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戚继光作为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传奇将领，南征倭寇、北御鞑靼，他和他所率领的戚家军取得了“自成军起，大小数百战未尝败绩”的辉煌战绩，而他也得到了朝廷应有的回报，最终到太子少保，位极人臣，可谓是风光无限。戚继光是将门世家，父亲在山东做军官
戚继光作为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传奇将领，南征倭寇、北御鞑靼，他和他所率领的戚家军取得了“自成军起，大小数百战未尝败绩”的辉煌战绩，而他也得到了朝廷应有的回报，最终到太子少保，位极人臣，可谓是风光无限。
戚继光是将门世家，父亲在山东做军官。当时，日本鬼子经常侵扰我国沿海地区，残杀中国军民。当时倭患最严重的是浙江地区，朝廷将戚继光派到浙江担任将军，到岗后戚继光组建了自己的戚家军，发明了鸳鸯阵，开始了战无不败的辉煌战绩。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名将，最终却落得了一个凄凉的晚景。
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张居正。
当时明朝的政治环境非常黑暗，想干大事都要巴结大官。戚继光在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下，攀上了朝廷宰相张居正。他投张居正所好，送很多美女钱财过去，看到戚继光这么体贴，张居正也非常高兴，对戚继光很提携。抗倭胜利后，张居正将戚继光调任蓟辽总兵官。戚继光在北方边境防守蒙古人非常成功，朝廷封他当国防部长和少保的官职。
所以戚继光一直都是张居正的亲信，当然他们两个都是相互利用而已，戚继光想利用张居正做事情拿战功，而张居正也需要有这么个人做出事情了给皇帝看，也满足了自己的利益需求，好在戚继光是个做事的人，把每个事情都做得漂漂亮亮。
张居正确实是非常看重戚继光，下属不听话，就给他换，搭档合不来，也换，戚继光和上司处不拢，还是换，这样七整八弄，把戚继光搞成了一个无人敢惹的角色，当然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戚继光打胜仗奠定了坚实基础，戚继光也确实不负张居正的厚望，以赫赫战功对张居正的重用做出了最好的回报。
然而，张居正和戚继光的蜜月期到万历十年就结束了，因为张居正死了。
张居正死后不久，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清算开始，对张居正实在是痛恨到了极点的万历皇帝，在清算张居正上真可谓是不遗余力，凡是和张居正有瓜葛的他都要反对，这样清算下来，最终就坑到了戚继光。
平心而论，戚继光确实没犯什么错，反而在任上兢兢业业，将边境守得好好的，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张居正是宰相，谁都想攀高枝，当然也就成为张居正的党羽了。
因此，万历十年，戚继光就被调离北方到广东任职去了，虽说级别不变，但今时不同往日，他已失去了朝廷的信任，对此，戚继光也清楚，但能有什么办法呢？那就去吧，到了晚年，连看病买药的钱都没有了，一代名将就这样坠落了，最终在孤独寂寞中离开人世。
雅加达（Jakarta）
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Jakarta）是东南亚第一大城市，世界著名的海港。位于爪哇岛西部北岸，在芝里翁河口，濒临雅加达湾，东经106°49′，南纬6°10′,人口有850万。多数居民为爪哇人，少数为华人、华侨、荷兰人等。绝大部分居民信奉伊斯兰教，部分信奉基督教。大雅加达特区面积为650．4平方公里，分为五个市，即东、南、西、北、中雅加达市，其中东雅加达市面积最大，为178．07平方公里。
雅加达历史悠久，早在14世纪就已成为初具规模的港口城市，当时叫巽他加拉巴，意思是“椰子”，华侨称其为“椰城”。约在16世纪改名为雅加达，意思是“胜利和光荣之堡”。该港埠于14世纪归属巴查查拉王朝。1522年，万丹王国征服该地并建城。1527年6月22日，改名为查雅加尔达，意为“凯旋城”，简称为雅加达。1596年，荷兰侵占了印度尼西亚，1621年把雅加达改为荷兰名字“巴达维亚”。1942年8月8日，日军侵占印尼后恢复了雅加达的名称。1945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正式成立，定首都为雅加达。1950年1月20日，印尼成立联邦政府后，把雅加达改为巴达维亚，1950年3月31日改名为大雅加达市，1961年改为大雅加达特区至今。雅加达建城日为6月22日，每年这一天都要举行大型纪念活动。
雅加达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名城。几百年以前，就已经是输出胡椒和香料的著名海港，称为巽达加拉巴，意思是“椰林密布之地”，或“椰子林的世界”。1527年，穆斯林首领领导印尼人民打败了葡萄牙殖民者的舰队，收复了龚达加拉巴，把这里改名为查雅加尔达，意思是“胜利之城”，“光荣的堡垒”，雅加达的名称就由此演变而来。华侨称它为“椰加达”或“椰城”。1596年后，荷兰殖民主义者统治了印度尼西亚，换上了荷兰的别名“巴达维亚”。1800年，印尼成了荷兰的一部分，称为“荷属东印度”，巴达维亚成了荷兰殖民者剥削、奴役印尼的大本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帝国主义又侵占了印度尼西亚，直到1945年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以后，雅加达这个名字才得到恢复，并定为首都。
