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中国封建社会，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存在。那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把皇权描述得淋漓尽致。但是你可能不会相信，历史上曾经有一个阶层甚至可以和皇权相抗衡，它就是士族门阀。科举制度成熟之前，寒门无贵子，古代的大小官员几乎都被士族门阀
在中国封建社会，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存在。那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把皇权描述得淋漓尽致。但是你可能不会相信，历史上曾经有一个阶层甚至可以和皇权相抗衡，它就是士族门阀。
科举制度成熟之前，寒门无贵子，古代的大小官员几乎都被士族门阀垄断。大家族占据了大量土地，垄断了重要知识，再通过家族之间的互相联姻，最终在统治阶级内部形成了一个足以对抗皇权的门阀贵族阶层。
士族门阀起源于先秦时期的士阶层，两汉时逐渐萌芽，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鼎盛，唐朝时走向消亡。虽然士族门阀消亡于唐朝，但是在唐朝时期，却存在着几个令唐太宗李世民也嫉妒的超级豪门。
唐初的几大家族在当时被合称为“五姓七望”、“五姓七家”。五姓是指崔、卢、李、郑、王，七望是指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
当时天下有俗谚说“言贵姓者莫如崔卢李郑王”，这五姓之中，崔姓被公认为“天下第一高门，北方豪族之首”，初期甚至超过了唐朝的国姓，足见士族阶层在当时的影响。
唐朝皇室自称源自陇西李氏，但受到社会的怀疑，而且有胡化之风，因此地位不及崔、卢。李世民登基不久，命人修订《氏族志》，结果官员依然按照习惯把崔氏列为第一，排在了皇族李氏之前。李世民看后勃然大怒，说：“山东士族世代衰微，全无冠盖，而靠以婚姻得财，不解人间何为重之？”
唐太宗李世民对崔氏的影响力既嫉妒又畏惧，更不能容忍其凌驾于皇权之上。为了加强皇权、打击士族，他命人重新修订《氏族志》，将皇室李姓列为第一，皇戚族长孙氏列第二，将民间声望最高的崔姓及其他山东士族降为第三。
李世民之后的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都对士族阶层进行了打压，但是即便如此，朝中为官为相者依然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崔、卢、郑、王等传统士族。这些士族在婚姻上更是矜高，对皇族李姓都不愿意与其联姻。
晚唐时期，唐文宗曾为太子向荥阳郑氏的郑覃家求婚。按理说与皇帝结亲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但是宰相郑覃却十分不乐意，因为他想把孙女嫁给”门当户对“的崔某，而崔某在当时只是一个九品芝麻官。唐文宗听说后又气又无奈，感叹道：”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这种门阀观念在唐朝并不是个例，房玄龄、魏徵都争相与山东士族联姻，盛唐宰相薛元超也感叹：“此生所遗憾者，未能娶五姓女！"这些都足见士族门阀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和士族门阀内部的腐败，再加上皇权的不断打压，士族逐渐走向衰落。唐朝末年的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严重破坏了士族门阀的土地根基。而唐朝中后期印刷术的普遍应用，加快了知识的传播，摧毁了士族垄断的知识壁垒。经过这双重的打击，士族制度最终不复存在。
个人主义道德原则与私有制条件下商品交换普遍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相适应。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代表了生产资料占有者——资产阶级的利益，但作为道德原则，个人主义又有着调和社会矛盾的意义。个人主义高唱自由、平等、博爱，高度评价人的自由和对他人的尊重，作为一种社会理想，不仅在反对封建禁欲主义中具有革命意义，而且在资本主义发展中，也力图将利己与利他统一起来，高唱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是最大幸福。但是，个人主义功利论将利己心看作人的永恒的本性，认为人们的一切行为原则都是以利己心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所以在理论上无法真正解决由利己到利他的矛盾，在实际生活中则主要表现为极端利己主义。列宁指出，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才这样想：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利己主义的集中表现是金钱崇拜。马克思这样描述拜金主义：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为了攫取金钱，表现在人的行为上，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霍布斯语）；唯利是图的结果，甚至像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
对声、色、货、利的极端贪欲，摧毁了一切道德规范。与此相应，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如尼采、叔本华等，鼓吹非道德主义思想，否认道德的意义。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价值规律作为异己的力量操纵着商品生产者的命运，人们日益丧失自己的个性和尊严，更深地陷入对物的依赖关系之中。于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科学技术、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另一方面精神危机日益加深，吸毒、犯罪、精神病、性放荡到处蔓延，造成了“人性的堕落”。《焦虑的时代》提出一种理论，说人类实际经历了三种不同形式的焦虑：在古代是一种对死亡和命运的焦虑；在中世纪，是一种犯罪感的焦虑；而现代社会，则是一种失去意义和价值之后所产生的焦虑，这种焦虑的根源在于对存在的意义无法加以回答，人失去了用以指明生活意义的精神核心。这正说明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人被异己的力量所支配，成了物质和金钱的奴隶。只有消除对应的物质基础，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落后迷信的小农意识决定了农民不能成为领导阶级，也决定了改造农民教育农民的必要性和艰巨性。作为精神文明的传导者中央电视台工作人员也同样面临着世界观改造的庄严课题，我国的各级领导干部只有从落后迷信的小农意识中摆脱出来才能成为符合现代科学文明社会所需要的干部。这些年所暴露出来的官员迷信问题，更说明了严防落后迷信小农意识侵蚀的任务已经非常急迫。
从人类发展的长河看，“官”最初只是个管理者，有了等级才有“官”。据晋•皇甫溢《帝王世纪》、《遁甲开山图》、《通鉴外记》记载，伏羲之后，中国社会延续了15个部落联盟时代，分别是女娲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卷须氏(《通鉴外记》有，其他2书无)、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官”正是在这一阶段，随着疆域的扩大和管理职能的拓展而逐步产生的。
