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内容提要 国际秩序是大国之间权力分配、利益分配和观念分配的结果;大国崛起必然触及国际秩序建构,中国必须就如何建立国际秩序提出自己的见解;中国参与国际秩序的建设,应从区域秩序着手,同时强调以完善全球性国际制度的基本规则为着眼点,逐步加强在国际
内容提要 国际秩序是大国之间权力分配、利益分配和观念分配的结果;大国崛起必然触及国际秩序建构,中国必须就如何建立国际秩序提出自己的见解;中国参与国际秩序的建设,应从区域秩序着手,同时强调以完善全球性国际制度的基本规则为着眼点,逐步加强在国际秩序建设的议程创设能力,成为积极的、建设性的和可预期的国际秩序塑造者。关键词 中国崛起 国际秩序 政策建议秩序建设是任何一个大国外交必须回答的问题,更是崛起大国必须严肃对待的重大议题。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如何看待现存的国际秩序,如何参与建构未来的国际秩序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重要问题,也成为世界各国看待中国崛起的一个标尺。19世纪中叶之前,中国一直处于东亚相对封闭的区域秩序之中,并长期承担东亚区域秩序塑造者的角色。之后,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强行纳入世界体系,开始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历程。期间,中国的角色几经变换,从身处边缘、被动、消极参与到积极参与、主动建构,中国与国际秩序的互动构成了一幅纵横交织、由淡至浓的画卷。这个过程恰恰伴随着中国走过百年艰辛、开始民族复兴与崛起、走向现代化。同时,国际秩序也处于扩散、完善的过程之中,逐步呈现出世界性、全球性的特征。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秩序进入新的转型时期,各主要大国、国家集团纷纷就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设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且付诸实践。概言之,中国的现代化进步、崛起与国际秩序的发展似乎相约而行,这既给中国的未来发展提出了重大挑战,也为之提供了广阔的全球空间。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之间存在什么互动关系鉴于中国和世界秩序均处于转型时期,中国如何参与国际秩序的建构与完善,以实现和平的战略崛起国际秩序的历史变迁国际秩序(InternationalOrder)指的是国际行为的格局或布局,它追求的是国家社会基本、主要或普遍的目标,包括维持国际体系和国家社会本身的生存、维护国家的独立或外部主权、维护和平等。①根据既有的理解,国际秩序包含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国际秩序是某一时段各主要行为体基于实力造就的格局,建立在各行为体尤其是主要国家力量对比基础之上,即国际秩序是权力分配的结果。第二,国际秩序是某一时期国际社会各行为体在利益基础之上相互作用、相互斗争而确立的国际行为规则和保障机制。也就是说,国际秩序是国家间尤其是大国之间利益分配的结果。第三,一定时期的国际秩序是否稳定,往往取决于主要大国在核心观念上能否达成和保持一致、默契或必要的妥协。换言之,国际体系内的观念分配将是决定国际秩序能否建立、可否保持稳定的关键性变量。第四,国际秩序指的是国际社会中的主权国家、国家集团和国际组织等行为体按照某种原则、规范、目标和手段来处理彼此间的关系,以及所建立或维系的某种国际政治经济运行机制和整体态势。也就是说,国际机制是建构和维持国际秩序的决定性变量。综上所述,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中主要行为体尤其是大国权力分配、利益分配、观念分配的结果,而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全球性国际机制的创立与运行。国际秩序由各主要行为体尤其是大国提供,又体现并导致了大国之间的合作与冲突。国际秩序之争,实质上是权力、利益之争,又主要表现为观念之争、国际机制之争。鉴于大国实力的此消彼长是一种历史规律,在实力基础上的利益分配、观念分配以及反映三种分配结构与进程(Process)的国际机制也将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变革性是其本质特征之一。另一方面,权力结构、利益结构、观念结构、国际机制又存在某种程度的稳定性,乃至滞后性。新旧秩序的转换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5、16世纪始,欧洲列强筚路蓝缕,开创了稳定的全球航海体系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规模的贸易体系,工业革命、运输革命、通讯革命等相继而来,体系内部联系的紧密最终造就了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经济秩序。政治上,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署承认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为日后所建立的国际政治秩序奠定了最原始的政治基础。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国际分工的完成、世界市场和世界货币体系的出现、殖民体系的建立为主要标志,一个世界性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形成了。在这个体系中,欧洲列强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各自拥有了保护自己不受侵略威胁和对外进行殖民扩张的实力与强烈意愿。大英帝国崛起为世界霸主,同时美国崛起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日本也通过明治维新成功崛起为亚洲强国。19世纪最为突出的现象就是,德国通过统一实现崛起,并成为这一体系的挑战性力量。这些强国通过战争互动的结果就是第一个全球性国际秩序的出现。它以国际联盟的建立为依托,以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确立为标志。可以说,这一全球性国际秩序的确立是20世纪第一次新秩序的诉求。鉴于凡尔赛-华盛顿秩序的分赃性质及其内在的不平等性,该秩序的不稳定是必然的。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的重新崛起和德、日、意法西斯主义思想的泛滥,冲击该秩序的力量和意愿已经磨刀霍霍,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期间突出的现象是,美国具有了世界霸主的实力,却拒绝承担世界霸主的责任,而是伺机攫取世界性利益;社会主义苏联崛起成为列强纵横捭阖、准备战争的最佳借口。二战结束前后各大国建立国际秩序的努力代表了20世纪第二次新秩序的诉求。各大国遵循实力原则和利益原则,以划分势力范围的形式,建立了具有强烈地缘政治色彩的雅尔塔秩序。这一国际秩序相比有了巨大的进步,凝聚着世界人民与法西斯极端统治浴血奋战的成果,但该秩序确实没有摆脱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阴影,因而被称为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国际经济旧秩序指的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为特征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包括以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国际生产秩序,以不平等交换为特征的国际贸易秩序,以垄断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等。国际政治旧秩序指的是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特征的国际政治秩序。在看到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缺陷的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其发生的内在变革。首先,构成国际秩序基础的实力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的实力曾经起伏,但一直稳居综合国力最强。其他西方国家的实力变化巨大,德国重新崛起并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其他欧洲传统大国的实力不可避免地衰落,欧洲联合进程逐步开启与加速,成为区域主义加速发展的先锋。