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01<剥 皮> 剥的时候由脊椎下刀，一刀把背部皮肤分成两半，慢慢用刀分开皮肤跟肌肉，像蝴蝶展翅一样的撕开来最难的是胖子，因为皮肤和肌肉之间还有一堆油，不好分开。 另外还有一种剥法，不知道可信度多少。方法是把人埋在土里，只露出一颗脑袋，在头顶
01<剥 皮>
剥的时候由脊椎下刀，一刀把背部皮肤分成两半，慢慢用刀分开皮肤跟肌肉，像蝴蝶展翅一样的撕开来最难的是胖子，因为皮肤和肌肉之间还有一堆油，不好分开。
另外还有一种剥法，不知道可信度多少。方法是把人埋在土里，只露出一颗脑袋，在头顶用刀割个十字，把头皮拉开以后，向里面灌水银下去。由于水银比重很重，会把肌肉跟皮肤拉扯开来，埋在土里的人会痛得不停扭动，又无法挣脱，最后身体会从从定的那个口「光溜溜」的跳出来，只剩下一张皮留在土里
皮剥下来之后制成两面鼓，挂在衙门口，以昭炯戒。最早的剥皮是死后才剥，后来发展成活剥。
02<腰 斩>
由于腰斩是把人从中间切开，而主要的器官都在上半身，因此犯人不会一下子就死，斩完以后还会神智清醒，得过好一段时间才会断气。
明成祖杀方孝孺就是用腰斩，传说一刀下去之后，方孝孺还以肘撑地爬行，以手沾血连书「惨」字，一共写了十二个半才断气。
03<车 裂>
即五马分尸，很简单，就是把受刑人的头跟四肢套上绳子，由五匹快马拉着向五个方向急奔，把人撕成六块。记得商鞅就是受五马分尸之刑。
要把人的头跟四肢砍下来都得花不少力气，更何况是用拉扯的。而受刑人身受的苦处更可想而知。真到撕开的时候，恐怕受刑人已经不会觉得痛苦了。痛苦的是正在拉扯的时候。
04<俱五刑>
把砍头，刖，割手，挖眼，割耳和一，即「大卸八块」，通常是把人杀死以后，才把人的头、手脚剁下来，再把躯干剁成三块。
汉高祖死后，吕后把他的宠妾如意夫人抓来，剁去手脚，割掉鼻子耳朵舌头，眼睛挖出，丢在猪圈里喂养，取名「人彘」结果吕后自己的儿子看到，给活活吓死
05<凌 迟>
最早是把人杀死之后再剁成肉酱，称为「醢」，受过此刑的记得有子路，还有周文王的长子伯邑考。
后来发展更加精细，目的还是要让犯人受最大的痛苦，因此不但是活的时候施刑，还要求受刑人必须身受多少刀以后才死。
据说发展到后来，每次凌迟要由两个人执行，从脚开始割，一共要割一千刀，也就是要割下一千片肉片才准犯人断气。而据说犯人若未割满一千刀就断了气，执行人也要受刑。发展成死刑的艺术
而受此刑最有名的人就是大太监刘谨，听说一共割了三天才让他断气
而最惨的是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因为崇桢皇帝中了反间计，误以为他通敌卖国，判他凌迟处死，行刑前以鱼网覆身（让肌肉突出以便下刀），游街示众，被北京城无知的民众冲上前去，把他的肉一块一块咬下来那种心理的痛恐怕远高于生理的痛。
这是明清的正式刑之一
06<缢 首>
在国外，绞刑是普遍使用的刑罚。
中国人的绞刑是用弓弦缢杀就是把弓套在受刑人脖子上，弓弦朝前，行刑人在后面开始旋转那张弓， 弓越转越紧，受刑人的气就越来越少，最后终于断气
岳飞父子就是这样死在风波亭，（因为他是功臣，不能斩首，要留全尸）而明末流亡的桂王也是这样给吴三桂亲手缢杀
07<烹 煮>
即「请君入瓮」那是唐朝时代，武则天当皇帝的时候，朝中有位酷吏叫来俊臣，崇尚严刑峻法，对不肯招供的犯人往往以酷刑对待。方法是找个大瓮，把人塞进去，然后在瓮下面用柴火加热。温度越来越高，受刑人也越来越受不了，如果不肯招供的话，往往就被烧死在瓮里后来武则天听说了这件事，就把来俊臣找来，问他犯人不肯招供要怎么办？来俊臣很得意的把这个方法说了出来，武则天就淡淡的说了句：「则请君入瓮」，把来俊臣烧死
08<宫 刑>
司马迁就是受了宫刑，才会写出史记，也才会在「报任少卿书」里写出「身直为闺阁之臣」这样的句子。
中国人的阉割可讲究了。首先要拿绳子把小弟弟绑起来（包括子孙袋）让血液不流通，自然坏死，后拿利刃一刀子割掉（全部喔！不是只有小弟弟）。割掉了以后拿香灰一盖，止血，还得拿根鹅毛插在尿道里。等过了几天把鹅毛拿掉，如果尿得出来，阉割就算成功了。要是尿不出来，那个人就算废了，大概最后会死于尿毒症吧。所以如果是要阉来当宦官的话，最好趁年纪还小就阉掉，年纪大了危险性高很多。
此刑常被贵族冲抵死刑
相对的女性为幽闭
09<刖 刑>
关于刖刑，大家的说法不太一样。
有人说是把膝盖以下都砍掉，也有人说是把膝盖骨削掉，以后者比较可信。
总之，刖刑是一种类似截肢的酷刑。
战国时代，孙膑受师兄陷害，受的就是刖刑。听说他名字本来叫孙宾，受刑之后，才改为孙「膑」。
如果是把膝盖骨削掉，大腿小腿之间失去了保护，这个人可能连站都站不起来，所以稗官野史上说，孙膑受刑之后，上阵打仗连骑马都没办法，必须要坐车（马车或人力车）。
10<插 针>
用针插手指甲缝。常用于女囚
11<活 埋>
活埋是战争时常用的手段。因为省力，速度也快。
战争里的活埋，都是叫战俘自己挖坑，有时会先杀死俘虏再把他们推下去，但时间不够的时候（或是要省子弹时），就直接把他们推进去以后盖土。中国的酷刑中，活埋古已有之。不过没听过有什么名人受过这种刑罚。比较狠一点的，会把人直挺挺的埋在土里，只露出一个头，然后开始凌虐
12<鸩 毒>
鸩毒大概算是酷刑之中唯一比较人道的方式
中国古代的毒药中，最有名的应该是「鸠」这种毒药，成语中的「饮鸠止渴」便是源自于此。
常用于赐死情况
13<棍 刑>
即木桩刑。这里要说的棍刑，不是用棍子打人。这里说的棍刑，是拿根棍子直接从人的嘴或肛门里插进去，整根没入，穿破胃肠，让人死得苦不堪言。
正史上没有看过用这种刑罚的记载，不过金庸小说「侠客行」里有提到，还给这种酷刑起了个美名叫「开口笑」。
14<锯 割>
把人用铁锯活活锯死，其惨状似乎与凌迟、剥皮也在伯仲之间，难怪在地狱酷刑中，就专门有把人锯开的酷刑。然而，锯死活人不仅在传说的地狱中存在，在人间也是确确实实存在着的。据《三国志．吴书．孙皓传》记载，三国时，吴帝孙皓的爱妾指使近侍到集市上抢夺百姓的财物，主管集市贸易的中郎将陈声原是孙皓的宠臣，他捕获抢劫者绳之以法。爱妾告诉孙皓，孙皓大怒，假借其他事端逮捕陈声，命里武士而烧红的大锯锯断陈声的头，把他的尸体投到四望台下。
15<断 椎>
