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节选自《易中天品三国》 说起来魏延“谋反”这件事，不少人是相当的熟悉。因为《三国演义》的这段写得有声有色，从文学的角度看很是精采，因此深入人心。但如果以为那就是历史，就不但冤枉了魏延，也冤枉了诸葛亮。据《三国志魏延传》，事情是这样的：建兴十
节选自《易中天品三国》 说起来魏延“谋反”这件事，不少人是相当的熟悉。因为《三国演义》的这段写得有声有色，从文学的角度看很是精采，因此深入人心。但如果以为那就是历史，就不但冤枉了魏延，也冤枉了诸葛亮。
据《三国志魏延传》，事情是这样的：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八月，诸葛亮病逝于北伐军中。病重时，他召来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人，交代自己死后的撤军部署，命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如果魏延不服从命令，就不管他，部队自行出发（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诸葛亮去世后，杨仪等人秘不发丧，派费祎去打探魏延的想法。魏延果然不听指挥，勃然大怒说，丞相虽然去世了，我魏延却还活着（丞相虽亡，吾自见在），还可以继续和魏军作战嘛（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为什么要因为一个人的去世而耽误天下的大事呢（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再说了，我魏延是什么人，要听他杨仪的指挥，为他继后（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
于是魏延不管三七二十一，自说自话进行部署，还要费祎联名发不命令。费祎当然不会签字，就哄骗魏延说，我还是回去做工作吧！杨仪是个书生（长史文吏），没打过什么仗（稀更军事），肯定不会违抗将军的命令（必不违命也）。魏延一想也是，就让费祎回大本营。费祎一出门，拔腿就跑，驰马绝尘而去。魏延随即后悔，追赶费祎，没有追上（延寻悔，追之已不及矣）。再派人去打听，杨仪等人已经准备按照诸葛亮的部署，撇下魏延自己撤退（欲案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怒不可遏三魏延便抢在杨仪之前率领部队先行回国（搀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而且过河拆桥，一路上把所有的栈道都烧个一干二净（所过烧绝阁道）。这就不但是和杨仪他们公开翻脸，而且是不给对方退路了。与此同时，魏延还上表朝廷，宣称杨仪谋反。杨仪被魏延抢了先，又被断了后，走投无路，逼到墙角，便也状告魏延谋反。结果“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双方状告的信函同时不断地送达御前，都说对方“叛逆”。刘禅当然真假难辨，就去询问董允、蒋琬等人。这一问不要紧，几乎所有的人都说杨仪不会谋反，竟没有一个人同情魏延（咸保仪疑延）。
这下子魏延在劫难逃了。一方面，朝廷令蒋琬率宿卫营“赴难北行”，迎战于前；另一方面，杨仪令工兵伐木修路“昼夜兼行”，追尾于后。魏延先到，驻军南谷口（即褒斜谷道南口，在今陕西省汉中市西北），阻击杨仪，杨仪则令何平居前抵抗。何平就是王平，因为母亲姓何，自己又曾经寄养在外婆家，所以也姓何。何平一见魏延，就冲上前去大声说，丞相尸骨未寒，你们就敢这样（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魏延的部下听了，知道无理的一方在魏延，就不肯替他卖命，一哄而散。魏延没有办法，只好带着儿子和少数亲信逃往汉中，最后被马岱所杀。马岱按照杨仪的命令，将魏延的首级带了回来。杨仪得此头颅，竟然忽地一下站起来，一脚踏了上去，一边狠狠地踩，一边狠狠地骂：狗奴才，看你还能不能干坏事（庸奴，复能做恶不）！于是诛灭魏延三族。
以上就是《三国志魏延传》对本案的记载。从这个记载不难看出，所谓“魏延谋反”，可以说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为什么说“事出有因”呢？第一，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战争年代，不服从统帅命令，自作主张，就难免谋反嫌疑。第二，掉转枪头，挥师南下，还是擅自行动，谁知道你要干什么？第三，北伐大军，本为一体，单独行动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断绝别人的退路？这不能不让人采，魏延是要杀回成都颠覆蜀汉，还不让杨仪他们赶回来救驾。所以董允、蒋琬等人怀疑魏延，是有道理的。毕竟，在魏延和杨仪都状告对方“叛逆”的时候，杨仪并无反迹（其实也无可能），魏延却说不清楚。在不明真相而且难明真相的情况下，为了国家安全，只能先假定魏延谋反。