今天的雅加达，已经成为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海陆交通的枢纽，是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交通咽喉，也是亚洲通往大洋洲的重要桥梁。国内外的许多船只都把雅加达作为一个停靠站，在这里加水维修。郊区的国际机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航空站之一。
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Jakarta)无疑是一个传统与现代、富有与贫穷对比强烈的城市。一眼看去，它犹如一个由钢筋水泥组成的杂乱丛林。从城区高处俯望下来，随处可见低矮的瓦屋掺杂在林立的高楼大厦之间，柏油大道与青石小巷交叉纵横，而金碧堂皇的高级酒店与高科技中心就座落在嘈杂拥挤的村庄不远处。这一切都使人感到雅加达在致力发展其经济时也需要一个更好的城市远景规划。
雅加达城区分为两个部分，北面滨海地区是旧城，为海运和商业中心。南面是新区，为行政中心。今天已联成一片，难以区分。雅加达市中心的独立广场，绿草如茵，群芳争艳。广场东面是国家宫，原是荷兰总督的官邸，现为印度尼西亚的总统府。广场西面是国家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雅加达市的七大博物馆之一，为东南亚最大的博物馆。它是一座古老的欧洲式建筑物，博物馆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模型图十分引人注目，上面有各民族的人物塑像，从模型图上可以看到印度尼西亚全国的民族分布、语言及经济发展状况。还陈列着佛教和印度教的石雕像、古代钱币、印章、大天平、木制用具和古典乐器等。在陶瓷馆内，展出的瓷器形状各异，大多是中国唐、宋、明、清时代的产品。有些古瓷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这些瓷器是千百年来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也是印度尼西亚社会文化的缩影。
雅加达是印尼三大旅游城市之一，市内绿树成荫，街道两旁遍植常绿树种，世界著名的波格尔植物园及茶园坐落在此，还有独立广场公园、印度尼西亚缩影公园、安佐尔梦幻公园、千岛群岛、中央博物馆、伊斯蒂赫拉尔清真寺等名胜古迹。科塔（Kota）是17世纪荷兰古城镇八达维亚（Batavia）的中心，其四周是由鹅卵石铺成的塔门法塔西拉广场（Taman Fatahillah Square）。从科塔这座精致古老的荷兰建筑往北走，就会来到古老的帆船码头(Sunda Kelapa),在这里会令人回忆起当年世界各国各种帆船群聚的时代。
拥有全国最大的金融和工商业首脑机构，数百个国内外公司企业办事处，大型综合市场和专业商场多处。每年在此举办雅加达交易会。是全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主要工业有造船、纺织、汽车、装配、建材、轮船、化工、化肥、食品加工、制革、印刷等。工业向郊区发展。爪哇岛上有6条公路和铁路在此会合，是交通枢纽。外港丹戎不碌为全国最大港口。建有珍卡兰机场，是欧洲和大洋洲之间国际海空航线的重要中转站。设40家医院、100多所高校，其中印度尼西亚大学最著名。还设有许多科研机构、体育场、水族馆、动物园、兰圃、表演中心、海滨游览区。有全国最大也是东南亚最大的中央博物馆。出版25种报纸，5种周刊，有国家广播电台和国家电视台。名胜古迹有旧葡萄牙教堂、国家档案馆、总统府、伊斯蒂克拉尔清真寺、旧市政厅、伊里安国家纪念碑、碧娜丽雅海滩的大型娱乐场寻梦园、雅加达缩影公园、拉姑兰动物园、芝板那士避暑胜地、芝保达士植物园等。城市布局颇具英国风格。首届亚运会和东南亚运动会曾在此举行。
雅加达地势南高北低，有大小10条河流经市区，最著名的是芝里翁河。雅加达属于热带雨林气候，年平均气温为27度。受赤道影响，11月至翌年4月为西季候风，5--1O月为东季候风。整个地区由更新世沉积层构成，南部地区为冲积层的一部分，土地肥沃，植物四季常青，鲜花盛开不衰。
雅加达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家的经济中心，主要工业部门有造船、纺织、汽车装配、建筑材料、化工和食品加工等。印尼是东南亚最大的石油生产国，雅加达的炼油厂 5世纪出现最早居民点。15世纪成为重要商港，同占婆、巨港、中国等均有贸易往来。16世纪被万丹王国占领，易名查雅加达，意为“胜利之堡”。16世纪末荷兰人和葡萄牙人在此建立商站 ，简称雅加达。1619年摧毁荷兰人商站再建城市，称巴达维亚，成为荷属东印度首府，逐步发展成世界海上贸易联络中心，贸易扩及亚、欧、非三大陆，并成为印尼主要城市和行政中枢。1949年独立后复称雅加达，1966年定为首都特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日本占领。人口增长很快，移民主要来自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就业人口中以从事商业、贸易、银行居多，其次是服务业、工业及交通业。城市分新、旧两区。旧区近海是商业中心，新区是行政中心。逐年扩大，产品大部分通过外港出口。