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仇恨之极时，往往会想到要打断他的脊椎骨。打断脊椎骨确实是一种很解气的行为，因为人的脊梁骨若是断了，他也就一命呜呼了。在中国历史上，断椎也是一种很重要的酷刑。据《商君书．赏刑篇》载，春秋时姬重耳打算明文规定刑律，使国内百姓人人守法，就和大夫们一同商议。姬重耳的著名朝臣颠颉很晚才到，有人认为颠颉有罪，应该给以处罚。于是，姬重耳批准，将颠颉断椎处死。晋国的士大夫们都非常害怕，他们说：颠颉跟随姬重耳流亡列国十九年，功劳很大，现在偶尔有小过尚且受到如此严厉的刑罚，何况我们哪？从此人人畏刑守法。
16<灌 铅>
在佛教关于阎罗的故事中，有阎罗黑白二相的说法，白相即为地狱之主，有百官所命，美女围侍；黑相即每天有两个时辰，要受铜汁灌肠之苦。与此相似，人间有灌锡或灌铅的酷刑。锡的熔点是摄氏二三二度，铅的熔点是摄氏三二七点四度，无论灌锡或灌铅都能把人烫死。而且溶化的锡或铅一入肚腹就会凝固成硬块，这种重金属的坠力也能致人死命。
汉代厂川王刘去的王后阳城昭信妒忌而暴虐。刘去宠爱另一位名叫荣爱的美姬，多次和她一块饮酒，昭信妒性大发，就向刘去说：“荣爱看人时，神色有些不正常，大概是和谁有私情”。刘去信以为真，他见荣爱正在给他绣衣领上的花纹，就一怒之下夺过衣服投进火中烧掉了。荣爱见刘去生气，非常害怕，投井寻死，刘去命令人把她捞出来，不幸没有死。刘去杖责荣爱，她招认私情，荣爱受刑不过，胡乱说出和医生有奸情。刘去越发恼怒，就把荣爱绑在柱子上，用烧红的尖刀剜掉她的两只眼珠，再割下她的两条大腿上的肉，最后用溶化的铅灌入她的口中，这样一直把荣爱摧残至死。
17<梳 洗>
这里说的梳洗并不是女子的梳妆打扮，而是一种极为残酷的刑罚，它指的是用铁刷子把人身上的肉一下一下地抓梳下来，直至肉尽骨露，最终咽气。梳洗之刑的真正发明者是朱元璋，据沈文的《圣君初政记》记载，实施梳洗之刑时，刽子手把犯人剥光衣服，裸体放在铁床上，用滚开的水往他的身上浇几遍，然后用铁刷子一下一下地刷去他身上的皮肉。就像民间杀猪用开水烫过之后去毛一般，直到把皮肉刷尽，露出白骨，而受刑的人等不到最后早就气绝身亡了。梳洗之刑与凌迟有异曲同工之妙。据《旧唐书．桓彦范传》记载，武三思曾派周利贞逮捕桓彦范，把他在竹槎上曳来曳去，肉被尽，露出白骨，然后又把他杖杀。
18<抽肠>
最后一个，很恶心的，是朱元璋用的，抽肠。看这个名字就有点受不了了吧。具体做法是立一个很高的竿子，上面装个类似滑轮的东西，一根绳子搭上，一边栓一个大石头，一个挂一个铁钩，然后铁钩从人的肛门插进去，挂到肠子上，石头下落，肠子就慢慢出来，当然，人是活的。
从世界历史上看，中国传统的文化的发展演变有其明显的特色，这种特色就在于中国传统文明的发展进程一直延续，没有发生中断。自古至今，“刑、德”被视为治国安邦的两套良策，所以刑法和刑罚为中心的古代法律制度也就必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门。社会的进步，文明的演变，法也从原始简单的习惯，逐渐向着结构严谨、富于哲理的模式过渡，中国历史上法律的变革，实质上代表及反映了中华民族对社会、人生以及与人关系的根本性问题所作的思考，集中、突出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念。所以，刑罚作为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发展与变化，实质上也是整个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浓缩。刑罚体系的发展与变化的原因是多层次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点，同时代不同的当权者亦有不同的举措。但是总的发展趋势是以原始的野蛮、落后、残暴向着文明、慎刑方向发展。
一、中国古代刑罚的发展与变化。
原始社会的舜禹统治的时期确认不少有关处罚的习惯。《尚书。舜典》载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 钦哉！惟刑之恤哉。”当时的处罚习惯，将贪赃（墨）行为与劫掠（昏）杀人行为并列，一并处罚，体现了当时的社会已经注重对行政人员的整治和管理，严厉制裁渎职、贪污行为。
《尚书。吕刑》对原始社会末期的处罚方式作了这样的说明：“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淮作王虐之刑曰法”，“爰始*为劓、刵、诼、黥”。又据《后汉书。刑法志》说：“（禹）自以德衰而制肉刑”。
夏代逐步确立了墨、劓、剕、宫、大辟的五刑制度。
商代刑法严酷。盘庚规定“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 死刑除去斩刑外，还有醢、脯、焚、剖心、刳、剔等刑杀手段。
西周形成以圜土之制、嘉石之制为名的徒刑、拘役等刑罚，以及赎刑、流刑等制度作为五刑的补充，这一时期为奴隶制刑罚的成熟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仍然以五刑为主，残酷性并没有改变、商鞅被处死时，即用车裂之刑，这一时期为奴隶制刑罚向封建制刑罚过渡的阶段。
秦刑罚出现了新的变化，主要有笞、杖、徒、流放、肉、死、羞辱、经济、株连八大类。其中前五类相当于现代的主刑，后三类相当于现代的附加刑。秦法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有明显的过渡的特征。
汉代对刑罚进行了改革，汉文帝十三年，下诏废除肉刑，着手改革刑制。具体有：凡当完者，完为城旦舂；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右趾者，弃市。这样就改变了原“五刑”制度。但是也出现问题：1、斩右趾，改为弃市，扩大了死刑范围；第二，以笞代替劓刑、斩左趾，结果受刑者“率多死”。后，汉景帝又两次下诏减少笞数，第一次是笞五百减为三百，笞三百减为二百。第二次是笞三百减为二百、笞二百减一百。改革之后，除死刑以外，还有笞刑，而宫刑未改。到东汉初，明帝诏中又提到斩右趾，说明又以此刑代替弃市，把文帝时由轻入重的一项又回来，至此，两汉肉刑有宫和斩右趾。
关于徒刑，汉初沿用秦制。但是汉代已经有了明确的刑期。如髡钳城旦舂，五岁刑；完城旦舂，四岁刑；鬼薪白粲，三岁刑；司寇和作如司寇，皆二岁刑，男罚作和女复作，皆一岁到三月刑。此外，汉代另有“顾山”，是只用于女犯的刑罚，因此也称为“女徒顾山”。
