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即：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
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即：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
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
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成为一个泛宗教的场所,道教、佛教利用自身优势涌向武当山,为争夺这块风水宝地,双方展开剧烈的辩论,据宋、李麈《武当山赋并序》:“彼佛藏之文,暨道家之书;辩须弥与铁围,矜蓬莱与方壶。或以为西天之冶所,或以为列仙之所居。”佛教说武当山是西方净土,道家则说武当山是神仙之府。由于双方都拿不出有力的证据,争论一时陷入僵局。“既莫究其信诞,又安议其有无。”于是佛道两家开始争取上层统治者。
唐代开国皇帝推崇道教,自称是老子的后裔。唐高宗封老子为“玄元皇帝”,唐玄宗则封老子“大圣祖高上金阕玄元天皇大帝。”皇室的这些举措对道教的发展十分有利。唐贞观年间,天下大旱,均州刺史姚简在武当山灵应峰祷雨有灵,唐太宗闻奏立即敕建五龙祠。遗憾的是道家并没有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快发展,信徒们依旧居住在洞穴和岩凹里“面壁作观,问法立雪”。 成为玄武的神灵之宅。特别是金元时期兴起的全真教,对武当山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武当山成为宋元帝王祈祷的洞天福地。
北宋帝王十分推崇真武,原来赵宋立国,以“火帝为感生帝”,封火气之精黑刹将军为翊圣保德真君。宋·李寿《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五:“天造皇宋,运膺火德。”考虑到“火德之盛兆”不利于国家之长久,根据阴阳五行“水火既济”,相克相生的理论,决定同时奉祀水神真武。希望真武“克相炎宋”保佑社稷,真武成为“社稷家神”。宋真宗封真武“镇天真武灵应佑圣真君”。
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借着朝廷册封真武的机会,五龙祠的道士上书奏请皇帝将五龙祠升为五龙观。
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皇帝赵佶做了一个梦,梦见神仙举火“擎之南游。”第二天请道士圆梦,道士便说,这是火神出游,可请真武相克,徽宗下令在真武的神灵窟宅武当山展旗峰敕建紫霄宫供奉真武。这是一个规模和建制上都超过佛教太乙、延昌、香严、长寿的大型宫殿建筑。道教在气势上第一次超过佛教,同时,著名道士陈抟、邓若拙、谢天地、孙元政、邓安造、曹妙观等云集武当山,兴修庙观,整顿教务,编修道经,宣讲教义,武当山的道教由弱到强将佛教排挤在一边。更有甚者,佛教刊刻在狮子峰的石窟的造像,也被道教改为老君像。明·王世贞《弁州续稿》:“丘处机之徒未必尽贤,往往侵占寺刹以为宫观,或改塑三教像”。
蒙古人人主中原,对道教予以提倡。特别是宋、金、元交替之际(1219年)道教支持元朝,南宋与金先后遣使到山东栖霞召见道教全真派首领丘处机,皆未应诏。不久,远在西域征战的蒙古首领成吉思汗也派使者召见,丘处机审时度势欣然应聘,以七十余岁的高龄,率领十八位高徒不远万里前往西域雪山行营拜见成吉思汗,深受成吉思汗的赏识。元统一中国后,北方的全真道传到武当山,鲁大宥、注贞常等全真派道士入山。宣传全真道教义,修复宫观,逐渐形成主流派系。全真派主张道、释、佛三教合一。是以儒教之忠孝,佛教之戒律与道教之教义融入一体而形成的新教派。三教合一的思想巧妙地回避了各教派之间的矛盾,顺应了当时的社会思潮,与时俱进,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欢迎。 (1285年)武当山全真派道士叶希真应诏到京都施展法术,“止风息霆,祷雨却疾”,受到忽必烈的赏识。第二年封叶希真“领都提点,任武当护持”。同年,忽必烈下诏将五龙灵应观升格为五龙灵应宫,数次降香命武当道士为皇帝祈福祝寿。
