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姬姓，中华上古八大姓之一，为黄帝之姓、周朝以及吴国、鲁国、燕国、卫国、晋国、郑国、魏国、韩国等诸侯国的国姓，得姓始祖为华夏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黄帝因长居姬水，以姬为姓。 姬姓位于百家姓的第297位，人口54万余，由姬姓直接演支出的
姬姓，中华上古八大姓之一，为黄帝之姓、周朝以及吴国、鲁国、燕国、卫国、晋国、郑国、魏国、韩国等诸侯国的国姓，得姓始祖为华夏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黄帝因长居姬水，以姬为姓。
姬姓位于百家姓的第297位，人口54万余，由姬姓直接演支出的周姓、吴姓、郑姓、鲁姓、魏姓、杨姓、蔡姓、韩姓、霍姓、管姓、毛姓、曹姓、卫姓、毕姓、蒋姓等411个姓[3]
一、姬姓来源
姬姓是八大古姓之一。黄帝本姓公孙，后因长期居于姬水，改姓为姬。历朝历代都有扬黄抑炎的倾向，加之尧、舜、禹、汤以及夏、商、周、秦、汉、三国、隋、唐、宋、明等王朝帝王都是黄帝后裔，都繁衍不少姓氏，特别是周朝的分封制造成姓氏裂变，黄帝后裔大大多于炎帝后裔。有学者认为：藏族、蒙古族、匈奴人（含匈牙利人）、印第安人（亦称殷地安人）也是黄帝后裔，甚至有教授提出，释迦牟尼即是黄帝裔孙颛顼的化身。
姬姓主政的周朝是迄今寿祚最长的朝代，长达八百多年，分封的各类诸侯国多达1713个，到春秋初期尚有124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国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之别，以姓氏的宗法分布开来，分封造成多氏，姬姓诸侯国除鲁公嫡长后裔继承姬姓之外，其余均改为他氏。正是由于姬姓直接或间接陆续改为众多的其他姓氏，特别是唐玄宗李隆基，为避“基”与“姬”音讳，专门下诏书强迫天下姬姓改为周氏，使姬姓骤降，至此周氏人口首次超过姬姓。不改周氏者，必然四处躲藏，这恐怕是当今姬姓人口不多，且大多分布于偏僻地域的主要原因。当今姬姓家谱大多记载为周公后裔。江西上饶等地姬姓为周文王姬昌之子姬颖所建赖国后裔，清朝时恢复为姬姓。
前言:
1很多读者觉得秦始皇南征岭南百越很突然，觉得秦始皇原本是可以不用打岭南百越的。因为无论是“春秋五霸”还是“战国七雄”，都一直是在中原蹦跶混战，岭南离中原实在是太远了。秦始皇在吞并六国后已经是疆域非常辽阔了，完全没必要再去打尚未开发的岭南百越地区。
2笔者认为，秦始皇吞并六国后，继而南征百越，并不显得突然。而是自然而然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岭南百越地区秦始皇还真是不打不行！
一·周朝分封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1在周朝实行的是分封制，周天子居于至高无上的绝对支配地位，各大小诸侯分封于天下各地。周朝分封天下的各地大小诸侯，是要为周天子镇守天下疆土、治理地方的，并且要随时听候周天子的调遣作战。
2而根据周朝宗法制和分封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说从法理上，当时的岭南地区、百越部族都是属于周王朝，是周王朝周天子名义上的疆土、天下。
3岭南百越地区地域广阔，向北直达长江以南流域，向南包括今天的越南。当时岭南百越以北方向，紧邻长江以南流域地区，在历史上是一直有周王朝分封的众多诸侯的。因此根据当时周朝宗法制和分封制，南方的岭南百越地区也是属于周王朝名义上的疆土、天下。