5世纪出现最早居民点。15世纪成为重要商港，同占婆、巨港、中国等均有贸易往来。16世纪被万丹王国占领，易名查雅加达，意为“胜利之堡”。16世纪末荷兰人和葡萄牙人在此建立商站 ，简称雅加达。1619年摧毁荷兰人商站再建城市，称巴达维亚，成为荷属东印度首府，逐步发展成世界海上贸易联络中心，贸易扩及亚、欧、非三大陆，并成为印尼主要城市和行政中枢。1949年独立后复称雅加达，1966年定为首都特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日本占领。人口增长很快，移民主要来自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就业人口中以从事商业、贸易、银行居多，其次是服务业、工业及交通业。城市分新、旧两区。旧区近海是商业中心，新区是行政中心。
市内的最高建筑———独立纪念塔，是雅加达的象征。这座由苏加诺总统所建的大理石碑，高137米，其顶端有一个用35公斤纯黄金打造的火炬雕塑，象征印尼的独立精神。
在雅加达，有一处别具一格的旅游胜地，每天游客络绎不绝，印尼人亲切地称它为“美丽的印度尼西亚缩影”（又称迷你公园）。这个缩影公园把印尼全国岛屿山川、都市港口、名胜古迹、风土人情按照印尼全国的地理位置，以缩影的形势艺术地展现在游人面前。公园坐落在雅加达以南10公里处，占地120公顷，于1972年破土动工，1975年4月20日落成。在“印尼缩影”公园的大门口，登高望远，鸟瞰全景，“千岛之国”尽收眼底。一个个岛屿、一块块陆地，自东而西，似颗颗翠珠，镶嵌在印度洋上、爪哇河畔。
在“缩影公园”内，印尼全国27个省的地势景观，风格各异的建筑都照原样兴建。在这里可以欣赏苏门答腊的热带风光，看到肃穆幽雅的白色寺庙和中爪哇岛上世界闻名的婆罗浮屠的小佛塔，也可以漫游伊里安查亚岛上的“热带原始森林”，看到古老陈旧的独木小舟，用树干搭成的高层茅草棚以及椰树丛中金碧辉煌的宫殿等等。缩影公园的大部分建筑和人物都是泥塑而成，可谓集印尼泥塑艺术之大成。每座房舍、院落，每处森林、草场之中，都有人物、鸟兽的塑像，大小比例与真的一样。形形色色，千姿百态，栩栩如生，仿佛置身于现实之中。在公园大门的一侧，建有一座环形银幕**院。其外形象一只金色的海螺，占地600平方米，馆内设有800个座位，银幕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专供放映介绍印尼风俗习惯、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的纪录片。当**开映时，观众虽然坐在椅子上，但却感觉到一会儿是乘飞机穿越印尼的大峡谷，一会儿是俯瞰喷射熔岩和灰烬的火山，可以看到马都拉人赛牛，也可目睹伊里安人狂欢，可参加巴厘人的葬礼，也可出席爪哇人传统的结婚盛典，还可以嗅到竹筒米饭的香甜。
新区的丹姆林大道，宽阔整洁，现代化的豪华建筑参差林立。这里是银行、大公司云集之地，有印尼的“华尔街”之称。
伊斯蒂赫拉尔清真寺
伊斯蒂赫拉尔清真寺是印尼最大的一座清真寺，位于雅加达独立广场东北边，建成于1979年。该清真寺占地面积935公顷，建筑面积93400平方米。屋顶上有一个漆成白色的巨大 半圆形顶盖，十分醒目。
印尼重大的伊斯兰教活动和仪式都在这里举行，印尼总统及政府要人经常到这里作礼拜。
雅加达独立广场
独立广场位于雅加达中区，又称莫迪卡广场（Merdeka为独立之意），有着天安门广场的地位与规模。四周街道宽阔整齐，花草树木点缀其间，绿意盎然。
广场北为总统府，东北方有印尼最大的伊斯蒂赫尔大清真寺；西街上有国防部大院和中央博物馆；东边是火车站。广场东南角上有一组根据《摩珂婆罗多》史诗中故事情节塑造的群马拉车的雕塑，十分壮观。在纪念碑西侧的公园里有一座音乐喷泉。
印度尼西亚缩影公园
印度尼西亚缩影公园位于雅加达市区以东约26公里处，1975年建成。这里有印尼各地的民房、湖泊、公园、纪念塔、购物中心、露天剧场、缆车、火车、水上脚踏车等各种实物的模型，相当于印尼的缩影。
公园中央设有巨型印尼群岛模型图，四周园地划分为27个区，代表印尼的27个省区，如中爪哇区、巴厘区、雅加达区等。每个区内有当地传统特色的建筑物，并种植当地特有的植物。游客还可乘小船游览“印尼各岛”。
印度尼西亚缩影公园内建有博物馆、图书馆、影像中心、少年宫和儿童乐园，青少年可定期到公园学习传统音乐和舞蹈。其中最醒目的一座建筑物是金蜗牛全景式**院，每天定时放映“美丽的印度尼西亚”等全景**。
民族纪念碑
民族纪念碑是雅加达市的象征，位于市中心的独立广场公园中央。1959年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加诺下令修建，1968年竣工。
这座石碑高137米，顶端有一个用35公斤黄金制成的火炬雕塑，象征着印尼的独立精神。碑身上的浮雕，反映出印尼人民反抗荷兰殖民统治的英勇事迹。纪念碑旁还有喷泉、水池以及民族女英雄的雕像。
中央博物馆
中央博物馆位于市中心独立广场西边的独立西街，建成于1868年，是印尼规模最大、收藏最丰富的博物馆。博物馆是一座欧式的白色建筑。馆前草坪石墩上立有一座铜大象，为1871年暹罗王拉玛五世来访时所赠，故博物馆又称“大象博物馆”或“象屋”。
博物馆中设有金银饰物室、青铜器室、货币室、古物展览室、史前展览室、木器展览室、民俗展览室、东印度公司陈列室等，其中包括30万年前爪哇猿人头骨化石、三四千年前中国青铜时代的鼎和鬲、中国古代的陶瓷器和古币、爪哇岛上的象首人身佛像、苏门答腊岛独特的房屋模型以及皮影戏、木偶戏道具等。
安佐尔梦幻公园
安佐尔梦幻公园是印尼最大的游乐场所，位于雅加达市区北端，紧靠雅加达海湾。园中建有新型设计的大旅馆、露天**院、水族馆、海豚表演池、人造波浪大型游泳池、网球场、海宾茅舍、艺术品展售亭、回力球场、高尔夫球场、保龄球场、跑车场、跑马场、海滩、夜总会、蒸汽浴室、赌场、按摩院、儿童娱乐场等。
梦幻公园内还建有别墅区，具有典型的印尼民族特色。艺术市场中陈列印尼民间工艺品，艺术家还在现场为游客制作绘画和雕刻作品。黄昏时分，露天舞台上将演出巴厘、加里曼丹等地的土风舞