黄帝为伏羲氏的七十七世孙，他在统一各部落之后强化了政权的管理职能，相传他建立了古国体制：划野分疆，八家为一井，三井为一邻，三邻为一朋，三朋为一里，五里为一邑，十邑为都，十都为一师，十师为州，全国共分九州；设官司职，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设三公、三少、四辅、四史、六相、九德（官名）共120个官位管理国家。对各级官员提出“六禁重”，“重”是过分的意思，即“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要求官员节简朴素，反对奢靡。提出以德治国，“修德振兵”，以“德”施天下，以道修德，惟仁是行，修德立义，尤其是设立“九德之臣”，教养百姓九行，即孝、慈、文、信、言、恭、忠、勇、义，进行思想道德建设。在使用人才上访贤、选贤、任能，因才使用。实行以法治国，设“礼文法度”、“治法而不变”，命力墨担任法官、后土担任狱官，对犯罪重者判处流失，罪大恶极者判处斩首等。“官文化”由此完备起来，经过几千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官”文化，并在封建时代达到了极致，成为社会文化的核心，几乎所有文化都有“官文化”的烙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消灭了阶级，但社会等级、差别和“官文化”赖以存在的政治体制还在，因此“官”和“官文化”还将继续存在，直到政治体制消亡为止。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官文化”依托“官制”而存在，建立“官制”是为了行使权力、和实施统治，因此“官文化”遵循和维护权力至上原则。“官”是统治阶级的代表，所以要维护政权，行使最高统治者赋予的权力。权力至高无上，不容侵犯，它有暴力机器做后盾。“官文化”维护的是国家、阶级的利益和为此服务的等级尊卑秩序，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安定，有效进行统治。所以“官文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官制”，也就是政治体制。
中国的“官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最长，“官制”也最为复杂。在封建制国家里，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只凭皇帝一人的力量是难以实现对国家统治的，必须设官分职进行统治，于是就形成了以皇帝为中心、以地主阶级为基础的封建官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各级官吏只对皇帝负责。官吏们依据等级地位的高下，分别成为拥有不同权限的权贵阶层。但他们不得以贵族的身份进行治理，而必须以皇帝的仆役资格行使治理。大小官吏的任免予夺等一切权力，都集中在皇帝手中，皇帝之下设置中央官制与地方官制上下两级官僚机构，中央政府是皇帝的辅政机构，主要设置宰辅、宰相及负责各方面事务的政务机构。在地方上，建有一整套由中央层层统摄的严密的地方统治机构。同时，为保证各级官僚机构有充分的人选及各级官员对皇帝尽忠尽责，还配备了一套比较系统、完备的官吏选拔及职官管理制度。
“官制”是非常系统和复杂的，不同朝代各不相同。以清朝为例：一是设内阁，大致相当于今天国务院的领导班子。内阁首辅大学士以及协办大学士都被称为中堂，即宰相的别称，但实权则由军机处掌握，在军机处任职的官员称为军机大臣，统称大军机，军机大臣的僚属称为军机章京，又称小军机。二是设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作为中央行政机构，各部长官（管部的大学士及尚书、侍郎等）称堂官，部下属各司的郎中、员外郎、主事以及主事一下的七品小京官称为司官。在六部之外和六部并立的中央行政机构有：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国子监、钦天监、翰林院、太医院、理藩院、宗人府、詹事府、内务府，相当于中央的直属机构。此外，还设有军事系统八旗和绿营、监查机构监察院，都非常复杂。地方行政机构大致分省、府、县三级，总督、巡抚是掌握行政、军事、监察大权的高级地方官员，布政、按察是督、抚的属官，与督、抚平行的有驻防将军和提督学政，省以下官职的设置则更为复杂。
“官文化”是以“官制”为基础的，从组织结构外，“官文化”还包括官僚、衙署、公文、官服、官阶、官印、官吏选拔、官场礼仪和为官信条等形态。官僚即官吏，表面上代表的是制度与权力，实质上是一个社会的利益管理阶层。衙署是官吏办公的场所，但体现了“官制”和品阶，其结构和规格都必须符合“官制”、品阶和为官的境界要求。公文是公务活动的产物，是公府所作之文，是公事所用之文。官服是古代官员在正式场合的着装，不同的朝代各不相同，文官与武官也不相同，各有不同的标志。比如清朝，文官为：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雁、五品白鹇、六品鸬鹚、七品鸿漱、八品鹌鹑、九品练雀；武官为：一品麒麟、二品狮、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品彪、七品、八品犀牛、九品海马。另外，御史与谏官均为獬豸。官阶是官员的级别，清朝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官制中最有代表性、最完善的，官员等级分“九品十八级”，每等有正从之别，不在十八级以内的叫做未入流，在级别上附于从九品。官印是为官的凭证，包括皇帝的御宝、玉玺和金宝、各级朝官官印、地方行政官印、各级机构品官官员之印、军事机构军官官印、不入流的低级机构之印、诸侯割据政权印、少数民族政权印和农民起义政权之印等等。官员品级的高低主要从官印尺寸和质料来区别。官职越高，官印越大，权力就更大。御宝尺寸是百官之最高等级，是次于皇权的三师三公亲王尚书令印的两倍以上，表明皇权的至高无上。皇帝的御宝有金玉两种。秦以后天子的印独称玺，玉质。其它印不能用玉，这是玺印制度中对质料等级限定的开始，其制度几乎延续到中国封建社会之终。官吏的选拔也是“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封建王朝，选拔官员主要是通过科举。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一直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官文化”的血脉和灵魂：官信仰
对“官文化”而言，最为文化的不是那种能视的文化形态，而是为官的信条，如最高统治阶层宣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信念，要求所有臣民必须“忠君爱国”、“精忠报国”；又如向社会各阶层灌输“民为贵，社稷为轻，君次之”， “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民贵君轻”思想，以此来引导各级官吏注重民生、为民做主、维护社会公正。一句戏词说得好：“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所以在封建社会里，为民做事成为“官文化”内在主导的一种追求境界。再如强调“官德”，也就是要求各级官吏注重职业操守，“操守谨、政事勤、才具长”。儒家文化主张家、国、人三者一体，要求人们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官者务必心系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务必公正，如孔子言：“政者，正也”，认为公正是从政的根本；务必清正廉洁、敬业奉献，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务必襟怀坦荡，有容人、容事的气度和雅量；务必服从大局，肩负责任，“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等等。为官的操守和信条是 “官文化”的血脉，也是“官文化”灵魂。