日本也在冷战的夹缝中重新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综合国力一直在上升之中,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综合国力提高为诸大国之最。①此外,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三世界崛起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并提出了改革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要求。实力对比是利益、观念和国际机制发生变化的先导。其次,随着实力格局的变化,各国提出了相应的利益要求,利益格局也出现了巨大变革,这不仅体现在南北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体现在北方国家内部,美日欧之间的利益矛盾更为深化了。其三,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复合相互依赖的加深,国际合作成为主导性国际行为,而全球治理等新观念逐步深入人心,构成国际秩序的主导观念也在悄然变更。其四,国际机制出现悄然变革。随着权力分散化和国际治理思想影响的扩大,随着的国家参与国际机制制定与完善,国际机制的公正属性也在进一步体现。由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变化,国际秩序之争趋于激烈。冷战结束之前,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呼声主要来自第三世界。冷战结束导致了国际实力格局的本质性变化,发达国家再次作为20世纪国际新秩序第三次诉求的主角。发达国家对现存秩序的不满是苏联解体之后实力的进一步强大导致的,美日欧国际新秩序的观点有各自的利益诉求,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建立一个以维护西方大国利益为基础的、由西方大国为领导的、以确立西方模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为目标的国际秩序,并均想在建立新秩序过程中占有主导权。当前的国际秩序是一个新与旧、消极与积极并存的混杂物。从实力角度看,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权力进一步出现分散化,国家之外的其他国际行为体有了参与国际秩序的能力、机遇。这种变化必然体现在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全球利益也会得到的关注。与此相适应,构成国际秩序的基本观念也在变革之中,相互依赖观念、国际治理观念、国际合作理念、国际关系民主化理念等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从国际机制的角度看,尽管国际机制在趋向维护普遍性利益,但现有的国际机制体系是美国主导建立的,有着不公正、不平等、欠稳定等特点,这种局面形成的必然是局部全球化世界,而不是全球性秩序。②当前世界一定程度上的无序表明,完成秩序转换将是一个艰难的过渡过程。回首20世纪的国际秩序建设,我们似乎可以说,在历史的长河中,100年不过是一朵转瞬即逝的浪花;而从国际秩序的视角看,20世纪却树立了不容置疑的丰碑,它既承载着仁人志士建立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愿望,也体现着国际秩序建设的艰辛,更重要的是展示了国际秩序走向进步的前景。中国与国际秩序:历史的观照19世纪之前,中国一直在东亚相对孤立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发展,与世界其他部分相对隔绝。19世纪中期,欧洲列强用坚船利炮将中国强行纳入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从此开始了中国与国际秩序曲折的互动历程。中国参与国际秩序明显表现为两个特征:从“中国之世界”向“世界之中国”的转变,从“局外者”向“局内者”的转变。二者相互交叉、相辅相成,导致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几经变换。历史上,中国本来就是大国。中国科技曾千余年领世界风气之先,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世纪初期仍雄居世界之冠。①中国拥有自成体系的悠久文明,在东亚地区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帝国体系。中国所设计的儒家社会政治秩序体现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统一格局。②这种天下统一的格局构成所谓的华夷秩序和朝贡制度,“完成了同心圆式的分成等级的世界体制”。③我们可以视之为东亚区域秩序的雏形。这种秩序把中国文化看作规范现实存在的唯一法则,中国皇帝的恩德教化四海。朝贡秩序是中国国内政治统治关系即地方分权在对外关系上的延续和应用,它强调“四夷顺而中国宁”,“修文德服远人”,“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而天下畏之”。中国对华夷的区分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而不是从种族上来强调的。④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和国际秩序,其目的是获得国内稳定和繁荣所需要的外部安全,通过予多取少的原则处理周边关系,是一种柔性的霸权秩序。古代中国所建立的区域性国际秩序以朝贡制度为核心,固然有以中国为中心的不平等之嫌,但以文化和经济手段来维持和平互利的秩序则是可以批判继承的。⑤传统的中国社会故步自封,缺乏创新精神和扩张意识。相形之下,摆脱中世纪束缚的欧洲迅速崛起,并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17世纪,欧洲列强就把殖民触角伸到中国东南沿海。19世纪,在运用外交手段与清帝国建立更广泛、更直接联系的努力接连受挫后,西方列强诉诸武力,发动一系列对华战争,用坚船利炮砸碎了中国天下一统的格局思想,将中国强行纳入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经历了从天下一统格局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转变,即从“中国之世界”向“世界之中国”的转变。由于被强迫纳入国际秩序,中国长期受到列强的欺凌,领土被肆意瓜分,更谈不上主权的维护了。进入20世纪,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姿态已经从以天朝上国自居变为争取平等地位。①随着国际秩序由区域性扩展到全球———其主要标志即国际联盟的建立,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秩序的意愿增加了。1916年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自近代以来第一次成为战胜国。但是,在安排未来国际秩序的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不仅无权参与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其自身利益也无法得到维护。加入国际联盟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步骤。然而,日本于1931年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中国一度对国际联盟的争端解决机制寄予厚望。中国向国联提出申诉,要求它主持正义,根据盟约规定制裁侵略。国联虽然派出调查团并发表了调查报告,但该报告偏袒日本,拒绝宣布日本为侵略者,导致国联历史上第一次重大失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才再度在一个从未有过的多极世界中现身。
很简单。
其他的三个民族，巴比伦一开始就面对了闪族这样的疯狂的军事民族，这样的民族在早期文明史只会像倒水一样毫无阻拦的淹没军事实力弱小的民族，而且还有赫梯、埃及这样本身就非常强悍的文明围追堵截，更要命的是闪族人最后孕育了波斯文明，而且还没有成为巴比伦的隐性继承人，这样巴比伦是死定了
埃及本身过分崇尚神秘论，对于神祗的崇敬带来了高度科学水平之下的可笑愚昧，而且遭遇了努比亚、赫梯和“海上民族”，以及后来的希腊罗马这样的民族的冲击，而且个个都不是善茬
印度在十分严重的内耗（比我们更严重，他们的人种已经换了整整一班不说，宗教、城邦、地区，什么都来插一脚，更恶心的是波斯和后来的伊斯兰、帖木儿，乃至唐朝的王玄策，全部都来凑热闹，以至于英国殖民者认为印度人是世界上最容易分化的民族），而且矛盾太多，同样处在高度文明的可笑愚昧之中，又被大海、森林和高山包围，文化渗透无从谈起……
而我们泱泱大国，一诞生就相当成熟，而且周围的民族大多具有强大的文化向心力，所以征服者不乏其人，却只会丰富我们中华民族的基因。如果以华夏人的性格，如果放在两河，也许连五百年也支撑不了吧。
总而言之，中华是个桃源仙境，正是因为距离强大的民族很远，才得以生存下来。