从公元1286年至公元1313年，南岩石殿终于全部完工，元朝皇太后赐宫名“天乙真庆宫”。这一年，张守清59岁。从他32岁修建南岩石殿到大殿终于落成，整整经历了27个春去冬来。
元成宗铁穆耳也崇信真武,大德七年(1303年)敕封真武为:“元圣仁威玄天上帝”,同时,在武当山紫霄宫西侧建“福地门”。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后,因其生日为三月初三,恰好与真武神圣诞相一致,武当山更加受到朝廷的重视,每逢天子万寿节,朝廷即派钦差到武当山致祭。元· 揭斯《大五龙灵应万寿宫瑞应碑》记有:“仁宗天寿节适与神所降辰同,岁遣使建金醮,祝以其山之五龙。”这一特例也为仁宗以后元朝皇帝们所继承,每年三月初三,照例遣使到武当山致祭,“自是累朝岁遇比复,一如天寿节故事”。据《大元敕赐武当大天一真庆万寿宫》记载: “三月三日,相传神始降之辰,士女会者数万,金帛之施,云委川赴”,武当山的影响已远达四川、云南等偏远省域。
同时,武当山道士利用时机,加深与元朝皇室的关系。仁宗登基之际,京都干旱无雨,下诏请武当山道士张守清祈雨获得成功。第二年春干旱又无雨,复诏张守清祈而有雨,夏又不雨,又祈又雨。据《大元敕赐武当大天一真庆万寿宫牌》载: “皇庆元年三月,京师不雨,遍走群望,诏武当道士张守清祈雨而雨。明年春不雨,祈而雨,夏又不雨,又祈又雨,即沾既渥,两宫大悦”。皇太后拿出私房钱,捐给张守清扩建天乙真庆宫,宫成“敕宫额曰天乙真庆万寿宫”。置提点甲乙主持。制加神父‘号’启元隆庆天君明真上帝’、神母号‘慈宁玉德天后琼真上仙’、赐师号‘体玄妙应太和真人’。”张守清还山管领教门公事。至此,武当山不仅成元代帝王“告天祝寿”的洞天福地,而且因张守清获得了“体玄妙应太和真人”的荣誉,武当山道教的地位如日中天,不可撼摇。佛教从此被挤出武当山。
鹿邑太清宫位于鹿邑县城东十里的太清宫集，为老子的诞生地。据史志记载，东汉延熹八年（公元165年），桓帝刘志派中常侍管霸前来创建，始名老子庙。唐祖武德三年（公元620年），李渊为了便于对天下的统治，抬高家族地位，就听从吉善行的建议，认老子为祖宗，派人在汉老子庙的基础上予以扩建，规模如京城王宫，做为皇室家庙。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唐高宗李治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增建“紫极宫”、“太清楼”，改庙名为“玄元庙”。到武则天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又册封老子母为“先天太后”，在汉李母庙的基础上，扩建成洞霄宫，位置在太清宫北一里。至玄宗李隆基时，太清宫又有增建，规模达到鼎盛，占地八顷七十二亩，周围四十里，宫内建筑排列有序，琼楼玉宇，金碧辉煌。 太清宫称前宫，洞霄宫称后宫。前宫祀老子，后宫祀李母。两宫中隔一河，河上有桥。河名“金水”，桥称“会仙”。
唐开元年间，玄宗皇帝又亲朝太清宫，为老子上尊号“大圣祖高上金阙天皇大帝”，改庙名为太清宫，又亲手为五千言《道德经》作注，刻石立于太清宫。该碑至今犹存，和太清宫及其所余历代碑刻一起，于八六年列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2001年又升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唐一代，皇室常驻五百军士镇守太清宫。