二·秦始皇吞并六国后，名义上和实际上已经继承周朝:
1周朝的分封制度，造成周朝天下大小诸侯林立。春秋时期有最大的诸侯国“五霸”:齐国、晋国、秦国、楚国、吴国；战国时期有最大的诸侯国“七雄”:齐国、楚国、燕国、韩国、赵国、魏国、秦国。
2春秋战国时期都是大诸侯国不断的吞并周边的小诸侯国，从而形成“五霸”、“七雄”这些超级巨无霸诸侯国。秦始皇最终吞并的这“六国”，在“六国”灭亡之前，实际上已经把周边的各中小诸侯国给吞并了。因而秦始皇最终完成吞并了“六国”，实际上是吞并了周朝的天下。吞并了“六国”后的秦始皇，实际上和名义上已经继承了周朝、替代了周朝。
三·继承周朝的秦始皇，统一天下大业只剩下北方的匈奴和南方的岭南百越:
1吞并六国后的秦始皇，既然名义上和实际上已经继承了周朝。那么下一步秦始皇必然是要继续扫清六合，席卷八荒，真正的完成统一天下大业。
2因而秦始皇自然而然的把下一步的方向，瞄向了中原以外的地区: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当时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向东已经濒临大海；向南是尚未有效开发的岭南百越地区；向西本就是秦国的本土疆域、再向西也已经被秦国囊括开发；向北则是游牧部落匈奴。扣除了东方已经是大海、西方已经被秦国开发，因此秦始皇的统一大业也就只剩下了北方的匈奴和南方的岭南百越。
四·北方告急，秦始皇只能先击匈奴，后平百越:
1早在战国七雄在中原混战期间，北方的匈奴就经常骚扰掠夺北方地区。在秦始皇终于吞并六国后，北方的匈奴却也已经跨过了黄河，占领了秦国河套以南的大片土地，更是直接威胁着秦国都城咸阳的安全。
2可以说，此时的秦国都城在匈奴的南下骚扰掠夺下，已经岌岌可危，秦始皇不得不先打北方的匈奴，再来慢慢的考虑南方的岭南百越。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以大将蒙恬为统帅，率领30万大军北击匈奴。在黄河之滨，大败匈奴，大获全胜，匈奴也不得不向北远遁。秦始皇于黄河河套地区、阴山地区新设置九原郡和34个县。
五·北击匈奴之后，秦始皇下一步自然就是南征百越了:
1北击匈奴之后，秦国取得重大胜利，秦始皇自然也就信心更加的膨胀了。既然连强大的匈奴都这么简单就打败了，那么南方的岭南百越就更加的简单了。况且秦始皇若想真正的完成统一天下大业，那么征服南方的岭南百越就是秦始皇无法绕开的一个重要环节。
2公元前219年，秦始皇集合原七国之力发兵五十万，分五路大军南征百越。但是秦始皇低估了岭南百越各部族的战力和抵抗决心，战争之初秦军打得异常艰苦。在西瓯（西越）部族境内（今广西），秦军遭到了西瓯君王译吁宋的顽强抵抗，西瓯君王译吁宋和秦军统帅屠睢都先后战死。
3秦始皇经过三次南征百越，才算勉强把岭南百越的诸部族征服。岭南百越的南越、西瓯（西越）、骆越等大部族也正式的归顺秦始皇，岭南百越地区正式归于中央直接管辖。秦始皇于岭南百越地区设置南海、桂林、象三大郡。
（1）南海郡，郡治番禺（今广州），辖区主要为原岭南百越中的南越部族地区，即今广东、香港、澳门；
（2）桂林郡，郡治布山（今桂平），辖区主要为原岭南百越中的西瓯（西越）部族地区，即今广西大部分地区；
（3）象郡，郡治临尘（今崇左江洲区），辖区主要为原岭南百越中的骆越部族地区，即今广西西部南部西南部、越南北部中部、广东粤西地区、海南岛。
六·秦始皇南征岭南百越并不突然，而是自然而然的:
综合所述，秦始皇吞并六国后，继而南征百越，笔者认为并不显得突然，没有突然性。而是自然而然的，秦始皇吞并了六国，东方已经到海了没得可打了；西方已经是秦国领土了，总不能自己打自己吧；因此自然是要先打北方最会搞事的匈奴了，最后才来打南方最安分的岭南百越。
七·秦始皇南征岭南百越是千秋功业:
1正是秦始皇的南征岭南百越，使得秦始皇的统一大业最终得以完成最后一环，秦始皇也功德圆满。秦始皇建立起大一统王朝--秦朝，东到辽东，西到高原，南到岭南，北到阴山。后世诸大一统王朝，都是以秦朝的疆域为基础、基本盘建立起来的。可以说，秦始皇吞六国、北击匈奴、南征百越，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统治基础。
2如果没有当初的秦始皇南征岭南百越，那么当时的岭南百越地区就不会真正的归属秦朝；如果没有当初的秦始皇南征岭南百越，也就不会有岭南百越地区归属后面的各个大一统王朝；如果没有当初的秦始皇南征岭南百越，那么今天的岭南百越地区，可能就会像欧洲一样，小国林立、相互攻阀。所以说，秦始皇南征岭南百越，是千秋功业。
结尾语:
各位读者，对于“秦始皇南征岭南百越”，你们有什么不同看法呢？笔者神渡说广西广东，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关注。
很简单。
其他的三个民族，巴比伦一开始就面对了闪族这样的疯狂的军事民族，这样的民族在早期文明史只会像倒水一样毫无阻拦的淹没军事实力弱小的民族，而且还有赫梯、埃及这样本身就非常强悍的文明围追堵截，更要命的是闪族人最后孕育了波斯文明，而且还没有成为巴比伦的隐性继承人，这样巴比伦是死定了
埃及本身过分崇尚神秘论，对于神祗的崇敬带来了高度科学水平之下的可笑愚昧，而且遭遇了努比亚、赫梯和“海上民族”，以及后来的希腊罗马这样的民族的冲击，而且个个都不是善茬
印度在十分严重的内耗（比我们更严重，他们的人种已经换了整整一班不说，宗教、城邦、地区，什么都来插一脚，更恶心的是波斯和后来的伊斯兰、帖木儿，乃至唐朝的王玄策，全部都来凑热闹，以至于英国殖民者认为印度人是世界上最容易分化的民族），而且矛盾太多，同样处在高度文明的可笑愚昧之中，又被大海、森林和高山包围，文化渗透无从谈起……
而我们泱泱大国，一诞生就相当成熟，而且周围的民族大多具有强大的文化向心力，所以征服者不乏其人，却只会丰富我们中华民族的基因。如果以华夏人的性格，如果放在两河，也许连五百年也支撑不了吧。
总而言之，中华是个桃源仙境，正是因为距离强大的民族很远，才得以生存下来。
还有，如果你学历史多一点，中国根本不是四大文明古国，世界学术界眼下根本不承认夏朝和有熊（炎黄时代）是文明。中华文明是一个相当成熟的文明，本身的文化力和经济实力是长期雄霸世界的，而中华文明能够存续，只能用地缘政治学来解释。正是由大漠、大海、大山、大林构成的坚固防线，才将中国文明保存了下来。
回答者： 哎呦为公主坟 | 二级
中国古代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的比较
古希腊文化的发展模式与中国文化的发展模式完全不同。因此，汤因比曾经作这两个模式对比，指出其间的差别之巨，几乎各趋极端：中国走向统一，而希腊始终分裂为多元的列国。甚至马其顿以边陲统一了希腊世界，其统一的格局在亚历山大去世之后，不旋踵即分裂如故。