还有，如果你学历史多一点，中国根本不是四大文明古国，世界学术界眼下根本不承认夏朝和有熊（炎黄时代）是文明。中华文明是一个相当成熟的文明，本身的文化力和经济实力是长期雄霸世界的，而中华文明能够存续，只能用地缘政治学来解释。正是由大漠、大海、大山、大林构成的坚固防线，才将中国文明保存了下来。
回答者： 哎呦为公主坟 | 二级
中国古代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的比较
古希腊文化的发展模式与中国文化的发展模式完全不同。因此，汤因比曾经作这两个模式对比，指出其间的差别之巨，几乎各趋极端：中国走向统一，而希腊始终分裂为多元的列国。甚至马其顿以边陲统一了希腊世界，其统一的格局在亚历山大去世之后，不旋踵即分裂如故。
希腊半岛的地形十分破碎。希腊半岛本身是一片山地，港湾纷歧，半岛的南部是无数的小型半岛。爱琴海中，则岛屿星罗棋布，以克里特(Crete)为外沿，构成一个内海。无论半岛抑是岛屿，港湾四周的陆地不大，可耕地更少，聚落即分布于这些逼仄的湾底小平原及山脚的坡地中。这些聚落对内凝聚为生活共同体。整个半岛被山地割裂为零碎的地区，陆路交通不易，彼此之间以海道相通。为此，早在公元前2000余年时，亦即青铜文化的早期，克里特岛上及希腊半岛南端的迈锡尼(Mycenae)地区，都已发展了手划桨的船只，以利海上交通，也发展了种植橄榄树取油与种植葡萄酿酒的农业，以取代种植谷类为粮食作物的农业。橄榄油与葡萄酒均有高度的附加值，爱琴海的农业实际是为贸易而生产商品作物，以此营销于安纳托里亚，甚至间接输出到两河与海东地区，换取大陆出产的食粮。希腊文化有海洋的与贸易的特殊属性，遂与中国、两河流域与埃及的古代文化都大为不同，呈现其先天的特殊基调。
克里特文化与迈锡尼文化都曾有过十分光辉的日子。克里特的宫殿，重门复道，号为迷宫;迈锡尼的彩绘陶器，营销于古代地中海世界，至今考古所见实物，仍精致瑰丽，为世所珍宝。但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这两个古代文明忽然消失。毁灭爱琴海古代文明的原因，或以为火山爆发，或以为外族入侵，或以为气候变化。总之，至今聚讼，未有定论。
迈锡尼曾发展B系古字母系统，现在已得解读。由这些B系文字的记录看来，迈锡尼曾有十分发达的商业。B系文字记录中，主要是表示所有权的印章及账目，却没有文字与历史记载。文字记录留下不少商品名称，不少专职人员的名称，也提到不少专业的技工。然而，文字出土不多，只在少数几处似是宫室的遗址中有之。凡此迹象，似可解释为迈锡尼曾有过相当有效率的管理系统，独占其经营贸易。这一特色，大致在后来的古希腊文化中也保持不失。
迈锡尼文化崩解之后，古希腊世界经历了四百余年的所谓“黑暗时期”(前1150—前750)。这一段的历史，甚至不能由考古学获得足够的线索，以充分重建其社会与文化面貌。所幸，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中，虽是以不同时代的素材压缩为史诗，至少仍有一些“黑暗时期”生活的鳞爪。希腊因其地形分割为一个又一个的区域。每一个区域之内有若干村落，或在海港，或在战略的要害地点，结合邻近的村落，组成一个政治经济的共同体，后来称为城邦。这样一个小区的疆域，大致方圆四五十英里，即使步行，也可在一日之内由中心走到边缘。城邦是自卫的单位，也是维持内部秩序的单位，而城邦居民事奉同一保护神，以建立同群的认同。在经济上，共同体是自给自足的单位，由农耕、渔牧以及贸易取得生活必需的资源。共同体的领袖，大抵是小区中雄杰之士，能以其个人的勇略、智谋或品德取得众人的信服。在史诗中，这种领袖号为君王，然而他们仍须耕作渔猎，一如众人。这是相当简单的小型部落，还谈不上“国家”的政治体制。若与古代世界的埃及与两河地区的大型国家相比，古希腊的情况，毋宁说是相当朴质简陋的。
史家通常将公元前750—前338年称为希腊古典文化发展的时期，而又将这四百年的历史，划分为初期(前750—前500)，全盛(前500—前400)及衰败(前400—前338)三期。公元前338年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以武力统一希腊的年代，此后的希腊历史则是地中海世界的历史，称为后希腊文化时期(前338—前200)，接下去即是罗马代替希腊，主宰地中海世界的时代了。
希腊古典文化时期的开始，当由希腊发展了书写文字为其发轫的关键。这一套古希腊文，是以拼音文字书写古代口述的荷马史诗。另一在政治制度上的重要发展，则是希腊的城邦体制。经由前者，古希腊留给后人丰富的文化遗产，包括科学与哲学的思维及文学的创作。后者的发展则为西方世界的政治制度及其理念开启了历史上独特的传统，尤其是雅典的民主政治转化为近代民主理念的理想泉源。
在上述二者之中，我们先讨论城邦制度的演化。城邦制度滥觞于黑暗时代的地方共同体，其性质已在上文简略提过。一个城邦通常由几个邻近地区共同体联合为较为大型的政治实体。城邦具有政治、宗教、防卫及维持社会秩序的多种功能;因此城邦之内有卫城、神庙及市集几个部分。希腊人只要不是奴隶或外邦人，即是某一个城邦的公民。今日西方语言中，政治(Politics)一辞的语根，即是城邦(Polis)。
今日政治学教科书上，常引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是政治的动物”一语。其实，亚氏原意是说，希腊人的生活必在城邦之中，而外邦人和“蛮夷”则没有城邦为其安身立命之所。城邦的成员，其实并不都是地位平等的自由民;各地区“强人”领袖及其家族是城邦中的贵族分子，而公民之外，有经由掳掠贩买与征服而取得的劳役奴隶，以及不具公民权的游离人口与奴役的附属人口，人数可能不下于具有公民权的自由人。以雅典的人口为例，极盛时有三十余万，但至多只有十六七万为雅典人，其中四分之一(四万余)是公民(亦即二十一岁以上的男丁)，三万多为外籍人口，而奴隶则不下于十万人。早期的城邦中，那些强家大族挟其奴役人口，是城邦的主宰成分。家族单位(gens)，是地域组织(城邦)的基本单元。但是，城邦政治演变至成熟阶段，政权相当开放，容纳更多中产阶级的公民参政，家族的功能也相对削弱了。雅典在梭伦(Solon)立法改革之后，家族的组织基本上已经消失。然而，在比较保守的城邦，家族往往仍是政治权力的基础。
公元前8世纪中叶，由于人口增殖，而城邦四周的土地有限，不少希腊城邦开始向四周拓殖。拓殖的地区北至黑海，西至地中海中部;而小亚细亚及爱琴海周边，各国城邦更是竞相建立殖民地。殖民地也采城邦的形式，与宗邦之间有联盟的友好关系，却不是“帝国”的属地。此中例外，则是斯巴达;斯巴达人并不热中于四出殖民，却在其邻近地区以武力兼并邻邦，建立相当不小的领土国家，但是斯巴达本身仍保留城邦的结构。
也在此时，城邦之内中产阶层开始抬头。在公元前8世纪中末尾以及公元前7世纪的初叶，希腊各邦都编练重装步兵队(Hoplite)。披甲的兵士以密集队形并肩挺进，左手持盾，保护自己的左半面，而依仗邻兵的盾牌掩护自己执兵的右半面。这样的鱼鳞阵，既须动员大量的兵士，又必须有密切的团队意识，始能融千百人为一个同进同退的作战体。重装步兵的装备均属自备，因此只有稍有资产的城邦公民始能参加。基于以上的原因，城邦的中产阶层，因其执干戈卫社稷的功能而取得城邦政治的发言权;多数城邦遂由贵族统治演化为以中产公民为主体的民主政治。许多当世称为“僭主”的政治强人在这一情势下，应运而起，以其领导才能赢取中产公民的支持，夺得政权。
在古典时代，雅典、斯巴达与科林多三邦，分别发展为希腊城邦的领袖。雅典的梭伦将雅典改组为民主的城邦，但是只有具公民身份的人始有参政的权利。斯巴达保持王政的形式，但是共同执政的两位国王事实上是作战的司令官;五人的执政团及二十八人的议会是实质的治理机构，由战士(公民)选出。科林多发展商业，以解决其粮食不足的困难。公元前7世纪，科林多的强人依仗中产阶层排除贵族，维持了以商业利益为主的城邦政治，达百年之久。不论以上三种城邦政治的差异，希腊城邦的民主取向至今仍为西方政治理论的古代典范。
希腊城邦最具光辉的事件，当然是在公元前5世纪击退了波斯帝国的攻击。这一连串的事件，最初只是波斯侵掠位于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希腊本土城邦对于这些小亚细亚殖民城邦的求救，本来只有雅典派遣援军，但波斯却直接攻击雅典。公元前492年的序战，雅典在马拉松一役中取胜，波斯无功而退。公元前486年波斯大举侵犯希腊本土，希腊各城邦联兵应战，波斯海军为雅典所败。公元前479年波斯再度侵犯，雅典和希腊联军与之苦战，波斯海陆均遭败绩。希腊以一群城邦，居然连连获得胜利;其后果，固然是希腊人对于希腊的政治体制十分自信，另一方面则开启了希腊历史上的联盟体制。
希腊诸邦之间原本没有任何联盟的组织。四年一度的奥林匹亚大会是文化活动，不具政治色彩。抵抗波斯之役，希腊各邦一度团结御侮，公元前479年战胜了波斯，不旋踵之间，希腊联盟也解散了。斯巴达的军队，急于班师回城，以保护其本国的安全。但是，小亚细亚的诸邦仍在波斯的阴影下;雅典在战争中被焚，难忘波斯的威胁，也势须依仗小亚细亚诸邦犄角前卫。斯巴达军队返国，雅典理所当然成为各邦外御其侮的领袖。这些小亚细亚与爱琴海周边的希腊城邦遂以雅典为首，组织了底洛斯联盟。参加联盟诸邦，每年在底洛斯(Delos)岛聚会，提出分摊的费用，以维持希腊海军之用。凡有关此事的政策，由参加各邦会商决定，每邦有一票投票权。雅典提供的经费数字最大，并提供雅典海军作为联盟舰队的主干，而且也担任执行联盟会议决议的责任及指挥舰队作战的任务。这样的联盟，正因雅典提供了最大的费用以及负起最大的责任，联盟的事务即使以民主表决，也不可能不是由雅典操纵与主宰。公元前477—前465年，联盟的功能相当成功，波斯舰队于公元前467年被希腊联合舰队击败，希腊不再有波斯侵略的危险。但是，底洛斯联盟已不再是自愿性的组织，一个小邦纳克索斯打算退盟，雅典却以武力逼迫它再度参加联盟。底洛斯联盟实际上已是雅典帝国。联盟盟国分摊的经费，变成缴纳给雅典的贡赋;加盟的城邦丧失了独立地位，被划为五个税区。原先盟国的公民自然分享了雅典帝国的繁荣，然而他们已不是自由的公民。于是，各处的叛变此起彼落，底洛斯联盟的力量，用于对付内部多于抵抗外敌。这一连串变动，由公元前478年开始，经历了四十年之久!