此外，两汉还沿用秦代及以前的罚金、徙边等刑罚。另外有禁锢刑，是汉为禁止官史结党，对有朋党行为的官吏及其亲属，实行终身禁为官的政策。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刑罚体系较前朝有了很大的变化，刑罚的总的变化的特点是逐渐宽缓。“割裂肌肤，残害肢体”的刑罚手段逐渐减少，向新的封建制五刑过渡。主要体现在：1、废除宫刑制度。北朝西魏在大统十三年（公元547年）下诏禁止宫刑：“自今应宫刑者，直没官，勿刑。”北齐在天统五年（公元569年）也诏令废止宫刑：“应宫刑者普免为官口”。2、规定了鞭刑与杖刑。这一刑罚缘于北魏，并为北齐北周沿用。3、规定流刑为减死之刑。南北朝时期，把流行作为死刑的一种宽待措施。如北周时规定流刑为五等，每等以五百里为差，以据都城二千五百里为第一等，至四千五百里为限，同时附加鞭刑。4、缘坐范围有所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对妇女缘坐的变化上，总的趋势是缩小范围，但司法实践中却多有扩大。在整个南北朝时期缘坐的范围也有反复。《梁律》创从坐妇女免处死刑的先例。
隋《开皇律》删除不少苛酷的刑罚内容。废除不少残酷的生命刑，把死刑法定为绞、斩两种。对流刑、鞭刑均作修改。隋文帝明确说明：“绞以致毙、斩则殊形，除恶之体，于斯已极”，所有 “枭首轘身”与“残剥肤体”的鞭刑都废除不用，确立了封建制五刑。
唐刑罚比以前各代均为轻，死刑、流刑大为减少。死刑只有绞斩两种；徒刑仅一年至三年；笞杖数目也大为减少。更重要的是，其适用刑罚以从轻为度；唐律被认为是我国古代社会“得古今之平”的刑罚中的典范。
宋创设了一些新的刑罚制度。1、刺配刑。宋太祖为宽贷杂犯死罪而立刺配之法，刺面、配流且杖脊，是对特予免死人犯的一种代用刑。但后来则成了常用刑种之一。2、凌迟刑。宋时将五代的法外刑凌迟作为法定刑种，初时适用于荆湖之地所谓以妖术杀人祭鬼的犯罪。但后来适用范围越来越广泛。3、折杖法。宋太祖创立折杖法，作为重刑的代用刑。但因存在不足，即“良民偶有抵冒，致伤肢体，为终身之辱；愚顽之徒，虽一时创痛，而终无愧耻。”所以，在徽宗时又对徒以下罪的折杖刑数重作调整，减少对轻刑犯的危害。
元法初为习惯法，成吉思汗时有斩决、流放、责打条子等刑罚，后逐渐向汉代的五刑体制过渡，并最终实行。但其死刑中无绞刑，凌迟为法定死刑。
元朝仍保留许多习惯法，包括不少肉刑。一般人犯盗窃罪，除断本罪外，“初犯刺左臂，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项。”“强盗初犯即须刺项”，只有蒙古人可不受此刑。为了维护僧侣的特权，元律规定“殴西番僧者截其手，骂之者断其舌”。
元有警迹人制度。强窃盗犯在服刑完毕后，支付原籍“充警迹人”。在其家门首立红泥粉壁，上开具姓名，犯事情由，由邻居监督其行止，且每半年同见官府接受督察。五年不犯者除籍，再犯者终身拘籍。
明清刑罚有新的发展变化，其特点是刑罚更加残酷化，并大量复活了肉刑。明清时的刑罚变化有：
1、死刑。明、清两朝在法律上恢复了枭首示众之刑，并且范围逐步扩大。此外，明清时期的死刑执行方面还有一些更加残酷的方式，如“剥皮实草”、“灭十族”、戮尸等。 清朝针对死刑还有一个独特的制度，即斩立决和监候制度。
2、充军刑。“充军”创制于明代，但是不以充军为本罪。清朝的充军则作为流罪的加重刑，并以充军为本罪。而且充军的条目也较明代增加。
3、发遣刑，这是一种比充军重的刑罚。明代时只限军官和军人，永不得回原籍。清时则包括犯徒罪以上的文武官员，还可以有机会放还。
4、枷号，是明朝首创的耻辱刑。在明代还变成一种致命的酷刑。清时对一些伦理性和风化犯罪，用此法。
明代还有庭杖制度。指在殿庭前对违抗皇命的大臣直接施以杖刑的法外刑罚。
二、中国古代刑罚演变的原因。
大体上，刑罚发展变化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当权者指导思想的不断变化导致了刑罚发展变化。法律制度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门，任何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以及其特色的形成，都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传统等社会经济条件紧密相连的。原始社会时期，没有国家，没有法律，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低下，当时的原始习惯也是由以采集和渔猎为标记的低下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惩罚方式简单残暴，后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成为主导。逐渐产生了相当多的习惯法，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随着人们对物质世界的进一步认识，刑罚的体系逐渐完善，目的性也更加专一，保护私有制财产，保护人身权利，维护政治统治。自夏代建立第一个奴隶制国家起，我国古代社会一直坚持以刑法为主的法律体系。
由于专制、集权贯穿我国几千年的古代发展史，中国的法律文化也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没有西方世界的民主与法制、人权的概念。大量的充斥于刑法之中的完全是对人的生命的漠视和刑罚的随意性。
