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一、人民的真正解放 “中国人民真正解放了”是今日中国最流行的口号之一。表面看来，凡是口号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宣传性。但从历史观点看来，这口号是无可否认的、空前的、崭新的基本事实。从最早有文献的商代起，国王是世袭的，“国”是“王室”的扩大，国家的
一、人民的真正解放
“中国人民真正解放了”是今日中国最流行的口号之一。表面看来，凡是口号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宣传性。但从历史观点看来，这口号是无可否认的、空前的、崭新的基本事实。从最早有文献的商代起，国王是世袭的，“国”是“王室”的扩大，国家的土地是国王的“产业”。商部落国家最大多数的成员，即卜辞和《尚书》“盘庚篇”中的“众”，直接间接都是商王的隶属，从事生产，担负劳役兵役。周代疆土扩大了，不得不施行封建，土地和人民都属于周天子和列国封君；因为列国封君是由周天子所封，所以理论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经过春秋、战国几百年的巨变，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出现，帝国制度延续到辛亥革命，共两千一百多年。在这漫长的帝国时期，土地所有和赋役制度，人民在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地位，各朝代之间都有些性质及程度上的不同，本文不必细论。但值得注意的是当西汉皇帝制度建立之际，民间称皇帝为“国家”。以县吏成天子的刘邦，和以贫农成天子的朱元璋，祭祖时除牺牲菜馔之外，还陈列了赋役图册。历代少数君主，为延续皇朝的生命，保持社会的安定，有时不得不采取些所谓“惠民”的治标措施。但无疑义地，两千年来人民始终是田赋、劳役、兵役的对象，是被统治者、被剥削者、被鞭策者，决不是国家的主人。文颜博对宋神宗：“殿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一语道破了两千年的基本史实。
即使历代“起义”的领袖们，从秦汉之际的陈涉、吴广直到晚清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基本政治社会观念都是陈旧的。其中比较激进的，在起义初期虽多少有些原始均产的号召，但这些起义，或者失败，或者将要成功时已经变了质。起义成功者，建立新皇朝，人民仍是被统治剥削的对象。太平天国的下级成员虽较富于“革命”思想，但洪秀全和其他主要诸王生活腐败，“天朝田亩制度”大体都没有实行。辛亥革命，民国建立以后，直到一九四九年，不断的内忧外患，军阀割据下的穷征暴敛，国民政府二十二年当权期间史无前例的自私自利，使得人民的处境较若干前代更为悲惨。国民党当政以后，出卖了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利用江浙财阀与各省土豪劣绅共治天下，建立了多种近代型的经济金融机构，以吸取民脂民膏。正因为这些机构是近代型的，所以吸取民脂膏的效率远远超过以前任何皇朝。这些基本史实已是中外无政党背景的人士所一致公认，勿庸多论。
解放前人民真正的地位，可由我亲身阅历中得到最好的反映。我于一九四二年初，奔父丧，由昆明赶回浙江金华祖籍，再设法接济天津的母妹，在沦陷区困居一年之久。次年三月中才自上海经徐州转商邱，再从安徽亳县往“无人之境”，重入自由区，在河南漯河镇遇雨，暂时无法继续内进。有一天午饭后在街上看见警察打人，打得很惨。我加以拦阻，对警察说，如果这人犯法，可以带他去法院或县政府以法审判，不应加以毒打。那警察毫不迟疑的向我大叫：“这些老百姓不揍，还揍谁？”我回答说我也是老百姓。他向我上下端详一番，见我身穿已经露线的苏格兰海立斯厚呢上衣和卡叽布裤，瞪着眼回答：“你穿着西装，还是老百姓！？”当时我虽不是第一次体会到老百姓处境的悲惨，但却是第一次充分体会到原来我这新型的“士大夫”，究竟还是属于统治阶级的最外围。
两千年个个皇朝都“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可是国民党政权末期，极大多数的新型“士大夫”都被通货膨帐弄得一贫如洗，朝不保夕了。一个绝对自私不顾一切剥削人民的政权，毕竟自行溃烂了，被人民摒弃了，无形中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我这个后知后觉者，当时虽已身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和西欧史，也就在金元券、长春、淮海战役之中，开始逐渐发现了“大我”。
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开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后半。这次斗争与前代起义的基本不同在领导与目标。前代多次起义领导的观念与目标，都很陈旧，都是希望建立新皇朝。这次解放斗争的最高领导，不是贫下中农和工人，而是抱负大、眼光远、毅力强、不自私、有理想、接受近代共产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充分了解大多数被压迫的人民是最大的革命潜力，发挥这庞大革命潜力要靠组织、思想教育、和积极行动。他们的目标，是彻底改造旧社会，建立一个以最大多数贫苦人民为主人的新社会。这次革命最初虽以苏联为榜样，但主要策略和步骤与前者很有不同。帝俄末期的***最初并无革命武力和革命基地。最高领袖列宁是迟至一九一七年才被德国用专车秘密送回俄国的。十月革命成功的步骤是***员乘帝俄欧战溃败疲倦不堪之际，渗入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京，吸取对现状不满驻扎两京的若干沙皇军队单位，逼迫沙皇中央政府和临时政府的崩溃，然后才把革命逐步推展到全国。而中国***革命的“主流”，从一九二七年起即了解大都市之不足恃，即着眼于组织农民军队，建立农村革命基地。中国共产革命的理论动力虽是自外引进的共产主义，但革命的最高领导，自一九二七至今四十六年来，不断地以理论与实践互相印证，不断地就国内外情势因时因地制宜决策，将一个引进主义逐步变成了一个适合国情的革命建国纲领。在这个新的革命建国纲领之下，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才第一次变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
今日中国的人民，除了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以外，宪法上都规定了同样的权利，而且并无性别和民族的歧视。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权的范畴与西方民主国家几乎完全相同。政治方面包括选举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以及控告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利。此外，公民权还包括工作、教育医药、福利等权利。
但是，在实践上，享受以上极为广泛的公民权有一先决条件——“个人”的言行和意识必须不反人民的利益与意志，而“人民”是极大多数贫下中农和工人。换言之，政府剥夺少数反革命、反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的政治权利。进一步分析，正因为“个人”必须服从“人民”这个前提的存在，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个人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也就有了局限性；为了调剂各地区的人口与物资，为了经济建设，个人居住、选业、迁徙的自由往往也不免受了限制。