希腊半岛的地形十分破碎。希腊半岛本身是一片山地，港湾纷歧，半岛的南部是无数的小型半岛。爱琴海中，则岛屿星罗棋布，以克里特(Crete)为外沿，构成一个内海。无论半岛抑是岛屿，港湾四周的陆地不大，可耕地更少，聚落即分布于这些逼仄的湾底小平原及山脚的坡地中。这些聚落对内凝聚为生活共同体。整个半岛被山地割裂为零碎的地区，陆路交通不易，彼此之间以海道相通。为此，早在公元前2000余年时，亦即青铜文化的早期，克里特岛上及希腊半岛南端的迈锡尼(Mycenae)地区，都已发展了手划桨的船只，以利海上交通，也发展了种植橄榄树取油与种植葡萄酿酒的农业，以取代种植谷类为粮食作物的农业。橄榄油与葡萄酒均有高度的附加值，爱琴海的农业实际是为贸易而生产商品作物，以此营销于安纳托里亚，甚至间接输出到两河与海东地区，换取大陆出产的食粮。希腊文化有海洋的与贸易的特殊属性，遂与中国、两河流域与埃及的古代文化都大为不同，呈现其先天的特殊基调。
克里特文化与迈锡尼文化都曾有过十分光辉的日子。克里特的宫殿，重门复道，号为迷宫;迈锡尼的彩绘陶器，营销于古代地中海世界，至今考古所见实物，仍精致瑰丽，为世所珍宝。但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这两个古代文明忽然消失。毁灭爱琴海古代文明的原因，或以为火山爆发，或以为外族入侵，或以为气候变化。总之，至今聚讼，未有定论。
迈锡尼曾发展B系古字母系统，现在已得解读。由这些B系文字的记录看来，迈锡尼曾有十分发达的商业。B系文字记录中，主要是表示所有权的印章及账目，却没有文字与历史记载。文字记录留下不少商品名称，不少专职人员的名称，也提到不少专业的技工。然而，文字出土不多，只在少数几处似是宫室的遗址中有之。凡此迹象，似可解释为迈锡尼曾有过相当有效率的管理系统，独占其经营贸易。这一特色，大致在后来的古希腊文化中也保持不失。
迈锡尼文化崩解之后，古希腊世界经历了四百余年的所谓“黑暗时期”(前1150—前750)。这一段的历史，甚至不能由考古学获得足够的线索，以充分重建其社会与文化面貌。所幸，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中，虽是以不同时代的素材压缩为史诗，至少仍有一些“黑暗时期”生活的鳞爪。希腊因其地形分割为一个又一个的区域。每一个区域之内有若干村落，或在海港，或在战略的要害地点，结合邻近的村落，组成一个政治经济的共同体，后来称为城邦。这样一个小区的疆域，大致方圆四五十英里，即使步行，也可在一日之内由中心走到边缘。城邦是自卫的单位，也是维持内部秩序的单位，而城邦居民事奉同一保护神，以建立同群的认同。在经济上，共同体是自给自足的单位，由农耕、渔牧以及贸易取得生活必需的资源。共同体的领袖，大抵是小区中雄杰之士，能以其个人的勇略、智谋或品德取得众人的信服。在史诗中，这种领袖号为君王，然而他们仍须耕作渔猎，一如众人。这是相当简单的小型部落，还谈不上“国家”的政治体制。若与古代世界的埃及与两河地区的大型国家相比，古希腊的情况，毋宁说是相当朴质简陋的。
史家通常将公元前750—前338年称为希腊古典文化发展的时期，而又将这四百年的历史，划分为初期(前750—前500)，全盛(前500—前400)及衰败(前400—前338)三期。公元前338年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以武力统一希腊的年代，此后的希腊历史则是地中海世界的历史，称为后希腊文化时期(前338—前200)，接下去即是罗马代替希腊，主宰地中海世界的时代了。
希腊古典文化时期的开始，当由希腊发展了书写文字为其发轫的关键。这一套古希腊文，是以拼音文字书写古代口述的荷马史诗。另一在政治制度上的重要发展，则是希腊的城邦体制。经由前者，古希腊留给后人丰富的文化遗产，包括科学与哲学的思维及文学的创作。后者的发展则为西方世界的政治制度及其理念开启了历史上独特的传统，尤其是雅典的民主政治转化为近代民主理念的理想泉源。