从简单的同态复仇到夏、商时期奴隶制刑罚，及至演变到封建社会的“五刑”，刑罚的变化，同当权者的统治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是集权的家长制统治，王或皇帝是国家的主宰，所谓家天下。“溥天之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法律也集中体现了维护王权统治的基本指导思想。崇尚刑法，重视刑罚。使我国古代不管民事、行政、刑事的制裁，无一例外的采用刑罚的手段。法律不但凭借严酷的刑罚手段惩办危及王权统治的政治性犯罪，同时也严厉制裁破坏国家统治、扰乱社会程序的刑事犯罪。统治者从长期的实践中体会到，既要使犯罪者受到惩罚，又能保存劳动能力，是更为有利的。所以刑制的改革，更加适应了经济基础需要，同时更好的维护其统治。夏、商时期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同时又刚刚从原始野蛮时代演变而来，维护王权成为其首要的目的，同时人的愚昧无知又使统治者假借天意的图谋得以实现，虽然其刑罚十分的野蛮残酷，但是统治者借天的名义，成功地表明其刑罚的合理性。同时，统治者鉴于前朝的教训，至周时提出“以德配天”、“明法慎罚”的思想，强调“用刑宽缓”，将教化和刑罚结合起来，体现到刑罚上，出现了“圜土之制”，“嘉石之制”为名的徒刑、拘役等刑罚，以及赎刑、流刑等以作为五刑的补充，不再单纯是伤及人肢体、生命的酷刑。秦以后到明清，中央集权的统治者更加牢固的确立，虽然各朝代执政者执政的指导思想各有不同，但是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也逐渐促进统治者对刑罚作出变革，以绞、斩死刑代替以往残酷的生命刑，以笞、杖、徒、流代替野蛮的肉刑，实质是统治者逐渐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文明程度提高的反映。
二、古代社会高度集权的家长制统治，统治者权力的无限制和无制约，当权者往往凭一己好恶行事，使刑罚形成了不稳定和不确定的特点。所以，我国古代刑罚发展变化的进程中人为的痕迹浓重。总趋势是朝者宽缓的方向，但是其中也多有反复。我国古代社会自从有国家以来，无论是不成文立法的时代，或者是成文法时代，法律对刑罚的种类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经常有随意增加法外刑罚的情况。隋初，制定《开皇律》、《大业律》，强调用法宽缓，然而隋炀帝并不依律行事，他“更立严法”，并恢复枭首、灭九族等等酷刑，自毁法制，滥施*刑。又如唐时法律为我国古代之最鼎盛时期，但是法外施刑的现象也层出不穷。武则天时，酷臣周兴、索元礼、来俊臣非法采用酷刑，摧残人犯，将人犯“禁地牢中，或盛之如瓮，以火圜灸之，兼绝其粮饷，至有抽衣絮以瞰之者。”明时，皇帝设厂卫特务机关，滥用刑罚更为严重。清律中根本没有关于文字狱的直接规定，但所有的文字狱均是按照谋反、大逆定罪，是最严重的犯罪，并且处以最严厉的刑罚。所以，古代专制制度下，皇帝的行为往往将法律沦为一纸空文。
另一方面，较为开明的当权者的举措，又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据史载，汉初文帝改刑罚的原因，是为缇萦的孝心感动，遂下诏说：“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生不息”，是 “不德”。由此引发了汉初刑罚的改革。
所以，在我国古代社会以仁者治国的指导思想下，法制的推进显然有其偶然性，但是反过来说，这样的发展变化也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
三、宋元明清法制由轻向重变化的原因。从秦汉至隋唐，刑罚制度的发展趋势一直为由繁杂残酷向简明轻缓。期间有汉文帝废肉刑的改革，以及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刑制改革及隋文帝法定五刑，至唐时法制达到巅峰，其影响直至宋、元、明、清，并及诸海外，但是宋、元、明、清虽以唐制，其刑罚较前朝又趋残酷、繁杂，并且复活了肉刑，死刑的执行方式也有增加。从历史上看，宋、元、明、清时期是我国小农经济继续发展并且至没落，而商品经济逐渐萌芽之时，社会的矛盾日趋激化，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更加加强中央集权，用重典治天下，故而刑罚更加残酷，这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刑罚的重要特点，至明清，发展尤为明显。其特点，就是限制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资本主义萌芽已经诞生的条件下，仍然坚持重农抑商的传统，实行“禁海闭关”，延缓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明时增加许多法外酷刑，而清朝又处于古代中国向近代化发展的复杂时期，更加以空前的严刑峻法推行政治思想的高压统治。明清时期大兴文字狱，对思想异端严厉惩罚，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我国古代社会先进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这也是我国古代社会一贯的愚民政策的体现。
明清时期重刑观点同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密切相关。古代社会发展到明清时期，封建制度已经走向末路，新的生产关系正在形成之中。而这种新兴的生产关系势必威胁到封建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所以，统治者为了维护政治上的专制统治，必然钳制广大人民的思想和舆论，甚至不惜动用残酷的刑罚手段，遏制自由思想的兴起。