印尼交通十分便利，航空网以雅加达为中心，与国内外主要城市交织而成，火车以雅加达为始发站，来往于爪哇岛和苏万答腊岛间，雅加达高速公路情况良好，旅游车、专线车行驶在环岛间，市内主要交通工具是出租汽车、三轮车。
航空：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每周有中国北京途经厦门飞往印尼雅加达的航班，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每周有中国广州飞往印尼雅加达的航班，印度尼西亚亚鹰航空公司每周有印尼雅加达飞往中国广州的航班。
机场：
SoekarnoHatta国际机场位于市中心以西约20公里处。机场中央是三座航空大厦，一座是国际航线专用，其余二座供国内航线使用。国际航线航空大厦一楼是入境厅，有钱币兑换处及旅游服务中心；二楼是出境厅，内有餐厅、免税店、礼品店等。搭乘的士或巴士前往市区，约需半小时。国际航班机场税15000印尼盾，内航班机场税5500印尼盾。
火车：
以雅加达为始发站，环岛的车次有：
Bima号：雅加达--日惹--泗水行驶16小时30分
Mutiara号：雅加达--泗水行驶：15小时30分
Parahyangan号：雅加达--万隆行驶3小时20分
火车站：
市内主要车站有库答车站(地址：J1stasiunNO1)及"Gam-bir"车站(地址：J1MerdekaTimur)。
汽车：
旅游车、专线车有绿、蓝、黄和红白相间四种颜色，分别行驶在不同的线路上，行驶在雅加达--巴厘间空调车由SariExpress公司经营。
印尼的饮食文化已趋国际化。在首都雅加达，世界各国的风味菜肴，如中国菜、欧式菜、泰国菜、越南菜、日本菜、朝鲜菜、印度菜，应有尽有。尤其是中国菜，印尼较大一点的城镇都开设有中国餐馆，游客走到哪里，都不必担心吃不到中国菜肴。中国餐馆中，粤菜、川菜、湖南菜、上海菜、山东菜餐馆都有，但粤菜餐馆最多。中国餐馆供应的甲鱼汤，价格比中国便宜许多，很受华人喜爱。印尼菜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菜肴相似，口味较重，菜肴中常加入椰浆及胡椒、丁香、豆寇、咖喱等各种香料调味，餐桌上常备有辣椒酱。印尼各地菜肴中，最典型的是巴东菜，以油炸及辣味重而闻名，喜欢吃辣的游客不妨试一试。
印尼人大都信伊斯兰教，他们不吃猪肉，而是以牛羊肉为主。巴厘人正相反，他们信印度教，不食牛肉，而以吃鸡肉、猪肉为主。印尼最常见的菜肴有杂拌什锦菜(gado一gado)、烤羊肉串(sate，即沙嗲)、烤鱼(ikan panggang)、烤牛肉(sapipang-gang)、烤羊肉(kambing panggang)等。汤则常用牛肉汤(sotosapi)、羊肉汤(sotokambing)和鸡肉汤(soto ayam)。因天气热，印尼人一般不喜欢吃热饭、热菜，不喝很烫的汤。饭后有喝咖啡或茶的习惯，喝时一般都加糖。印尼人都习惯喝红茶，不少人也开始喜欢喝茉莉花茶和绿茶。印尼人喜欢吃甜食，餐后点心品种较多，常见的有炸香蕉及用米粉、糯米粉、面粉、木薯粉、豆粉加椰蓉、糖等制做的各种糕点。东部地区的糕点则常用沙莪粉制作。此外，印尼人也常用香蕉干、炸香蕉片招待客人。
印尼市场上水果品种齐全。最受外国游人喜欢的是当地产的各种热带水果，如有“水果之王”之你的榴莲，有“水果之后”之称的山竹，以及芒果、红毛丹、杜古、蛇皮果、木瓜、人心果、牛心果、西番莲、香蕉、菠萝、番荔枝、鳄梨、柚、橙等。苹果、梨、柑桔、葡萄等水果，以从美国、中国、澳大利亚进口的品质为佳，深受当地人喜爱，但价格较高。在餐馆或宴会桌上，也常用西瓜、白兰瓜等作餐后水果。
作为餐桌上的饮料，常用的有各种酒、矿泉水、啤酒以及各种果汁。印尼产量最大的矿泉水，牌子为“阿瓜”(Aqua)，在订餐时若要矿泉水，说“阿瓜”即可。印尼国产的一种啤酒，牌子为“宾当”(Bintang)，在国内享有盛名，大小饭店都有供应。中国的青岛啤酒已开始进入印尼市场，但只有在少数中餐馆才有供应。餐桌上常用的果汁有椰子汁、橘子汁、西瓜汁、白兰瓜汁等。新鲜的椰子在印尼各地、各旅游景点随处可见，且价格便宜，是很受欢迎的饮料。
印尼市场上，除纺织品和服务外，一般商品的价格都不比中国便宜，大可不必花钱去买一般商品，而选购有印尼特色的工艺品和纪念品。
印尼的工艺品和纪念品花色品种繁多，各有独特之处。其中有巴迪布、格里斯短剑、木雕、银制品、铜或铜合金神像、皮影戏傀儡、木偶戏傀儡、景物模型如婆罗浮屠佛塔、甫兰班南陵庙等、彩贝制品、丁香串艺术品、天然宝石、印尼风景画如巴厘岛等，装饰扇、牛角制工艺品、果核小工艺品、龙目岛瓷壶、都是外国游客喜爱的物品。
印尼的银制品分两大类，一类是我们熟悉的纯银或银合金制作的装饰品，另一类银制品则是用一条纤细的银缕按图案设计焊接而成的。其作品做工精湛，玲珑剔透，十分美观。银制工艺品的造型很多，有一些小巧玲珑的花形银胸针、银耳环、既美观又便于携带，常成为游客的首选之物。
巴迪布是一种腊染印花布，其特点是布上印有多姿多彩的彩色图案，有几何图形的，也有各种花鸟图案的，有对称图案，也有不对称图案。其色彩一般以黑、红、黄为主色，鲜艳明快，也有以蓝、褐、白为主的，看上去凝重深沉。这种布不仅深受印尼人民喜爱，而且早已世界闻名。用它制作的长袖男衬衣和女士沙笼已被定为印尼国服，适于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场合穿着。
游客在选购巴迪布，道德要注意其制造工艺，用传统手工绘制印染的巴迪布，做工精细，列具艺术价值，但因耗时费力，一般价格较贵。机制的巴迪布，由于产量高，价格相对便宜，更经济实惠，但艺术价值逊于手工制品。
印尼的木雕，尤其是巴厘木雕，享誉国内外，到印尼旅游的外国客人几乎无人不买一二件巴厘木雕留作纪念品。巴厘木雕是一种传统工艺品，它最初与巴厘人的宗教信仰息息相关。