在上述二者之中，我们先讨论城邦制度的演化。城邦制度滥觞于黑暗时代的地方共同体，其性质已在上文简略提过。一个城邦通常由几个邻近地区共同体联合为较为大型的政治实体。城邦具有政治、宗教、防卫及维持社会秩序的多种功能;因此城邦之内有卫城、神庙及市集几个部分。希腊人只要不是奴隶或外邦人，即是某一个城邦的公民。今日西方语言中，政治(Politics)一辞的语根，即是城邦(Polis)。
今日政治学教科书上，常引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是政治的动物”一语。其实，亚氏原意是说，希腊人的生活必在城邦之中，而外邦人和“蛮夷”则没有城邦为其安身立命之所。城邦的成员，其实并不都是地位平等的自由民;各地区“强人”领袖及其家族是城邦中的贵族分子，而公民之外，有经由掳掠贩买与征服而取得的劳役奴隶，以及不具公民权的游离人口与奴役的附属人口，人数可能不下于具有公民权的自由人。以雅典的人口为例，极盛时有三十余万，但至多只有十六七万为雅典人，其中四分之一(四万余)是公民(亦即二十一岁以上的男丁)，三万多为外籍人口，而奴隶则不下于十万人。早期的城邦中，那些强家大族挟其奴役人口，是城邦的主宰成分。家族单位(gens)，是地域组织(城邦)的基本单元。但是，城邦政治演变至成熟阶段，政权相当开放，容纳更多中产阶级的公民参政，家族的功能也相对削弱了。雅典在梭伦(Solon)立法改革之后，家族的组织基本上已经消失。然而，在比较保守的城邦，家族往往仍是政治权力的基础。
公元前8世纪中叶，由于人口增殖，而城邦四周的土地有限，不少希腊城邦开始向四周拓殖。拓殖的地区北至黑海，西至地中海中部;而小亚细亚及爱琴海周边，各国城邦更是竞相建立殖民地。殖民地也采城邦的形式，与宗邦之间有联盟的友好关系，却不是“帝国”的属地。此中例外，则是斯巴达;斯巴达人并不热中于四出殖民，却在其邻近地区以武力兼并邻邦，建立相当不小的领土国家，但是斯巴达本身仍保留城邦的结构。
也在此时，城邦之内中产阶层开始抬头。在公元前8世纪中末尾以及公元前7世纪的初叶，希腊各邦都编练重装步兵队(Hoplite)。披甲的兵士以密集队形并肩挺进，左手持盾，保护自己的左半面，而依仗邻兵的盾牌掩护自己执兵的右半面。这样的鱼鳞阵，既须动员大量的兵士，又必须有密切的团队意识，始能融千百人为一个同进同退的作战体。重装步兵的装备均属自备，因此只有稍有资产的城邦公民始能参加。基于以上的原因，城邦的中产阶层，因其执干戈卫社稷的功能而取得城邦政治的发言权;多数城邦遂由贵族统治演化为以中产公民为主体的民主政治。许多当世称为“僭主”的政治强人在这一情势下，应运而起，以其领导才能赢取中产公民的支持，夺得政权。
在古典时代，雅典、斯巴达与科林多三邦，分别发展为希腊城邦的领袖。雅典的梭伦将雅典改组为民主的城邦，但是只有具公民身份的人始有参政的权利。斯巴达保持王政的形式，但是共同执政的两位国王事实上是作战的司令官;五人的执政团及二十八人的议会是实质的治理机构，由战士(公民)选出。科林多发展商业，以解决其粮食不足的困难。公元前7世纪，科林多的强人依仗中产阶层排除贵族，维持了以商业利益为主的城邦政治，达百年之久。不论以上三种城邦政治的差异，希腊城邦的民主取向至今仍为西方政治理论的古代典范。
希腊城邦最具光辉的事件，当然是在公元前5世纪击退了波斯帝国的攻击。这一连串的事件，最初只是波斯侵掠位于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希腊本土城邦对于这些小亚细亚殖民城邦的求救，本来只有雅典派遣援军，但波斯却直接攻击雅典。公元前492年的序战，雅典在马拉松一役中取胜，波斯无功而退。公元前486年波斯大举侵犯希腊本土，希腊各城邦联兵应战，波斯海军为雅典所败。公元前479年波斯再度侵犯，雅典和希腊联军与之苦战，波斯海陆均遭败绩。希腊以一群城邦，居然连连获得胜利;其后果，固然是希腊人对于希腊的政治体制十分自信，另一方面则开启了希腊历史上的联盟体制。