因此，西方自由主义者和海外倾慕自由主义的中国人总不免要批评新中国并非真正民主，并强调现代西方与今日中国的基本不同－－个人在集体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①我们先讨论自由的问题，然后再检讨新中国是否民主。
近代西方政治及宪法理论上最基本的单元是个人，国家和社会集体不能侵犯个人的公民权利、尊严、政治信仰和言论，与在法律范畴以内的任何行动。在新中国的政治及宪法的理论上，个人虽也是国家和社会的最基本的小单元，但个人无法脱离社会阶级而存在，属于少数阶级的个人，必须服从最大多数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的意志。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寓个人于人民的趋向日益显著。
从纯理论看来，今日的中国和西方诚然有基本的不同，但从实践上看来，二者间性质和程度的不同远不如一般想像为甚。我们在比较当今中西政治观念和制度的短长之前，必须要了解西方极端个人自由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局限性。西方极端个人自由观念萌芽于美、法革命之前，大起作用于此两大革命之后。美、法革命深受十八世纪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影响。十八世纪的功利主义相信“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相信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但社会的总利益和秩序却自然而然地会得到和协。因此功利主义者主张国家和政府不应干涉个人的自由和一切经济力量的自然发展，应采取放任(laissez-faire)的主义和政策。
不消说，这本是过于天真乐观，决经不起历史考验的一种看法。即使西方资本主义经典派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一七七六出版的《原富》之中，已部分地指出，个人与个人之间、社团与社团之间，往往存在着利害上的矛盾与冲突。英国工党的“精神祖父”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虽系功利主义之集大成者，进一步强调指出各阶级间利益往往冲突，调整这些冲突的机构应该是议会，议会立法应该根据他所提出的基本原则－－“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他这主张，经过十九世纪晚期费边(Fabian)社会主义者的发扬，劳工运动和组织的日渐发达，和工党的正式成立、竞选、几度当政，就成了英国型“社会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石。西欧、北欧和英联邦中若干国家大致也走了这条历史路线，因此逐渐以“社会福利立法”弥补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公道和不平等。
事实上，这些西方民主国家和新中国的社会立法，基本上有很大的共同点，二者是不谋而合地根据“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一原则。即以理论渊源而论，早期的马克思，也是深受边沁影响的。惟其如此，所以无论在西方或在中国，随着经济生产和社会组织的日趋复杂，社会（也就是严复译成的“群”）的“权界”日益扩大，个人（严译的“己”）的“权界”日益缩小。即使在民主的西方，个人的净余“权界”，在生活实践上已与宪法及政治理论上的个人“权界”发生了相当大的差距。
今日西方和中国对于个人“权界”还是有一些差距。这差距的存在是因为历史传统和历史发展程序的不同。英国和西北欧若干国家有代议制度的传统，社会福利立法是历经代表多数选民的政党在议会里长期斗争的成果；其历史发展程序是渐进的，不是经过革命的。因此，这些国家大体上允许个人信仰和言论的自由和理论上（但决不是实际政治行动上）激烈政党的存在。帝俄和解放前的中国，人民受统治阶级种种的压迫与剥削，人民生命财产没有充分法律保障，更没有代议制度的传统，从立法上逐步改善人民福利的道路根本不存在，解放人民的唯一道路是革命。革命的初步目的既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革命成功之后，当然无法允许残余反革命势力的复辟。因此，在新中国“个人”的“权界”，在理论和实践上，确是多少受了“寓个人于人民”的局限。
客观评估新中国人民的实际地位和检讨新中国是否民主，我们决不可忽视与自由具有同等重要、甚至比自由更为重要的因素——平等。根据我个人对西洋史的粗浅认识，我把民主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初级”的民主，一般仅做到以宪法保障个人的自由，较“高级”的民主，才考虑如何逐步减少社会各阶级间因贫富悬殊而引起的种种不平等。很显然，即使在所谓“高级”民主的英、美等国，虽已有了一些社会福利立法，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依然存在。美国最近出版了两部对平等问题理论上颇有启示的新书。一部是我芝加哥大学同事、人类系教授费乐思(Lloyd Fallers)的《不平等》(Inequality: Social Stratification Reconsidered)，他根据多年对非洲若干原始及近代型社会的调查研究，并与当今美国社会对比，得到一个综合的结论——一般西方社会学上所谓的“社会阶层化”，不过是以成套的术语掩饰社会阶级间种种真实的不平等。这是打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学虚伪的一针见血之言，对我们探索社会公道和民主真谛甚为有用。另一部是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罗尔斯(John Rawls)讨论社会公道理论的新著《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他虽囿于美国传统中对个人自由的极端重视，并坦白承认社会阶级间的不平等无法彻底消除，但主张国家法令措施应以促进社会上最穷阶级的福利为原则。他这一主张仍不超过边沁理论的范畴。所不同者，边沁生时，任何国家最大多数的人民都是穷因的农民和工人；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已经属于“中产”阶级，而最穷困的人民，已经变成少数了。他对边沁基本原则因时制宜的修正，值得我们采用，作为进一步探索社会公道和民主真缔的共同分母。
不用多说，凡是没有政治偏见，访问过新中国的中外人士，都不得不承认，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一切法令措施几无一不以贫下中农和工人的福利为准绳，无一不暗合较罗尔斯的立法标准。与其他国家和社会比较，新中国的人民生活方式，更接近真正的平等。诚然，国内薪酬还有高低几级的存在，而且一个近代复杂的社会，不能没有精细的社会分工。但薪酬等级虽仍存在，各级薪酬和收入之间的绝对数量差别，事实上已远较资本主义社会、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社会为小。而且新中国的薪级差别今后会逐渐缩小。更重要的是领导干部（用陈旧的术语是“统治者”）和工作成员（“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彼此平时互相砥励，必要时互相批判，而且干部一般都以身作则参加劳动生产，生活方式与劳动群众相同。美国、西欧、战后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贫富阶级层间生活方式之悬殊，勿庸赘述。即使在苏联，劳动人民和拟定执行生产计划的各级“官僚”干部之间，还是有很大的隔阂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六十年代中，美国若干科学家会讲出真实的笑话：在国际多种科学会议的场合，苏联科学家闲谈时，往往提到他们的薪酬相当都市工人薪酬二十倍以上，甚至很自豪地显露他们在黑海克里米亚半岛有别墅。无可否认，新中国社会里，平等的成分较举世任何其他社会为高。