“官腐败”是“官文化”的一部分，“腐败文化”是“官文化”畸形发展的结果。在“官文化”发展过程中，有很多积极的因素，但也产生了许多消极的因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官场进退演绎出的“抬轿子”理论。就是在官场，许多官吏认为做官就是“抬轿子”，抬升了上司，就轮到自己坐轿子，由别人来抬，抬到自己升官了，再提拔抬自己的人，抬自己的人也成了坐轿子的人。所以官场上下历来都是彼此拍拍打打，官官相护，共同的目标就是都能升官发财。二是尿壶理论。就是做官者要有大气度，要有大气度必须学会做尿壶，上司有气往你壶里尿一泡，同事有气往你的壶里尿一泡，下级有时也会往你的壶里尿一泡。不管是谁的尿，你都忍受着，这样可以消解矛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终导致好好主义。许多官吏之所以愿意做尿壶，动机是为了自保，想方设法不让自己站在风口浪尖，成为众矢之的。这是儒家中庸思想在“官文化”中的具体应用。三是为官之道。这个“道”指的是道路，实质上是为官者投机钻营、平步青云的套路。如旧官场流行的为官“四”字诀：“一副笑脸，两首歪诗，三斤黄酒，四季衣服”。说的就是为官者首先要学会逢迎；其次要有歪才，可能文化程度不高，但能左右逢源；其三是能喝酒，官场离不开吃吃喝喝，能喝酒是结交达官显贵所必须的；其四是把自己收拾利索，有一个好的形象。正如孔子所说：“文质彬彬而后君子。”
官文化”依托的是政治体制。所谓政治体制，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政府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和地域，政治体制不尽相同。古代主要有奴隶主共和制、君主独裁制、封建制、君主独裁制四种类型；现代主要有独裁制、君主立宪制、共和制、总统制、总理制、社会主义共和制六种类型。
政治体制是“官文化”存在的基础，是政治体制培育出了“官文化”，“官文化”反过来又服务于政治体制，二者是一体的，密不可分。如果政治体制不存在了，“官文化”也就没有了。到共产主义时代，没有了政治体制，那么也就没有了“官文化”。所以“官文化”又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到了现代，“官文化”虽然夹杂有旧内容和旧形体，但本质已有了很大不同，不论是资本主义的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政治体制都强调了政治民主，注重改善民生，突出社会服务，追求工作效率，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新中国是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难免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存在很多局限。改革开放以后，政治体制不能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改革。所以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主要办法是在社会主义政治总格局和权力结构形式不变的前提下，对政权组织、政治组织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机制进行调整和完善。总的目标有三条：一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三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具体目标就是要增强党与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领导机关的活力；就是要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就是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和各行各业以及基层的积极性，从而在政治上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主要任务是：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从整体上讲是有成效的，但也还存在许多问题，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缺少符合现实需要的“官文化”作指导，现行的“官文化”基本上是封建社会的。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导致新官僚的产生，他们衙署意识增强，官本位思想严重，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文山会海，多如牛毛，误国误民；等级森严，许多官员讲排场，官气十足，“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官大一级压死人”现象还存在；干部选拔虽不再实行科举制，但各类公选虽选拔出了优秀人才，却误导了官员，许多人放下公干，把心思用在提高应考和应变的能力以及拉关系上，不再干实事，创实绩，处处走形式，追求面子工程，得罪人的活谁都不愿意干。更要命的是官场出现信仰危机，在许多官员那里，他们整日追名逐利，企望升官发财，想方设法打点贿赂，开通官道，以求平步青云。
为什么中国人如此热衷做官呢？根本原因在于“官价值”，做官能够达到一定的目的，具体讲：一是有大志者，思想境界高，想通过做官，建功立业；二是为了谋取利益。官大则权重，钱权可以交易，权能生财。“升官发财”说的就是升官能够发财，升官和发财二者是相互关联又相互促进的，为了权和财，许多官吏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三是出于责任或者为了某种信仰，如为人民服务。前者是传统教人追求的境界；第二是私有制下官场杂生的一种境界，是利益驱动的必然结果，也是几千年官场存在的现实；后者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对广大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是这个特殊群体一向追求的境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都是对这一境界的诠释。但这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和时代是不合适宜的，无法取得好的效果，所以只能作为一种高于现实的信条和境界去追求。