但是，要说魏延当真谋反，却证据不足，而且不合逻辑。道理很简单，以魏延当时的能耐和实力，自立山头当皇帝，怕是不可能的。魏延自己，也不会有此非分之想。他要利用“断后”之便，就近降了曹魏，然后充当司马懿的马前卒，掉过头来打杨仪。这可是司马懿求之不得的事情。我们知道，正如刘备一生只怕曹操一个人，司马懿也只怕诸葛亮。所以，一听说诸葛亮去世了，司马懿就蠢蠢欲动。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杨仪从战场撤退时，司马懿是追了的，但被姜维的“反旗鸣鼓”吓退，民谚谓之“死诸葛亮走生仲达”。这个时候，魏延如果叛变投敌反戈一击，情况可想而知。至少，踩在脚下的头颅，就多半是杨仪的，不会是魏延的。但魏延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抢先南行。而且，他被王平打败以后，也没有北上，而是朝更南边的汉中跑。这说明魏延并不想降魏。不想降魏，又怎么会谋反？
所以，对于魏延的“谋反”，董允、蒋琬等人也只是怀疑（疑延），并不肯定。怀疑的原因，是魏延不听指挥擅自行动；而魏延这样做，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又有两个原因，一是坚持北伐（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二是不服杨仪（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第一个原因当然能够证明魏延并不想谋反，但细想起来也不是没有问题。因为如果当真是要坚持北伐，那么，你自己留下来继续战斗就是，为什么要抢先南下呢？同样，第二个原因也有问题。因为如果仅仅只是不服杨仪，那么，你走你的阳关道，他过他的独木桥，你自己先南下就是，为什么还要“所过烧绝阁道”呢？明摆着是要置杨仪于死地嘛！当然，这和魏延自己的说法也不矛盾。杀了杨仪，就可以夺杨仪之兵，也就更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继续北伐灭魏了。因此，魏延说的两个原因也都讲得通的。但在当时，却是第二个原因占了上风，而且在行动之时还起了杀心。
这当然也是应该谴责的。但诬为谋反，实属冤案；夷灭三族，更是量刑不当。这一点，后来蜀汉政权可能也意识到了。证据有两个。一个是陈寿为魏延作传时所下的结论。陈寿认为，魏延之所以不北上而南下，其当时的真实想法，只不过是要杀了杨仪等人而已（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杀了杨仪，就可能接替诸葛亮的职务（冀时论必当以代亮）。他的想法就是这样，并没有谋反的意思（本指如此，不便背叛）。我们知道，作为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陈寿是不会轻易做出判断的。他的这个说法，很可能代表了当时的共识，甚至是因为蜀汉朝廷在查明真相后，已经有了这个结论。
证据之二，是汉中城北门外的石马婆址。清代乾隆朝修编的《南郑县志》认为，该遗址很可能是蜀汉朝廷“以礼收葬”魏延之墓。为什么要“以礼收葬”呢？因为蒋琬等人也发现“魏延谋反”是冤案（蒋琬原其本意，但欲诛杀杨仪，不便背叛）。再加上魏延既是宿将，又有战功，当然应该“追述前劳”，以礼厚葬。这也等于是为魏延平反召雪了。
当然，这两个证据都不怎么过硬。过硬的证据是蜀汉朝廷的正式文件。但这恐怕永远也找不到。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再提供一个旁证，那就是杨仪之死。按照常理，魏延如果当真是谋反，或者蜀汉政权确实认为他谋反，那么，杨仪这个“平叛有功”的大英雄，在回朝之后是应该得到重赏的。杨仪自己，似乎也这么想。《三国志杨仪传》说，杨仪“既领军还，又诛讨延，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然而怎么样呢？只封了个有职无权的中军师，手匣个兵都没有（无所统领），实际上处于闲置状态（从容而已）。接替诸葛亮的，是资历、才能和贡献都不如杨仪的蒋琬。
这下子杨仪浑身气都不打一处来，牢骚满腹，怨气冲天。《三国志杨仪传》的说法是“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于五内”，也就是怨愤都写在脸上，不满之辞都发自肺腑。结果是所有的人都怕他说话出格，没有节制，犯了忌讳，不敢去看他（时人畏其言语不节，莫敢从也），只有后军师费祎前往抚慰。杨仪就对费祎大发牢骚，前前后后絮絮叨叨说了许多。费祎呢，大约是只听不说。最后，杨仪居然说，想当初丞相去世时，我要是率领全军“以就魏氏”，怎么会像今天这样寂寞失意？真是追悔莫及啊！
杨仪这话，实在是“反动透顶”，费祎自然也不能“知情不报”。费祎据实密报的结果，则是杨仪在建兴十三年（公元235年）被废为平民，流放嘉郡。杨仪到了嘉郡，不思悔改，又上书诽谤朝廷，而且出言不逊，于是朝廷下令将其逮捕入狱。结果杨仪自杀，老婆孩子则回到了蜀郡，其时距离魏延被杀（建兴十二年八月）也就一年半载。蜀汉朝廷如果当真曾经为魏延平反，我想大约就在这时。