雅典劫持了一大批希腊大陆的城邦，当然会引发斯巴达的反弹。公元前430年，几乎所有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城邦都加入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PeloponnesianLeague)。这一联盟的加盟国，实际上还包括若干位于大陆的城邦，联盟的实力不下于雅典控制下的底洛斯联盟。雅典与斯巴达两大阵营之间的斗争，兵连祸结，前后延续了二十七年之久。雅典败了，斯巴达由此建立了以联盟为名义的霸权。建立的武力控制的霸权，其实并不稳定。公元前404年以后的十年，斯巴达的旧仇雅典与阿戈斯(Argos)、科林多、底比斯(Thebes)，连手反抗斯巴达的霸权。这次的城邦领袖是科林多，而战事也主要在科林多附近进行。战事由公元前395年延续至公元前387年，所有参战各邦都为之筋疲力尽。波斯帝国渔翁得利，不仅取得了小亚细亚，而且收斯巴达为其爪牙。停战数年之后，地处雅典北方的底比斯于公元前370年组织底比斯联盟，崛起为新的霸主。底比斯的霸权更为短暂。公元前362年，雅典与斯巴达联军击败了新兴的底比斯。此后的希腊历史，即有待更北方的马其顿王国取得整个希腊。马其顿并不是希腊的城邦，其政治是由部落酋邦演化为王权的领土国家。以文化而言，马其顿也只是希腊文化的边缘分子。雅典、斯巴达与底比斯的自相残杀，终于毁灭了城邦体制，终结了希腊城邦的时代。
以上叙述了希腊政治体制的发展过程，以下则是中国历史中可与希腊发展形态相对比的讨论。
世界各地的历史，城邦出现的例子颇不在少数。两河流域的东南部，首有世界最早的城邦出现。印度河流域若干可能是城邦的单位，也曾与更多的部落酋邦共存。汉代开西域，中亚首有若干城邦式的居国，也与部落式的行国同存在。当然，这些中亚的居国，可能因亚历山大时代的大扩张而受古希腊文化的影响。至于欧洲中古时代的自由城市则与古代的城邦的性质有很大的差别，不必在此讨论。
中国古代是否有过城邦，至今仍是聚论未决的问题。主张中国曾有过城邦体制的学者，大致都以春秋时代的“国”当作城邦看待;也有人认为春秋时代的“国”，虽已不是城邦，但仍保留了城邦性质的若干痕迹。这两种看法的主要论据建立于以下几点：第一，古代的“国”即是一个都城。城市具有防卫的城墙，入“国”，即是进入都城。第二，“国人”与郊外的“野人”不同。前者是国中的“公民”，而后者则不在该国的管辖范围之内。第三，“国人”对于国之大事，有一定的发言权，例如征伐、迁移、君主的继承等重要事项，国君都应询问“国人”的意见。“国人”与“野人”之间，身份完全不同。孟子以其所知的古代赋税制度，说明井田的劳役地租不行于郊野，“野人”只负担个人申报的什一税。大约是战国时代作品的《周礼》，更将国中乡遂郊野，划分为两个不同的行政系统以及生产系统。
这些零散的史料看来，中国古代的“国”，确有一批可说是以“国”为单位的共同体成员。不过，中国周代的“国人”，终究不是希腊城邦的公民;中国周代封建制度中的列国，也终究不是希腊城邦那样的共同体。周代的封建，是一种控制人口与资源的层级组织。周代以少数人口征服了中原以及今日华北的主要地区，经过“三监之乱”，不能不“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因此，周代建立的封建列邦具有分戍驻防的性质。几种不同史料提到的分封情况，基本上都一致。《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的记载与1976年在陕西出土的墙盘铭文中，都将封建亲戚之事系于成康之世，虽然周初封三监及齐鲁大国之后，还有第二次大规模的分封。《左传》定公四年，提到鲁卫与唐(后世的晋)三大诸侯，三国都个别的分列若干重要的礼器(如车、旗、弓、剑、玉器……)，若干专业的职工(如祝宗卜史、职官五正)，若干族群的殷人，其中有些似是有专门技术的工匠，如陶氏、繁氏，而这些族群仍保持原来的宗族组织。同时，这三位重要的诸侯都有指定的封地，所谓少之皋之虞、殷虚、夏虞，以及奉命参杂周人法律与当地的传统，治理当地的原来居民，例如“商奄之民”。类似记载，也见于其他史料。《诗经·大雅》的《崧高》与《韩奕》两篇，分别说到申伯与韩侯的受封，其内容也包括诸侯带去的人众以及赏赐的礼物，在指定的封地治理当地的原居族群。申伯的立国曾由“召伯是营”，韩侯的立国曾有“燕师所完”，则召伯的人众与燕师，也是诸侯自有人众以外的周人队伍。申伯管理的南邦原有“谢人”，韩侯继承的北国原来也“因时百蛮”。20世纪50年代出土的矢簋，叙述虎侯移封于宜，受赐若干礼器及弓矢以及若干人众，包括在宜的王人、奠(郑)人与宜地的夫与庶人;在宜地的领土，则包括“邑州又五”与可能指灌溉系统的“厥川三百”。人众的前两类，相当于带去的族群，后两类当是宜地的服役人口。另一件成康时的大盂鼎，其铭文记载盂受命乃祖南公的职务。盂受封赏的项目，包括衣服车马服饰以及邦嗣，人鬲自驭以至庶人六百多夫、夷嗣王臣以及人鬲一千又五十夫。盂所得人众的分配，似是盂地的服役人口，相当于宜侯“在宜王人”那一类的夷嗣王臣及其附属的人众。
由上述不同性质的史料得知，周代的封国虽有都邑与封地，但诸侯立国的主要内容则是取得附属的人众，其中包括周人自己的人众、分属的殷人族群或其他辅属的族群(所谓“附庸陪敦”)以及当地的服役人口。古代的赐“姓”不是姓氏的符号，而是成族的姓氏族群。封建的命氏，则是由原来的族属分裂为独立的次级族群。这是族群繁衍分裂的过程，与希腊殖民地的新城邦有其相似处，也有不同处。类似者：希腊的殖民地已脱离宗邦，另成单位;相异处：周代的新单位，不论是建国与命氏，均为封建与宗法系统之中，属于原有体系的层级单元。
至于这些封国与其国土的关系，也与今日政治学上“国土”的定义不甚相同。诚然，每一个封国必有其领土，否则那些人众将无所托。不过，周代的封国并非固着于一地，上文所述虎侯徙封于宜，即是此类之例，其实多不胜数!一个封国迁徙，其所因袭的“因国”即有改变，领有土著的人民也已不是原有的族群。大致一个封国，真正属于封君的人众，是那些配属于封君的“王人”、“王臣”等类;这些人即是本文前面所说的“国人”。孔子所说，先进于礼乐的是“野人”，后进者是“君子”，则野人的相对者是“君子”，亦即与封主同一阶层的贵族“君主的孩子”!贵族自可为统治集团共同体的成员，却与希腊城邦中的公民不同。
周代封建诸侯的封国，有都邑，有人众;周代以前，商代也有邑，有族。再往古代推溯，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城市遗址，大抵不很广大，不外有些城墙。单凭这些遗址，难以推测有无城邦式的城邑。在文献资料中，则殊未见有以城邑为中心的大型政治与经济的共同体。如以周代的封国言之，其所因袭的“因国”，也尚未有可以明白讨论的城邦。新石器时代，中国有不少农耕聚落;文献中也有不少所谓“某某氏之虚”的地名。然而，中国古代的共同体似是以“姓”与“氏”为标志的族群，甚至隐含血缘意义的族群。夏代可能已有国家的组织，商代肯定已有之;但是，遍地均有的“国”，当是周代分封制度之下，由上而下，由周人的武力驻防各地，重新编组人口，凝聚为诸侯的“国”。
这一程序，与希腊的程序不同。希腊的城邦大致是一个地区之内，若干村落集合而为政治与经济的共同体。那是由下而上的凝聚过程。周代的诸侯之下，还有再由诸侯分封的卿大夫，如晋之三桓，郑之七穆，无不命氏立家。此处的“家”，不是家庭，而是另一层次的封建次级单元。整个周代的封建网是一个层级结构，其中每一层级，均是上一级授民授土，取得其主权。每一级的主权其实都不是完整的。完整的主权在理论上，只有周天子有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政治结构，与希腊的城邦主体完全不同。
再以希腊联盟制度与中国春秋时代的霸主制度相比。上文已经提过，雅典曾领导底洛斯联盟，团结希腊诸邦，抵抗波斯帝国的侵略。嗣后，斯巴达、底比斯等也组织其联盟，控制了希腊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联盟逐渐演化，都渐成为其领袖城邦的工具和近于领土国家的政治单位。最后统一希腊的国家——马其顿，则未尝经历这一演化过程，即径由王权领导的领土国家迅速扩张，成为庞大的帝国。
春秋时代，周室东迁，王纲解纽，封建体制一变而为列国，霸主制度应运而起。正因王室权威已经凌夷，列国都尽力扩张，中原诸国壤土相接，不可能有多少扩张的空间。中原四周的各国，则以华夷杂处可以兼并不属于华夏系统的各种族群，既有攘夷的借口，又有扩张之实惠。东边的齐国是第一个霸权的国家，即以伐狄存卫，伐山戎救燕周，取得华夏列国的领导权，然后率中原诸侯伐南方新兴的楚国。齐桓公的霸业(前685—前643)，以保卫华夏体制为盟会的理由，盟誓则谆谆以维持华夏体制的秩序为言。九会诸侯，均以盟会的方式，还没有明白地确立霸主制度，也没有延续到第二代。此后宋襄公的霸业并未成功。秦晋在西方与北方各自力求扩张，也不过在局部地区建立了领导权。