人们把自己崇拜的印度教诸神用石头或木头雕刻出来，供奉在庙宇、庭院、堂室内。后来代代相传，便产生了无数能雕善刻的巧匠。巴厘木雕大都用质地坚硬、花纹细密的乌木、柚木等木料雕刻而成，其造型千姿百态，有栩栩如生的神鹰、神牛、雄狮、雄牛等动物及各种禽鸟，有维妙维肖的巴厘渔夫、少女、有民间故事中脍炙人口的传奇人物，也有当代各种抽象艺术形象。
印尼的土产闻名全球，首先会令人想到的是印尼花布（巴迪布），精致华丽的图案，表现印尼的特色。这是12世纪时从印尼皇家传出来的技术，通过将布蜡染，把动物、人像排成几何形，色彩则是传统的蓝色和茶褐色。
其次就是印尼的工艺品，种类繁多，富有南国风味。其中格里斯短剑、木雕、皮影戏傀儡、木偶戏傀儡、榕木手杖、银制品等最具有收藏价值。
印尼出产各种香料，多种午香料的味道，再加上辛辣就成为印尼菜的特色。印尼各地菜肴中，最典型的是沙爹，正宗印尼沙爹是将牛、羊或鸡肉切成正方形的薄片，用红葱、辣椒、糖、酸果等调料腌两小时再烤，喝一杯冰凉的印尼啤酒，吃一串沙爹，其乐无穷。“增多冰”是一道别致的甜品，用绿豆粉做成像布丁的菜冻，里面有一颗颗的结晶，放了椰子浆和爪哇糖，就成为印尼的特殊口味了。
爪哇咖啡也值得品尝，最主要是因为印尼式的饮法有所不同，在印尼是不喝热咖啡的，稍微冷却之后才是顶好的咖啡。
雅加达早在巴达维亚时代就是一个沿海重镇，当时荷兰殖民者利用人工河渠作为城市排水系统，也是重要的交通枢纽。那种能乘坐10来个人左右的小船是那个时代人们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具。人们每天都乘着这种小船走街串巷生活着。当时的雅加达被西方世界称之为：东方的威尼斯。
随着时代的发展，道路也不断增加，如：高速公路，公车专用道(Busway)等，印尼这个全国最大的城市已经很少看到这种交通工具，取而代之的当然是现代交通工具—汽车，摩托车等机动车了。过去被美誉为“东方威尼斯”的美名，如今已经成了过去，人们似乎完全忘记了以往的传统习俗。
不过在雅加达至今仍有一些地区：顺德区(Sunter),海湾区(Ancol),海口区(TjPriok)等，至今还能看到这种传统的交通小船，不过这样的公共交通小船已不再肩负主要的交通职能，而成为送人过河的渡船罢了。一些生活在旧时代的老人们还不时地回忆起往日的雅加达风情，不由得唏嘘叹息一番。
其实只要把贯穿全城的水渠治理干净，在高速发展的时代仍然保留着这样地方传统习俗，将会成为吸引游客的雅加达特色的景点之一。就像泰国的“水上市场”为世界游客到泰国旅游时必到景点之一。
早期是被朝贡与朝贡的关系，中期出现被侵扰与侵扰的关系（倭寇），后期存在战争关系（明朝出兵抗日援朝）
第一次接触 日本斩杀朱元璋来使
明朝建国后，国内外环境十分严峻，除了北方还存在元朝残余势力的威胁外，周边国家因曾受元朝武力征讨而心有余悸，对刚成立的明朝充满警觉，而中日关系尤其紧张。
此前百年间，中日基本处于敌对状态。在灭了南宋之后，忽必烈先后于1274年和1281年两次对日本海上用兵，使自隋唐以来一直密切友好的两国关系由此交恶，日本对中国的态度由先前的敬仰崇拜转为敌视。蒙古入侵也间接引发了日本国内的危机，随着镰仓幕府灭亡，大量武士沦为浪人，其中一大部分成为倭寇，勾结中国海盗和不法商人流窜到东南沿海劫掠作乱，成为明代东南海上一大祸害。朱元璋即位后迫切与日本恢复邦交，一大原因也是希望两国携手消除“倭乱”，维护东亚海域的和平与稳定。
明朝地图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派杨载携诏书出使日本，通告洪武登基的消息，同时谴责倭寇骚扰我东南沿海，命日方严加取缔并早来称臣朝贡，否则将出师讨伐云云，口气相当强硬。由于对当时日本国情缺乏了解，此次遣使遭遇重大挫折。
杨载一行按照传统的赴日航线，从宁波出发后在日本九州上岸，本应送到京都天皇朝廷的诏书，却落入九州怀良亲王手中。此时，正值日本南北朝时期。九州是南朝的势力范围，由后醍醐天皇之子征西大将军怀良亲王掌控。由于长期战乱，日本对中国发生的政权更替同样不明所以。朱元璋充满威胁意味的诏谕唤起了日本人的同仇敌忾，以为又是一次“元寇袭来”的前奏。执掌九州十年之久军势方炽的怀良亲王对朱元璋的诏谕嗤之以鼻，囚禁了杨载、吴文华等使臣，斩杀了5名随员。
首次外交受挫，并没有使朱元璋放弃进一步的努力。洪武三年（1370年），他再次遣使日本。此行明朝做了较为扎实的准备，特地选派山东莱州同知赵秩出任使节——因山东沿海是倭乱重灾区，以赵秩为正使可以胜任对日交涉禁倭事宜，而且诏谕上也多了委婉之语。这次出使相对顺利，怀良亲王对明朝的态度有所转变，其后派遣僧人祖来赴明奉表称臣，进贡马匹和方物，并送还被倭寇掳掠的浙江沿海百姓70人。
日本来朝，使朱元璋大为欣慰，但邦交并没有由此确立，因为明使没有见到正牌的“日本国王”，两次三番打交道的怀良亲王只是地方首脑，并不能代表日本朝廷。而正在经受南北战乱的日本也根本无力制止愈演愈烈的倭寇活动，这也令明朝大失所望。此后双方为打开外交僵局做了种种尝试，但最终都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1387年10月，宁波卫所指挥林贤被捕，经审查他与六年前因谋反案被诛杀的胡惟庸有交集，连带牵扯出前日本使者瑶藏主有资助胡、林谋反的嫌疑，这使朱元璋对日本更加嫌恶，断然中止一切往来，并全力实行海禁。原本举步维艰的中日关系雪上加霜。
最终称臣纳贡：中日外交的新局面
朱元璋去世后，朱允文即位，是为建文帝，以此为契机日本又试探性地向明朝发出建交信息。