当然，这里有一个不大说得清楚的问题，就是杨仪所谓“吾若举军以就魏氏”的“魏氏”，究竟是曹魏呢，还是魏延？如果是曹魏，则想谋反的就不是魏延，反倒是他杨仪。如果是魏延，则魏延必无反意。因为如果魏延要反蜀降魏，那么，率领全军追随魏延的，岂非也是“反贼”？杨仪的“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岂非自认谋反？杨仪当然不会这么傻，朝廷也没有按“谋反罪”来处理杨仪（其妻子还蜀）。可见“吾若举军以就魏氏”这句话不能翻译为”我如果率领全军投降曹操”，只能翻译为“我如果率领全军追随魏延”。后悔未能追随魏延的杨仪是并不想谋反的，因此，可能被杨仪追随的魏延也不想谋反。
毫无疑问，杨仪并不可能追随魏延，他的“吾若举军以就魏氏”也只是发牢骚。但这句话还是证明了魏延的清白。由此可见，魏延和杨仪，彼此都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甚至不惜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大打出手。
说起来还真没什么。这两个人闹矛盾的原因，竟不过是意气用事。《三国志费祎传》说，魏延这个人善待将士，勇猛过人，又生性矜持高傲，当时所有人都让他三分，只有杨仪不买账（惟杨仪不假借），魏延便把杨仪恨到骨头里，水火不容（以为至忿，有如水火）。那么，这两个人的矛盾闹到什么程度呢？就连坐到一起说说话都不难。《三国志费祎传》说，魏延和杨仪只要坐到一起，就要吵架。吵着吵着，魏延就会拔出刀来对着杨仪比划（举刀拟仪），杨仪则哭得泪人儿似的（泣涕横集）。这时，也就只有费祎能当和事佬了。费祎的办法，是插到两个人当中去，一边劝解一边把他们拉开。你说这都是什么事！
魏延与杨仪的“窝里斗”臭名远扬，连孙权都知道，而且不以为然。据《三国志董允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有一次费祎出使东吴，孙权设宴款待。喝得酩酊大醉时，孙权对费祎说，杨仪和魏延是两个卑贱的小人。虽然有些鸡鸣狗盗的本事，却是一旦得意必定忘形。贵国如果没了诸葛亮，这两个家伙肯定会作，你们怎么能不防范于未然？费祎猝不及防，张口结舌（愕然四顾视，不能即答）。副大使董恢就教他回答，说杨仪和魏延不过“人民内部矛盾”（仪、延之不协，起于私忿耳），并不像黥布（黥音qíng）、韩信那样不可驾驭（无黥、韩难御之心也），就不要因噎废食云云，算是忽悠过去。
费祎的回答马马虎虎还算得体，孙权的说法则未免偏激。魏延和杨仪确实有缺点、有错误、有问题，但杨仪有才，魏延骁勇，不好说就是“牡竖小人”。事实上魏延和杨仪都是刘备在汉中称王之后，准备回成都，要留一员大将镇守汉中。这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担任此大任的一定是张飞（众论以为必在张飞），张飞自己也这么想（飞亦以心自许），然而刘备却破格选择了魏延，结果“一军皆惊”。刘备当然看得出众人的不服，便大会群臣，问魏延说，寡人爱卿以重任，爱卿打算怎么样呀？魏延说，曹操如果倾巢而出，末将就替大王挡住他（拒之）！如果派一员偏将摔十万人马来，末将就替大王吃了他（吞之）！这可真是气壮山河！事实上魏延的确英勇善战。所以，诸葛亮北伐时，魏延就既曾经“督前部”，也曾经“为先锋”。
杨仪也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杨仪传》说，诸葛亮多次出兵，常常是杨仪进行规划，负责部署，筹集粮草，计算军费（规画分部，筹度粮谷），而且不假思索，一会儿工夫就处理完毕（不稽思虑，斯须便了）。所以，杨仪和魏延闹矛盾，诸葛亮便很头疼（亮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他既然不忍心厚次薄彼，便只好尽可能把一碗水端平（不忍有所偏废也）。遗憾的是，尽管有诸葛亮搞平衡，费祎打圆场，这两个人还是要“窝里斗”，结果是两败俱伤。魏延固然家破人亡，杨仪也同样身败名裂。想想真是何苦！
更窝囊的是，这两个人死后也都背上了骂名。魏延被骂作“反贼”，而且这罪名还被《三国演义》夯得严严实实，几乎是“永世不得翻身”。杨仪则被骂作“小人”，遭到许多替魏延抱屈的人痛斥。的确，所谓“魏延谋反”既然是冤案，那么，冤有头债有主，制造这起冤案的直接当事人杨仪就难逃其咎。正如陈迩冬先生所言，魏延身为大将，一生征战，可谓“有大功，无大罪”，却“遭大祸，蒙大诬”，已是天大的冤枉，你杨仪为什么还要赶尽杀绝，灭其三族呢？所以后人很是不怕。比如郝经就认为，杨仪“以私憾杀大将”，罪过比魏延更大（罪浮于延）。刘家立也说，魏延“其功不可没，夷其三族。亦太甚矣”（均见《三国志集解》）。再说，杀人不过头点地。你杨仪已经把魏延杀了，还要用脚在他头上踩，太过分了吧？
但是，杨仪也有委屈的地方。第一，杨仪与魏延的争端，纯属个人恩怨，很难说谁是谁非。而且，平心而论，魏延的责任还要大些。因为两人不和的起因，完全因为魏延盛气凌人不可一世，惟独杨仪不肯屈就。这在杨仪，是没有什么责任的。你魏延可以飞扬跋扈，难道就不允许杨仪保持独立？何况每次吵架，受欺负的都是杨仪。一个大男人，被当众羞辱得痛苦流涕，你说他心里是什么滋味？难怪杨仪后来要那样对待魏延了。他是积怨太深啊！