希腊诸邦之间原本没有任何联盟的组织。四年一度的奥林匹亚大会是文化活动，不具政治色彩。抵抗波斯之役，希腊各邦一度团结御侮，公元前479年战胜了波斯，不旋踵之间，希腊联盟也解散了。斯巴达的军队，急于班师回城，以保护其本国的安全。但是，小亚细亚的诸邦仍在波斯的阴影下;雅典在战争中被焚，难忘波斯的威胁，也势须依仗小亚细亚诸邦犄角前卫。斯巴达军队返国，雅典理所当然成为各邦外御其侮的领袖。这些小亚细亚与爱琴海周边的希腊城邦遂以雅典为首，组织了底洛斯联盟。参加联盟诸邦，每年在底洛斯(Delos)岛聚会，提出分摊的费用，以维持希腊海军之用。凡有关此事的政策，由参加各邦会商决定，每邦有一票投票权。雅典提供的经费数字最大，并提供雅典海军作为联盟舰队的主干，而且也担任执行联盟会议决议的责任及指挥舰队作战的任务。这样的联盟，正因雅典提供了最大的费用以及负起最大的责任，联盟的事务即使以民主表决，也不可能不是由雅典操纵与主宰。公元前477—前465年，联盟的功能相当成功，波斯舰队于公元前467年被希腊联合舰队击败，希腊不再有波斯侵略的危险。但是，底洛斯联盟已不再是自愿性的组织，一个小邦纳克索斯打算退盟，雅典却以武力逼迫它再度参加联盟。底洛斯联盟实际上已是雅典帝国。联盟盟国分摊的经费，变成缴纳给雅典的贡赋;加盟的城邦丧失了独立地位，被划为五个税区。原先盟国的公民自然分享了雅典帝国的繁荣，然而他们已不是自由的公民。于是，各处的叛变此起彼落，底洛斯联盟的力量，用于对付内部多于抵抗外敌。这一连串变动，由公元前478年开始，经历了四十年之久!
雅典劫持了一大批希腊大陆的城邦，当然会引发斯巴达的反弹。公元前430年，几乎所有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城邦都加入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PeloponnesianLeague)。这一联盟的加盟国，实际上还包括若干位于大陆的城邦，联盟的实力不下于雅典控制下的底洛斯联盟。雅典与斯巴达两大阵营之间的斗争，兵连祸结，前后延续了二十七年之久。雅典败了，斯巴达由此建立了以联盟为名义的霸权。建立的武力控制的霸权，其实并不稳定。公元前404年以后的十年，斯巴达的旧仇雅典与阿戈斯(Argos)、科林多、底比斯(Thebes)，连手反抗斯巴达的霸权。这次的城邦领袖是科林多，而战事也主要在科林多附近进行。战事由公元前395年延续至公元前387年，所有参战各邦都为之筋疲力尽。波斯帝国渔翁得利，不仅取得了小亚细亚，而且收斯巴达为其爪牙。停战数年之后，地处雅典北方的底比斯于公元前370年组织底比斯联盟，崛起为新的霸主。底比斯的霸权更为短暂。公元前362年，雅典与斯巴达联军击败了新兴的底比斯。此后的希腊历史，即有待更北方的马其顿王国取得整个希腊。马其顿并不是希腊的城邦，其政治是由部落酋邦演化为王权的领土国家。以文化而言，马其顿也只是希腊文化的边缘分子。雅典、斯巴达与底比斯的自相残杀，终于毁灭了城邦体制，终结了希腊城邦的时代。
以上叙述了希腊政治体制的发展过程，以下则是中国历史中可与希腊发展形态相对比的讨论。
世界各地的历史，城邦出现的例子颇不在少数。两河流域的东南部，首有世界最早的城邦出现。印度河流域若干可能是城邦的单位，也曾与更多的部落酋邦共存。汉代开西域，中亚首有若干城邦式的居国，也与部落式的行国同存在。当然，这些中亚的居国，可能因亚历山大时代的大扩张而受古希腊文化的影响。至于欧洲中古时代的自由城市则与古代的城邦的性质有很大的差别，不必在此讨论。