1401年室町幕府向南京派出遣明使，意外获得明朝的积极响应，可谓是两国修好的破冰之旅。据日本室町时代外交文书集《善邻国宝记》记载，这次日本派出的使团，以名僧祖阿和博多海商肥富为正副使，携带日本国书和厚礼出使南京称臣朝贡。国书写道：“日本准三后某（义满），上书大明皇帝陛下：日本国开辟以来，无不通聘问于上邦，某幸秉国均，海内无虞，特遵往古之规法，而使肥富相副祖阿通好，献方物。”贡品有“黄金千两，马十匹，薄样千帖，扇面百本，屏风三双，铠一领，筒丸一领，剑十腰，刀一柄，砚筥一盒，同文台一个”，此外还送还了被倭寇所虏的百姓若干人。翌年，年轻的建文帝颁赐大统历并派遣禅僧道彝天伦和教僧一庵一如与日本的遣明使一同返回日本，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亲自到兵库（神户）港口迎接，并在京都北山金阁寺举行隆重的接诏仪式，承认日本是明朝的属国。
积极主导日明邦交的足利义满将军
1403年，朱棣登基。足利义满派遣天龙寺高僧坚中圭密携带国书和贡物前往庆贺。在国书中，义满自称“日本国王臣源”，进献方物有马匹、硫磺和玛瑙。次年明朝派遣赵居仁等送遣明使归国，受到足利义满的隆重接待。据《善邻国宝记》载，朱棣给日方赐了一枚“日本国王”龟形金印。而幕府则当着遣明使的面，将捕获的20多个倭寇头子处以“蒸杀”的极刑。明朝赞赏日本的诚意，“嘉其勤诚，赐王九章”，并签订了《勘合贸易条约》（即《永乐条约》）。在日本称臣纳贡的前提下，明朝对其开放贸易大门，规定十年一贡，限船两艘，每船人数限二百，在宁波贸易，给予日方勘合符一百道。
所谓勘合，就是由明朝官方发行的木制贸易凭证，上面写有文字和签章，居中分割成两半，中日各执一半，按编号每次日方来航双方进行对合，吻合与否作为验明正身的标准。勘合贸易对日本带来的利益相当巨大，这从宝德年间的遣明使楠叶西忍的日记可见一斑。比如在宁波购买的250文的生丝，到日本转手出售5贯（5000文），获利20倍；铜是日本出口明朝的大宗货物，一坨采购价10贯的铜块，明朝以40-50贯收购。室町幕府除了收取出口税，更有极为可观的进口关税，这占中国进口的货物在日本出售总额的一成，每条船可获得40000贯的税收。
巨额利益吸引日本频繁派遣商船前来勘合贸易，虽说明朝对日本的贡期、船艘及人员都有严格规定，但日方往往突破条规，从1401年室町幕府第一次向明朝派遣使节算起，一直到1547年大内义隆派出最后一次遣明使为止，近一个半世纪几乎每年都有日本的商船前来勘合贸易。此间，日本官方总共向明朝派遣十九次使团，是自唐代以降中日往来的又一高峰。
明朝与日本的贸易关系，由于倭寇的骚扰，显得异常复杂。明初几位皇帝曾寄希望于通过外交途径来抑制倭寇的侵扰，故对日本实行过羁縻政策，颁赐给勘合，准许他们入明朝贡。但是，因双方对“朝贡”的理解不一样，明朝方面企图以此作为“羁縻”手段，以消除“衅隙”；而日本却将其看作是营利之机，甚至把某些资金的筹集都寄托在朝贡之上。因此，日本各大名、寺社往往因争取入明朝贡而激烈地竞争着，终于在宁波酿成了拼杀事件——“争贡之役”。此后，明朝则改变对日贸易的政策，罢市舶，中断与日本的贸易关系，结果在东南沿海一带全面遭到倭寇骚扰，也就是所谓的“嘉靖倭患”。当倭患基本被平定后，明朝虽然在漳州月港宣布开海贸易，但对日本仍实行严禁政策，且终明之世，两国未再恢复过正常的贸易关系。
一
明太祖立国之初，鉴于倭寇入寇山东海滨郡县，掠民男女而去，于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派杨载出使日本，赐日本国王玺书，要求各安其土。其书写道:“……间者山东来奏，倭兵数寇海边，生离人妻子，损伤物命。故修书特报正统之事，兼谕倭兵越海之由。诏书到日，如臣，奉表来庭；不臣，则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应天休。”但是，当时日本正处于南北战争时期，南朝的怀良亲王不仅不接受明朝的和解倡议．反而杀了使者中的5人，把杨载、吴文华2人拘留了三个月才放回。而当时明太祖对日本的国情并不是很了解，错把征西将军怀良当成是日本国王。在倭寇骚扰越来越严重，从山东转掠至温州、台州、明州，甚至福建沿海郡县时，于洪武三年(1370年)三月再遣莱州府同知赵秩出使日本，持诏谕怀良亲王。怀良开始时误认为明朝使者是蒙古所派，后经赵秩一再解释，则同意派僧人祖来随之入明朝贡，且送还明州、台州被虏男女70余口。明太祖对此大加赞赏，诏赐祖来等人文绮、帛及僧衣等物。待辞行时，又派僧人祖阐、克勤等8人护送还国，并赐怀良《大统历》及文绮、纱罗等。从此开始了中日两国之间的外交往来。
明太祖为了了解日本的真实国情，据说曾在奉天殿召见当时正挂饧于金陵天界寺的日本僧人椿庭海寿，询问其日本国情。从中了解到与之打交道的怀良亲王并非日本国王，而博多、太宰府亦非日本之京城。当祖来人贡至金陵时，太祖亦询及日本情况，并知在京都另有朝廷和天皇。因此，到祖来返国时，则派嘉兴府天宁禅寺住持仲猷祖阐和金陵瓦官寺住持无逸克勤为使，以与京都之天皇往来。同时，太祖也因误与怀良打交道，而对自己原先计划通过外交途径敦促日本抑制倭寇侵扰的做法感到怀疑，他说道:“幼君在位，臣擅国权，傲慢无礼，致使骨肉并吞，岛民为盗，内损良善，外掠无辜，此招祸之由，天灾难免。”从此对一切非日本朝廷派来的贡使一概拒绝接受，其中如洪武七年(1374年)，日本肥后菊池武政派来的僧人宣闻溪等、日本大隅守护岛津氏久派来的僧人道幸等；洪武十四年(1381年)，怀良亲王派来的僧人如瑶等；洪武十九年(1386年)，怀良亲王派来的僧人宗嗣亮等，均下命却其贡。不过，明太祖对这些海外国家还是坚持其羁縻政策，洪武四年(1371年)，他在奉天门告谕各省、府、台大臣说:“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他把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齐、勃泥等15国列为“不征诸夷”，并载诸《祖训》，以防“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明太祖对误将怀良亲王当成日本国王，遣使往答而使者遭其拘留二载始遣返一事，一直不能忘怀。