四、刑罚的变化与发展同特定的社会发展现状紧密相连。我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或者同一阶段的不同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各个层面发展不尽相同，所以，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会形成不同的特色。刑罚作为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有不同的发展和变化。“刑罚世轻世重”的刑事政策也充分得以体现。从夏商以来历代统治者在运用刑罚统治社会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了丰富的用刑经验，至西周时，形成“刑罚世轻世重”的理论。《尚书。吕刑》说“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这种思想逐渐融入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之中。刑罚的发展变化实际上也体现了这种理论在治国实践中的运用。战国时期，群雄并争，天下大乱，当时刚刚兴起的地主阶级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就特别强调重典重刑，用刑严酷。唐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较为迅速，国家实力明显增强，所以，这一时期奉行用刑持平，“刑平国，用中典”的策略，体现到刑罚上，变化为宽严适中，简约易明。由此带来的后果是社会更加稳定，经济更加繁荣，使唐帝国成为当时亚洲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宋、元、明、清时期，统治者都是在天下大乱，群雄纷争中夺取天下，都认为身处乱世，强调治乱世用重典。所以这一时期的刑罚一反隋唐以来的轻刑中典政策，又将刑罚导入峻法酷刑的时期，走上了回头路。然而，严刑酷法带来的不是统治者的长治久安，也不是什么治国良方，残酷的镇压反而加快了王朝覆灭的步伐。
雅典民主政治的特点 雅典民主政治，不同于一般萌芽中的国家的原始民主制度。同古代东方专制主义国家相比，它具有许多明显的特点。 首先，雅典民主制度体现着雅典奴隶主自由民多数人的主权。伯里克利斯曾自豪地宣称：“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9]体现雅典人这种公民主权观念的，便是民众大会权力至上的制度。雅典的民众大会是所有成年雅典公民皆可参加的大会。在这里，任何公民都可发言；一切法律在其颁布之前都要在这里讨论通过；所有重要的国家官吏者；要在这里选举产生，一切关于战争与和平及其它重大国务都要在这里经过辩论、以多数人的意见作决定。通过这种制度，雅典的普通公民确实有许多机会去影响乃至决定政府的决策。而通过选举产生的官吏，也能较好的体现和执行民意。 其次，同公民主权密切相联系的是公民个人的自由和平等。事实上，这正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出发点。“大家认为平民政体具有两个特别的观念：其一为‘主权属于多数’，另一为‘个人自由’”。“平民主义者先假定了正义（公道）在于‘平等’，进而又认为平等就是至高无上的民意。”[10]雅典人的自由平等观念可以溯源于氏族社会的传统，又被强化于雅典进入阶级社会后的特殊的生产方式。 再次，雅典的官吏制度是具民主原则的重要体现。“自由的要领之一（体现于政治生活）为人人轮番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11]国家的一切公共职务（除十将军之职外）向一切等级的公民开放，只有为保证任职者能正当、顺利地履行职责的一些极少的、必要的条件限制。如规定，陪审法庭中的陪审官必须是年满30岁以上的、不欠公共债务的公民。官吏的选举一般都以抽签的方式进行，所以普通公民担任公职的机会是相当多的。 重要的官吏是以民众大会举手选举的方式进行，原则上，“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真正的才能。”[12] 复次，引人注目的是，在雅典国家有一整套相当严密的制度，保证公民对国家官吏实施有效监督。在雅典，所有的官吏在任职前要接受资格审查。一般实施这种审查的权力机关是陪审法庭。但对于将于次年任职的议事会成员、执政官等重要官吏，则首先由500人议事会审查其资格，而后再由陪审法庭审查，最后决定权在于陪审法庭。由于雅典的陪审法庭实际上是掌握在人民手中，因而，雅典的司法执政官还负有对国家官吏的监督责任，他们可就国家官吏包括议事会的主席的违法行为向民众大会提出公诉。为防止国家官吏贪赃任法、利用职权谋取私利，雅典专门设有十个会计员，“所有卸任官吏都要犯帐目对他们报告。”[13]这些会计员将核查结果提交陪审法庭，一旦发现贪污、盗用公款等犯罪行为，陪审法庭将以罚金或其它刑罚来处罚犯罪的官吏。在所有的雅典国家机关中占比较特殊地位的十将军职务，尽管可连选连任，但也要在每年经受十次公民大会的信任投票。如果这种投票反对其中任何一个官吏，他便应在陪审法庭中受审，如有罪，则决定他1为刑罚或罚金”[14]。此外，前所提及的“贝壳放逐法”更是雅典人监督官吏的有效手段之一。 如前所述，雅典人的500人议事会负责国家的日常政务，是雅典国家极其重要的机关。为了防止议事会的独断专横，雅典人采取了分权的方法，剥夺了议事会原有的判处死刑、监禁和罚金的最高权力，确立了陪审法庭最高司法审判和监察权，甚至于使陪审法庭拥有保护宪法的权力。亚里士多德记述：“人民使自己成为一切的主人，用命令，用人民当权的陪审法庭来处理任何事情，甚至议事会所审判的案件也落到人民手里了。”[15]在议事会内部，也采取措施，防止权力集中。议事会实行十个部门(三分区)的50人团轮流担任主席团的制度，每个主席团任期约一年的1/10。主席团中每天由抽签选出一名总主席，负责保管国家金库、档案和庙宇的锁钥和国玺；并在民众大会、500人会议开会时任主席。但总主席任职只一日夜，不得延长，也不得再度任此职。这些措施，有利于避免因长期任职形成事实上的权力集中以至专制独裁之流弊。 此外，在雅典的政治生活中，与民主相得益彰的是雅典国家的法制。伯里克理斯宣称：“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16]法律是适用于所有人的，没有人能处于法律之外，享受特权。 雅典人虽然极其珍视公民的个人自由，但这种自由从来也没有沦入无法无天、“人人各行其愿”的地步。“在我们的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的和宽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这是因为这种法律使我们心服。”