在穷索民主真谛时，我个人觉得还须应用前此未曾被人提到过的第三尺度——从日常生活上权衡比较今日中国与西方人民“当家作主”的程度。无论在何国家，人民与政府最高决策的关系，都是很间接的，所以人民是否当家作主非从最基层单位中去探索不可。西方和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小规模独立经营者虽仍存在，大多数人民都是大小企业和各种机关的雇员，雇员当然不是主人，理论上，只有在一切生产工具都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才能作主人。但在苏联及东欧，生产计划之拟定与执行自上层层而下，一般人民在基层单位中是处于被动的。惟有在新中国，人民在基层单位中充分表现出主人的地位。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而论，最基层的单位是生产队。在生产队中，每个成员都参加草拟全队的预算和生产计划，计算工分，摊派收入，决定公积金和再提交的合理分配。负责人和成员之间关系平等、直接、亲切。通过负责人，生产队对生产大队以及更大的公社的生产及分配都能参加商讨。十九世纪前半，西欧有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曾极小规模地作过类似的试验，但因整个社会未变，都失败了。新中国六亿农民如此当家作主，确是人类史上崭新的一页。
结束本节：我们必须强调化学式百分之百纯粹美备的民主制度，人类史上至今尚未出现，也许永不会出现。我们用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两个尺度衡量中西理论与实践之后，不得不承认西方先进国家比新中国尊重个人的自由，但还做不到新中国社会平等的地步。中西社会制度互有短长，是由于历史传统和历史发展程序的不同。片面地褒此抑彼，不顾历史背景，专唱人类还未出现过的“理想国”的高调，都不免有失公道。我们如再用社会基层单位中人民当家的程度作为第三尺度来衡量，天平显然要倒到新中国这边。“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乍看似宣传，穷索是事实。惟有抓住这个基本事实，才能了解新中国其他的主要特色和成就。
二、组织能力与思想教育
历代盛衰兴亡关键无一不在于广义的国家组织能力。传统中国悠久历史之中，战国、秦、西汉这段时期国家组织能力最强。西汉以后，层层自上而下的国家组织之中往往发生不少阻力，消弱了国家组织能力。在内忧频仍外患空前的二十世纪前半，诚如中山先生所说，诺大的中华民族已像“一盘散沙”。新中国却能在短期之内，将一盘散沙般的民族转变成空前富于组织能力的国家。为加深了解新中国组织能力的革命，先扼要将古今作一对比。中华民族在战国期间已开始表现高度组织能力，大体上由于两个主因。一、战国期间主要七国之间生存竞争非常激烈，逼使各国非力求富强之道不可。富国强兵之道，并非高谈“仁义”的儒家所能把握，而是几派法家的专长。法家的最终目的是造成绝对君权，在当时也就是绝对的国家权力。法家虽不否认社会上尊卑贵贱的存在，但主张在君主一人之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消除春秋式贵族特权阶级，建立以个人才干为标准的官僚制度，推行郡县制，逐步走向一元化集权国家的方向。二、为了生存竞争力求富强，法家了解农民的重要，因此把农民解放为自耕农，增加农产，扩充兵源，逐渐变成以农、战为本的军国主义的国家。法家是为绝对君权服务，并不是为农民服务，只是为了增强君权才不得不解放农民。新被解放的自耕农虽是担负赋役的被剥削者，但身份权利毕竟远胜于农奴，而且从力农和战功还有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机会，因此广大的农民多少发挥了些积极作用。
秦行商鞅之法，百五十年间改革比其他六国彻底，最后征服六国，建立了统一帝国的基础。刘邦攻下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可见西汉一承秦制。汉武初年虽崇儒罢黜百家，西汉政制本质，由一代政治天才汉宣帝（公元前七三－四九年）数语道破：
“（元帝为太子时）……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史，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曰：‘陛下持法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史实，不知所守，何路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汉宣帝这席话非常深刻坦白。一、他强调指明西汉的政制仍是根据自战国、秦以来的法家系统。在法家循名核实的原则下，全部庞大复杂的国家机构——自丞相、御吏大夫、中央官吏，经郡守、县令长，以至县以下的乡、亭、里、伍、聚落——尚能得到合理的推动。西汉郡守权重责专，也是行政效率较高的一个原因。二、汉宣帝确是锐利灵验的预言家，西汉之开始衰亡，正由于元（公元前四八－三三年）、成（公元前三二－七年）诸帝盲目崇儒的种种恶果。
经过元、成和东汉的开国，儒家成了长期的正统政术。儒家重“礼”实在是维持不平等阶级社会的理论工具，与法家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恰恰相反。东汉开国的君主刘秀，本人就是南阳的大地主，他建立皇朝时依靠不少其他地区豪族的拥护。儒家的主张正适合东汉皇朝的需要，成为辩护豪族私利的理想理论工具。东汉最重孝道。二百年间虽不乏笃行的孝子，但孝道也成为豪族、士大夫自私行为的掩饰品。各地豪族鱼肉乡里、抗避国家赋税固不可谓“忠”，但侵吞小民田产，略略周济贫乏族人，在当时士大夫操纵的“清议”之下，却往往被认为是广义的“孝”。此外，汉武帝时临时监察性的十三部刺史，在东汉已渐形成为超级的大“省”。州牧往往出身于世家豪族。因此从东汉后期起，国家的组织能力，受到地方政权和社会豪族双重的阻力，终于演变成三国割据的局面。在以后的朝代，这两种阻力或不同程度地继续存在，或阻力形式有所改变，但无疑义地，国家组织能力都被各种阻力所削弱。
最后分析起来，影响国家组织能力最基本的因素是人民是否有积极性。在广土众民的中国（公元后二年人口已经六千万），自皇帝到庶民层层复杂的国家机构，如果不靠人民积极的所作所为，是不可能充分发挥组织能力的。在以法家为政术的六国和秦，各国君主为竞争图存，不得不解放农奴，保障自耕农的利益，所以农民多少有些积极性。秦始皇大一统之局既成，列国间生存竞争的压迫已不存在，好大喜功，不再体恤民力，以致覆亡。西汉虽承秦制，不时抑制豪强，但始终无法阻止土地的兼并和贫农的流离。东汉以降，直至解放，虽不无政治上和社会上安定的时期，但人民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人民消极的抵抗是逃避赋役，积极的抵抗是参加农民起义。因为种种政治和社会上的阻力，长期人民消极或积极的抵抗，两千年来，华北一再陷于五胡、辽、金，全部中国两度征服于元、清，并几番演出了地方割据。即使在一统局面之下，人民的被动性也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组织能力。