在这三者中，明显第二占据主流，这使得官僚主义难以扼制，并且侵蚀和腐化了整个政治体制。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四个方面去解决：一是塑造新的能适应时代发展的“官文化”。要淡化“官文化”的等级色彩，减少对其他文化特别是生态文化的影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官德”体系和“为官之道”。要强化官场价值观念的指导，突出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和为人民服务思想教育，切实把官由高高在上的“父母”变成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二是为“官崇拜”降温。官崇拜来自对权力的崇拜，为什么人们会崇拜权力呢？因为权力有决定的力量，能够产生财富，能够改变命运……一旦权力失去了这些功能，那么它也就会失去光彩和神秘。如果我们能够让钱权不能交易，做官无利可图，那么做官就会如其它社会职业一样，真正成为社会平等主体的一部分，人们看待官员就不在仰视，不再狂热；三是给官机构“瘦身”。我们的政府机构过于庞大，人员太多，如果转变职能，使之不再是专政机构和管理机构，而像其它社会组织一样仅仅是社会服务机构，那我们就没有必要保留那么多的机构和人员，也没必要干那么多细微末节的、原本属于其它行业做的事情。政府机构从中央以下只需设省、县两级，其它中间机构统统裁掉，人员分流至社会服务体系中。至于省、县两级政府如何开展工作，现代化的手段足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四是建立科学可行的选拔任用机制和监督机制。官员一律实行聘任制，不再终身制和职业化，对政府职员实行企业化管理。同时，加强司法和社会监督，用法治代替人治，把司法和反腐败与政党政治脱钩，从属于国家，并不断强化社会监督，将政府管理纳入社会管理的一部分。但需要指出的是：“放权”不等于“放羊”，减少政府职能不等于无政府主义，目标是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
我国历史上俸禄制度的起源，据现存的史料来看，最早出现于西周时期。虽然夏、商时期已进入了阶级社会，建立了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国家和机器，有了国家，就会出现财政，《史记》说"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同时也就有了官吏，《礼记》记载"有虞氏官五十，夏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在这种情况下，俸禄制度就会随之产生，但是却没有记载。周之前的俸禄制是一种这么样的形态，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西周时期，奴隶制国家已发展到成熟阶段，国家机器也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国家的职能在不断扩大，事物更加繁忙，财政活动也越来越多，靠奴隶主等少数人是很难治理好国家的，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国家官吏来保证政权的正常运转。另外一方面，生产力有了明显的提高，社会经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为俸禄制度的产生创造了客观条件。
西周的经济基础是国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国有制上，周天子为了巩固其统治，实行了分封制度，把土地及土地上的人民分封给宗室和臣下，这既是西周奴隶制国家的政治统治形式，也是国家进行财政分配的主要形式。在这种经济基础和政治环境下，就产生了"分田制禄"制度，国家授给官吏的爵位共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职位除国君外，分为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国君按爵位分封给官吏一定的田地，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各十里。具体地讲，在朝内，三公有32000亩，卿有24000亩，大夫有16000亩；在列国，公侯有32000亩，卿有3200亩，大夫有800亩，上士有400亩，中士有200奴，下士（庶民在官者同）有100亩；伯；君有24000亩，卿有2400亩，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与列国同；子、男：君16000亩，卿1600亩，余同上。而且，这种分封是世袭制，即所谓的"世卿世禄"制。后代可以继承，是一种终身制。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大变革时期，随着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制的出现，官吏的俸禄制度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春秋时，官制还沿用着公、侯、伯、子、男、诸侯、卿、大夫、士的体系，俸禄也沿用着西周分田制禄的办法。但进入战国以后，取消了世官世禄制度，有才干的名学武士，也可取得重职高官。他们按军功受爵受禄，有50石之官，有100石之官。原来的卿、大夫、士名存实亡，只在封田上收取租税而已。封地上的农民，因土地日渐私有，除交纳官府赋税，余则为自己所有。从此，臣下无土地，在任上得禄，去任则为民。
由此可知，在这大变革时期，不论军功爵制代替世卿世禄制也好，还是雇用制代替世袭制也好，官吏的俸禄皆由国家发给，任职地方的国家官员也由国家颁禄。但封国中的其他官吏俸禄，周天子一概不管，如当时的食客、幕僚都是由封君来供养。
秦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度，"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代建立后，官职多因袭秦代，如相国、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奉常、博士、郎中令、卫尉、任尉、治粟内史等官职都是沿用秦制。汉代的官秩，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官阶在100石以上者，这类官中如"三公"每月有俸350斛，中二千石官月俸180斛，最低一百石官月俸16斛。第二类是斗食、佐史之秩。斗食月俸11斛，或岁俸不满百石，计日而食一斗二升，故称斗食。佐史月俸八斛。第三类是少吏，秩无规定。第一类高官俸禄异常丰富，难怪他们"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小吏却俸禄甚薄，汉宣帝时，张敞反映小吏俸率不足，常有忧父母妻子之心，虽欲洁身为廉而不能，提议增加俸禄，宣帝乃增天下吏俸什二。
西汉官吏，汉武帝以前人数较少，武帝后大为增加。汉哀帝时，佐史以上至丞相共130285人。东汉时官员为7567人，其中内官1055人，外官651人。但在此以外，还有内外诸色职掌人145419人，合计152986人。工资实行俸禄制以后，官俸在国家财政开支中日益加大。国家为了应付官俸，汉高祖时漕转关东之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石。到汉宣帝时，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从汉高祖时转关中粟"给中都官"和汉宣帝时岁转关东谷"以给京师"来看，汉代国家财政只负责中央一级的官俸。但是，派往地方任职的国家官员中央财政还是要发给俸禄的，至于地方胥吏国家就不管了，由地方发放工资，或由地方官吏用其俸禄来雇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吏的俸禄制内容十分丰富，官吏既有禄田，又有秩禄，还有品位俸禄制，有的时候几种制度混合实施。
曹芳时郎官及司徒领吏20000余人，在京师的中央官员竟达万人。蜀国有官吏40000人，吴国有32000人，这些指的是地方官。中央官员晋有6836人，宋有6172人，齐有2103人。北朝方面，北魏有7764人，北齐有2322人，北周有2989人。地方官员常为内官的5-6倍，所以全国官吏数动则数万，国家财政支出相当可观。