第二，杨仪在此案的前期也没什么过错，因为他是按照诸葛亮的部署来行动的。《三国志魏延传》说得很清楚，诸葛亮临终前“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杨仪照着做，有什么错？魏延不听指挥，擅自行动，而且“所过烧绝阁道”，断了杨仪的后路，杨仪难道应该留在原地等死？魏延不但置杨仪于死地，还要状告杨仪谋反，杨仪难道不该自卫？杨仪和魏延同时告状，满朝文武“咸保仪疑延”，这难道也是杨仪的错？据《三国志魏延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诸葛亮临终前指定的代理人并不是杨仪，而是魏延。而且，诸葛亮下达命令很明确，是让魏延“摄行己事，密持丧去”。魏延遵命秘密行动，走到褒口（即前面所说的南谷口）才发丧。这下子杨仪紧张了，担心“摄行军事”的魏延害自己（惧为害），就恶人先告状，制造魏延叛变投敌的舆论（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并且先发制人，攻击魏延（率其众攻延）。魏延原本并无反意，自然不会和杨仪作战(不战），只能撤退（军走），结果被害（追而杀之）。
这事严重！因为此说如果成立，《三国志》的记载又不能否定，那么诸葛亮的责任就大了。他居然下达了两个自相矛盾的命令，一方面命令魏延“摄行己事，密持丧去”，另一方面又交待杨仪让魏延断后，而且“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这不是存心要让魏延和杨仪打起来吗？所以张作耀先生的《刘备传》，就说魏延的冤案“完全是由诸葛亮一手策划的”。
按照这个逻辑，诸葛亮不但“策划”了魏延的冤案，还“导致”了杨仪的悲剧。前面说过，与蒋琬相比，杨仪资格老（年宦先琬）、能力强（从年逾之）、功劳大（功勋至大），或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当其劳剧），再加上还有“平叛”之功，怎么着也不该位在蒋琬之下。那么，为什么蒋琬接替了诸葛亮的职权（但没有当丞相），杨仪却只弄到了一个闲差呢？原来，这都是因为诸葛亮的看法。《三国志杨仪传》说，诸葛亮内心深处的意思（亮平生密指），认为杨仪这个人的性格是不好的，急躁狭隘，不如蒋琬（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结果蒋琬升了上去，杨仪挂了起来，最后自取灭亡。
这真是恐怖！诸葛亮“二桃杀三士”，一箭双雕，既除掉了魏延，又除掉了杨仪，岂非阴险歹毒？于是我们要问：是这样吗？不是。
就说蒋琬的接班和杨仪的闲置，便很可疑。这一安排，《三国志杨仪传》的说法，是根据诸葛亮的“平生密指”。但我们要问，诸葛亮内心深处的意思，他们怎么知道的？当然，《三国志》也对此做了交待。据《蒋琬传》，诸葛亮在世时常常对人说，公琰（蒋琬的字）的志向，既忠贞由高雅（公琰托志忠雅），是一位可以和我一起共同辅佐皇上成就大业的人（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这算是造了舆论。诸葛亮还秘密上书刘禅，说“臣若不幸，后仕以付琬”。这算是做了安排。
但我们还是要问：既然如此，诸葛亮临终时为什么不把这个想法公布出来，却要“密表后主”呢？我们知道，蒋琬接班时，大家其实是不服的，后来才“众望渐服”。这一个“渐”字，就说明蒋琬的接班，接得多少有些突兀，有些勉强。因此吕思勉先生的《三国话史》就说，以诸葛亮的地位威望，如果事先公开嘱咐，并不怕什么人反对，事情反倒会妥帖得多。那么，诸葛亮又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吕先生的结论是，诸葛亮秘密推荐蒋琬一事“不是实情”。
这当然也有可能。中国的古代史，一旦事关权力交替，总难免有些虚虚实实、遮遮掩掩、鬼鬼祟祟。但我认为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就是诸葛亮确实有所顾忌。顾忌谁？杨仪。前面说过，杨仪资格比蒋琬老，能力比蒋琬强，功劳比蒋琬大，又是一个自命不凡的。如果诸葛亮临终前宣布蒋琬接班，杨仪还不得跳起来？没错，诸葛亮在世的时候他不敢跳。去世了呢？跳不跳？要知道，这时蒋琬并不在军中，魏延也在前线，军队掌握在杨仪手里。身边一个费祎，一个姜维，挪镇他不住。就算镇得住，杨仪闹起来也不是个事。因此只能等大军回朝以后再说。也因此，诸葛亮只能“密表后主”。
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命令魏延“摄行己事，密持丧去”呢？难道也是为了对付杨仪？我认为，这事倒是靠不住的。靠不住的原因，倒不完全如裴松之所说，此乃“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还因为这根本就不可能。诸葛亮病逝在武功五丈原。魏延“密持丧去”“行至褒口”，已是往南走了很远，杨仪怎么可能还说他“欲举众北附”？所以《魏略》的说法可以推翻。
鱼豢《魏略》的这段记载并不可靠,《三国志魏延传》的说法是否真实呢？如果真实，诸葛亮就必须对魏延之死负责；如果不真实，则必须回答真相是什么。对此，历史上也有三种不同的态度和意见。第一种观点认为，《魏延传》所说是实，而诸葛亮这样安排，是他料定魏延必返。此说可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第二种观点也认为《魏延传》所说是实，因此是诸葛亮“一手策划”了魏延的冤案。此说可以张作耀先生的《刘备传》为代表。第三种观点认为，《魏延传》所载并非事实，此事另有真相。此说可以吕思勉先生的《三国话史》和陈迩冬先生的《闲话三分》为代表。显然，同意第一种观点，就要冤枉魏延；同意第二种观点，就要批评诸葛亮；同意第三种观点，就要否定《三国志》。这可真让人为难。那么，有没有可以采信的第四种解释呢？