唐末黄巢起义，太清宫毁于兵事。宋真宗年间重建，又拨国库款重修太清、洞宵二宫，规模比唐时有加。重修时并立有“大宋重修太清宫之碑”、“先天太后之赞”、“会真桥记”等碑刻，碑刻至今尤存。重修后，真宗皇帝亲率满朝文武来太清宫朝拜。真宗所立“先天太后之赞”碑，通高八米，宽二米，二龙幡伏于碑首，神龟支撑碑下，为真宗御制御书并篆额的“三御碑”，且书法秀美，石质坚细，至今保存完好，是太清宫所存之琳琅珍品。以后屡修屡废，金元明清各代都有重修碑记。元代中统年间，皇帝又颁发了圣旨和执照，对太清宫予以保护，碑刻今存。至清代重修时，规模尚十分可观，然与唐宋盛时相比，仅存“十一于千百也”。而现在与清时相比，又是仅存“十一于千百也”。太清宫现存主体建筑太极殿五间，铁柱一根，古柏三株，碑刻九件，望月井一眼。洞霄宫仅存清代建筑三圣母殿五间，娃娃殿三间，宋碑一通。
据《后汉书》和《鹿邑县志》记载，太清宫建于东汉延熹八年(165年)，始名老子庙。当时汉桓帝两次派大臣到鹿邑朝拜老子建老子祠，并立老子祠碑。《水经注》载涡水又北，适老子庙东,庙前有二碑，在南门外，汉桓帝遣中官管霸祠老子，命陈相边韶撰文。碑北有双石阙，甚整肃是也。此后，唐宋元明清等历朝历代典籍中都有皇帝亲谒或派大臣拜谒的记载。特别是唐朝帝王，对老子更是尊崇有加，自称是老子后裔，尊老子为圣祖，以老子庙为家庙。唐高祖李渊在武德三年(620年)封老子为始祖，大兴土木建造宫阙殿字如帝者居。高宗李治于乾封元年(666年)幸老君庙，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创建祠堂，称紫极宫。武后武则天于光宅元年(684年)追封李母为先天太后，扩建李母庙为洞霄宫，俗称后宫,其规模相当宏大。唐玄宗李隆基曾两度亲渴老子庙，于开元十三年(725年)加封老子为高上大道，金阙天皇大帝，亲为《道德经》作注，御笔全文镑立《道德经注》碑一通。天宝二年(743年)李隆基下诏改紫极宫为太清宫。相传，当时前宫祭祀老子,后宫祭祀李母。两宫相距一里，中间隔有一河，曰清静河，河上有桥，桥曰会仙桥。前宫住道士,后宫住道姑。两宫相商事宜,则以云牌传示,不允私自来往，其规矩之严犹如皇宫。前宫午门耸立，御道直坦,院内以太极殿为中心，周围有七元殿、五岳殿、南斗殿、虚无殿、清静阁，将太极殿环抱其中。唐王室将太清宫奉为家庙，所以其建筑风格颇类长安王宫。占地八顷七十二亩，周围四十里，楼台殿阁六百余间，其气势宏伟壮观，建造精致华丽，金碧辉煌。
宋帝好道，宋真宗赵恒自称道君皇帝，拨国库银重建太清宫，规模比唐时更大，并于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亲率群臣朝拜太清宫，册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立大宋重修太清宫之碑、先天太后之赞碑、会真桥记等碑刻。在这期间，太清宫盛极，来往不绝的不仅有达官贵人，骚人墨客也常来此流连驻足。谢灵运、李白、杜甫、苏辙、范仲淹、欧阳修等都曾在这里留下尊老崇道、咏物状景的珍贵诗篇。此时的太清宫名声远扬。建国后，党和国家***也先后游览了这块圣地。
到了宋末，靖康之乱给太清宫带来了灭顶之灾，很多建筑都毁于兵火。到了金代得以重修，但己元气大伤。元朝统一后，重视道教，朝廷颁布保护太清宫的令旨，明确规定太清宫、洞霄宫属国家保护，规定在太清宫方圆四十里内的土地、树木及一切财产属太清宫所有。元代末年，太清宫一带屡患水灾，大部分建筑被毁。直至清康熙年间，才在原址上重建太极殿，但规模已远不如昔日，较之于唐宋，仅存什一也。
1997年，考古专家在太清宫发掘出一处含龙山文化遗址、西周墓葬、东周夯土基址和大型马坑、唐宋建筑基址、碑刻及明清建筑的大型文物古迹群。该遗址时代早，跨度大，保存完好，文化内涵丰富，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北京和河南省的10余名考古专家指挥近百名民工还对太清宫前、后宫周围3300多平方米的地面进行了挖掘，发掘出了清晰的唐、宋、金、元太清宫遗址及大量的祭祀器皿。随后，60余位来自北京大学、国家文物局、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历史所及全国最知名的考古专家和老学专家云集鹿邑，研究这次挖掘成果，一致认定，发现的大量祭祀器具证明历代祭老在太清宫、祭李母在后宫，同历代文献记载完全吻合，而那次考古挖掘，被评为199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从而载入史册，震惊海内外。