曹魏时官吏俸禄较薄，因俸不能养廉，西晋时开始增加官俸。第一食俸月五斛，绢春百匹，秋二百匹，绵二百斤。南北朝时期的宋，州、郡秩俸多随土所出，无有定准，其后一律给现钱。梁时俸禄分五级，一品万石，至五品二千石。北魏前期不设禄秩，每季各随近给公田，刺史15顷，太守10顷，县令6顷。这些地方官吏，只要上缴定额的租调，便可在区内大力搜刮。因此，北魏前期吏治腐败，官吏四处搜刮抢掠，"初来单鞭执马，返时从车百两"。所以，史书上对北魏官吏有"饥鹰饿虎"之称。因此，孝文帝时改行俸禄制。均田制颁布后，又对地方官员按职别高下，分别授予公田作为俸禄。刺史15顷，太守10顷，治中、别驾各8顷，县令、郡丞6顷。公田不许买卖，离职时交递下任官吏，北周北齐也大致如此。然而，这一时期不论是秩禄还是俸田，都是按照国家"九品中正制"来实行的，在九品之内的官国家才给予俸禄，不入品的和下属吏胥的俸禄国家并不负责，仍由地方政府筹措。
隋代官俸是很高的，地方州官正一品米620石，二品580石，三品540石，四品500石，五品460石，六品420石，七品380石，八品340石，九品300石；郡官一品340石，二品310石，三品280石，四品250石，五品220石，六品190石，七品160石，八品130石，九品100石；县官正一品140石，二品130石，三品120石，四品110石，五品100石，六品90石，七品80石，八品70石，九品60石。隋代官数为12576员，其中中央官员2581人，地方官员9995人。从隋代俸禄制度来看，地方上9995名官员，都属于国家官员，是由朝廷任命的，国家财政要发放俸禄。但地方上除了这一批国家任命的官员外，还有一批不是国家任命的胥吏，这些人国家没有明文规定的俸禄制度，看来他们的俸禄是由地方政府发放的。
唐代与隋代官俸大致相同。在地方任职的国家官员无俸，但国家给职分田。正一品12顷，二品10顷，三品9顷，四品7顷，五品6顷，六品4顷，七品35顷，八品25顷，九品2顷。地方官的禄，一品650石，从一品550石；正二品470石，从二品430石；正三品370石，从三品330石；正四品280石，从四品240石；正五品180石，从五品140石；正六品95石，从六品85石；正七品75石，从七品65石；正八品645石，从八品595石；正九品545石，从九品495石。唐代内外文武官员，唐开元时为18800人，其中中央官2621人，地方官1685。到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统计，文武官员及诸色胥吏达到了368668人，平均每7户供奉2个官员，35户供奉1个官员。他上奏指出："天下常以劳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内外官仰奉禀者，无虑万员，有职局重出名异事离者甚重，故财日募而受禄多"。这里所谓"内外仰奉禀者"的外，是指国家官员在地方任职者，并不是地方上一般的官吏。李吉甫把"诸色胥吏"也算到里面来计算官与民的比例，是因为地方官吏中央虽不发禄，但地方政府在发禄，因此也算作"坐待衣食之人"。
宋代初年，官无定员，员无专职。至宋真宗景德年间，有官10000余员，仁宗皇佑时增加到20000余员。就地方官员而论，哲宗元佑时比仁宗皇佑时，又增加了很多。节度使从3员增加到9员，两使留后从1员增加到8员，观察使从1员增加到15员，防御使从4员增加到42员。至蔡京专权，节度使增至50员，留后观察，下及遥郡刺史，多至数千员。学士待制，中外150员。这些都是朝廷在地方的封疆大吏，至于地方路、州、县的官员就更多了。宋代熙宁三年（1070年）开始制定天下吏禄，京师诸司岁支禄钱3834贯。至熙宁八年，岁支371533贯。而"京师旧有禄者，及天下吏禄，皆不预此数"。据户部估计，仅中都吏禄岁费达23万贯。从官禄的支出表明，宋代地方国家官员仍由中央发禄，地方官所属胥吏的俸禄还是地方官府自理。
元代至元世祖中统（1264-1264年）年间才开始制定官禄。从此，"内而朝臣百官，外而路府州县，微而府吏胥徒，莫不有禄"。但这里的"府吏胥徒"是指中央诸司而言，并不是指地方。大德时（1297-1307年），地方官无有职田者，益之以禄米。到了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又详定百官俸禄，各品分上、中、下三等，最多者得俸钞六锭、五锭，最少者35两。
明代文官分九品，品有正从，共18级，不入九品者叫"未入流"，不能称为官。明洪武十年（1371年），给百官赐公田，以其租充俸禄。公侯省台部都司内外卫官760人，凡468993顷。外官赐田充禄，说明明代地方上的国家官员由中央直接发放俸禄。公田退还后实行俸禄制，正一品1044石，降至从九品为36石，未入流者为36石。
清代官僚机构，中央分军机处、内阁、六部、都察院、翰林院、光禄寺等，地方上设有总督、巡抚、学政、布政使、按察使、盐运使等等。这些人虽身在地方，但都是封疆大吏，属于国家高层官员，官俸自然由中央负责。百官之俸，文武官一品俸银180两，二品155两，三品130两，四品105两，五品80两，六品60两，七品45两，八品40两，九品331两，从九品315两。任职地方的文官俸与京官相同，但不给禄米；任职地方的武官低于文官。这说明清代国家官员任职地方者，由中央财政发放俸禄，地方任命的一般官吏仍然由地方政府发放俸禄。
晁错（？～公元前154年），颍川（今中国中部河南禹县）人，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前8年）文景时期著名的政论家。他年轻时曾学过法家学说，后来又学今文《尚书》，不久任太子舍人、门大夫，升任博士。他很得当时的太子刘启（后来的汉景帝）的赏识，被称为刘启的“智囊”。
晁错对于匈奴的不断侵扰、土地兼并等问题非常关心，几次上书主张积极备战，迎击匈奴，以及采取措施大力发展农业。他还详细地剖析了西汉兵制与匈奴兵制，进而提出迁移百姓充实边境主张，他还建议让商人贡献粮食到边塞，然后用拜爵和免罪的方式给以奖励和补偿，受到汉文帝的赞赏，后来升任中大夫。
然后，他又向文帝提出了削夺诸侯王、修改法令等主张，这都是当时急需解决的国家大事。在景帝即位之后，晁错升为内史，不久任御史大夫，成为举足轻重的国家重臣，很受景帝器重。他依旧主张削夺同姓诸侯王的封地，达到巩固中央集权的目的。在《削藩策》一文中，他提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意思是晚削藩不如早削藩。景帝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且要削夺吴王刘濞的封地。在这时候，晁错的父亲从颍川赶来，劝他小心行事，免得树敌，引火烧身。晁错意志坚决，不愿屈从。到了景帝三年，即公元前154年，吴、楚等七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借口，一起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这就是历史上的吴楚七国之乱。
外戚窦婴等人原来就和晁错矛盾很深，此时见有机可乘，于是提议景帝杀晁错来平息叛乱。景帝听信了窦婴之言，将晁错腰斩于长安东市，他的父母、妻子、同族不分老少也都被杀。晁错死后，吴楚七国之乱并没有平息，最后景帝还是派名将周亚夫出征，才很快将叛乱平定。
晁错削地
汉景帝也像文帝一样，采用休养生息的政策，决心把国家治理好。景帝当太子的时候，有个管家的官员叫晁错（音cháo cuò），才能挺不错，大家把他叫做“智囊”，汉景帝即位以后，把他提升为御史大夫。
汉朝实行的是郡县制，但是同时又有二十二个诸侯国。这些诸侯都是汉高祖的子孙，也就是所谓同姓王。到了汉景帝那时候，诸侯的势力很大，土地又多，像齐国有七十多座城，吴国有五十多座城，楚国有四十多座城。有些诸侯不受朝廷的约束，特别是吴王刘濞（音bì），更是骄横。他的封国靠海，还有铜矿，自己煮盐采铜，跟汉皇帝一样富有。他自己从来不到长安朝见皇帝，简直使吴国成为一个独立王国。
晁错眼看这样下去，对巩固中央集权不利，就对汉景帝说：“吴王一直不来朝见，按理早该把他办罪。先帝（指文帝）在世时对他很宽大，他反倒越来越狂妄自大。他还私自开铜山铸钱，煮海水产盐，招兵买马，准备叛乱。不如趁早削减他们的封地。”
汉景帝还有点犹豫，说：“好是好，只怕削地会激起他们造反。
晁错说：“诸侯存心造反的话，削地要反，不削地将来也要造反。现在造反，祸患还小；将来他们势力雄厚了，再反起来，祸患就更大了。”