由于军事上的失误，三次东征都不胜
第一次东征正面强攻误战机
唐朝东面的高丽、百济、新罗三国在唐初时就遣使朝贡于唐，并分别被册封为王。贞观十八年(644年)十一月，高丽西部头领盖苏文政变成功，自封莫支离(相当于唐朝兵部尚书兼中书令之职)，专擅国政，并南联百济、倭国频频发兵进攻新罗国，企图西抗唐朝，充当东方盟主。而唐太宗李世民自灭东突厥后便有主盟全亚之图，于是乘新罗国抗拒唐廷之机，宣布盖苏文罪状，并欲举兵讨伐。
贞观十九年(645年)三月，唐太宗李世民至定州(今河北定县)，语重心长地对侍臣说：“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次出师未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乃朕之未老，用士大夫余力以取之。朕自发洛阳，唯瞰肉饭，虽春蔬也不之进，惧其烦扰(百姓)也。”他一面召集侍臣和留守太子交待事项，坚定诸臣之心；一面看望生病士卒，并托付州县治疗。因此士民争参征役。李世民从定州出发，亲佩弓矢，手结雨衣于鞍后。又自定州沿途设置烽火台，每隔十里一烽，达于辽东城。并与太子约定，克辽东时，举烽以闻。
同月，太子詹事李世绩等率主力急趋辽东，展开辽东城围攻战。李世绩自柳城(今朝阳县)进发时，大肆声张进军怀远镇(今沈阳市西南)，而潜师北趋甬道(隋伐辽时所设浮桥，今辽中县西北)，出高丽不意。四月初，李世绩自通定镇(今沈阳市北)渡辽水，高丽大骇，城邑皆闭门自守。先头部队张俭以胡兵为前锋，渡辽水后攻建安城(今营口市东南)，破高丽兵，斩首数千级。四月下旬，夏江王李道宗越过新城(今海城县)攻破盖牟城(今盖县)，虏获2万余人，粮食10万余石。张亮率舟师自东莱渡海袭卑沙城(今旅顺西北)，破城俘获8000余。五月，李世绩进攻辽东城(今辽阳市)，高丽遣步骑4万驰援，经盖牟城时，李道宗派4000骑迎击，大败高丽军，遂达成阻敌援军之使命。五月中旬，唐太宗李世民渡辽水引援军赶至前线，在进军中“过河拆桥”，以坚士卒之心。
李世绩攻辽东城，用抛石车、撞车猛攻12昼夜，高丽兵在城上积木为楼，进行抵抗。唐太宗李世民亲引精兵围城数重，鼓噪声震天地。五月十七日南风甚急，唐太宗遣锐卒登冲竿之末，焚其南楼，火延烧城中，屋宇皆尽，高丽力战不能敌，城遂破，杀敌万余，俘获男4万之众。
六月，唐进军白岩城(今抚顺市南)。李世绩攻城西南，唐太宗攻西北。右卫大将军李思摩中箭，唐太宗亲为其吸血，将士闻之莫不感动。城主孙代英暗派心腹请降，临城投刀钺为信，且说：“奴愿降，城中有不从者。”鉴于此，李世民将唐旗交于使者，并说：“必降者宜建之城上。”孙代英把唐旗插在城头，城中人皆以为唐兵已登城，皆服从投降，遂拔白岩城。唐太宗临水设幄受降，并采用释俘、优俘政策，以瓦解高丽军心。李世民将白岩城置岩州，孙代英为刺史。放归城中万余男女，并赐以衣食；对80岁以上的老者，还赐予布帛；对其他地方之兵在白岩者，悉慰谕给粮仗，任其所之，于是投降士兵皆从军效力。
白岩城既下，遂展开安市会战。六月十一日，唐太宗李世民率大军发辽东，于六月二十日至安市城(今辽阳市南)，即列营进攻。次日高丽北部耨萨(酋长，相当于唐的都督)高延寿和南部耨萨高惠真，率高丽兵15万救安市。唐太宗乃命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率突厥千余骑以诱之，兵始交而伪退，高丽兵追之，被诱至安市城东南8里依山而阵。在这种情况下，唐太宗悉召诸将问计。长孙无忌说：“臣闻临敌将战，必先观士卒之情。臣适行经诸营，见士卒闻高丽兵至，个个摩拳擦掌，喜形于色，此必胜之兵也。”唐太宗遂与长孙无忌等领数百骑登高观山川形势，分析敌人可能伏兵的地域和进出的道路，并看到高丽合兵为阵，长约 40余里，此时，李道宗献计说：“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愿借臣精卒五千，覆其根本，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唐太宗不听，却作歼灭部署：命李世绩率15万陈于西岭；长孙无忌率精兵11万为奇兵，自山北出狭谷，以冲其后；自率步骑挟鼓角偃旗帜，登北山；主力隐伏布阵，闻鼓角齐出奋击。并命有司设立受降幕于朝堂之侧，以备受降之用。
高延寿等独见李世绩布阵，即督兵进攻。站在高处观战的唐太宗看见担任奇袭任务的长孙无忌部队尘烟骤起，判断他们已与敌交上锋了，遂命鸣鼓角，齐举旗，令各路军马并进攻击，高延寿大惧，欲分兵抵抗，而其阵已乱。此时唐军应募勇士薛仁贵欲立奇功，大呼冲锋陷阵，所向无敌，唐军倾兵乘势猛击，高丽兵大溃，斩首2万余。高延寿收集余众，依山自固，唐太宗将其围困，长孙无忌尽撤桥梁，断其归路。高延寿、高惠真率其众36万人请降，入军门，膝行而前，拜伏请命。
唐太宗受降后，把耨萨以上的酋长3500人迁往内地，余众使还平壤；又以高延寿为鸿胪卿、高惠真为司农卿，以鼓励投降。被释放者俯首叩地，欢呼之声闻于数里。高丽举国大骇，黄城(今沈阳南)、银城(今铁岭南)皆自行撤退。