他敕令中书省曰:“今日本蔑弃礼法，慢我使臣，乱自内作，其能久乎。”要求中书省移书将其意告谕怀良亲王，“使其改过自新，转祸为福。”至洪武十六年(1383年)，又以“通谋胡惟庸”为借口，断绝与怀良亲王的朝贡关系。此事据说起于“明州备倭指挥林贤，以罪流日本。惟庸将为乱，遣人取贤回，就借精兵四百，与僧如瑶来献巨烛，中藏火药、兵器，意在图乱。事觉，磔贤于市，而绝其贡。”有关此事的真伪，在史学界颇有争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认为:“从当时怀良亲王对明朝所抱的强硬态度和日本人民从弘安以来培养起来的冒险精神来推测，是很有可能的。”另一位日本学者秋山谦藏亦持同样看法:“这事在《明太祖实录》中虽未见记载，然当时正值明建国创业之际，而日本国内亦正纷乱，因此发生这种事，虽程度有别，但并非不可能。”但有的中国学者却认为:“胡惟庸的罪名，名目繁多。朱元璋在他身上除了罗织谋逆、僭越等罪之外，再来一条林贤通倭和如瑶诈贡之类的故事，是有其政治需要的。因为这样加重罪名之后，使胡案株连更广，可以此为据打击更多他所要打击的对象。”无论这些看法如何，明太祖毕竟是以此为借口，终止了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同时，改变了原先寄希望于日本方面抑制倭寇侵扰的消极做法，转而实行加强海防，积极防御倭寇的政策。他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正月，命令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筑登、莱至浙沿海59城，以防御倭寇骚扰。洪武二十年(1387年)三月，又命令江夏侯周德兴往福建，以福、兴、漳、泉四府民户三丁取一，为沿海卫所戍兵，其原置军卫非要害之所即移置之。周德兴至福建后，则按籍抽兵。相视要害可为城守之处，具图以进。另选丁壮15000余人，筑城16，增置巡检司45，分隶诸卫，以防御倭寇。
二
明成祖继位后，遵循明太祖的遗绪，对海外诸国仍实行羁縻政策，鼓励他们派遣使者入明朝贡。明成祖告谕礼部大臣说:“太祖高皇帝时，诸番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其以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误干宪条，皆宽宥之，以怀远人。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诸国有输诚来贡者听。尔其谕之，使明知朕意。”此时在日本，室町将军义满已成功解决了南北朝合并问题，辞去征夷大将军职务，升任太政大臣；而后再辞去太政大臣，退出公职，基本完成了九州地区的征霸事业，实际上已成为最高的政治权力人物。他正急于寻求建立与明朝的朝贡贸易关系，以解决国内财源枯竭的问题。据说在建文三年(1401年)，义满就在博多一位名叫肥富的商人的劝说下，派遣该商人和自己的亲信僧人祖阿为使者，携带国书和贡品，入明进行过朝贡。永乐元年(1403年)，义满又遣天龙寺僧人坚中圭密为使入明朝贡。与此同时，明成祖亦命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僧录司右阐教道成出使日本。于是赵居任等人就偕同坚中圭密一起到日本，赐予义满龟钮金印及勘合百道，从此两国重新恢复了朝贡贸易关系。
明成祖所赐的勘合，为一种朝贡贸易凭证。它始于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太祖为防止假冒使者入贡，则命礼部颁发勘合文册，赐给暹罗、占城、真腊诸国，规定凡至中国使者，必验勘合相同，否则以假冒逮之。据《明会典》记载，当时获得勘合的有暹罗、日本、占城、爪哇、满刺加、真腊、苏禄国东王、西王、峒王、柯支、勃泥、锡兰山、古里、苏门答腊、古麻刺等15国。⒅由赵居任带去日本颁赐的勘合百道，系由日字号勘合100道和本字号勘合100道，以及日字号勘合底簿2册和本字号勘合底簿2册组成。日字号勘合100道、日字号与本字号勘合底簿各一册存于明朝礼部；本字号底簿一册置于福建布政司。而本字号勘合100道、日字号勘合底簿一册则送至日本。由日本人明朝贡的船只，每船需带勘合一道，与福建布政司存放的底簿核对无误后，始护送至京，再与置于礼部的底簿核对。由明朝派往日本的船只，亦需带礼部的日字号勘合，与日本的日字号底簿核对无误后，才准予入口贸易。每逢朝廷改元时，即将新勘合和底簿送到日本，把未用完的旧勘合和底簿收回。据说终明之世，共颁赐给日本的勘合有永乐、宣德、景泰、成化、弘治、正德6种。
其实，明成祖之所以恢复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目的也是要求他们协助捕捉扰边的倭寇。在这方面义满做得比较好，他于永乐三年(1405年)十一月，派遣使者源通贤等入贡时，并献所俘获的扰边倭寇，受到明成祖的嘉奖。永乐四年(1406年)正月，因义满遵明成祖的要求，捕捉来劫掠居民的对马、壹岐等岛的倭寇，并献所获的倭寇魁首，尽歼其党类。故明成祖派使者赍玺书褒谕义满，赐白金千两等物品，并海舟两艘，还封其国之山曰“寿安镇国之山”，亲制御文立碑其地。永乐五年(1407)五月，义满派遣僧人坚中圭密等来朝贡时，又献所获倭寇等，明成祖赐敕褒谕其“忠贤明信，恭敬朝廷，殄灭凶渠，俾海滨之人咸底安靖。”然而，明朝为抑制倭寇骚扰而对日本实行的羁縻政策，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因每次朝贡都伴随着进行一次大宗的贸易，且不说对其贡物以高于几倍的价值予以赏赐，即使是贡使进京，沿途往返的车、船、食宿均由官府供给，那也是一笔非常大的开支。