汉景帝觉得晁错的话很有道理，决心削减诸侯的封地。诸侯大多不是荒*无度，就是横行不法，要抓住他们的罪恶，作为削减封地的理由，还不容易！过了不久，有的被削去一个郡，有的被削掉几个县。
晁错的父亲听到这个消息，从家乡颍川（今河南禹县）特地赶了出来。他对晁错说：“你当了御史大夫，地位已经够高的了。怎么不安分守己，硬管闲事？你想想，诸侯王都是皇室的骨肉至亲，你管得着？你把他们的封地削了，他们哪一个不怨你，恨你，你这样做究竟是为的什么？”
晁错说：“不这样做，皇上就没法行使权力，国家也一定要乱起来。”
他父亲叹了口气说：“你这样做，刘家的天下安定，我们晁家却危险了。我老了，不愿意看到大祸临头。”
晁错又劝了他父亲一阵。可是老人不体贴晁错的心意，回到颍川老家，服毒自杀了。
晁错正跟汉景帝商议要削吴王濞的封地，吴王濞先造起反来了。他打着“惩办奸臣晁错，救护刘氏天下”的幌子。煽动别的诸侯一同起兵叛乱。
公元前154年，吴、楚、赵、胶西、胶东、甾川（甾音zī）、济南等七个诸侯王发动叛乱。历史上称为“七国之乱”。
叛军声势很大，汉景帝有点吓了。他想起汉文帝临终的嘱咐，拜善于治军的周亚夫为太尉，统率三十六名将军去讨伐叛军。
那时候，朝廷上有个妒忌晁错的人就说七国发兵完全是晁错引起的。他劝汉景帝说：“只要答应七国的要求，杀了晁错，免了诸侯起兵的罪，恢复他们原来的封地，他们就会撤兵回去。”
汉景帝听信了这番话，说：“如果他们真能够撤兵，我又何必舍不得晁错一个人呢。”
接着，就有一批大臣上奏章弹劾晁错，说他大逆不道，应该腰斩。汉景帝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竟昧着良心，批准了这个奏章。
一天，中尉来到晁错家，传达皇帝的命令，要他上朝议事。晁错还完全蒙在鼓里，立刻穿上朝服，跟着中尉上车走了。
车马经过长安东市，中尉忽然拿出诏书，要晁错下车听诏。中尉宣布了汉景帝的命令，后面一群武士就一拥而上，把晁错绑起来。这个一心想维护汉家天下的晁错，竟这样莫名其妙地被腰斩了。
汉景帝杀了晁错，派人下诏书要七国退兵。这时候吴王濞已经打了几个胜仗，夺得了不少地盘。他听说要他拜受汉景帝的诏书，冷笑说：“现在我也是个皇帝，为什么要下拜？”
汉军营里有个官员名叫邓公，到长安向景帝报告军事情况。汉景帝问他说：“你从军营里来，知不知道晁错已经死了？
吴楚愿不愿意退兵？”
邓公说：“吴王为了造反已经准备了几十年了。这次借削地的因头发兵，哪里是为了晁错呢？陛下把晁错错杀了，恐怕以后谁也不敢替朝廷出主意了。”
汉景帝这才知道自己做错了事，但后悔已来不及。亏得周亚夫很能用兵。他先不跟吴、楚两国的叛军正面作战，却派一队轻骑兵抄了他们的后路，断绝了叛军的粮道。吴、楚两国军队没有粮食，自己先乱起来。周亚夫才发动精兵出击，把吴、楚两国的兵马打得一败涂地。
吴、楚两国是带头叛乱的，两国一败，其余五个国家也很快地垮了。不到三个月时间，汉军就把七国的叛乱平定了。
汉景帝平定了叛乱，虽然仍旧封了七国的后代继承王位，但是打那以后，诸侯王只能在自己的封国里征收租税，不许干预地方的行政，权力大大削弱，汉朝的中央政权才巩固下来。
来源：《中华上下五千年》(曹余章 著)
晁错是西汉初期的一位政治家，他学贯儒法，知识渊博。深受文、景两帝的器重和宠信。景帝前元三年，晁错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巩固大汉王朝的千秋大业，向汉景帝上书《削藩策》。汉景帝为了汉朝的长治久安，听从了晁错的建议，开始了“削藩”。但是就在晁错的政治理想就要实现之时，他却被腰斩于长安东市。他的蒙冤而死与文帝时代青年政治家贾谊的夭折，成为文、景时代最著名的两大政治悲剧！晁错蒙冤而死是因为朝廷大臣给他拟定的罪名是无臣之礼，大逆不道。朝廷大臣给晁错拟定的罪名虽然很重，但并不是晁错被杀的真实原因，那么晁错被杀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呢？
“七国之乱”爆发后，朝廷的这一政策，立即激起了各诸侯王的强烈不满，吴王刘濞首先决定起兵反叛，用晁错的观点来说，他提出《削藩策》是因为吴王必反。因为当时的吴国地处长江中下游，富饶之国，鱼米之乡，吴王煎矿得钱，煮水得盐，富甲一方，势可敌国，这样下去，必有尾大不掉之势，成为中央政权的隐患，因此必须削减其势力。当汉景帝推行晁错的削藩策时，吴王刘濞跳起造反，这再次肯定了晁错的削藩政策。对于削藩策，文景时代朝中大臣也曾提出削藩政策，但未被采纳。很多人都意识到藩王的尾大不掉之势。问题是当晁错提出削藩的时候，几乎遭到朝中一片反对，而到了最后，当提出要诛杀晁错时，朝廷几乎是一片喊杀。那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全文）
大汉这个王朝严格地说，是中国第一个统一的王朝，因为在它之前的秦，持续的时间很短，而汉王朝强大、持久、影响深远，比方说我们现在是汉人，汉族，我们说的是汉语，都是以这个王朝为标记的。这个王朝持续了四百多年，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王朝。当然由于王莽篡汉，这个王朝被一分为二，分为前半段和后半段，历史上称为前汉和后汉，又叫西汉和东汉。那么汉王朝四百多年，应该说最精彩的是在西汉，而西汉王朝两百多年，最精彩的是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这一段，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轰轰烈烈。在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人才辈出，英雄辈出，人物辈出。遗憾的是，这些英雄人物和风流人物，并不是都有一个好的历史结局。他们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身败兼名裂，甚至死于非命，今天我们要讲的晁错，就是其中的一个。
晁错的死，是西汉初年的一大冤案，西汉这个王朝应该说冤案还是不少，比方说晁错之前的韩信，韩信的死是一个冤案，晁错之后的窦婴，窦婴的死也是一个冤案，但是比较而言，晁错死得最冤，为什么呢？晁错是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而死，而他的这个政治理想，又是在他死后实现的，而且是正在实现他的政治理想的时候，被冤杀了，所以他死得特别冤，这个冤呢，也不是我们现在人看他是冤的，当时就有人说他冤。
当时有一个叫邓公的人就跟汉景帝说过，晁错死得太冤了。邓公是一个什么人呢？邓公当时的官职叫做“谒者仆射”，“谒者仆射”它的级别是叫做秩比千石，那么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相当于副部级。
吴、楚之乱的时候，汉景帝派“谒者仆射”邓公到前线去打仗，邓公从前线回来，向汉景帝汇报军情，汉景帝就问了他一个问题：说这个晁错已经被朕杀了，吴、楚两国应该退兵了吧？汉景帝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我们如果看过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大家都应该知道，所谓吴、楚之乱，就是当时一个叫吴的王国，还有一个楚的王国，联合了另外的五个王国，组成七国联军，浩浩荡荡地杀向京师。他们当时打出的口号叫做“诛晁错，清君侧”，什么叫做清君侧呢？就是皇帝身边有小人，要把他清理掉，小人是谁？晁错。所以汉景帝就说：既然你们的口号是“清君侧”，说我身边有小人，小人是晁错，我把晁错杀了，你们应该退兵了吧？邓公说：怎么会退兵呢？吴王为反数十年矣。吴王想造反，已经准备了几十年了，好容易逮一个机会，你杀了晁错就退兵了，不可能。邓公还说了一句话，他说，反倒是我认为天底下的人都会把自己的嘴巴闭起来，汉景帝就问他说：为什么呢？邓公说：陛下想一想，晁错是为什么死的？晁错是主张削藩，也就是加强中央集权，巩固中央政权，这是我们大汉王朝的千秋大业，但是他的计划刚刚实行的时候，自己却被冤杀了，以后还有人说话吗？还有人说真话吗？还有人愿意向你们提建议吗？汉景帝听了这个话以后呢，漠然良久，呆了很长时间，然后叹了一口气说：朕也是后悔莫及呀。