真正的霸主制度由晋文公建立。晋文公也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团结中原诸国，遏制南方楚国北上发展。晋国领导的中原与南方集团对抗，战场上各有胜负，而晋国的霸权则经历八世，由晋文公至晋平公，维持了百年之久(前636—前532)。列国有定期的朝聘会盟，各国之间有所争执，盟主可以裁决曲直是非，若有战争，各国会师戍守。盟主可以向各国要求派遣师旅，组成联军;诸侯列国也以贡币输纳于盟主。分派的军力，以国家的等级与实力，有一定数字的兵车;贡赋多寡，也有相应的配额。这些贡赋逐渐成为参加盟会诸国的负担，不仅贡赋本身的价值不菲，甚至输纳运送的费用也相当沉重。晋国的霸权之外，南方楚国也有其与国，则更是等于楚的属邦了。同时，齐秦各在其邻近地区，团结与国，实为西方与东方的次级霸主。公元前546年，宋国向戌发起弭兵。晋楚的与国都向对方的盟主朝聘，齐秦也仍旧拥有其各自的与国。这次弭兵之议，事实上确认了四个霸主的势力范围，也建立了四个势力范围和平共存的模式。此后，吴越代楚而为南方盟主，晋分三家，田氏取齐，秦有三世之乱：春秋遂一变而为战国。
春秋时代的霸主制度，与希腊的联盟发展的过程颇为相像：都是在抵抗外乱的口号下，同一文化圈的列国在一个较为强大的国家领导下团结为联盟;同时，霸主也都因此逐渐巩固领导权，将临时性的分摊兵力与贡赋逐渐制度化为长久的义务与负担。这一过程，实是列邦体制走向“帝国”的凝聚过程。中国古代与希腊古代，都有个分崩离析的列邦体制，只是希腊从未经过统一，中国则是周室封建制度崩解之后的局面。霸主与联盟都是收拾分崩离析的中间步骤。凝聚过程不仅发生于政治权力的渐趋统一，同时也意味着各地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因应凝聚过程的开展渐由交流而终于同化。希腊各邦若未经这一联盟之间的竞争，马其顿将不能那么容易完成希腊统一。霸主制度也不仅使华夏诸国的文化差距减少，甚至经此交往，同化了楚国与吴越，扩大了华夏文化圈的范围。春秋以后，战国时代虽然征伐不已，七强之间几乎已无复华夏蛮夷的区别。最后，秦统一天下，不仅因其武力的征伐，更因孟子所谓“天下定于一”的观念，已为统一奠定了基础。
本文从城邦与霸主两项，讨论中国与希腊之间发展的异同。希腊城邦是由小地区的生活共同体发展而为政治单位。希腊在城邦时代，只有文化归属的认同，未曾有过政治上的统一;于是，虽然联盟制度是为了抵抗波斯而生，却为希腊的统一发挥了中间阶段的凝聚作用。中国的封建诸侯虽以城邑为中心，其“国人”实系“驻防”的成员，不同于希腊的公民。更须注意者，中国封建制度下的列国，在西周时并无完整的主权。国室东迁，虽然各国已实质上拥有自主的权力，在名分上仍是周室封建的一部分。霸主如齐桓晋文，也必须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凝聚已经分散的华夏诸国，尊王仍是政权合法性的依据，攘夷则是文化的认同。霸主制度经过晋侯累世经营，已不是临时的组合，而演化为相当明确的政治权力中心。春秋一变而为战国，诸国内部权力及政府组织的重组，实系霸主制度的第二步发展。中国与希腊的列邦制度，经联盟霸主之制度，遂能逐步将其文化圈凝聚，终于扩散而及于各自古代世界。再下一步，希腊世界有地中海希腊化的时代，中国则有战国的华夏世界，遂致各自发展为罗马的普世秩序与秦汉的普世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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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人学园，这是一款趣味性比较强的MOBA手游，游戏的时间比较短，在对局过程中还能使用一些趣味道具，很适合和朋友玩的一款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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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击：火力掩护、暗影之枪、现代战争5
动作：聚爆、暗影格斗、暗影之战、流星蝴蝶剑
音游：音乐世界、钢琴块、魔法钢琴师
率土之滨手机游戏分析和体验报告
前言，《率土之滨》在一片换皮游戏的大浪中脱颖而出，让爱玩游戏的我怒删了无数卡牌游戏之后大呼惊为天人，终于等到一款好玩的游戏而不是赚钱的游戏了。
所有获得成功的游戏都是玩法和体验的创新，换皮游戏或许能借ip火爆一时但在快速消费的移动游戏时代创新才是核心竞争力，率土之滨创造了一个虚拟的三国时间和空间以及完备的经济模型，这就足以开创一个新的游戏时代。
1 游戏功能
11抽象地缘政治系统，真实世界般的连续地图，资源来自土地的经济模型，对现实军政世界的矛盾高度抽象。
12势力建设系统，建筑分为提升资源和提升战斗力、拓展初期限制三个部分。部队分为征兵和预备兵两个部分。每个部队有三个武将组成增加了玩家搭配组合的乐趣。
13武将卡牌系统，借鉴了其他卡牌系统的玩法和扣费点，高度融合了三国文化，让玩家既有武将的代入感又合理的设置了刚需扣费点。
14战法系统，进一步加大了对卡牌收集的需求，进一步加强了搭配战法组合创造的乐趣，可以说是武将系统的深化和加强。战法的概率释放，概率触发给十回合的战斗带了了无尽的变数，变数和惊喜是游戏最大的魅力
15同盟系统，游戏战斗大部分都是建立在同盟之间的很少有玩家单独pk，这种设定下玩家间的交流是必须的而且几乎接近于真实世界的高强度交流，组织真实的人联合起来战斗是率土之滨这个军事游戏最大的亮点之一
16地图系统，地图考究三国时期真实的地图和名称，要塞关卡城池也高度还原，这些都给了玩家很强的代入感，并且是一个施展身手的自由的平台
2 逻辑
21付费逻辑：玉的使用是游戏获得收益的来源，玉主要用于
a卡包抽卡
b部队返回加速
c建筑建造加速
d世界内说话消费
bcd项消费点很准的抓住了玩家在中后期厮杀时失去理智的点，提高了消费率。
a项开卡包的五次必出好武将以及定期出现的稀有卡包也极大的刺激了玩家的消费。
22玩家的目标逻辑
首先是称霸天下的终极目标，然后是发展以备战的目标，之后是占领更多资源地，获得更强武将的目标，最后还有搭配出最好武将组合和战法组合的目标。
23同盟的发展逻辑
因为战争的消耗在时间和资源上都是巨大的，并且同盟很难以少胜多，所以同盟的发展逻辑是对外用政治施压和对内组织建设，这就大大强调了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和斡旋，把军事政治游戏的精华得以展现。
3 竞品分析
率土之滨、部落战争、列王的纷争三款手游的横向比较
31率土之滨和cok比较：
有两点很基本的率土之滨没有，这两点严重威胁玩家的存留，也是cok这个游戏的命根
311cok的节奏
这个游戏最大的特点就是游戏运营和节奏把控惊人的好，手游的特点是每天会上线十几次，cok会把这十几次上线都变成对玩家的奖励，所以每次上线玩家都会有事可做，不管是收麦子还是收获些小惊喜，都会觉得有些策略养成满足感。这一点是率土之滨完全没有考虑到的，率土之滨没资源没兵的时候上去100次也只眼睁睁的瞅着。。。这时候游戏的无力感超强。可见率土之滨对手机游戏的人机交互没有很深刻的理解，无时无刻的现实和游戏切换才是手游！率土之滨的端游的思维太强太重了。
312cok的活动运营
cok每个时期的全服任务让玩家很有目的性，不会觉得无事可做，并且对玩家的引导做的非常好，一段时间采集资源，一段时间要暴兵，还有一段时间要求玩家互相攻伐，这种全服活动是个不错的点子，玩家玩游戏需要一定的活动产生互动和行动的目标点。率土之滨只有天下大势这一个游戏进程线，在天下征战的漫长时间，（起码打州战之前的十天左右）玩家互相基本没交流，这时候如果能运营一些其他的事件，活动之类的周期任务，率土之滨完全可以摆脱上线瞪眼看模式。
313超顺畅的交流
看看cok的聊天，多么简单直接无时不刻在画面下方，这就是交互，只要点两下就开始输入文字，说话完全就是文本编辑。看看率土之滨，谁都不愿意多说一句话，聊天按键藏太深，聊天引导基本没有，聊天嘛就是小窗，小子，小按键，输入方式甚至和很多键盘不兼容，我就死活输不进去个表情。
然而我还是卸载了cok首先！列王的纷争你这个游戏怎么这么不讲究个人的智力运用呢，天天无脑收麦子暴兵，被人民币玩家削，我真的玩的人都不会动脑子了，策略游戏个人可以思考的东西太少。其次！一个就是战争的变数太少，就是一个简单比较数字的战斗，世界之所以伟大而精彩是因为屌丝可以逆袭，是因为有官渡之战有滑铁卢有斯巴达三千勇士，强弱没有意外的策略游戏，我感觉我是一个矿工而不是决胜千里的将帅。
总结
cok真的是个不错的聊天室，这种移动端的能全球聊还能收收麦子其实是个好的聊天交友的地方。
率土之滨是个好胚子，大框架创新力度空前，但是细节做得很粗糙，创新之余还是要学习别的游戏怎么掌控人心和人性的。交互的哲学是相通的。
32率土之滨和coc比较：
简单说率土之滨没做到coc做到的
321手机待机之后再打开游戏花的时间
coc多长时间？一秒到两秒，而且完全不需要点击。率土之滨这游戏真的把自己当成三国志了，玩家每天进入游戏可能要十几二十次,碎片化的游戏时间里打开游戏的时间耗费太久,看遍所有大的手机网游，都没有样的设计。
322 coc和率土之滨从根本世界构架，交互方式，游戏点就完全不一样
coc的伟大创新是完全为移动端而生的创新，不断用新的兵种解锁来奖励玩家，不断的让玩家感受到新奇和创造的乐趣，是它迷人的地方。竞技性的活动让每个层次的玩家都能参与非常难得，而且也是不受服务器限制的全世界同服的世界构架，相比之下，率土之滨的服务器就是越到后面人越少，这种模式真的会有催化效应让老玩家驱逐新玩家，非常不健康。
我敬佩coc伟大的创新，生来就有不与众生同的手游气质，同样敬佩也送给率土之滨，这种模式圆了我的三国志梦，率土之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对策略类游戏联机的想象也符合我这个喜欢中国文化的口味。卸载coc是因为他的策略太精细了让人很累，我坐地铁布置自己的建筑感觉太累了，这种精细的策略性游戏还适合在家玩而不是随时随地。也是因为我觉得率土之滨更好玩没时间兼顾coc了。