详细地址：周口市鹿邑县城东5公里的太清宫镇
老子（传说前600年左右—前470年左右），中国古代思想家。姓李名耳，字伯阳，诞生于 安徽涡阳太清宫。有人说又称老聃。在传说中，老子一生下来时，就具有白色的眉毛及胡子，所以被后来称为老子。相传生活在春秋时期。老子著有《道德经》，是道家学派的始祖。道家后人将老子视为宗师，与儒家的孔子相比拟，史载孔子曾学于老子。在道教中，老子是一个很主要的神仙，被称为太上老君，尊为道祖。
涡阳天静宫，俗称老子庙，又名中太清宫。是中国先秦伟大思想家、哲学家、道家学派创始人、道教鼻祖老子的诞生地、道教之祖庭。其座落在涡阳县城北，南距谷水（今称武家河）入涡处二华里，北枕龙山，三面环水，环境清幽。
天静宫始建于东汉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始称老子庙。盖因桓帝梦见老子降于殿廷，乃颁旨在此立祠祀奉。此后，曹魏黄初三年(222年)，隋开皇元年(581年)都奉敕修建过。李唐王朝，以老子为始祖，尊崇之极，屡加册封，钦赐庙额为”太清宫”并尊此庙为祖庙，大兴土木。其金碧辉煌,宏伟壮阔,不逊于帝王之都。唐末战乱，几成废墟。北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至天禧二年(1018年)间奉敕重建。翰林学士盛度撰碑。
唐宋诸多帝王曾多次躬临涡水之滨，恭谒老子降诞圣地。唐高宗于乾封元年(666年)二月，自泰山前来此朝谒，上尊号“尊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正月，宋真宗至此，加号"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撰《御制朝谒太清宫并序》。
太清宫唐宋鼎盛时期，规模宏大，海内无匹，号称占地三千亩，食邑数千人。元明两代，宫观尚蔚为壮观。清末战乱频仍，殿宇日趋颓废，始有“烧丹灶冷余荒草，问礼堂空剩石牛”之叹。
1989年以来，经海内外专家学者多方考查论证，确认此处为老子诞生之地，天静宫旧址所在。故而，马炳文、谭兆、侯宝垣等大德之士发起广募善款，重修天静宫。于老子则为纪念圣地，于道教则为天下祖庭。此番重修依其鼎盛时期——北宋时的规制复修。全宫分中路和东、西三路。中路为正殿所在，前后有山门、会仙桥、灵官殿、老君殿、三清殿、灵官殿、天师殿、重阳殿、财神殿、元辰殿、老祖殿、慈航殿、吕祖殿、钟鼓楼、“道之源”、“德之初”陈列室和乾坤道舍。其东有东岳庙、圣母殿、流星园及九龙井。西有讲经堂及藏经阁。今青牛回转，紫气重现，老子故里天静宫又复屹于古相大地，重现昔日风采。
老子籍贯之争
关于老子是什么地方人，或许对理论学术研究影响不大，但汉时就有《庄子》沛人、《列子》陈人与《史记》“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存疑之语，只是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经汉初采用道家思想治国，东汉形成道教，唐李家王朝认祖的洗礼，“老子天下第一”，地位日益显赫，引发籍贯之争。特别是近年来由于旅游业的兴起，安徽涡阳、河南鹿邑大兴土木，先后建成了现代化规模宏大的天静宫、太清宫， 籍贯之争，越演越烈。走进两个县城，标注“老子故里”的骑牛雕塑不细心的人分辨不出其中差异。北京国家博物馆老子蜡像展还明确注明是江苏沛人。究竟老子是哪儿人，孙以楷教授对历史进行了梳理，他在《道家文化寻根》中归纳整理出有五种说法[1] [P36]：
1、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西汉司马迁说，见《史记·老子列传》。