那么现在看起来汉景帝的后悔，我估计还是真的，为了表示这个汉景帝杀晁错是出于万不得已。我们看到在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里面安排了一场汉景帝和晁错两个人喝酒话别的这么一个场面。这个情节在历史上恐怕是没有记载的。根据《史记》和《汉书》的记载，晁错被杀的时候，他是不知道自己被杀的，而且被杀的也不是晁错一个人，是他们全家，而且诛杀晁错，是朝廷的大臣正式打了报告的，牵头打这份报告的是三个人，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这个张欧就是欧洲的欧，但是根据古书的记载，这个欧字应该念（qu），应该叫张区。他们三个人是正式向汉景帝打了一份报告的，拟定的罪名也很重的。
这三个人是什么人呢？我们要知道，汉代的中央政府它实行的制度叫做“三公九卿”制，“三公九卿”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三个宰相，九个部长，三公：首先第一个是丞相，相当于现在的总理；第二个叫太尉，相当于现在的三军总司令，最高军事长官；第三个叫做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是副丞相，管监察，相当于现在的副总理兼监察部长。那现在好了，一个政府总理，一个公安部长，一个司法部长，三个人联名弹劾晁错，这个分量那是很重的，拟定的罪名也很大，叫做：“亡臣子礼，大逆不道”。所以当时拟定的处分是晁错腰斩。腰斩就是一刀从这儿切下去，腰斩是一种很残忍的刑罚，腰斩以后人没有马上死，他还会动，非常惨，所以这个刑罚一直到雍正的时候才废掉，因为雍正皇帝杀了一个人，腰斩，看了以后他觉得非常惨，他自己用手蘸着血写了三个字，惨、惨、惨，把这个刑罚废掉了，晁错是腰斩。另外他的父母、妻子、家人，凡是没有分家的统统杀头，所以是判得非常重。在当时这个报告打上去，汉景帝马上批了一个字“可”。
我们现在读史书上面是这样记载的：“制曰可”，皇帝批示同意了。而且晁错的死，是他事前完全不知道的。司马迁在给晁错做传的时候，用的是这样一句话：“上令错衣朝衣斩东市”。那么从这个字面上看呢，我们好像觉得汉景帝给晁错一个面子，就穿着上朝的衣服，上刑场。实际上不是，如果我们读《汉书》，我们就会发现《汉书》上晁错传里面写得很清楚，叫做“绐载行市”，这四个字从哪里来的，从《史记》来的，《史记》也写了这四个字。但是问题是司马迁他没有写在晁错传里面，他写在哪儿呢？他写在《吴王刘濞列传》里面，叫做“绐载行市”，绐是什么意思呢？骗，也就是说当时这三个人打一个报告给汉景帝，汉景帝批了可以后，马上就派中尉陈嘉，就是那个首都卫戍司令兼公安部长，驾了一辆马车，找到晁错，就是说皇上叫你，晁错以为叫他开会呢，穿上朝服，兴冲冲地上了车，上了车以后，一车拉到“东市”立即腰斩。我们现在不知道，在杀晁错之前，是否向他宣读了判决书，但是肯定有一条，没有给他自我辩护的机会，当然也没有给他请律师，所以他死得惨，死得冤，死得窝囊。
是主张削藩，晁错是非常坚决地主张削藩，而且一有机会就跟汉景帝说削藩了，削藩了，可以说削藩这个事儿是晁错一手鼓捣出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晁错是不是死得冤，我们来把削藩这个事儿来交代一下，而我们要弄清楚削藩是怎么回事儿，我们要大致地讲一下中国国家制度的演变。
秦汉时期，是中国国家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秦汉之前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呢？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也有中国这个概念，但和我们现在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中国，那不是一个概念。当时人们讲到的中国是什么？是中央之国，当中的那个国，而中央这个国外面周边呢，还有很多的国，我们现在中国的这块地方，当时叫做天下，也就是说当时的人认为，天底下也就这么大块地方，也就这么多人，天下这块地方，要有一个领袖，这个领袖就是天的儿子，叫天子，这是一个概念。
然后在天下当中有很多的国，有同民族的，有不同民族的，最当中的这个天，最正中的这个地方，这个叫中国，周边最远的少数民族东边的叫夷，南边的叫蛮，西边的叫戎，北边的叫狄。另外还有一些华夏族的国家，很多的国家，他们叫做什么呢？他们叫做国，每个国都有自己的元首，这个元首叫做诸侯。那么天子和诸侯是一个什么关系呢？我们现在反过来看，我们觉得当时就是秦以前的那个状况，应该叫做国家联盟，他们共同拥戴一个天子，就是国家联盟的盟主，当时称为天下共主，但是我们要弄清楚这个天下共主是名义上的，虽然周代就提出一个概念，叫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是我们要清楚，这个“莫非”是名义上的，天子呢，它名义上所谓天的儿子，拥有了上天授予他的这块土地，然后他把这个土地封分下去，这个就叫做封建。封，是什么意思呢？封是划定疆域，封的办法，是国与国之间有个国境，由周天子派人在那里犁一条沟，把这个沟里边的土翻上来，然后在这个土上面种树，这个叫做封，把这一片划给你了。建，是什么意思呢？建就是任命国君，不但给你封了一块土地，然后还给你指定一个国家元首，这个叫做建，合起来就叫做封建。这个封建是可以再封建的，就是天子呢，封建诸侯国，诸侯得了这块领土以后，怎么办呢？他再封建，他又把他的土地，又把它分下去，分给谁呢？分给大夫，那么大夫拥有的那块地方叫什么呢？叫家，所以这个时候是三个层次的机构，就是天下、国、家，国和家是分开的，这个制度就叫做封建制，一个天下，许多国家，一个天子，许多国君。
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就把这个制度给废除了，代之以郡县制，什么叫郡县制呢？就是原来诸侯的国，现在我把它改成郡，原来大夫的家，我把他改成县，郡管县，郡和县都直属中央政府，不再分封，也就是一个政府，一个主权，一个领袖，一个国家，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变革。那么秦始皇实行这个制度大概十几年。
秦始皇死了以后，这个王朝实际上就已经灭亡了，取而代之是汉王朝，那么汉灭秦以后，是实行原来周代的封建制呢？还是实行秦的郡县制呢？这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最后汉高祖刘邦采取了一个妥协的方式，一个中间路线，就是在中央周围，京畿地区，京师周围这个地区，实行郡县制，就是实行秦的制度，在边远一点的地方呢，实行周的封建制，依然再封一些王国出去，就是一个王朝，两种制度，我们不妨称之为一朝两制。那么分封在京师周围的这些国家呢，就称做藩国，为什么叫藩呢？藩是什么呢？藩就是篱笆，藩篱意思就是说你们像篱笆一样地，在周围保卫中央，所以这些王侯都称之为“藩王”，他们回到自己王国去，叫做“归藩”，也叫“之国”，但是我们要搞清楚的是，这些分封出去的王国是各自为政的，是有主权的，也是有财源的。
不过汉高祖刘邦虽然实行一朝两制的这样一个方案，他还是留了一手，做了一个规定，只能封同姓王，不能封异姓王，就是只有我们姓刘的，你可以封他一个国王，不姓刘的，姓吕的或者姓别的，那你只能封一个侯，所以你看汉代的贵族，王侯是很清楚的，王都是姓刘的，其他人就可以封侯，卫青，霍去病都封侯了，你可以封侯，留了这一手。那么后来刘邦去世以后，吕后执政，就破坏这个规矩了，她就封姓吕的做王，所以在历史上就被视为乱政。最后吕后死了以后，大臣们就起来商量说要把这个事，我们要把他摆平，那么请谁来摆平呢？太尉周勃，因为周勃手上有军权，于是找到周勃，说周勃出来，你看把这个事情摆平吧。周勃摆平了以后，所以周勃是一个大功臣。周勃是谁呢？周勃就是我们在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里面看到的，平定“七国之乱”的太尉周亚夫的父亲。