4 率土之滨核心竞争力和创新点
游戏的核心系统是土地和资源相关，地缘和政治相关，基本抽象出了真实世界的经济运行规律，战争在资源不够势力膨胀的时候爆发，所以真实世界的军事和政治的深层还原是游戏的核心竞争力和创新点，部落战争几乎没有政治内容，列王的纷争不涉及土地和资源的争夺，也缺乏军政游戏的核心。
5 总评率土之滨：
是国产手游少有的开山之作，谁都知道开荒是怎样的艰辛，就冲这份创新的勇气我给它满分！coc，cok都没有让我这个花心的玩家留恋但是它做到了！但是游戏内容设计上有许多考虑不足的地方，多像coccok还有海战世界等学习完善会更好。
6 一些对于游戏未来的构想
61率土之滨增加一个类似coc的凌空世界，可以匹配pk武将的系统，让大家想玩游戏的时候不会干瞪眼。
62武将练兵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做成两个玩家一起合作的模式，两个人都参与才能让武将获得经验，使得玩家在初期不会一直单机，玩家之间也应该开放交易，让人们自由的互动交易起来，才能形成魔兽世界一样的虚拟社区。
结语：这些年看过太多昙花一现的好游戏，令人惋惜，愿率土之滨越来越好。
伊凡大帝 伊凡大帝
伊凡四世，即广为人知的伊凡大帝，是俄罗斯的第一位沙皇，历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伊凡雷帝对俄罗斯的影响深远，关于他的传说数百年来不胜枚举，对于他的历史评价也一直众说纷纭。传统上认为伊凡雷帝是一位暴君，生性冷酷无情，残忍多疑，视人命如草芥，尤其是晚年，对周围的大臣们几乎陷入病态的猜忌并大肆杀戮；另一方面却有大量历史资料证明，伊凡大帝是当时沙皇俄国出色政治家和学者，博览群书，重视教育，推行了大量在历史上有深远意义的改革措施，为俄罗斯国家发展奠定了基础。
当年伊凡大帝的父亲瓦西里三世在病重之际，为了保障儿子日后的王位稳定，特意下诏建立了一个由七位大贵族组成的摄政会议，这七位贵族将辅佐年幼的伊凡，直至他到十五岁亲政时为止。这七个人都是当时权倾一时的重臣，其中以伊凡的舅舅格林斯基大公为首，其次还有瓦西里三世的弟弟，也就是伊凡的叔叔安德烈；门庭显赫的瓦西里和伊万·舒伊斯基兄弟（另有父子的说法），另外三位是扎哈林，图奇科夫和沃伦佐夫三位大公。按照瓦西里三世的想法，这种安排足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可以保证年幼的伊凡有足够的能力对抗反对派云集的大贵族杜马。
1533年12月4日，瓦西里三世病逝。三岁的伊凡即位，史称伊凡四世。虽然瓦西里三世在生前就规定摄政会议将辅佐伊凡，但实际对朝政最有影响力的还是伊凡的母亲--叶莲娜·格林斯卡娅。年轻寡居的叶莲娜不久就有了自己的宠臣，一位名叫伊万·奥伯连斯基的贵族。在奥伯连斯基的支持下，叶莲娜逐渐产生了所谓垂帘听政的想法，于是开始着手清除摄政会议。
这样，瓦西里三世去世还不到一年，大公国内部就开始分裂，以摄政会议的王党为一方，以叶莲娜为首的后党为另一方，权力之争拉开序幕。第一个回合的后党和王党之争以太后叶莲娜的胜利而告终。
叶莲娜对王党下手的突破口是1534年夏天的高级将领叛逃事件。这年8月3日，总领莫斯科南郊重镇谢尔普霍夫城军政的别利斯基大公和名将利亚茨基叛逃，投奔立陶宛大公国去了。时隔两天，因受到叛逃事件影响，摄政会议中为首的贵族格林斯基大公被逮捕入狱（另有被杀的说法），接着沃伦佐夫大公也遭到逮捕。接下来握有兵权的别利斯基和沃罗滕斯基家族也受到牵连，多人被逮捕。在一系列逮捕之后，叶莲娜在奥伯连斯基支持下成为摄政王，实际独揽大权。
叶莲娜·格林斯卡娅摄政期间，莫斯科大公国正在和立陶宛、克里木汗国和喀山汗国处于连年征战状态。为了保证莫斯科大公国的稳定发展，莫斯科大公国在这些军事冲突中占上风时，格林斯卡娅太后成功地这些敌对国家讲和。另外格林斯卡娅还推行了一项重要的金融改革--在俄罗斯货币体系中补充了一个新的货币单位：戈比，按照欧洲习惯，规定戈比是卢布的辅币，100个戈比等于一个卢布。
格林斯卡娅在摄政四年后的1538年4月3日，突然暴病身亡。史学界一致认为，太后格林斯卡娅是被毒害谋杀的。无论如何，年幼的伊凡成为孤儿。王党卷土重来，在格林斯卡娅去世后六天，就逮捕了太后的宠臣奥伯连斯基，将其投入监狱处死。以舒伊斯基兄弟为首的王党重新执掌摄政会议，操纵伊凡处理国政。舒伊斯基兄弟虽累世名门，但是对伊凡四世毫无敬意，欺负伊凡年幼，在宫廷上下为所欲为，甚至公开侮辱伊凡和他弱智的弟弟尤里。在瓦西里·舒伊斯基死后，伊万·舒伊斯基成为摄政王。
舒伊斯基的摄政王没有当几天，就在1540年被大贵族杜马驱逐，取而代之的是为人正直的别利斯基大公。过了两年，舒伊斯基再次暗中活动，推翻了别利斯基，再次成为摄政王。舒伊斯基一上台，就对反对他的朝臣们大肆迫害，逮捕杀掉了不少支持伊凡和别利斯基的大臣。
舒伊斯基在权势炙手的时候，只注意监视朝堂之上的大臣们，却忘了盯住早熟的少年大公伊凡四世。1543年12月29日，在大贵族杜马开会期间，时年十三岁的伊凡四世突然命令手下卫兵逮捕舒伊斯基。尽管当时舒伊斯基在伊凡周围和朝中安插了不少党羽，但是事发突然，谁也没有想到伊凡能有此举，更不敢公开在朝堂之上反对大公。支持伊凡的大臣们趁机一举消灭了舒伊斯基在朝中的势力，同时推举伊凡的两个舅舅米哈伊尔和尤里·格林斯基为摄政王。
1546年12月，伊凡四世决定开始亲政。次年1月16日，伊凡登上王位，正式自称沙皇。拜占庭大牧首约瑟夫和其他三十六位拜占庭教区都主教承认了伊凡的沙皇称号，得到了东正教会的认可，这是在形式上完成了"君权神授"和"莫斯科是第三个罗马"的认可，也就是俄罗斯君主的权力来自上帝，而莫斯科是君士坦丁堡的继承人这个神权和君权交织的双重法律认可。于是，沙皇俄国诞生了。
伊凡登基后不到一个月，就举行大婚--皇后是阿娜斯塔西·科什金娜，是御前侍臣罗曼·扎哈林-尤里耶夫的女儿。阿娜斯塔西是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后，以性格温柔，心地善良著称。罗曼家族因女儿为后而一跃成为显贵，从此自称罗曼诺夫家族。时隔百年，罗曼诺夫家族建立了俄罗斯留里克王朝之后的第二个王朝，而俄罗斯帝国的第一个皇帝，彼得一世，按照家谱推算就是阿娜斯塔西的侄孙。
雄心勃勃的少年沙皇开始推行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旨在加强中央集权，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1547年莫斯科大火之后，伊凡四世平定了城中居民因谣言煽动而引发的暴乱，此后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智囊团。
伊凡四世和他的智囊团们推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包括建立新的贵族代议机构--缙绅会议，此后又建立了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个行政衙门，专门处理政务。后来这个行政衙门成为中央政府的前身，此后从这个部门还分立出了外交衙门、刑事衙门等部门。伊凡四世还改革了司法制度，改变了此前在俄罗斯各城镇中督军和领主们独揽司法权的局面，规定凡是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有当地的贵族、缙绅等陪同听审，也就是某种意义上的陪审团制度。对沙皇俄国最具有现实意义的改革还是军事改革：伊凡四世下令建立起职业的国家军队，将原来各城市里民兵性质的武装统一编为常备正规军，并指派贵族担任这些军队的将领；正式引入服役概念，规定凡是食俸禄者，必须在军中服役。这样各地的贵族子弟都被指派到军队中，担任各级将领，而贵族子弟获得官爵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在战场上获得军功。此外伊凡四世还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兵种--射击军，射击军就驻扎在莫斯科城中，装备精良，配有当时最先进的火器，比起冷兵器时代的军队，射击军无疑是沙皇俄国的精锐力量。后来的历史证明，射击军在日后200余年的俄罗斯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伊凡四世还正式确定了俄国的国徽。从伊凡四世开始，俄国的国徽不仅仅是从拜占廷继承来的双头鹰，双头鹰的胸前还加上了留里克家族的族徽--绘有圣乔治立马挥矛，刺杀巨龙图案的盾牌。这个国徽图案被罗曼诺夫王朝沿用，直到现在的联邦制的俄罗斯。
1552年，伊凡四世已经亲政六年。22岁的伊凡踌躇满志，在成功推行一系列改革、加强中央集权、稳定内政之后，决定继续祖辈和父辈未竟的扩张事业。他选定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喀山汗国。