2、陈国苦县赖乡曲仁里人。隋唐孔颖达说，他说《史记·老子列传》中说，老子是陈国苦县赖乡曲仁里人（《礼记·曾子问疏》，《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
3、陈国相人。隋唐陆德明说，他说《史记》所载的既不是“楚苦县人”，也不是“陈国苦县人”，而是“陈国相人”。《后汉书 · 郡国志》曰“陈国相人”，还解释说：“春秋时曰相”。
4、楚国相人。东汉边韶在《老子铭》中说老子是“楚国相人”。《广弘明集》中释法琳的《十喻篇》引《高士传》也持同样看法。
5、宋之相人。清代姚鼐说。他在《老子章义序》中说，老子是宋国沛人。马叙伦《老子考》中说，宋之相人。
经过对五种说法的分析总结，孙以楷教授提出第六种说法——安徽涡阳人。但无论几种说法，归纳起来实际只有河南鹿邑与安徽涡阳两种争论，笔者认真查阅了有关材料，认为“楚苦县，陈苦县，楚相人，陈相人”四种答案具有相对一致性，虽然说法不一，但都同指一个地方，即今河南鹿邑。陈国相人是《史记》原著，今本《史记》系转抄本相对正确。“宋之相人或宋之沛人”源自对地名混乱的误解。“安徽涡阳人”的证据本身不能自圆其说。为证明上述结论，下面从所涉及乡、县、国等地理概念入手，只有正确理解这些地理概念，才能辨别真伪，解决争论。
一、厉乡、赖乡同地
《 汉语大字典》“厉”字条，颜师古注：“厉，读曰赖”；司马贞索隐：“厉、赖声相近，古多假厉为赖”。所以赖乡和厉乡是同一概念。成语“鲁鱼帝虎”，出自《抱朴子》，引用当时谚语“书三成，鲁成鱼，帝成虎”，说书经过三次转抄，“鲁”会错成“鱼”，“帝”会错成“虎”。中国古书在传承的过程中，汉及汉以前都是以传抄为主要手段，抄写者大多为普通文人、政治文人，不是学者文人，一般只关注内容、字义与抄本的一致性，而不注意保持书的原形、原样，这是先秦古文都有的通病。考古发现帛书《周易》与通行本的字形不同，字音相近是正常情况。乡名虽异，概念一致，说明无论谁抄谁，对抄写者来说，赖乡和厉乡同指一个地方。由于“曲仁里”只见一说，故乡里的地名一致，没有争议。
至于“曲仁里”一名所指，鹿邑县城东门内的老君台正门牌坊上的联语可以为证，联语为“自古永传曲仁里，天高近接太清宫”。曲仁里作为“赖乡”的下级行政单位，就应该是今太清宫镇，即太清乡宫乡政府所在地。太清宫镇在鹿邑县城东5公里处(与《濑乡记》《历代疆域表》均符合若契)，旧有别名曰“犹龙镇”(解放前仍然如此称呼)，取义于《史记·老子列传》孔子“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一语。更奇者，镇内西北角有一方圆数十丈的高地，当地父老相传谓之“影阳山”（这或许就是王莽新朝更名为“赖陵”的根据吧）。关于这片高地，当地民间至今流传着一段与老子有关的神话传说。或许最有说服力的是此高地本身为一条小河的发源地，这条丝毫不起眼儿的小河，当地父老至今仍名之为“赖(濑)乡沟”，贯穿太清宫乡全境，东南汇入白沟河。此水名恰好与历代文献相合。
二、苦县、相县同地，因“相”歧义
鹿邑古称“鸣鹿”、“苦”、“谷阳”、“真源”、“仙源”，元朝至元二年（1265）改为鹿邑县，县名沿用至今。春秋（前770－476） 在太清宫集西北设治相，马铺北设治訾毋，大辛集东北设治鸣鹿，今县城东设治苦，属陈国。 战国（前475－前221） 始皇二十五年（前222），秦灭楚，置苦县，属颖川郡，后属砀郡。 《史记索隐》：“苦县本属陈国，春秋时楚灭陈，而苦又属楚，故云楚苦县。” 《历代地理沿革表·卷25》：“苦，汉属淮阳国，后汉属陈国。三国仍称苦县。晋成康三年更名为谷阳。唐乾封元年更名真源。建元元年改曰仙源，神龙元年复名真源。宋大中祥符七年夏，更名卫真，全同。元初省卫真，入鹿邑，后迁鹿邑治，此属亳州”。 应该说县名沿用有准确的历史记载，没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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