但是同姓封王就可靠吗？现在看到同姓封王也不大可靠，比方说吴王刘濞，就靠不住吧，造反了嘛，吴王刘濞是什么人？吴王刘濞是刘邦的侄子，是刘邦哥哥刘仲的儿子。古人这个排行，叫做“伯仲叔季”，伯就是老大，仲就是老二，叔就是老三，季就是老四，刘邦的哥哥叫刘仲，就是刘二，这个刘二，他是个没用的，刘邦当时也封了一块地方给他，他守不住，他儿子刘濞很能干，也很勇敢，会打仗。刚好那个时候吴楚那个地方刚刚收归中央，刘邦一想，吴楚这地方也不能不派个能干的人去管管，那好吧，刘濞你去吧，就把刘濞封了吴王，封完了以后，刘邦就后悔，他说，刘濞这个人，我怎么看他有“反相”，这小子将来是要造反的，但是君无戏言，你封都封了，你怎么能收回来呢？刘邦只好摸着刘濞的背说：“孩子五十年以后，东南有人作乱，那不会是你吧，咱们天下姓刘的可都是骨肉啊，你可别干这个事”，刘濞马上跪下来说：“臣不敢”。
那么事实证明，刘濞是造反的，但是刘濞造反到底是他存心要反呢？还是叫晁错逼出来的呢？晁错的理论是认为必反。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的藩国，它是独立王国，它是有独立主权的，有自己的财税，有税收，有军队，有领土，有政府，这么一个东西，你说它在这个中央政府外面，说它能保卫中央，这个事情不大靠得住，这就要抑制它，抑制的办法就是削减它的领地，不要让它这么大，今天切一点，明天再切一点，后天再切一点，一点一点把它的地方切小，这个就叫做削藩。
那我们想了，这个削藩，这些藩王们会愿意吗？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不愿意，因为这是他们的既得利益，你说一个王侯他拥有这么多既得利益，谁甘心情愿把它供奉出去，就是阿猫，阿狗嘴巴里一条鱼，一块骨头，你也夺它不走，一个王爷，一个国王的既得利益，你拿走就拿走了，不造反才怪，所以晁错提出削藩策以后，大家都不赞成，这个事情搞不成。汉景帝也很担心，说你看这个事情弄下去是不是会造反，晁错回答的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削之亦反，不削亦反，你削他也是反，你不削他，他也反，如果你现在削，他反得快，他马上就反，但是危害小，将来削，他反得是要晚一点，但是危害大，为什么他越做越大了嘛！他越来越强大了嘛！你要趁他羽翼还没有丰满的时候就把他掐死，等他羽翼丰满了，他等着你打他，哪有这么好的事。那么这句话说下去以后，汉景帝就下了削藩的决心，这就惹出了吴楚之乱，或者说七国之乱。
现在看起来，晁错提出削藩策有一个前提，就是吴王必反，就是不削亦反，反正是要反，还不如去削，吴王真的造反吗？现在从史书上，我们查不到他存心造反的证据，后来“七国之乱”平定之后，政府军在吴楚两国也没有找到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没有证据，只有这个邓公说了“吴王为反数十年矣”。那也就是说想当然了，当然有一些蛛丝马迹，比方说吴王干什么事呢？他干了这么件事，因为他不是自己会铸钱嘛，他不是自己要产盐嘛，他不是很有钱嘛，于是他就把这笔钱，抵了老百姓的赋税，就是他吴国老百姓是不要上税的，这个上缴给中央政府的税收，我刘某人给你交了，这是叫收买人心；第二个证据就是他专门收买亡命之徒，就是哪个地方犯了罪的人，你只管往吴国逃，逃去以后他都收容下来，就像后来《水浒传》里面的小旋风柴进似的，一个大庄园，谁犯罪都躲我这儿来，官府不敢抓，那不就是要造反嘛，干了这些事。
但是实际上你说抓他这个谋反的证据，这个是证据不足的。当然晁错也抓了他们一些岔子，比方说楚王，这个我们在电视具体里面也看到了，他去抓楚王，说楚王，你在太后丧期内乱搞男女关系，罪大恶极，抓起来了，说实在的，一个王爷搞了两个女人，恐怕算小节吧，不能算是谋反的证据吧。另外还有胶西王，卖了官，卖官这个事是从秦始皇就开始了，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秦始皇可以卖官，我就不能卖官，这都不能算是太多的证据。
但是反过来我们如果站在后人的立场，站在历史的这个角度来看，应该说晁错的这个想法是有道理的，吴王刘濞不反，不等于他儿子不反，吴王刘濞今天不反，不等于他明天、后天不反。你看曹操没有反，曹操儿子反了吧，还有明成祖朱棣他也是藩王，他是燕王，封到北京了，朱元璋一死，朱元璋的孙子，因为他的皇太子，是已经先死了，皇太孙建文帝继位，建文帝一上台，朱棣就反了，打出的旗号刚好就是吴楚之乱的旗号：“清君侧”，反了嘛，所以这个藩国太强大，对于中央政权是个危害，这一点肯定是对的。
当然我们不能说因为曹丕反了，朱棣反了，就证明刘濞是反的，我们不能这样反推，但是应该说晁错这个提防是有他的道理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深谋远虑，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长痛不如短痛，吃柿子也不能专拣软的捏。既然要削藩，既然要真正推行削藩的政策，确实应该拿吴国这个最强大的藩国开刀，就是吴王刘濞，我们不管他是反，还是不反，都要拿他开刀，这个冤大头他当定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何况吴王刘濞最后一削他，他就跳起来，也从某种程度上反证了他多多少少还有一点，至少有谋反的条件。那么在那样一个时代，你具备谋反的条件，是可以视为谋反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说晁错对于巩固那样一种国家制度，巩固汉代的中央政权，他是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而且对于这个观点，实际上是很多人有共识的。晁错之前的贾谊是最先提出削藩的。贾谊向汉文帝提出削藩，没有被汉文帝采纳，汉文帝觉得他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条件，也不到这个时机，所以汉文帝接见贾谊的时候，就问一些神神鬼鬼的事情，不跟他谈政治，所以后来有诗说：“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汉文帝觉得这个事情他做不成。另外晁错的死都是因为袁盎，也是主张削藩的。所以你要说整个汉代朝廷当中只有晁错一个人清楚，这个也不是事实，很多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问题在于晁错一提出削藩的时候，几乎遭到一片反对，挑头反对的是窦婴，窦婴是公开反对的，其他人是私下反对的，而到了最后提出来要诛杀晁错的时候，朝廷是一片喊杀，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这里面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在于汉王朝的治国理念。我们知道，一个统一的国家，它要有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秦王朝的国家意识形态，是法家的学说，汉王朝武帝之前的国家形态是道家学说，汉武帝以后是儒家学说，汉文帝的皇后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就是一个笃信黄老的人。窦太后有个规定，就是自己的儿子和窦家的人只准读老子，只准读老子的《道德经》，不准读别的，所以整个这一些人，都是道家派，只不过汉景帝态度比较温和，窦太后态度比较强硬。
有一天，汉景帝主持一个学术讨论会，讨论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汤武革命是否合法，什么叫汤武革命呢？汤就是商汤起兵打败夏桀，由商朝取代夏朝，武就是周武王起兵革命，由周朝取代商朝，说这个事情对不对。道家说不对，道家的代表人物叫做黄生，一个姓黄的先生，黄先生，黄先生说：他说，这个帽子再破也要戴在头上，鞋子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