伊凡四世即位之初，经祖辈、父辈两代的大力扩张，俄罗斯实际有效控制的领土面积已经和现代德法两国面积总和相当。俄罗斯的领土北起卡累利阿半岛，西至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戈梅利-切尔尼科夫一线，与波兰立陶宛王国接壤；在西南方和克里木汗国接壤，边境线从库尔斯克、叶列茨一线直至伏尔加河和苏拉河汇合处；在正南方就是顿河草原，那里居住着大量各斯拉夫民族、高加索民族和鞑靼人组成的哥萨克人，再就是鞑靼人建立的诺盖大汗国和诺盖小汗国；在伏尔加河流入里海的入海口处是鞑靼人建立的阿斯特拉罕汗国；而向东，就是俄罗斯的老对手喀山汗国。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伊凡四世执政初期的沙皇俄国，在南部、东部和北部，所谓边境线实际是地理概念，模糊不定，更没有明确的边界标志，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大致的势力范围。但在西部边界，也就是和立窝尼亚骑士团、波兰立陶宛王国接壤的那个边境线，和今天俄罗斯的西部边界线惊人地相似。唯一的区别就是当时切尔尼戈夫等地已经在俄国版图内（现在属于乌克兰领土），乌克兰首都基辅位于当时的边境线上；此外沿着波罗的海的海岸线，一条宽70-100公里的狭长领土，也就是今日圣彼得堡一带，当时还是立窝尼亚的领土。日后为了争夺波罗的海的出海口，沙皇俄国和欧洲的邻居们展开了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
俄罗斯境内人口最密集的地区自然是莫斯科。根据当时的统计，莫斯科城中共有41500户，居民数量超过10万人。当时俄罗斯在北部地区建立了为数不多的居民点，最北边的居民点已经建到了北极圈内。
经过一系列的政治、军事改革，伊凡四世极大地巩固了中央集权，把政权和军队牢牢地抓在手里。这首先体现在军队的作战能力上：当时的俄军装备了十六世纪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火炮，相应地也建立了一个新的军种--炮兵，一跃成为欧洲最强的军队之一。经过数年经营，俄军拥有了数量庞大的火炮。
据当时神圣罗马帝国驻沙皇俄国的大使约翰·科本采里写给皇帝马克西米里安二世的密信中记载，俄军每次发动大型战役，至少要出动上百门大炮。原来在中世纪时期建造的不可逾越的高大坚固的城墙，现在已经挡不住俄军大炮的轰击。除此以外，伊凡四世还下令铸造了重炮，这种大炮竟然重达数吨，每个炮弹的重量达到上百公斤。每当战场上俄军炮声轰鸣，往往能给敌方军队造成巨大的心理震撼。
伊凡四世下令铸造的这批火炮不但威力巨大，而且服役寿命超常。每门大炮的服役年龄长达数十年，个别火炮竟然在十七世纪时仍在使用。这固然是因为当时的火炮结构简单，粗大笨重，不易损坏；但从另一方面，当时俄罗斯的火炮铸造工艺高超，金属锻造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这也是火炮服役寿命长达百年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俄军完成鸟枪换炮的转变后，雄心万丈的伊凡四世决定像祖辈和父辈一样，开疆拓土。第一个目标就选定了喀山汗国。
当时喀山汗国和克里木汗国的统治者均出自吉雷家族，喀山汗国的君主就是当年从克里木汗国迎奉入朝的。当莫斯科忙于内乱时，喀山汗国屡屡侵袭莫斯科东部边境城镇，主要的侵袭目标就是下诺夫哥罗德、维亚特卡、弗拉基米尔、科斯特罗马等城镇。
伊凡四世决定亲征喀山，目的已不仅仅是让喀山俯首称臣，成为藩属国，而是彻底征服，把喀山并入俄国领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伊凡三世前后共三次出征喀山汗国。前两次东征因为天气原因和兵力不足而失败。
1552年10月份，伊凡四世率军第三次亲征喀山汗国。这一次伊凡四世带了一支15万人的庞大军队，另外配备了150门火炮。喀山抵挡不住俄军的进攻，很快喀山就陷落了。称霸百年的喀山汗国灭亡。
伊凡四世废掉了喀山汗，手下大将亚历山大·舒伊斯基被任命为喀山督军，喀山正式并入俄罗斯版图。
历史学家们承认，征服喀山对俄罗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在战略上，改变了俄罗斯强敌环伺的恶劣地缘政治局面，在东面打开了一个缺口，除去了俄罗斯在东部的心腹大患，使得边境城镇免予鞑靼骑兵频繁的侵袭之苦。从长远看，这使得俄罗斯腾出手来，以各个击破的战术，逐个灭掉了周围的强国，将领土扩张推向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其次，喀山汗国的灭亡搬掉了沙皇俄国东进的最大障碍。在征服喀山后，向东可以翻越乌拉尔山，向南可以顺伏尔加河南下直达里海，这样西伯利亚和阿斯特拉罕两个汗国已成沙俄的囊中物。
为了纪念征服喀山汗国，伊凡四世下令在克里姆林宫前面的广场上建立一座教堂，名为圣母大教堂，即今日红场上的瓦西里升天大教堂。
喀山汗国灭亡后，俄罗斯加紧了在伏尔加河流域的殖民化，俄罗斯各地移民大举向东迁徙，潮水般地漫延过伏尔加河、乌拉尔山，裘皮和木材变成滚滚财富，通过喀山流入莫斯科，使得俄罗斯在同欧洲的贸易中获得了巨额利润。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喀山就成为了多民族混居的繁华重镇。
此后数年时间里，伊凡四世派遣大将舍米亚金、切列米辛诺夫等出兵攻打阿斯特拉罕汗国，在顿河哥萨克骑兵的协助下，两度重创阿斯特拉罕汗国主力部队，最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伏尔加河和里海交汇处的都城阿斯特拉罕。1556年，阿斯特拉罕汗国灭亡。这样，伊凡四世的沙皇俄国征服了整个伏尔加河流域，把领土扩张到了里海沿岸，并把扩张的触角伸向了高加索、中亚和西伯利亚。此时，西伯利亚汗国、诺盖大汗国和南方草原上的哥萨克人在名义上已经臣服于莫斯科。哥萨克人以实际独立的地位、拥有新占领土地的条件，为沙皇镇守南部边疆并成为开拓东部领土的先锋。
在取得一系列辉煌的军事、政治胜利之后，伊凡四世开始集中精力对付克里木汗国。
在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相继灭亡后，吉雷王朝的克里木汗德夫列特一世发誓要使阿斯塔拉罕和喀山复国。德夫列特还没来得及采取行动，先是1558年莫斯科的盟友、波兰将领维什涅韦茨基率军在亚速海出海口处的要塞亚速击败克里木军队，接着在1559年又被伊凡四世派出的名将阿达舍夫率兵击败，克里木汗国军队败退至克里木半岛。
阿达舍夫攻克了克里木汗国以贩卖人口而繁荣起来的港口城市克兹列夫，解救了大量的被掳人口和奴隶。虽然阿达舍夫的军队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最终未能攻进汗国腹地克里木半岛，没能给克里木汗国以毁灭性的打击。做为反击，德夫列特一世的克里木军队和奥斯曼土耳其联军两度东征阿斯特拉罕，但均被阿达舍夫率领的俄军击败。
但是屡败屡战的德夫列特一世不肯就此罢休，不停北伐俄罗斯，终于在短短三年后攻陷莫斯科，成为克里木汗国历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
伊凡四世在对外扩张频频得分之际，国内政局出现动荡。宫廷内出现的事变使得伊凡四世的性格逐渐发生了变化。
1553年，伊凡四世突然病倒，高烧不退。宫廷御医束手无策，马上就有消息说沙皇将不治身亡。沙皇病重的消息传出宫去，大贵族们马上就激烈的权力之争，为日后权力划分展开激烈争夺。争夺之激烈已经达到了公开程度。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伊凡四世竟奇迹般地复愈。从此就产生了有关伊凡四世的第一个传说：据说伊凡四世当时确实不治身亡，此后代替他秉政的是另一个人；另一种说法是伊凡四世当时确实未死，但高烧导致发疯，此后自称瓦西里·勃拉仁内，流浪民间。但这两种说法均未得到正史的认可。
为了争夺波罗的海的出海口，沙皇俄国同这一地区的邻居们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伊凡四世时代，俄罗斯的边境线是楚德湖北岸和拉多加湖西岸，边境线与芬兰湾平行，距俄境到芬兰湾最近处仅70余公里。获得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领土扩张，而是具有巨大的战略和经济利益。如果俄罗斯能够在芬兰湾建立一个港口，就可以贯通整个北方通商路线，自行出海，到英国、丹麦进行自由贸易，而不必途经波兰立陶宛王国或者瑞典；其次，没有港口城市，就无法建立起强大的海军，也就无法保证俄国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存在。
1556年，俄军向瑞典发动了进攻。战争持续了一年，以双方签订诺夫哥罗德和约而告终。这场战争没有给伊凡四世带来任何实际结果：双方边境线依旧，各自归还了对方的俘虏。唯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瑞典无条件放回了俄军战俘，而俄方只在收到瑞典的赎金后才归还了战俘。
1558年，伊凡四世向立窝尼亚发动进攻。战争开始后，俄军节节胜利，连下四城，立窝尼亚骑士团遭到沉重打击。战争持续到了1559年，立窝尼亚实际已经不复存在，其领土划入波兰立陶宛王国、瑞典和丹麦三国的势力范围。
当时的欧洲各国广泛流传着关于沙皇俄国的各种可怕的传说，欧洲人，从平民百姓到王公君主们很少有人到过莫斯科，道听途说的结果就是把俄罗斯想象成半开化的国家，把俄罗斯人想象成茹毛饮血的野蛮人。可以说，欧洲是把俄罗斯和鞑靼人、奥斯曼土耳其相提并论的。
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军事行动引发了欧洲的恐慌。接下来波兰立陶宛王国、瑞典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就不可避免了。原本即将以俄军胜利告终的立窝尼亚战争变得长期化，参战各方停停打打，不断地和谈、开战，就这样战争一直持续到了1583年。最终俄罗斯也没能获得波罗的海的出海口，持续25年的立窝尼亚战争不但没能达到预期目标，反而以俄罗斯西北领土上的六座城市被瑞典占领而告终。