据《日本一鉴》记载:“入朝者沿途往还，给支廪粮之外，每人肉半觔，酒半瓶……若至会同馆，该光禄寺支送常例，下程每人日肉半幼、酒半瓶、米一升、蔬菜厨料；若奉钦赐下程，五日一送，每十人羊、鹅、鸡各一只，酒二十六瓶、米五斗、面十二觔八两，果子一斗，烧饼二十个、糖饼二十个，蔬菜厨料。”日本贡使在《允澎入唐记》中也记载:当他们在宁波将解缆启程回国时，还由“市舶司给海上三十日大米，人各六斗。”当时允澎一行人贡人员多达千余名，供给的粮食总量估计应在六百石以上。鉴于这种种原因，故明朝对日本的朝贡不得不实行各种限制，如永乐二年(1404年)规定其十年一贡，船限两艘，人限二百，违例则以寇论。宣德元年(1426年)因入贡的人、船均超过限数，运来的刀亦太多，因此重新规定贡船不过3艘，人数不过三百，刀不过三千，不许违禁。[26]但实际却很难执行，如宣德八年(1433年)入贡的日本船5艘，刀3052把；正统七年(1442年)，入贡船9艘，人数达千余。景泰四年(1453年)入贡的船9艘，刀9900把。至于入贡人数，据上述《允澎入唐记》所载，也多达千余名。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大概是日明双方对朝贡贸易的理解不一样。对于明朝来说，实行朝贡贸易是对海外国家的一种“羁縻”手段，目的是消除“衅隙”，抑制扰边事件的发生；而日本却将之看作是一种营利之机，甚至成为他们国家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如日本学者臼井信义在《足利义满》一书中写道:“义满鼎盛期的北山时代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实际就是和明王朝的贸易。”因此，双方在政治目的与商业利益上就形成了矛盾。日方每次派来朝贡的人员，一般是正使、副使各一人，居座、土官、通事各数人，其他还有船员、水手以及搭乘的随从商人等等。在朝贡贸易实行初期，由于朝贡船是由幕府、大名、寺社等自己经营，故随从的商人数量还比较少。但到了后来，朝贡船全部承包给了博多和堺港的商人，因此随从的商人数量便大大地增多，商人已从搭乘转变成为朝贡贸易的主体。他们不仅想通过朝贡贸易来赢取厚利，而且把某种资金的筹集也都寄托在这上面。如正统十二年(1447年)，日本京都天龙寺遭受火灾后正兴工重建，为筹集营建费，在景泰四年(1453年)入贡的9艘船中，最重要的3艘:1号、3号和9号船都是由天龙寺派遣。由此可见，日本派出的朝贡船是由商人承包，他们入明朝贡纯粹是为了营利，故其船数、人数及货物量不断增多是在情理之中。而明朝却将他们当成贡使看待，给予与普通商人不同的礼遇，分别由地方和中央政府出面接待，因此来的日本贡船过多，过于频繁，都将造成重大的负担。于是，明朝不得不一再重申各种限制，如嘉靖六年(1527年)强调:“凡贡非期，及人过百，船过三，多挟兵器，皆阻回。”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再度强调:“日本贡船，每船水夫七十名，三艘共计水夫二百一十名，正副使二员，居坐六员，土官五员，从僧七员，从商不过六十人。”这里反映出来的是明朝官方与日本私商在朝贡贸易中的矛盾。
由于明朝对日本的朝贡贸易限制比较严，不仅船数少，而且贡期长，远远满足不了日本方面的要求，故各大名、寺社经常为取得勘合，派船入明朝贡而剧烈地竞争着。这种竞争到后来终于发展成在宁波的拼杀事件——“争贡之役”。据日本史籍记载，正德八年(1513年)日本人明朝贡使者桂悟一行返国时，明朝曾颁发给正德新勘合，交他们带回日本，但这批新勘合并没有送到京都足利幕府手里，而是在半途被九州的大内氏夺去。大内义兴在取得这批新勘合后，即准备独占对明贸易，一再要求足利幕府派遣之。正德十一年(1516年)四月，终于获得了足利幕府的承认，大内氏则派出入明朝贡船3艘，由宗设谦道率领，携带第一、二、三号正德勘合到中国，一行于嘉靖二年(1523年)四月二十七日抵达宁波。此事当然引起其他封建领主和寺社等的不满，其中有盘踞坍港的细川氏，也向足利幕府提出要求分享对明贸易的权利。细川氏在当时不仅拥有强大实力，而且其领地紧邻京都朝廷和幕府所在地，故幕府不敢拒绝之。但正德新勘合又没有送到京都，只好以过期作废的弘治勘合交给细川氏。细川氏遂派出一艘朝贡船，以瑞佐鸾冈为正使，宋素卿为副使，于正德十五年(1520年)春由坍港启航。因为他们航行的路线是经过土佐、日向等地，所以耽误了几年，直至嘉靖二年(1523年)闰三月十八日始从萨摩的山川港启航，大概比宗设一行迟十天左右才抵达宁波。
按明朝惯例:“凡番贡至者，阅货宴集，并以先后为序。”但宁波市舶太监赖恩因接受宋素卿的贿赂，故违例先盘阅瑞佐贡船的货物，设宴时又让瑞佐坐在宗设之上。宗设于是大怒，与瑞佐忿争相仇杀，焚嘉宾堂，劫东库，大掠宁波，夺船扬长而去。案发之后，宋素卿被捕下狱，两年后瘐死狱中。给事中夏言奏称此祸起于市舶，礼部则请罢市舶，明朝遂再次停止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
至17年后的嘉靖十八年(1539年)，日本国王源义晴复遣贡使硕鼎等人明朝贡，明朝虽勉强予以接待，宴赏如例，但仍强调“贡期定以十年，贡使不过百名，贡船不过三只，违者阻回。”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源义晴再遣贡使周良等人贡时，则因贡期未到，贡船、人数均超过限额，而被阻在舟山群岛停泊了10个月，直至次年春天贡期到后，始准许入贡。此后，日本方面因大内义隆在天文二十年(1551年)为其臣陶晴贤所杀，在纷乱中失去勘合，遂终止派遣贡船入明朝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