和他们落后的奴隶主思想不无关系。他们要的是奴才和奴隶而不是要人。
自古以来传统的儒家思想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利之也。”满清如此暴政和中华传统是根本对立的，诚如孟子所言，是之为“独夫”也，所以顾炎武说“古人讲有亡国者，有亡天下者，率兽食人，亡天下也。”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剃发令”强制执行终于使中国人恍然大悟，这不是亡国而是亡天下啊，这不仅是民族压迫而是社会大倒退啊，我们不是在保大明而是保文明啊，原先不保腐朽的南明政权的，已经投降的，纷纷揭竿而起。外国传教士都奇怪，平常如此懦弱的中国人为何变得如此勇敢。
可见某些人把为明朝抵抗满清而战斗的英雄比作为朱明王朝殉葬是多么的无知和卑劣。
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中说：“许多中国历史学家认为，由于中国长期的皇权专制及缺少法治和个人自治传统，因此不可能有市民社会存在。此种观点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道理，但它却忽略了一系列复杂因素，如制约国家权利无限扩张的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等，这些都使上述历史决定论的观念很难成立。……还有大量的中、日文以及西方的文献，认为士大夫阶层的文化独立于国家而自治。
一般认为，有一种士大夫阶层自治及异端的儒家传统，此种传统在17世纪明清之交的转折时期发展得最为充分。尽管这并不等同于西方的自由主义，但正如杰罗密·格瑞达所指出的，这是“尝试的开端，此尝试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期与汉代所建立的使儒家理想服务于皇权野心的漠视决裂时为止”
所以我认为：儒家思想并非天然要和皇权合作。所以满清皇权选择了最有利于其统治的理学。非但如此还把持了儒学的解释权，实现了皇权和教权的统一，把儒学变为奴儒。
对此清末思想界谭嗣同说：“然而有知辽金元之罪浮於前此之君主者乎？……为盗憎主人之计，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繁拜跪之仪以挫其气节，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书之禁以缄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且即挟此土所崇之孔教为缘饰史传，以愚其人而为藏身之固！悲夫悲夫！王道圣教典章文物之亡也……”（《仁学》）于是乎，在满清奴化下“夫上既以奴虏待民，则民亦以奴虏自待”，“民力日苶,民智日卑,民德日薄”(严复《原强》)。
皇帝是我国进入封建社会以来整个国家最高权力的代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也是为什么皇室子弟争破头都想要坐上这个皇位的原因，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在历朝历代的皇帝中，明朝皇帝的体型相对而言要更加胖更加丰满一点。
朱元璋和朱高炽就是典型代表，而清朝的皇帝则相对清瘦，像乾隆就是历史上出名的高瘦，这是为什么呢？在知道原因后让人哭笑不得。朱元璋在建立大明前，曾因家中贫寒给地主家放过牛，也在大街上当过乞丐，甚至还在皇觉寺当过和尚，日子过得十分清苦，基本就是一点野菜就算得上是一顿饭了。
因此在1638年他当了皇帝之后，他忆苦思甜，命人在宫中开了一块菜地自己种，然而他自己年幼时吃了那么多苦，就希望自己的子嗣能够过上好日子，因此他下令让宫中的御膳房网罗天下美食，并让太监前去监督，而且专派那些出了名嘴刁的太监前去。
在这样高品质的御膳喂养下，明朝的皇帝体型都相当丰满，明仁宗朱高炽还因肥胖带来了诸多病症，1425年，仅47岁就驾崩了。同样到了清朝，我们都知道慈禧太后是清皇室种最会享受的人，曾创下了一顿饭108道菜的记录，也是十分奢侈的。
按理说也是皇家用膳，就算不像慈禧那样豪华怎么也不至于太寒酸把人饿着吧，但是为什么清朝的皇帝一个赛一个的瘦呢？这其中是有缘由的，和清朝的一项奇特机制有关。
在清朝时，一共出现了十二位皇帝，其中最节俭的时康熙帝，不过再节俭，作为皇帝他的御膳也是有四五十道之多。但是雍正期间制定了一道规矩，那就是皇帝吃某一道菜，绝不能超过三口，哪怕再喜欢，也要停住筷子。
这其实和康熙晚年的九子夺嫡有关，兄弟相残场面过于血腥，于是1722年雍正尚上位后就制定了这样一项规矩，因为这样就能防止底下的人猜测出皇帝再用膳上的喜爱，免得投其所好，出现争宠局面，重蹈覆辙。
试想一道菜最多就只能夹上三下，而且五十道菜里有将近十几道时小菜和甜品，再除去几道每位皇帝自己不喜欢的口味，剩下的怎么吃得饱，这也间接的导致了清朝皇帝的消瘦，一听到时这个原因，众人纷纷表示哭笑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