七月五日，唐太宗移营安市城东岭列长围以攻该城，又遣张亮率所部水军趋建安(今辽宁盖县东北青石关)，阻敌增援安市。李世绩督诸军攻安市，并让高延寿等投降将士到城下诱降，但城中坚守不为所动。因该城有精兵固守，特别是安市城里的老百姓害怕被唐军坑杀，则抱定与城共存亡的决心。唐军久攻不下，唐太宗甚怒，令李道宗在城东南角筑土山，架设5道木桥登城，但敌人也不断增加城墙的高度以拒之。当唐军所筑土山已可俯视城内时，土山压崩了城墙，高丽 100多人从城墙缺口出战，夺占了土山，唐军连攻3日未能夺回。士兵分番交战至九月，唐军仍不能攻占。李道宗徒跣负荆请罪，唐太宗说：“汝罪当死，但朕以汉武杀王恢，不如秦穆用孟明，且有破盖牟、辽东之功，故特赦汝耳。”
此时，降将高延寿、高惠真等献计说：“奴既委身大国，不敢不献其诚，欲天子早成大功，奴得与妻子相见。安市人顾其家，人自为战，未易猝拔。今奴以高丽10万余众望旗沮溃，国人破胆。乌骨城耨萨老耄不能坚守，移兵临之朝至夕克；其余当道小城，必望风奔溃，然后收其资粮，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众将均认为此举可行。唐太宗正准备采纳时，长孙无忌却阻拦说：“今建安新城之虏众犹10万，若向乌骨，皆蹑吾后；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后长趋而进，此万全之策也。”唐太宗被说服了，但鉴于辽东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以及此高丽盖苏文为挽救颓势以厚礼唆使薛延陀攻唐，唐太宗乃决计于九月十八日班师还国。
第二次东征随遇而战无重心
自从唐太宗第一次东征无功而返，盖苏文更加骄狂，对唐使者倨傲，并且一再违抗唐太宗的敕令屡次侵犯新罗国。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下诏不受其朝贡，准备再次讨伐。次年三月唐太宗第二次举兵东征，讨伐高丽。
出兵之前，唐太宗鉴于上次东征不胜而返的教训，召集大臣商讨对策。朝议认为，高丽依山而城，攻之不可猝拔。但经前次征讨后，高丽国的农田水利遭到大面积破坏，土地未曾耕种；所攻克的城市，粮秣物资也被没收殆尽；再加上其旱灾严重，高丽国民大都处于半饥饿状态。今若数遣偏师，更迭择其疆场，使其疲于奔命，意在误其农时，数年之间高丽便会因粮荒而土崩瓦解，如此唐军可不战而胜。
经朝议后，唐太宗李世民决定对高丽采取长期扰乱与破坏之战法，令李世绩为辽东道行军总管，率陆军3000人，会合营州都督府兵，自新城而进。令左武威大将军牛进达为青丘道行军总管，领兵万余人，乘楼船自莱州泛海而进。水陆两军都编配有习水善战的士卒。
李世绩率军渡辽水，焚毁南苏(今新宾境)等数城，高丽守城者多背城拒战，唐军乃进行破坏战，于五月而还。
牛进达率水军万余人攻入高丽境内，历经大小战斗百余次，皆战无不捷。七月，攻破石城(今辽阳东北)，深入积利城(今平壤西)，高丽兵万余出战，唐军斩首敌军约两千余而还。
八月，唐太宗李世民敕令宋州刺史王波利等，发江南宣、润、常、苏、湖、杭、越、台、婺、括、江、洪12州的工匠，造大船数百艘以备扩充水军征用。
此间西部边境发生了征讨龟兹、翠微、玉华、营缮等战事。再加上12月，高丽王使其子莫支离任武来唐谢罪，唐太宗许之。就这样在毫无战略重心的情况下，随遇而战，第二次东征又不胜而返。
第三次东征未竟遂亡续战火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一月，新罗国王病死，唐太宗封其国王妹妹为乐浪郡王。唐太宗又命右卫大将军薛万彻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率兵3万乘楼船战舰，北渡北海湾再击高丽，进破泊灼口(今新义州附近)，俘获甚众，为翌年大规模进攻作战作准备。
六月，唐太宗欲乘高丽困疲之机，于来年发兵30万一举灭之。为此他再次召集群臣商讨对策。朝议认为，大规模进军必须粮秣充足，仅依靠畜力车运满足不了需求，必须造大船实施水运。七月，唐太宗命令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于剑南道伐木造舰，舰大者长33米、宽17米。所造舰船沿江而下，自巫峡抵江州、扬州，向东出海集于莱州。八月，唐太宗又命越州督都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1100艘。“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雅、邛、眉三州山僚群起反抗。唐太宗又命陕州刺史召募勇士，莱州刺史李道裕运贮粮食和器械于乌湖岛(今蓬莱县东北250公里外)以备东伐。
对唐太宗大规模征伐高丽之举，在病榻上的房玄龄对他的儿子说；“今天无事，惟东征未已，群臣莫敢谏，吾知而不言，死有余责。”于是他抱病上书：“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矣；侵扰百姓，灭之可矣；它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矣。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愿陛下许高丽自新，焚陵波之船，罢应募之众，自然华夷庆赖，远肃迩安。”
翌年春，唐太宗病，五月而崩，时年53岁。第三次东征未竟遂罢。
第一次东征正面强攻误战机