二十世纪前半的中国，承继了自清初以来，因人口爆炸而产生的种种空前的社会经济困难，自清末督抚专权兵为将有所引进的多种政军弊端，并面临旷古未有的民族生存危机——西方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榨取鲸吞。当时救国主张虽多，回顾起来，惟有中国***深刻了解自上层改革的无效，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几个大都市的不足恃，真正救亡图存的办法是到落后的农村解放人民，建立革命基地，从基层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力量。正因为共产革命的领导坚信救亡必先救民，而领导方面自始即与民众同甘共苦，所以解放以后，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政府一切措施无一不根据最大多数最贫苦人民的意愿与福利，政府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平等的社会。在这新社会的基层中，人民确是主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新中国无疑义地是世界上组织最严密的国家之一。上自中央政府，中经省、市、自治区、县，下至城市里的街道邻里，乡村里的生产队，无一不包括在组织网之内。就纯理论而言，有两点值得分析。一、仅有组织，未必能充分发挥组织力量，古今中外实例甚多，不胜枚举。二、新中国严密的组织网中，是否还有削弱组织的阻力。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以上两个问题在实践上都已不存在。基本原因是今日的中国不是专靠形式上的组织，而是特别注重政治、社会上每个阶层之中，各种阶层之间，不断地搞思想教育、讨论路线问题。思想路线教育的结果，不但使组织上可能的阻力不能存在，而且激发组织成员的工作积极性。这是文化革命以后的中国的最主要的特色之一。
诚然，古今中外当权者无不了解广义思想教育的重要。传统中国和传统欧洲都施行愚民政策，都曾有多次程度不同的思想统制。即使在最尊重个人自由的近代西方，每个人从幼到老，不知不觉地都被政府、教会、学校、社团、家庭等等不断地洗脑；进一步分析，国家及社会大小单元用以洗一般人民的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几无不源出于广义的统治阶级。洗脑决不是新中国的专利。但新中国敢诚实地把思想教育叫作洗脑，而且思想教育的方法备极周至，收效独宏。传统中国和古今西方的思想教育都是像孔子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有新中国的思想教育是：“民不可使由之，必先使知之。”换言之，新中国思想教育的目的，是从反复讨论分析之中，使每个成员都发现他的“大我”，洗涤了他过去可能有过的自私观念，然后彻底检讨有关措施的理论与实践，是否真正符合国家和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与利益。因此，这种史无前列的思想教育才能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能力。
历史工作者在此应该顺便提出新中国与前代还有一重要不同之点。历代政制积弊之一是帝王居于深宫，官官层层相护，往往上方命令不能认真执行，民间疾苦也无由上闻。新中国有全国性严密的传播组织，报纸、期刊、广播经常向民众申析最高领导的政策与意旨，报告各地建设、政情和民隐。成千成万的大字报更是人民主动发表意见的特殊媒介。凡此诸端无一不促进上令下申，民情上达，更增强八亿人民戮力同心建国的意愿和信念。
综合古今，新中国之所以最重视思想教育，似与我国源远流长的理性与人本主义的传统有关。早在史前和商代，宗教的重心已经不是正统的神，而是广义的“人”。解放后各地区发现的史前陶且（祖）和石且，且的字的源，和商代的祖先崇拜，都是明证。至晚在商、周之际，理性和人本主义的思想已经萌芽。周初的政治家虽表面上谈“天命”，实际上不但对“天”的权威表示怀疑，而且强调国家的兴亡基本上是靠人民的意志和努力。周初文献和金文例证甚多，兹不赘。即使祖先崇拜，经过了孔子和荀子的理性化，大体上已变成为了满足人类心理和社会需要的一种仪式，脱离了正统宗教的性质。这理性和人本的传统，经过南北朝和隋唐期间与佛教的斗争，不但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间接地使近代中国种种改革和革命运动都无须与“上帝”搏斗，（人类史上，宗教一向是籍“上帝”的权威反对任何开明改革和社会革命的。即使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革命，都不免暗遭宗教的顽抗。）尽管儒家的政治和社会哲学为历代帝王所利用，它对人本主义的发扬传播，对社会环境和教育力量的极端重视，至今还有普遍的影响。新中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但把传统上为制造士大夫的教育变成了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并且从几十年宝贵的实践经验之中，把思想教育方法改的周至美备。因此充分激发了人民和国家的组织能力。新中国思想教育的核心－－以人民的意志与努力改造人类社会－－既不能说没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又不能不认为是“古为今用”最辉煌成果之一。
三、民族“武德”的重现
人类史大部分都是残酷无情的生存斗争史。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是无法长期独立生存不被异族征服控制的。军事在国史中，尤居关键地位。春秋时代的军队大体上为各国贵族所包办，战争规模比较大，军队下层也包括当时所谓的“国人”，也就是庶民里最上层的自由民。春秋的军队既以贵族为主要成员，所以当时风气皆以当兵为荣，士兵一般也遵守武士的行为规范。据我阅览所及，春秋时期对“武”或“武德”解说最详的是楚庄王。他在公元前五九七年悸之战败晋复霸之时，曾提出“武”的字义是“止戈”，并说明“武”的广义作用：“武、禁暴、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证以史实，楚壮王所讴歌的是高度理想化的“武德”，在传统中国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
如果要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寻找几个具有关键意义的分水岭，公元前771年一定是不会落选的重要节点。尽管在后世的典籍中，东、西二周常被共同称呼为“两周”，然而究其根本，按照传统宗法制度所定义的“正统”周王朝早已在这年伴随着幽王死于犬戎之手而烟消云散。东周的所谓周天子，几乎都是一个个用来为诸侯野心蒙上一层温情面纱的工具而已。
注意，这里我们用了“几乎”，因为在众多傀儡中，还是有一位企图真正意义上恢复王室权力，重振王朝威望的天子，而且他的努力甚至一度让衰败的东周王室出现了复兴的火苗。
“非不愿，实无奈”：先天不足的周平王
相比教科书中成为考点的东周开国之君周平王，在真实的历史中其存在感则显得更加薄弱。尽管他的统治期长达整整五十年，但是就是在他这位初代君主的手中，东周天子开启了“橡皮图章”的模式。
不过无所作为的锅全部扣在平王自己身上其实也不合适，与其说是平王的无能，倒不如说是他先天不足的继承权带来的政治包袱，而这还要从西周末代的幽王之死开始说起。
襃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襃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後不信，诸侯益亦不至。——《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