1560年，伊凡四世的皇后阿娜斯塔西·格林斯卡娅暴病身亡。实际上皇后死于投毒。四百多年后的二十一世纪初，俄罗斯的科学家们打开了格林斯卡娅皇后的棺椁，采样阿娜斯塔西的头发进行了化学化验，发现了体内大量的铅、汞和砷，这就证明了伊凡四世的皇后确实是被投毒谋杀的。
在丧妻之后，伊凡四世的性格大变，日益变得多疑冷酷。伊凡四世对周围近臣和贵族们的怀疑逐渐变为猜忌以致憎恨。本来就时时盘算如何巩固君权、削弱贵族势力的伊凡四世变得烦躁暴戾，开始对大臣们斧钺相向。
1562年，伊凡四世宣布"消藩"，直接剥夺了所有贵族的领地，宣布所有俄罗斯的土地为沙皇一人所有，也大概就是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时的沙皇俄国是典型的分封建制的君主集权国家，所有受分封的督军、贵族各自代表沙皇统治自己的领地，也就是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一来，失去领地的贵族们变成了依靠国家俸禄生活的"公务人员"，不但权力遭到剥夺，在经济上也陷入受制于沙皇的境地。
沙皇的举动招致了众多贵族们的齐声反对，在遭到镇压后很多贵族暗中联络波兰立陶宛王国，甚至个别激进的贵族们策划推翻伊凡四世，另立沙皇。这使得伊凡四世开始对贵族们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
伊凡四世首先清洗了自己的近臣，提拔了一些本非贵族出身的大臣。正因为他们的非贵族出身，才获得了沙皇的信任。而这批近臣也不遗余力地依靠铲除王公贵族和朝中大臣，来博得伊凡四世的信任与欢心。在这批近臣中，最出名的就是名为格里高利·斯库拉托夫的御前侍臣，因其身材矮小，人送外号"矮子斯库拉托夫"。
1564年12月3日，伊凡四世离开莫斯科，前往莫斯科附近的小城亚历山德罗夫。在这里，伊凡四世向莫斯科的宫里发去手谕，指责莫斯科的主教和贵族们勾结波兰立陶宛王国，指责他们叛国，伊凡四世称自己因此深觉受辱，宣布退位，不再当沙皇。但同时伊凡四世有没有指明谁来继承皇位。手谕传到莫斯科，朝中大臣们和主教均无言以对：众人皆知，伊凡四世的所谓叛国指控纯属凭空捏造，宣布退位却不指明继承人，是明摆着在做出姿态。但这些大臣又不愿做谄媚献谀之徒，不愿公开对伊凡四世歌功颂德，大表忠心，最后只好沉默，不做应对。
莫斯科群臣的沉默激怒了伊凡四世，他把这种沉默看成是对其不忠的表现。伊凡四世宣布建立消藩区，并在消藩区属地挑选精壮青年，严加训练，建立了沙皇禁军。所谓消藩区，就是沙皇直辖区，在行政上直接受沙皇管辖。消藩区覆盖了莫斯科周围的几个城市，还有莫斯科城内的几条街道。在消藩区内，执行沙皇意志的只有禁军，禁军集司法、审判和执法于一身，而且只向沙皇一人负责。这就使得伊凡四世可以随时按照个人意愿，逮捕任何一个人，不经任何司法程序随意定罪，加以处置。
禁军士兵们骑着马，全副武装，身后背着扫帚，象征着要扫除一切"叛国者"；马颈下挂着狗头，象征着对沙皇的忠心，随时准备按照沙皇的意愿咬死任何人。他们终日在消藩区内巡行，逮捕了大量"叛国投敌"的贵族，大多数被逮捕者很快就被处死，极少部分人侥幸得以全生，但被流放到北部高寒地区。据史书记载，有时在一天里处死的人之多，以致流经亚历山德罗夫的舍尔纳河被染成了红色。
伊凡四世在基本清除了他认为的贰臣之后，回到了莫斯科。这时候伊凡四世的独裁权力达到了顶峰，全俄罗斯上下噤若寒蝉，无人敢于发表任何与沙皇相左的言论。
在贵族们集体失声之际，只有代表神权的教会，敢于公开反对沙皇。1568年，德高望重的都主教菲利普拒绝支持伊凡四世的消藩制度，并多次声言沙皇的举动是逆天而行，不符合基督教义。伊凡四世并未因为都主教德高望重、以上帝名义代言就有所忌惮，暴怒之中下令将菲利普都主教投入监狱，次年被"矮子斯库拉托夫"扼死在狱中。
对贵族们大肆杀戮之后，伊凡四世并未罢手，清洗和镇压浪潮被沙皇禁军进一步放大。根据密报，伊凡四世认为诺夫哥罗德暗中和波兰立陶宛王国勾结，图谋叛变，于是派禁军前往该城，大肆进行逮捕和处决，诺夫哥罗德被禁军血洗一空。
伊凡四世因消藩过程中展现出的恐怖手段，获得了"伊凡雷帝"的称号。
但另有史料表明，伊凡四世的独裁有可能被夸大了，镇压和清洗没有达到传说中的规模，例如他就曾亲自赦免了很多贵族，而且严格恪守基督教教义，清明行政。身为沙皇，每天清晨四时就起床处理政务，每天都要花费大量时间，在教堂内做祈祷。以虔诚的东正教徒自居的伊凡四世，竭力展现宽宏仁慈的一面，但还是背负上了暴君的恶名。
现在有关消藩前后的历史，大多出自外国驻俄罗斯使节们和反对伊凡四世的贵族们的记载。当时俄罗斯当时印刷出版远不如欧洲不发达，俄罗斯宫廷史官记载的历史传播范围远远不如前者。换句话说，伊凡四世丧失了话语权，在新闻战中败给了反对派。但在当时，伊凡四世并不关心自己的历史名誉，他关心的只是如何巩固君权。
国内政局的动荡不可避免地招致外敌的大举入侵。南方一直寻隙觊觎俄罗斯的克里木汗国集结兵力，开始进攻俄罗斯。
此前克里木汗国一直没有停止对沙皇俄国南部地区的侵袭，远在伊凡四世消藩之前，克里木汗国就曾在1552年联合土耳其盟军，出动7千余骑兵，打到图拉附近，被当地守军击退；后又集合了6万余人的军队再度大举入侵，但被舍列梅捷夫大公率领的7500人的精锐射击军再度击退。
1571年，波兰立陶宛国王西格蒙德-奥古斯特劝说克里木汗德夫列特一世进攻俄罗斯。德夫列特一世一直以鞑靼人诸汗国之首自居，加之此前曾发誓要恢复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故而作了充分准备，进军北伐。这一年，德夫列特一世集合了汗国的4万精兵，此外又征集了大小诺盖汗国、高加索的切尔克斯人，出兵北上。很快，克里木汗国的联军就抵达俄罗斯腹地，占据了莫斯科以南的大片土地。起初德夫列特一世并没有计划进攻兵精粮足的莫斯科，但在北伐途中，遇到少量背叛伊凡四世、前来投奔克里木汗的俄军。据叛军透露的情报，俄罗斯不但因消藩引发政局动荡，而且这一年又发生大面积饥荒，加之爆发瘟疫，因饥饿和瘟疫致死的人多达数十万，莫斯科城内空虚，已经无力对抗克里木军队。德夫列特闻言，立即决定全力进攻莫斯科。
德夫列特一世是一个出色的军事统帅。在力量对比悬殊之际仍未敢轻敌大意。他派出少量部队佯攻俄军防守严密的莫斯科南大门谢尔普霍夫要塞，自己率领主力绕过要塞，西进越过乌格拉河，从西南方向进攻莫斯科。莫斯科西南地区之有6千名守军，很快就全军覆没。此后德夫列特的军队没有遇到任何有效抵抗，直抵莫斯科城下。
伊凡四世曾有众多妻子，史书上正式记载的就有七个或八个。按照东正教规定，沙皇只能三次成婚，其他的妻子均为非法，得不到教会的承认。在十月革命前，结婚生子等民政不是由行政部门来负责，而是教会才有权力承认婚姻是否合法和有效。伊凡四世的第一个妻子阿娜斯塔西在1560年夏被毒害致死后，伊凡四世于次年再婚，但很快第二个妻子也死掉了。此后伊凡四世的第三个妻子还未及成婚就死了，他就这样频繁再婚，直至第八个妻子。
教会只承认伊凡四世的前四个妻子是合法的。这四个妻子都是在教会承认后才正式被宣布为皇后。伊凡四世的频繁再婚在当时是很不同寻常的。
伊凡四世是一个虔诚的东正教徒，一方面严格恪守教义，但另一方面在结发妻子被害后，性格变得多疑暴戾，续弦妻子中有几个就是遭到伊凡四世猜忌，在暴怒中下令被毒死或是扔到河中溺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伊凡四世一直想生一个继承人。
伊凡和阿娜斯塔西一共生了五个孩子，长女安娜和次女玛丽娅都在幼年夭折。此后伊凡又生了个儿子德米特里，本可立为王储，但在德米特里两岁的时候，被保姆失手坠入河中，溺水身亡。伊凡和阿娜斯塔西此后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做伊万，另一个是弱智的幼子费奥多尔（历史惊人地相似：当年伊凡四世的弟弟尤里也是弱智）。伊凡四世和其余合法的三位妻子均无子嗣，这样伊凡膝下只有伊万和费奥多尔两个儿子，费奥多尔弱智，不能继承大统，伊万就成了唯一的继承人，遂被立为王储。
1580年，伊凡四世最后一次结婚。末任妻子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伊凡给这个儿子起名为季米特里。因为这个婚姻为得到教会承认，季米特里被认为是非法所生的私生子。
就在这一年，在伊凡四世的住持下，弱智的儿子费奥多尔举行大婚，新娘是消藩时期禁军将领戈东诺夫的女儿伊琳娜。婚后，戈东诺夫家族成为皇亲，故而全家被加官进爵，家族长子鲍里斯，也就是国舅，被册封大贵族称号。
群雄逐鹿这个赛季里是有九大势力的，每个势力根据区域和地缘政治不同，每个势力的特色玩法也是不同的，大家在进入这个赛季之后首先还是需要了解每个势力的特色的。
李傕&郭汜：
丰都基础资源生产提高3000
掠夺可以使用掠夺计略
曹操：
军屯屯田收益提高50%
善战征兵速度提高10%
马腾：
骑术骑兵出征速度提高20%
骠骑骑兵征兵消耗下降10%
刘表：
偏安荆州范围内，自身占据的木材、粮草类型的土地资源产量提高30%
高筑要塞耐久+50，军垦营地+5，瞭望台视野+1
刘焉：
偏安益州范围内，自身占据的石料、铁矿类型的土地资源产量提高30%
立牧国家范围内，分城、要塞、大型要塞建筑城时间下降30分钟
袁术：
望族领地上限提高12
军团筑城不对可编程军团出征
袁绍：
望族领地上限提高12
号召市井中构面获得筑城预备兵
陶谦：
礼贤麾下武将体力上限提高20
顽抗于野外领地驻守伤病恢复提高
公孙瓒：
操练练兵经验提高50%
善战征兵速度提高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