亚里士多德认为“平民政体较少发生内讧，比寡头政体较为安全。”[17]这是因为，在象雅典这样的民主政治国家里，解决统治阶级各派的矛盾和斗争时，基本上都遵循着一定的法律程序，于是，以暴力和流血的手段进行争权夺利的斗争的事很少见。 雅典人极重视法律的稳定和权威，虽然允许修改法律，但有着严格的限制。在雅典，提交公民大会讨论的议案事先都要经过议事会的审查。公民个人虽然可以在民众大会上提出修改或废除以往的法律或提出新的议案，但若这种提议得不到通过的话，则将被起诉为不法行为，提议人要受到罚金处分，甚至有生命之虞。 雅典人不但重视成文法，而且也重视习惯法。“我们服从法律本身，特别是那些保护被压迫者的法律，那些虽未写成文字、但是违反了就算是公认的耻辱的法律。” 古代中国在政治制度方面的特点 一。奴隶社会时期的政治制度 中华民族在奴隶社会时期发展了大约1000年（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1世纪），经过了夏朝和商朝两个朝代，创造了璀璨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这个时期的政治制度特点有如下几方面： 1、王位世袭制度——中国从夏朝大禹传位于子开始，就奠定了中国两千年来的政治制度的基调——王（皇）位世袭。王位世袭制度的确立是我国古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件，他标志着氏族公社制度的瓦解，保护私有制度和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器已经产生。 2、各具特色的政府组织形式——自从夏朝由禅让制变为世袭制后，国家产生了，阶级也产生了，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国家机器必然产生。夏朝和商朝的国家组织既有相同点又各有特色。王称天子，王下有百官。又有法律和刑罚，用于镇压奴隶的反抗行为。它们的不同在于百官的称呼和刑法的种类。 3、建立在相同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制度——他们有着相同的经济基础，那就是土地私有制，奴隶主统治和剥削奴隶。当奴隶制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由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周王朝灭亡了奴隶制的商朝，使中国历史进入到封建社会时代。 二、封建社会时代的政治制度 从周朝开始的封建社会在中国延续了3000多年，既创造过辉煌的成就，也由于其强大的保守势力，严重的阻碍了中国发展的进程，最终落后于世界，导致了百年的屈辱。在这几千年里，政治制度大同小异，一脉相承。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秦始皇式的法家政治统治——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周公、孔孟仁义之道的思想统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纲五常的儒家思想。其总的特点及变化情况论述如下： 1、至高无上的皇帝制度。虽然周朝的天子自称为王，但实际就是皇帝，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周王是最高的统治者，他既是中央机构的首领，也是诸侯的共主。他采取“分土封侯”的宗法制度和政治制度相结合的方式来统治天下。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两千年来，天子称皇帝，仍然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拥有最大的权力，既是国家的首领，也是宗族的首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2、诸侯分封制。自从周武王灭了商朝后，把全国疆域分封给兄弟儿孙和功臣开始到清朝鸦片战争为止，历朝历代的帝王为了使自己家族一统万世，都会分封自己的伯叔、兄弟、姊妹、儿孙。因为分封诸侯导致过很多的内部战争，最终使得从拥有一方统治权的诸侯被削弱为只享有衣食税收权的空爵！ 3、三公九卿制——三省六部制的中央机构制度。几千来，中国中央机构总的来说是遵行了秦始皇的三公九卿制的模式。即使是从隋唐开始及其以后的三省六部制也是遵行其道的。只是结合各自时期统治需要略有变化而已。 秦始皇时的三公：百官之首的丞相；总管军事的太尉；主管监察的御史大夫。九卿：掌管宗庙礼仪的奉常；掌管宫殿警卫的郎中令；掌管宫门屯卫的卫尉；掌管御用车马的太仆；掌管刑法的廷尉；掌管外交和民族事务的典客；掌管皇族、宗室谱系名籍的宗正；掌管财政的治粟内史；掌管山海池泽税收的少府。“汉承秦制”，汉朝没有多大改动秦制。后来汉武帝改革，成立了中朝（内朝），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东汉光武帝对三公九卿制做了大的改动，成立了尚书台，使得三公名不副实，出现了“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的情况。此后经过魏晋时期和南北朝时期，三公九卿制逐渐向三省六部制过渡，最终在隋朝形成三省六部制，并一直延续到清朝。其间虽小有改动，但是本质相同，万变不离其宗。 三省：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各省长官为丞相。六部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各部长官为尚书，副官为侍郎。三省六部之官员就如三公九卿一样掌管着全国的一切权力。 4、郡县制。郡县制开始于秦朝，是商鞅变法的成果，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从秦始皇推行郡县制开始，两千年来，各个朝代都遵行不悖。虽然几经变换，从郡县制——州县制、——省府县制，但是这是一脉相承的。郡县制开始于秦始皇，结束于南北朝之北周。州县制开始于隋朝，直用到清末。省、府（州）、县制开始于元朝，延续到清末。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在延续着上面的制度。