唐朝东面的高丽、百济、新罗三国在唐初时就遣使朝贡于唐，并分别被册封为王。贞观十八年(644年)十一月，高丽西部头领盖苏文政变成功，自封莫支离(相当于唐朝兵部尚书兼中书令之职)，专擅国政，并南联百济、倭国频频发兵进攻新罗国，企图西抗唐朝，充当东方盟主。而唐太宗李世民自灭东突厥后便有主盟全亚之图，于是乘新罗国抗拒唐廷之机，宣布盖苏文罪状，并欲举兵讨伐。
贞观十九年(645年)三月，唐太宗李世民至定州(今河北定县)，语重心长地对侍臣说：“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次出师未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乃朕之未老，用士大夫余力以取之。朕自发洛阳，唯瞰肉饭，虽春蔬也不之进，惧其烦扰(百姓)也。”他一面召集侍臣和留守太子交待事项，坚定诸臣之心；一面看望生病士卒，并托付州县治疗。因此士民争参征役。李世民从定州出发，亲佩弓矢，手结雨衣于鞍后。又自定州沿途设置烽火台，每隔十里一烽，达于辽东城。并与太子约定，克辽东时，举烽以闻。
同月，太子詹事李世绩等率主力急趋辽东，展开辽东城围攻战。李世绩自柳城(今朝阳县)进发时，大肆声张进军怀远镇(今沈阳市西南)，而潜师北趋甬道(隋伐辽时所设浮桥，今辽中县西北)，出高丽不意。四月初，李世绩自通定镇(今沈阳市北)渡辽水，高丽大骇，城邑皆闭门自守。先头部队张俭以胡兵为前锋，渡辽水后攻建安城(今营口市东南)，破高丽兵，斩首数千级。四月下旬，夏江王李道宗越过新城(今海城县)攻破盖牟城(今盖县)，虏获2万余人，粮食10万余石。张亮率舟师自东莱渡海袭卑沙城(今旅顺西北)，破城俘获8000余。五月，李世绩进攻辽东城(今辽阳市)，高丽遣步骑4万驰援，经盖牟城时，李道宗派4000骑迎击，大败高丽军，遂达成阻敌援军之使命。五月中旬，唐太宗李世民渡辽水引援军赶至前线，在进军中“过河拆桥”，以坚士卒之心。
李世绩攻辽东城，用抛石车、撞车猛攻12昼夜，高丽兵在城上积木为楼，进行抵抗。唐太宗李世民亲引精兵围城数重，鼓噪声震天地。五月十七日南风甚急，唐太宗遣锐卒登冲竿之末，焚其南楼，火延烧城中，屋宇皆尽，高丽力战不能敌，城遂破，杀敌万余，俘获男4万之众。
六月，唐进军白岩城(今抚顺市南)。李世绩攻城西南，唐太宗攻西北。右卫大将军李思摩中箭，唐太宗亲为其吸血，将士闻之莫不感动。城主孙代英暗派心腹请降，临城投刀钺为信，且说：“奴愿降，城中有不从者。”鉴于此，李世民将唐旗交于使者，并说：“必降者宜建之城上。”孙代英把唐旗插在城头，城中人皆以为唐兵已登城，皆服从投降，遂拔白岩城。唐太宗临水设幄受降，并采用释俘、优俘政策，以瓦解高丽军心。李世民将白岩城置岩州，孙代英为刺史。放归城中万余男女，并赐以衣食；对80岁以上的老者，还赐予布帛；对其他地方之兵在白岩者，悉慰谕给粮仗，任其所之，于是投降士兵皆从军效力。
白岩城既下，遂展开安市会战。六月十一日，唐太宗李世民率大军发辽东，于六月二十日至安市城(今辽阳市南)，即列营进攻。次日高丽北部耨萨(酋长，相当于唐的都督)高延寿和南部耨萨高惠真，率高丽兵15万救安市。唐太宗乃命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率突厥千余骑以诱之，兵始交而伪退，高丽兵追之，被诱至安市城东南8里依山而阵。在这种情况下，唐太宗悉召诸将问计。长孙无忌说：“臣闻临敌将战，必先观士卒之情。臣适行经诸营，见士卒闻高丽兵至，个个摩拳擦掌，喜形于色，此必胜之兵也。”唐太宗遂与长孙无忌等领数百骑登高观山川形势，分析敌人可能伏兵的地域和进出的道路，并看到高丽合兵为阵，长约 40余里，此时，李道宗献计说：“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愿借臣精卒五千，覆其根本，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唐太宗不听，却作歼灭部署：命李世绩率15万陈于西岭；长孙无忌率精兵11万为奇兵，自山北出狭谷，以冲其后；自率步骑挟鼓角偃旗帜，登北山；主力隐伏布阵，闻鼓角齐出奋击。并命有司设立受降幕于朝堂之侧，以备受降之用。
高延寿等独见李世绩布阵，即督兵进攻。站在高处观战的唐太宗看见担任奇袭任务的长孙无忌部队尘烟骤起，判断他们已与敌交上锋了，遂命鸣鼓角，齐举旗，令各路军马并进攻击，高延寿大惧，欲分兵抵抗，而其阵已乱。此时唐军应募勇士薛仁贵欲立奇功，大呼冲锋陷阵，所向无敌，唐军倾兵乘势猛击，高丽兵大溃，斩首2万余。高延寿收集余众，依山自固，唐太宗将其围困，长孙无忌尽撤桥梁，断其归路。高延寿、高惠真率其众36万人请降，入军门，膝行而前，拜伏请命。
唐太宗受降后，把耨萨以上的酋长3500人迁往内地，余众使还平壤；又以高延寿为鸿胪卿、高惠真为司农卿，以鼓励投降。被释放者俯首叩地，欢呼之声闻于数里。高丽举国大骇，黄城(今沈阳南)、银城(今铁岭南)皆自行撤退。
七月五日，唐太宗移营安市城东岭列长围以攻该城，又遣张亮率所部水军趋建安(今辽宁盖县东北青石关)，阻敌增援安市。李世绩督诸军攻安市，并让高延寿等投降将士到城下诱降，但城中坚守不为所动。因该城有精兵固守，特别是安市城里的老百姓害怕被唐军坑杀，则抱定与城共存亡的决心。唐军久攻不下，唐太宗甚怒，令李道宗在城东南角筑土山，架设5道木桥登城，但敌人也不断增加城墙的高度以拒之。当唐军所筑土山已可俯视城内时，土山压崩了城墙，高丽 100多人从城墙缺口出战，夺占了土山，唐军连攻3日未能夺回。士兵分番交战至九月，唐军仍不能攻占。李道宗徒跣负荆请罪，唐太宗说：“汝罪当死，但朕以汉武杀王恢，不如秦穆用孟明，且有破盖牟、辽东之功，故特赦汝耳。”