上面这段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烽火戏诸侯”事件，在这个故事里幽王被塑造成了一个为了取悦妃子褒姒不惜将自己的臣下玩弄于股掌之中，最终自取灭亡的丑陋角色。再加上人物刻画生动形象，又有《史记》这种史学权威典籍为其背书，“烽火戏诸侯”就流传了几千年，坐实了幽王昏君的形象。
但是尽信书不如无书，如果我们认真思考一下，就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逻辑漏洞：烽火的传递距离非常有限，而周王朝统治的疆域辽阔，如果以点燃烽火的方式去传递军情，以古代的交通方式，一个一个烽火台来通知，从王郊京畿一直到蛮荒之地要消耗的时间短以月计、长以年算，不同地区的诸侯们绝不可能“悉至”，即同时到达，更遑论“数举烽火”，如果周王朝真的有这种强大的交通能力让诸侯们如坐上高铁般朝发夕至，恐怕幽王早已经已经统一整个欧亚大陆了。
而2012年清华大学整理“清华简”的内容考证时，也出现了佐证这一推论的另一个观点，那就是幽王其实是因为跟自己王后的父亲申候发生了矛盾进而兵戎相见，最终被申候联合犬戎人突然袭击杀死。
“烽火戏诸侯”事件不是西周灭亡的诱因，甚至是否发生都存在疑点。考虑到“清华简”的所处年代是战国时期，并未经历过秦始皇焚书坑儒，因此要比西汉中期的《史记》拥有更加准确的年代可信度，这也解释了为何幽王的死亡地点是骊山而并非王都镐京的问题，相比守备森严的镐京，骊山更像是一个弑君的犯罪现场。
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平王所面临的尴尬处境也就能够解释的通，作为申后之子，他从即位就背负着父亲横死的阴影，而法统上的“篡逆”之名虽然可以通过编造历史来骗过后来人，但是在当代诸侯的眼中却被暴露的一览无余。
面对虎视眈眈，企图兴师问罪的诸侯们，平王所能够依赖的就只有自己的外祖父申候统治的申国，以及以及申国的联盟，鲁、许等国，这就是平王的政治包袱：因得位不正而无法继承的正统天子权威，既然没有这份代代相传的天子权威，他又怎么能够重振周王室的威望呢？
而之后的“两王并立”，更给了周平王沉重的打击：
先是，申侯、鲁侯、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春秋左传正义》孔颖达引《竹书纪年》
因为对平王身份的质疑，姬姓诸侯国虢国的国君虢公翰拥立幽王的弟弟姬余臣在今天的河北、山西一代即位，即后世所称的周携王。于是东周的天下同时出现了两位天子，而诸侯对此也暗自心喜，不断在两位天子间摇摆不定，谁给的好处多久服从谁，本来就被严重削弱的天子权威雪上加霜。
虽然在周携王二十一年，即公元前750年，晋国的晋文侯突袭携王，将周携王杀死，终结了东周长达二十年的“两王并立”，平王坐稳了自己的宝座。但是中人之姿的平王终其一生，也没有对双重打击下的王权衰弱做出什么根本性的改变，这种悲剧既是个人能力的缺陷，也是历史进程的无奈。
年轻气盛、有胆有识的青年天子：周桓王的奋斗
公元前720年，周平王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考虑到春秋时代中国的人均寿命只有30岁，从继位开始到病逝，一共统治了整整五十年的平王可谓是不折不扣的长者。然而将天赋技能全部点在了生命值一栏的代价，就是连自己的世子姬泄父都死在了自己前面，按照嫡长继承制，接替平王之位的是他的孙子，也就是周桓王姬林。
与少年时代就被申候操纵登上王位的平王不同，桓王即位的时候，已经是一名成年人。加上父亲死后就被爷爷当成继承人培养的缘故，桓王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也应当很早就接触过诸侯和王室间的折冲樽俎。
青年天子的血气和自尊也让桓王不甘心成为爷爷一般尸位素餐的符号，一心混吃等死，桓王最渴望的莫过于恢复王室的荣光，重新成为文武成康一般的英主。于是当手中掌握天子的大义名分之时，桓王立刻就开始了自己的谋划，他的第一个对象就是老牌诸侯晋国。
春秋时代著名的“曲沃代翼”事件
之所以会选择晋国，实际上也是桓王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因为此刻的强大的晋国正处在内部分裂的混乱局面中，这就是春秋时代著名的“曲沃代翼”事件：
孝侯十五年，曲沃庄伯弑其君晋孝侯于翼。晋人攻曲沃庄伯，庄伯复入曲沃。晋人复立孝侯子郄为君，是为鄂侯。——《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第九》
关于曲沃代翼事件的来龙去脉非常复杂，简单来讲，就是晋国国君的正统继承权被以翼城为代表的大宗和曲沃为代表的小宗之间反复争夺。作为姬姓宗室的诸侯国，这种带头违反宗法制度的行为毫无疑问是“礼崩乐坏”的代表，而对于桓王来说，对晋国的讨伐实则是政治和军事的双赢。
从政治上，身为天子重新捡拾起对诸侯的主导和裁决权，是符合正统宗法的大义名分；从军事上，内斗频仍的晋国统治集团根本无法把自身的力量彻底整合起来以应对桓王的威胁。果然，事实证明桓王走的这王权复兴的第一步很顺利：
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左传•隐公五年》
鄂侯六年卒。曲沃庄伯闻晋鄂侯卒，乃兴兵伐晋。周桓王使虢公将兵伐曲沃庄伯，庄伯走保曲沃。晋人共立鄂侯子光，是为哀侯。——《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第九》
值得注意的是，桓王在晋国内乱中的态度是反复横跳的。当翼城势力强大就支持曲沃，而后来曲沃势力崛起反而去扶植翼城，由此可见桓王在这种政治平衡之术上颇有一番造诣。而这一手在后来对待其他诸侯国上也被桓王拿来反复使用，例如地理位置重要但实际上并不算强大的蔡国、陈国以及卫国等等。在桓王即位数年后，通过利用外部压力威胁再加以收拢各个诸侯，周王室的实力和名望都得到了一部分的恢复，其中最大的成果可能是在与秦国联合直接俘虏了芮国国君：
冬，王师、秦师围魏，执芮伯以归。——《左传·桓公四年》
此时的桓王，已然取得比自己祖父更显赫的成果，也获得更多诸侯国的认可和尊重，于是他开始把目标对准了自己一直想要解决的最棘手目标郑国身上，而这次他的对手，是在后来历史上知名度极高的郑庄公。
前奏：周郑之间，由暗到明的白热化之争
关于庄公这个人，无论是他本身的成就还是其对于整个春秋时代的影响都值得专门去写一篇文章来进行研究分析。但是今天这里我们也只就郑国以及他本人和桓王的矛盾做一个简单梳理，虽然同样是理论上跟周王室最为亲厚的姬姓诸侯国出身，郑国的资历却远不及另外那些同宗诸侯国一般深厚。
郑国立国之时已经是周宣王时代，传到庄公也不过才历经三世，对于这一个享国日浅，本身的领土又处在四战之地的诸侯国来说，危机和转机是并存的，只是对于领导者的政治操作能力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很幸运的是前三代国君郑桓公，郑武公以及郑庄公都是优秀的***。
对于郑国的发展方向，桓公和武公确定的宗旨是依靠和扶植周王室，利用天子的大旗讨伐不服从的小国，从其领土一刀刀割肉来扩张郑国的霸权范围。因而早期的郑国跟周王室的关系很是融洽，国君兼任周王室的卿士，而在平王东迁的早期，郑国和晋国作为最大的两根支柱拱卫着天子衰微的统治。
郑、晋两国依然拱卫着周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
但是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郑国和王室的关系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周王室对郑国不断扩张的势力范围开始感到由衷的不安并想方设法的遏制，而郑国则认为周王室对一直以来忠心耿耿，即使在王权跌落至最低谷时依然不失臣节的自己恩将仇报。矛盾就这样出现了，而将这种矛盾表面化的事件发生在桓王三年：
桓王三年，郑庄公朝，桓王不礼。——《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