记得采纳啊
因为跑不了，一是因为古代的政治制度，二则是本人的意愿。
古代有一句话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意思是，天下没有一处地方不是国家的地，没有一个人，不是皇上的人，所以要逃跑之前，需要仔细掂量。当皇帝要诛九族的时候，第一点，必然是要查清你九族的人数，姓名等情况。知道这些情况，即使你想跑，也很难，更何况九族人数之多，因为一个人连累整个家族的人，纵然想跑，也得逃得过家族人的制裁。
中国古代所遵循的礼仪，是现在的人不能相信的繁杂，事事当以家族利益为上，而非以个人利益为上，自然，即使被株连九族，也宁愿死的有尊严，有骨气。古代人自幼接受四书五经教导，礼义廉耻之重于他们来说，可谓比命重要，自然不会轻易逃跑。
而以皇权至上的古代，”天子一怒“受罪的便是百姓，如果一个人逃跑，连累的极有可能是整个地方，自然会有重重关卡阻挡，进出一城比起现在更是难上加难，而且能逃跑的范围仅仅在中国范围，无论怎么跑，也只能像孙悟空一般，怎么也逃不出如来佛祖的五指山，自然，罪人也逃不过皇帝的五指山。
况且，古代的交通工具马车以及船运的监管十分严厉，是很难跑掉的。也心知肚明跑是不可能的，也只能束手就擒。
一般来说，古代犯下诛九族之罪的人，大多为入朝为官之人，这些人必然是自幼熟读诗书之人，又怎会轻易逃跑。入朝为官之人，对于皇帝，有些会有愚忠的心态，自然为表自己清白，更不可能逃跑。如果被定为诛九族之罪，人基本上都是已经被抓起来之人，在守卫森严的牢中，又怎么能逃得了？
1、我因恶了高太尉，生事陷害，受了一场官司，刺配到这里。水浒传好词好句
赏析：林冲本是被高俅陷害，发配充军，却说自己与高俅交恶，不敢表达自己的愤怒，生动的展示了林冲这个下级封建官员在官场社会生活中忍气吞声以求生存的苟安性格。
2、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
赏析：写景佳句，字字如金，描摹入神，写的舒缓从容，细品如如化境，一个卷子，漫天飞雪舒缓沉实之态毕现。
3、恐怕火盆内有火炭延烧起来，搬开破壁子，探半身入去摸时，火盆内火种都被雪水浸灭了。
赏析：此一句就有无尽妙处，一方面写林冲心细，在一面为下文草料场绝不可能自己起火必是人为纵火埋下伏笔。
4、入得庙门，再把门掩上，傍边止有一块大石头，掇将过来，靠了门。
赏析：写林冲心细，入庙掩门抵石，点滴不乱，处处描摹林冲性格，也为下一步纵火者不得门而入，林冲偷听到了事情原委做了伏笔。
5、奸贼，我与你自幼相交，今日倒来害我，怎不干你事且吃我一刀。
赏析：此处林冲以断绝了所有返还朝廷过旧时生活的可能，满腔怒火蓬发，语言行动自不相同，真栩栩如生也。
6、第8回 林冲见了，起身接着道：“娘子，小人有句话说，已禀过泰山了。为是林冲年灾月厄，遭这场屈事，今去沧州，生死不保，诚恐误了娘子青春。今已写下几字在此，万望娘子休等小人，有好头脑，自行招嫁，莫为林冲误了贤妻。”那娘子听罢，哭将起来，说道：“丈夫，我不曾有半些儿点污，如何把我休了！”林冲道：“娘子，我是好意，恐怕日后两个相误，赚了你。”
赏析:这里是林冲和娘子的对话，为什么把它选上呢，因为这体现了林冲对自己娘子的真心啊，如果没有真心对她，试问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
7、第9回 话说当时薛霸双手举起棍来，望林冲脑袋上便劈下来。说时迟，那时快，薛霸的棍恰举起来，只见松树背后雷鸣也似一声，那条铁禅杖飞将来，把这水火棍一隔，丢去九霄云外，跳出一个胖大和尚来，喝道：“洒家在林子里听你多时！”
赏析:这里描写了薛霸董超想要谋害林冲时鲁智深出手相救的场面，描写得十分精彩，而鲁智深说：“洒家在林子里听你多时！”这体现了鲁智深性格的粗中有细，因为此时出来不仅可以救林冲，而且还有他们的“犯罪证据”，叫他们服气，再杀他们，也算是有凭有据。
8、林冲望后一退，洪教头赶入一步，提起棒，又复一棒下来。林冲看他脚步已乱了，便把棒从地下一跳，洪教头措手不及，就那一跳里，和身一转，那棒直扫着洪教头臁儿骨上，撇了棒，扑地倒了。柴进大喜，叫快将酒来把盏。众人一齐大笑。洪教头那里挣扎起来。众庄客一头笑着，扶了洪教头，羞颜满面，自投庄外去了。
赏析:这段话是动作描写，叙述了林冲棒打洪教头的场面，体现了我们的主人公胜得精彩漂亮，而且光明磊落。
9、人无千日好，花无百园红
赏析：花会红,但是不会红过百日,迟早一天要凋谢 人的运气好,不会好过千日,总有运气差的时候
10、送君千里，终须一别
赏析：送多远的路,终究要分别。话里的豪情终究难掩不舍之情！
率土之滨狗刀曹操加30的速度。根据查询相关信息得知，实行屯田制，统一中原、北方，奠定曹魏政权的基础简介，魏武帝曹操220年3月15日，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瞒，说本姓夏侯，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
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的人当然是皇帝。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天下的一切，从名义上说，都归属皇帝所有。
清朝的乾隆皇帝拥有的财富，据说占到当时世界的三分之一。
除去帝王，最富有的人当属少数几个历史上有名的权宦、巨贪、富商。
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做过一个统计评选：在过去一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
其中目前仍然在世的，包括身家过360亿美元的汶莱苏丹陛下哈志哈山纳柏嘉，以及当今世界首富比尔-盖茨。
在入选的50人中，有6名是中国人，出现时间前后横跨800年，他们分别为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绅、太监刘瑾、清商人伍秉鉴、宋子文。