此时，降将高延寿、高惠真等献计说：“奴既委身大国，不敢不献其诚，欲天子早成大功，奴得与妻子相见。安市人顾其家，人自为战，未易猝拔。今奴以高丽10万余众望旗沮溃，国人破胆。乌骨城耨萨老耄不能坚守，移兵临之朝至夕克；其余当道小城，必望风奔溃，然后收其资粮，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众将均认为此举可行。唐太宗正准备采纳时，长孙无忌却阻拦说：“今建安新城之虏众犹10万，若向乌骨，皆蹑吾后；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后长趋而进，此万全之策也。”唐太宗被说服了，但鉴于辽东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以及此高丽盖苏文为挽救颓势以厚礼唆使薛延陀攻唐，唐太宗乃决计于九月十八日班师还国。
第二次东征随遇而战无重心
自从唐太宗第一次东征无功而返，盖苏文更加骄狂，对唐使者倨傲，并且一再违抗唐太宗的敕令屡次侵犯新罗国。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下诏不受其朝贡，准备再次讨伐。次年三月唐太宗第二次举兵东征，讨伐高丽。
出兵之前，唐太宗鉴于上次东征不胜而返的教训，召集大臣商讨对策。朝议认为，高丽依山而城，攻之不可猝拔。但经前次征讨后，高丽国的农田水利遭到大面积破坏，土地未曾耕种；所攻克的城市，粮秣物资也被没收殆尽；再加上其旱灾严重，高丽国民大都处于半饥饿状态。今若数遣偏师，更迭择其疆场，使其疲于奔命，意在误其农时，数年之间高丽便会因粮荒而土崩瓦解，如此唐军可不战而胜。
经朝议后，唐太宗李世民决定对高丽采取长期扰乱与破坏之战法，令李世绩为辽东道行军总管，率陆军3000人，会合营州都督府兵，自新城而进。令左武威大将军牛进达为青丘道行军总管，领兵万余人，乘楼船自莱州泛海而进。水陆两军都编配有习水善战的士卒。
李世绩率军渡辽水，焚毁南苏(今新宾境)等数城，高丽守城者多背城拒战，唐军乃进行破坏战，于五月而还。
牛进达率水军万余人攻入高丽境内，历经大小战斗百余次，皆战无不捷。七月，攻破石城(今辽阳东北)，深入积利城(今平壤西)，高丽兵万余出战，唐军斩首敌军约两千余而还。
八月，唐太宗李世民敕令宋州刺史王波利等，发江南宣、润、常、苏、湖、杭、越、台、婺、括、江、洪12州的工匠，造大船数百艘以备扩充水军征用。
此间西部边境发生了征讨龟兹、翠微、玉华、营缮等战事。再加上12月，高丽王使其子莫支离任武来唐谢罪，唐太宗许之。就这样在毫无战略重心的情况下，随遇而战，第二次东征又不胜而返。
第三次东征未竟遂亡续战火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一月，新罗国王病死，唐太宗封其国王妹妹为乐浪郡王。唐太宗又命右卫大将军薛万彻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率兵3万乘楼船战舰，北渡北海湾再击高丽，进破泊灼口(今新义州附近)，俘获甚众，为翌年大规模进攻作战作准备。
六月，唐太宗欲乘高丽困疲之机，于来年发兵30万一举灭之。为此他再次召集群臣商讨对策。朝议认为，大规模进军必须粮秣充足，仅依靠畜力车运满足不了需求，必须造大船实施水运。七月，唐太宗命令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于剑南道伐木造舰，舰大者长33米、宽17米。所造舰船沿江而下，自巫峡抵江州、扬州，向东出海集于莱州。八月，唐太宗又命越州督都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1100艘。“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雅、邛、眉三州山僚群起反抗。唐太宗又命陕州刺史召募勇士，莱州刺史李道裕运贮粮食和器械于乌湖岛(今蓬莱县东北250公里外)以备东伐。
对唐太宗大规模征伐高丽之举，在病榻上的房玄龄对他的儿子说；“今天无事，惟东征未已，群臣莫敢谏，吾知而不言，死有余责。”于是他抱病上书：“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矣；侵扰百姓，灭之可矣；它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矣。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愿陛下许高丽自新，焚陵波之船，罢应募之众，自然华夷庆赖，远肃迩安。”
翌年春，唐太宗病，五月而崩，时年53岁。第三次东征未竟遂罢。
以上就是关于魏延是不是被诸葛亮逼反的全部的内容，包括:魏延是不是被诸葛亮逼反的、唐太宗讨伐高丽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唐朝三次攻打朝鲜这个蛮荒小国都打不等相关内容解答，如果想了解更多相关内容，可以关注我们，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更新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