这里的“桓王不礼”，实际上是“桓王没有用对待诸侯的礼节对待郑庄公”的意思。我们都知道整个周王朝是一个礼法和等级制非常鲜明和繁复的时代，即使一个简单的小举动，在政治人物的身上表现出来，能够反映的信息也多种多样。具体到这里，桓王不使用正统的礼节，说明对庄公乃至于郑国已经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反感和排斥，甚至于这种排斥已经上升到了必须利用外交层面的抗议才能更好地表达出来的程度。
而庄公发觉了桓王的举动，对其进行了回应：
五年，郑怨，与鲁易许田。许田，天子之用事太山田也。——《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
古语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在周代被贯彻的尤其到位，在宗法体系下任何诸侯之间的外交只要涉及到领土问题，从法理上都要得到周王室的批准才能进行具体的操作，而郑国和鲁国之间交换土地居然没有提前获得天子的认可，更加过分的是交换的还是天子祭祀用田，这无疑是狠狠地扇了桓王一巴掌，对一直以来高歌猛进恢复王权的桓王是一个相当具有挑衅意味的行为。
而就是从“郑鲁易田”的桓王五年开始，王室和郑国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无论是在礼仪问题还是政治外交问题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冲突，终于在桓王十三年，庄公的卿士身份被夺走，这也象征着郑国失去了在王室的发言权。
庄公对此的直接表现就是“郑伯不朝”，干脆连表面的礼节也不顾了，视天子为无物，而桓王在之前成果的鼓舞下，也决定直接诉诸武力，去讨伐郑庄公这个“叛臣贼子”。
视天子为无物的郑庄公，引来周桓王亲自讨伐
繻葛之战：伟业的巅峰和理想的谷底
周桓王十三年，公元前707年，桓王终于决定发动战争去讨伐一直以来的眼中钉郑庄公，介于一直以来郑国实力的不断膨胀，桓王并没有仅仅动用王室直属的武装力量参与作战，而是同样联络了陈、蔡、卫等亲近诸侯协同作战。而此时的桓王在恢复王权的努力中所取得的成绩也让其对郑国的军事政治双重威胁表现的愈加强烈，加上天子大义名分的正统性压力，因此庄公虽然在应对周军的进攻上信心不大，却也只能硬着头皮与繻葛（今河南省长葛市北）地区布阵，双方的战事一触即发。
繻葛之战，开启春秋混战时代
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蔡人、卫人属焉；周公黑肩将左军，陈人属焉。——《左传·桓公五年》
从桓王的布置上，能够看出周王室的军事战术体系还是没有摆脱春秋时代的基本构架，以固化的方阵作为基础，按照不同地区的兵源素质分配它们的进攻和防御意图，在战场的号令上组织流程严密。这种安排固然有着稳妥的平衡方式和有条不紊的量化准则，然而同样有着致命的弱点，而这被庄公的大将子元一眼看破，他对庄公进言到：
郑子元请为左拒以当蔡人、卫人，为右拒以当陈人，曰：“陈乱，民莫有斗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顾之，必乱。蔡、卫不枝，固将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左传·桓公五年》
这段话可以说是一个教科书般的战略分析指南，千年后的普鲁士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有名言曰：军事是政治的延续。而子元的分析中，首先两个字就是“陈乱”，陈国正在内乱之中，而它的军队并没有足够的精力投入到对外作战中。
如果率先进攻陈国军队，势必会使其提前溃散，而联军中最有战斗意志和核心的王室军队势必无法应对这种突然打击，也会跟着混乱，失去了王室的约束，蔡国卫国也不会继续保持优势，这个时候再集中优势兵力对已经混乱的王室军队进一步打击，最终便大事可成。
从之。曼伯为右拒，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战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动而鼓！蔡、卫、陈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军。——《春秋左传正义·卷六》
繻葛之战，最终周桓王落败
庄公采纳了子元的建议，而最终战役的发展完全按照子元的预料进行，陈，蔡，卫三国尽数溃败，桓王的中军独木难支，被郑军杀得大败，连桓王本身都被庄公用箭射中。当然了，此时尚在春秋早期，周礼威信尚在，庄公作为宗室亲藩，也不敢公开做出弑杀天子的篡逆行径。郑军追击了一番，见好就收，又派出大夫祭仲前去抚慰桓王，繻葛之战以周败郑胜落下了帷幕。
结语
无论是对于参战双方的周桓王和郑庄公，还是其在后世的知名度来说，繻葛之战对于周王室乃至于整个春秋时代的影响力都要比想象中更为深远。谁都没有意识到，王室权威的最后一层遮羞布，竟然是作为姬姓亲藩的郑国首先撕裂，而桓王精心编织和奋斗多年所获得的成绩也被郑庄公的锋刃斩断。如果说平王时代的王权衰落至少还有一部分西周二百年王权治理下的余威为其遮掩，那么庄公向桓王射出的那一箭，则让东周王室的希望彻底破灭，之后的五百年中，天子也自暴自弃般的接受了傀儡的宿命，直到强秦的崛起。
而对于庄公来说，繻葛之战是一场他不愿面对，却无法逃避的战争。而且这场战争注定没有赢家，被桓王击败固然面临着诸侯领袖地位的丧失，而击败了桓王从长远看，也让“礼崩乐坏”四个字表面化，而郑国的国力和天然位置，真的能够将自己的优势地位坐稳了吗？
庄公没有回答，但是后来的历史给了答复，繻葛之战让郑国的声望达到了顶峰，也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当没有一个优秀的领导者时，不仅仅是郑国，霸主和领袖的位置，只能在诸多强国间来回变换，最终相互缠斗至两败俱伤，再出现短暂的和平，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成为了华夏大地之后五百年的宿命。从这个角度来说，繻葛之战才是真正开始乱世的钥匙，门这边是礼乐的表面温情，门那边则是大争之世的铁与血。
参考文献：《史记·周本纪》、《春秋》、《左传》、《左传正义》
周公旦，是周武王姬发之弟。周文王姬昌还在世时，周公作为儿子非常孝顺，忠厚仁爱，胜过其他兄弟。到姬发即位，旦经常佐助辅弼姬发，处理很多政务 。周文王时，周人已经开始了与商王朝的周旋与斗争。当初，姬昌取得了商纣王帝辛的信任，殷王赐命姬昌弓矢、斧钺，可以有征伐之权。姬昌受命七年驾崩，姬发即位，仍然以太公望（姜尚）为国师，以周公旦为辅相。太公、周公是武王最为得力的助手。周公是武王的同胞弟弟，这一点与太公不同，因此，无论军国大事，还是其他的疑难小事，武王总是与周公商讨。
武王正式即位之年（公元前1125年），武王在丰地秘密地与周公接触，武王日夜思虑灭商之事，悄悄地考虑怎样才能得到诸侯的配合与响应。武王担心推翻商朝的时机到来后会轻易丧失，就像到了秋天，庄稼已经成熟，如果不去收获，颗粒会自动落地。 周公回答说：“决定的因素在于德。对周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敬尊天命，远近诸侯都不要冒犯，已经和好的诸侯不要再失去。要继续修明道德，不要安逸无为，否则会难以收拾” 。
武王计划灭商，但也担心有些事情做不好。在即位第二年（公元前1125年）一月的一天，武王又把周公召到跟前，对周公说：“余夙夜忌商，不知道极。敬听以勤天下。”说自己早晚都在戒备殷人，可不知道最好的办法。他向周公求谋，从而恭听以勤谨地为天下努力。于是，周公又劝诫武王顺德谋事。