《亚洲华尔街日报》还说，如果按征服土地来计算，在职业一栏是“征服者”，财富来源一栏是“掠夺”的成吉思汗可称“天下最富”。
当时，蒙古人打下了13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明武宗年间太监刘瑾被处死后，人们从他家中搜出黄金3360公斤、白银725万公斤。
明末国库仅得200万公斤白银。
清朝的和绅被查出贪污白银达22亿两。
20世纪30年代，宋子文在美学成回国后，迅即被任命为财政部长，由于其妹宋美龄嫁于蒋介石，宋子文更得到重用，且成为当时中国与美国交涉的主要渠道人物。
有说在40年代，宋子文可能已是全球首富了。
伍秉鉴是十三行的买办，他继承了当时只得少数人获准经营的丝绸和瓷器生意，在19世纪中期的世界他是首富。
伍家所积累的财富更令人吃惊，据1834年伍家自己的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相当于今天的约50亿元），成为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
建在珠江岸边的伍家豪宅，据说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媲美。
但是鸦片战争之后，伍家很快没落。
有人提名和珅，认为和珅也是历史巨富之一。
和珅确实是贪污之王，但是他贪了多少，却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
一般人都对“八亿两”白银和“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传说耳熟能详，那么他真的贪污了数亿两白银之多吗？结论是否定的。
和珅的家产肯定据称有数亿两白银之多。
这个数目之大，简直令人难以相信。
当时乾隆第十一子永瑆富甲京城，赛过众王府，家财也不过八十万两，已经引起永瑆的恐慌，生怕因过富引起皇兄猜疑；而和珅的家财竟然千倍于此，更有传言说“相当于朝廷二十年（亦有十年、十二年等说法）收入”。
下面，我们就来详细的分析一下，和珅有没有可能积聚起这么多财产。
和珅出生于中上等的武官之家，并非祖传的殷实巨富，没有什么雄厚的积蓄；且他为官20余年，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大学士、军机大臣、一等公。
即使这20余年一直做大学士、军机大臣、一等公这样的高官，那么他每年的薪俸也就2000两左右，从乾隆41年（1776）发迹到嘉庆四年（1799）被赐死的23年时间里，累计薪俸也只有四五万两白银，除去他一家人的开销，剩余不会太多。
当然，他是个贪污老手，招权纳贿、贪污中饱的各种财源，积蓄不会少；但是，照常理来看，无论如何一个人的收入也不可能会等于全国每年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庞大的帝国）。
因为当时社会生产力只能发展到那个水平。
封建国家从广大劳动人民身上所榨取的剩余劳动不可能再增加百分之五十到一倍这个限度。
况且当时不是和珅一个人在贪，整个清皇朝上上下下贪污成风，无官不贪，如果依照他敛财的这个比例的话，那广大人民早已无法再维持生产了，社会将立即崩溃。
实际上当时的清皇朝的危机还没有严重到这个地步，只是由盛转衰的开始，而不是社会的总崩溃。
此外，流传甚广的《和珅犯罪全案档》（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八亿两”的传说即来源于此）实际上是一个很成问题的东西。
其中破绽百出，字体、用词、称谓以及财产数量等彼此间差异极大。
1 从形式上来看，它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保存的其他档案不同。
其内容既包括嘉庆皇帝的上谕，也包括《御览抄产单》；既有和珅的20罪状，又有他和他小老婆的诗文，可谓名副其实的大杂烩。
有些嘉庆的上谕在其他档案和官书中根本找不到，不知源于哪里。
总之，它更像是一份民间传抄的逸事杂录。
2《全案》不是原档。
在全案档中凡遇“宁”字均却末笔，可见它是在避道光皇帝的讳，说明它直至道光年间才出现。
3《全案》所记载审办、查抄和珅家产、园寓人员与《实录》及档案所记载审办抄和珅家产、园寓人员名单分工均不相符。
4在《全案》中出现了什么八可能涉及到有害信息关键字,不允许发布、十一可能涉及到有害信息关键字,不允许发布、七额驸、绵二爷、王中堂之类的称呼，大谬，与一般的官书档案全不相同。
5《全案》所录嘉庆上谕多和《实录》的同一上谕相比差异很大，错字丢字改字和添字比比皆是，很不严肃。
错别字俯仰皆是，如把靖写成竣，把咎写成疚，把苫写成若，朋党写成明党等等。
6《全案》所记载《御览抄产单》与原始档案所载的数字不合，首先是房屋数量不合，其次，是《全案》所载和珅在京家赀数目与正式的档案数目不合。
《全案》所引用嘉庆帝上谕说：和申家产中106项中的25项，折合白银“二万三千三百八十九万五千一百六十两”，所藏金银玉石古玩等物约值万万两之多。
可是着至关重要的两项不见于正式档案和正史。
清末以来薛福成、邓之诚等人早已质疑：“世传《查抄和申家产清单》，出于当时报房小钞，实不足据。”
还有，和珅家中经营的当铺的本钱与一般当铺不相符。
《全案》记载，“当铺七十五座，（估银40万两），原始档案记为”查和珅借出本银开当铺12座及家人……开当铺共八座，……查计资本不下十余万……。
《全案》所列举出的每座当铺本银多者高达三四十万两，少者也有10万两左右，这是令人怀疑的。
乾嘉时期，京师地区当铺本银一般是达不到此数的，开当铺二三万两白银足以，五六万两在当时已经是一座很大的当铺了，无论如何不可能达到三四十万两之多的。
成本过多，既不利于经营（资金积压）又造成浪费，有违金融规律，和珅不至于做亏本生意。
综上所述，和珅的家产不会达到亿两白银之多，应该是在一两千万白银左右。
这个数字比较可信。
它比起传说中的八亿两要少许多；但即便如还是然令人咋舌，依然可将和大人置于史上第一贪官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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