公元前1124年举行的孟津（今河南洛阳孟津县）会盟与誓师中，也体现了周公敬德的思想。武王先祭祀天神，向东校阅军队，一直到达孟津。这次行动，是武王即位后第一次大规模出师。《史记·鲁周公世家》说此次行动由“周公辅行” 。他们制作了文王的神主，用车子载着，置于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表示是奉文王之命进行征伐，不敢自己专行。于是昭告各官，要求大家谨敬虔信，自己承袭先人的德业，还明定赏罚，以更好地完成任务。此次观兵显然带有演习的性质，这便于熟悉地形和路线，以利于以后大军渡河北伐，也可试探商朝的虚实和诸侯的反应。这次会盟，不期而至的有八百诸侯。这对于武王坚定灭商决心，继续修德待时，是一个更好的促动。 殷纣王并没有深刻认识到西方姬姓势力发展的严重性，他对外征东夷，对内拒谏饰非，醇酒妇人，酒池肉林，把国内政治搞得一片混乱。文王死后，武王即位，以周公为最主要的得力助手，在召公、毕公等帮助下，在孟津观兵，大会天下诸侯 。这是一种进攻前的总演习，也是一种试探。观兵后的第二年十二月，武王在周公等人的帮助下，统率战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渡过盟津。前1123年二月甲子凌晨，武王在商郊牧野集众誓师，誓词就是《尚书》中的《牧誓》 。
纣王因大军前往东方征讨东夷，临时组织囚犯抵挡，结果囚犯掉转矛头，往回冲杀，纣军溃败。纣王登上鹿台，自焚而死。第二天，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在武王左右，向上天和殷民宣布纣王罪状，正式宣布殷朝灭亡，周朝取而代之，武王为天子。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周公的地位仅次于武王，周公把的大钺是一种权力的象征。
灭掉殷商之后对如何处置殷商遗民和上层贵族的问题，武王把原来商朝直接统治的地方，分成三部分，邶由纣王之子武庚禄父掌管。卫由管叔鲜掌管，庸由蔡叔度掌管，史称“三监”。管叔的封地在管，蔡叔的封地在蔡。封周公之子伯禽于曲阜。封太公望于营丘。封召公奭于燕。 武王灭商二年后去世，成王幼小，尚在襁褓之中。周公怕天下人听说武王死而背叛朝廷，就登位替成王代为处理政务，主持国家大权 。管叔和他的诸弟在国中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周公就告诉太公望、召公奭（shì，式）说：“武王早逝，成王年幼，只是为了完成稳定周朝之大业，我才这样做。” 西周初年周公辅佐天子周成王东征灭掉了伙同武庚叛乱的奄国，分封周公长子伯禽于奄国故土，沿用周公初封地“鲁”称号建立鲁国，国都为曲阜，疆域在泰山以南，今山东省南部。
当时，西周天下很不稳定，周公旦和召公奭二人遂决定分陕而治。“陕”即今三门峡一带，《水经注》说是老陕州城一带（陕陌），《括地志》则说指陕塬（今三门峡陕县张汴塬）。当年周、召二公商定，凿了一根高三米五的石柱栽于分界之处，称作“立柱为界”。周公、召公以“陕”为分界线，把周王朝的统治区分为东西两大行政区，周公管理陕之东，召公管理陕之西（陕西之名，即渊源于此） 。这根石柱，当年就栽在分界之处，是中国最早的界石。
周、召分陕之后，周公旦就可以把主要的精力用于防备殷商遗民的反叛，稳定东部新拓展的领地；而召公奭的责任就是进一步开发黄河中游地区的农业生产，建立巩固的经济后方，为周王朝进一步开拓疆土解除后顾之忧。 管叔、蔡叔勾结纣王的儿子武庚，并联合东夷部族反叛周朝。周公乃奉成王之命，举兵东征，写了《大诰》。周公顺利地讨平了三监的叛乱，诛斩管叔，杀掉武庚，流放蔡叔。收伏殷之遗民，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让他奉行殷之祭祀 。周公讨平管蔡之后，乘胜向东方进军，灭掉了奄（今山东曲阜）等五十多个国家。从此周的势力延伸到海边。平定淮夷及东部其他地区，二年时间全部完成。诸侯都宗顺周王朝。
武王克商只是打击了商王朝的核心部分，直到周公东征才扫清了它的外围势力。三年的东征灭国尽管有五十个左右，而占领地的巩固和扩大还是在分封同姓之后。东征以后，周人再也不是西方的“小邦周”，而成为东至海，南至淮河流域，北至辽东的泱泱大国了。周公东征象疾风骤雨席卷了大河下游，搅动了原有民族部落的格局。徐国一部分逃到江南（今江西）；一部分东夷被赶到淮河流域；嬴姓西迁；楚国逃到丹水流域。这造成了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东征的战斗是残酷而激烈的，战士们跟着周公东征，斧子砍出了缺口，纵使饱经战斗的苦楚，能够生还是很幸运的了 。东征的战士思念家乡，一旦解甲归田，心中充满了种种遐想，《诗经·豳风·东山》，就是这种心理的生动写照。再也不是内外交困，战斗之前的那种“风雨所飘摇，予唯音噍噍”的局面了。 周公旦平叛以后，为了加强对东方的控制，正式建议周成王把国都迁到成周洛邑（今洛阳）。同时把在战争中俘获的大批商朝贵族即“殷顽民”迁居洛邑，派召公在洛邑驻兵八师，对他们加强监督。如何统治被征服的地区，是战争胜利之后的大问题，殷人灭夏、周人灭殷，都是拱卫国都的周边封国被灭导致的，如夏末的韦，顾，昆吾皆是异姓诸侯，“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而商末的黎，邘，崇等是商西部的拱卫者，周文王伐灭后，武王则可以长驱直入抵商都附近的牧野灭纣。武庚和奄国、淮夷的叛乱，表明重要地区不能再用旧的氏族首领，必须分封周族中最可信赖的成员到国都的周边拱卫王都，这和武王时期的分封已经有本质的所不同。
建都洛邑后，周公旦开始实行封邦建国的方针。他先后建置七十一个封国，把武王十五个兄弟和十六个功臣，分封到封国去做诸侯，以作为捍卫王室的屏藩。另外在封国内普遍推行井田制，将土地统一规划，巩固和加强了周王朝的经济基础。
周公旦封小弟康叔为卫君，令其驻守故商墟，以管理那里的商朝遗民。分给他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铸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多是些有某种手工艺专长的氏族。康叔封地不仅面积大，而且统有八师兵力，以防止殷民的再度反抗。姜太公原被封为齐侯，都营丘（今山东临淄北）。周公让召公封给太公的土地是“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同时还具有专征专伐的特权，“五侯九伯，实得征之。”营丘附近还有许多小国，太公就封时东夷族莱人就和他争地。齐国先后灭掉这些小国，而成为东方大国。周的同姓召公奭被封到燕，召公长子在平叛之后才就封，建都于蓟（今北京一带）。燕是周王朝东北方的屏障。它的设立可以切断殷商旧族和他的北方同姓孤竹国的联系，又可以和松花江、黑龙江、辽河一带的肃慎族靠近。肃慎原是周的远方属国。北京和辽南都发现不少商、周铜器。证实周初的燕确实统治北方广大领土。
三监之乱，微子没有参加。周公平叛之后命他代表殷人后代，奉祀殷的先公先王，立国于宋（今河南商丘），后来宋成为有名的大国。宋的西面有姒姓杞国（夏禹的后代，今河南杞县），西南有妫姓的陈（虞舜的后代，今河南淮阳），北面还有一些小国。宋处在诸国包围之中。
除去上述国家之外，周公还分封了大量的同姓国和异姓国。据《荀子·儒效》记载，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良说，“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管、蔡、成、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可见周公分封的大大小小的国家，数不在少。 据何尊铭文载，周武王灭商后，由于镐京偏西，不能控制殷商旧族广泛分布的东方地区，就提出过在天下的中心建都的设想 ，武王还曾为此夜不能寐，对周公叹曰：“我未定天保，何暇寐！”。为巩固新政权，周武王曾考察过伊﹑洛二水一带的“有夏之居”，准备于此建设新的都邑 ，但未能全面实行便驾崩离去。周公二次克殷后，对东方辽阔疆域的开拓，迫切要求统治重心的东移。周公秉承武王遗志，建洛邑，在东征平叛以后，这件事更具有紧迫性，召公先去相地卜宅“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洛邑位于伊水和洛水流经的伊洛盆地中心，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南望龙门山，北倚邙山，群山环抱，地势险要。伊、洛、瀍、涧四水汇流其间。据东西交通的咽喉要道。顺大河而下，可达殷人故地。顺洛水，可达齐、鲁。南有汝、颍二水，可达徐夷、淮夷。伊、洛盆地确实是建都的好地方。
周公执政的第五年，正式开始大规模营建成周洛邑。三月初五，召公先来到洛邑，经过占卜，把城址确定在涧水和洛水的交汇处，并进而规划城廓、宗庙、朝、市的具体位置，五月十一日规划成功。第二天，周公来到洛邑，全面视察了新邑规划，重新占卜，卜兆表明瀍水西和涧水东，洛水之滨营建新都大吉。对于周公营建洛邑的过程，在《尚书》中也有有简明扼要的描写：据《尚书·召诰》载：公元前1039年二月的一天，周成王派遣太保召公前往洛邑，勘察建都基地，名曰“相宅”。三月五日，召公到达洛邑，经“卜宅”得到吉兆后便正式奠基动工 。同年三月十二日，周公来到洛邑。二十一日，在举行了盛大的祭祀仪式后，他向殷商贵族和各诸侯国的首领发布了营建洛邑的命令。自此，揭开了大规模营建“大邑周”的序幕。
由周公主持营建的洛邑被称为“成周”或“新邑”等，是一座规模宏大的都城，据《逸周书．作雒解》记述：“堀方千七百二丈，郛方七七里。以为天下之大凑”，“设丘兆于南郊，建大社于国中”。城内的主要建筑有太庙、宗庙（文王庙）、考宫（武王庙）、路寝、明堂等“五宫”。这些宫殿、宗庙的建筑结构均为“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复格、藻税、设移、旅楹、画旅”等式样，城内还有“内阶、玄阶、堤唐、应门、库台、玄阃”等不同的通道。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建成。因此地原有鄏邑，北有郏山，故又称“郏鄏”。新都为周王所居，又叫“王城”。新邑东郊，瀍水以东殷民住地叫“成周”。
据《尚书·洛诰》载：“当年十二月，洛邑初步落成。周王朝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大典。周公带领百官，使他们在旧都熟悉礼仪之后，再跟从王前往新邑。周成王在新邑开始用殷礼接见诸侯，在新都洛邑祭祀文王，这些礼节是非常隆重而有条不紊的。 成周洛邑建成之后，周公召集天下诸侯举行盛大庆典。在这里正式册封天下诸侯，并且宣布各种典章制度，谋划周王朝的长治久安。
据《尚书大传·康浩》称：“周公居摄三年，制礼作乐，周公将作礼乐，优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耻其言而不见从，耻其行而不见随。将大作，恐天下莫物品知也。将小作，恐不能扬父祖功业德泽，然后营洛，以观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诸侯率其群党，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然后敢作礼乐。”
周公摄政期间，就在继承《万》舞的基础上，于六年制礼作乐时先主持制作了歌颂武王武功的武舞《象》和表现周公、召公分职而治的文舞《酌》，合称《大武》；七年洛邑告成，为了祭祀文王，周公又主持为传统的《象》舞配以新的诗歌，制作了表现文王武功的《象》舞。
“礼”强调的是“别”，即所谓“尊尊”；“乐”的作用是“和”，即所谓“亲亲”。有别有和，是巩固周人内部团结的两方面。礼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尊卑贵贱的区分，即宗法制，进一步讲是继承制的确立。由于没有严密的继承制，周公固然可以称“咸王”，管、蔡也可以因争王位而背叛王室。小邦周不能不考虑大邦殷的经验教训，何况周公对夏殷历史是了如指掌的。殷代从先妣特祭和兄终弟及的人数有限看，是分了嫡庶的，是子以母贵的。殷是传弟和传子的并存，曾导致了“九世之乱”。传弟终究还要传子，这本来是生物的规律。传子和传弟有传长、传幼和传贤的矛盾。传弟更有个传弟之子和传兄之子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往往导致王室纷争，王室纷争又会导致王权衰落，国祚不久。殷代从康丁以后，历经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纣），明显地废除了传弟制而确立了传子制。由宗法制必然推演出维护父尊子卑，兄尊弟卑，天子尊，诸侯卑的等级森严的礼法。这种礼法是隶属关系的外在化。反过来，它又起到巩固宗法制的作用，其目的是维护父权制，维护周天子的统治，谁要是违反了礼仪、居室、服饰、用具等等的具体规定，便视为非礼、僭越。周天子能授民授疆土，则必以土地国有为前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在周公文治武功盛极一时的时代，并非虚构。由此引申出来的“田里不鬻”；土地不许买卖，恐怕也出自周公。周公能授给姜太公以专征专伐的特权，那么，“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恐怕是周公时代或更早确立而为周公所法定下来的。为了加强中央王朝对地方的统治，册封、巡狩、朝觐、贡纳等制度，也很可能是周公在总结前代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 周公旦摄政六年，当成王已经长大，他决定还政于成王。在还政前，周公作《无逸》，以殷商的灭亡为前车之鉴，告诫成王要先知“稼穑之艰难”，不要纵情于声色、安逸、游玩和田猎。然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周公旦退位后，把主要精力用于制礼作乐，继续完善各种典章法规。周公制礼作乐第二年，也就是周公称王的第七年，周公把王位彻底交给了成王 。《尚书·召诰》、《尚书·洛诰》中周公和成王的对话，大概是在举行周公退位、成王视事的仪式上，史官记下的。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不避艰辛挺身而出，担当起王的重任；当国家转危为安，走上顺利发展的时候，毅然让出了王位，这种无畏无私的精神，始终被后代称颂。
但是，周公并没有因退位而放手不管，成王固然对他挽留，而他也不断向成王提出告诫，最有名的是《尚书·无逸》。《无逸》开头就讲，知道种地务农的辛劳，才懂得“小人”。父母辛勤务农，而他们的子弟不知道种地的艰辛，就会贪图安逸乃至妄诞，甚至侮辱他的父母说：“老年人，什么也不懂。”这种不孝的话在当时是决不许讲的。《康诰》中还提到，对不孝不友的人要处以刑罚。作一个最高统治者要知道下边的隐情疾苦，否则就会做出荒诞的事情来。周公接着举了殷代名君中宗太戊、高宗武丁、商汤之孙祖甲，不是庄严威惧，勤自约束，“不敢荒宁”，就是久为小人，能保惠小民，不敢侮鳏寡，他们享国都能长久。尔后的殷王，生下来就安逸，不知道务农的辛劳，只是贪图享乐，因而他们享国也都不长久。周公接下去又举有周的太王、王季的谦抑谨畏，特别提到文王穿不好的衣服，自奉节俭，参加农业劳动，能“怀保小民，惠鲜鳏寡”，从早到过午有时连饭都来不及吃，为的是团结万民。他不敢盘桓逸乐游猎，不索取分外的东西，因而享国也比较长久。周公告诫后代，不许放纵“于观、于逸、于游、于田（田猎）”，不能宽容自己说：姑且享乐一下，不能象商纣那样迷乱于酒。如果不听，就会变乱先王正法，招致民人的怨恨诅咒。有人告诉说：“小人恨你、骂你。”要说自己有错误，深自省察，不许含怒，不许乱杀无辜，乱罚无罪。不然，相同的怨忿集中到你一个人身上，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周公致政三年之后，在丰地养老，不久得了重病，病终前，周公叮嘱说：“一定要把我葬在成周，以表示我至死也不能离开成王”。周公死，成王欲葬之于成周，天乃雷雨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国人大恐 ，之后周公被葬于文王墓地毕，成王说：“这表示我不敢以周公为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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