中国古代是否有过城邦，至今仍是聚论未决的问题。主张中国曾有过城邦体制的学者，大致都以春秋时代的“国”当作城邦看待;也有人认为春秋时代的“国”，虽已不是城邦，但仍保留了城邦性质的若干痕迹。这两种看法的主要论据建立于以下几点：第一，古代的“国”即是一个都城。城市具有防卫的城墙，入“国”，即是进入都城。第二，“国人”与郊外的“野人”不同。前者是国中的“公民”，而后者则不在该国的管辖范围之内。第三，“国人”对于国之大事，有一定的发言权，例如征伐、迁移、君主的继承等重要事项，国君都应询问“国人”的意见。“国人”与“野人”之间，身份完全不同。孟子以其所知的古代赋税制度，说明井田的劳役地租不行于郊野，“野人”只负担个人申报的什一税。大约是战国时代作品的《周礼》，更将国中乡遂郊野，划分为两个不同的行政系统以及生产系统。
这些零散的史料看来，中国古代的“国”，确有一批可说是以“国”为单位的共同体成员。不过，中国周代的“国人”，终究不是希腊城邦的公民;中国周代封建制度中的列国，也终究不是希腊城邦那样的共同体。周代的封建，是一种控制人口与资源的层级组织。周代以少数人口征服了中原以及今日华北的主要地区，经过“三监之乱”，不能不“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因此，周代建立的封建列邦具有分戍驻防的性质。几种不同史料提到的分封情况，基本上都一致。《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的记载与1976年在陕西出土的墙盘铭文中，都将封建亲戚之事系于成康之世，虽然周初封三监及齐鲁大国之后，还有第二次大规模的分封。《左传》定公四年，提到鲁卫与唐(后世的晋)三大诸侯，三国都个别的分列若干重要的礼器(如车、旗、弓、剑、玉器……)，若干专业的职工(如祝宗卜史、职官五正)，若干族群的殷人，其中有些似是有专门技术的工匠，如陶氏、繁氏，而这些族群仍保持原来的宗族组织。同时，这三位重要的诸侯都有指定的封地，所谓少之皋之虞、殷虚、夏虞，以及奉命参杂周人法律与当地的传统，治理当地的原来居民，例如“商奄之民”。类似记载，也见于其他史料。《诗经·大雅》的《崧高》与《韩奕》两篇，分别说到申伯与韩侯的受封，其内容也包括诸侯带去的人众以及赏赐的礼物，在指定的封地治理当地的原居族群。申伯的立国曾由“召伯是营”，韩侯的立国曾有“燕师所完”，则召伯的人众与燕师，也是诸侯自有人众以外的周人队伍。申伯管理的南邦原有“谢人”，韩侯继承的北国原来也“因时百蛮”。20世纪50年代出土的矢簋，叙述虎侯移封于宜，受赐若干礼器及弓矢以及若干人众，包括在宜的王人、奠(郑)人与宜地的夫与庶人;在宜地的领土，则包括“邑州又五”与可能指灌溉系统的“厥川三百”。人众的前两类，相当于带去的族群，后两类当是宜地的服役人口。另一件成康时的大盂鼎，其铭文记载盂受命乃祖南公的职务。盂受封赏的项目，包括衣服车马服饰以及邦嗣，人鬲自驭以至庶人六百多夫、夷嗣王臣以及人鬲一千又五十夫。盂所得人众的分配，似是盂地的服役人口，相当于宜侯“在宜王人”那一类的夷嗣王臣及其附属的人众。
由上述不同性质的史料得知，周代的封国虽有都邑与封地，但诸侯立国的主要内容则是取得附属的人众，其中包括周人自己的人众、分属的殷人族群或其他辅属的族群(所谓“附庸陪敦”)以及当地的服役人口。古代的赐“姓”不是姓氏的符号，而是成族的姓氏族群。封建的命氏，则是由原来的族属分裂为独立的次级族群。这是族群繁衍分裂的过程，与希腊殖民地的新城邦有其相似处，也有不同处。类似者：希腊的殖民地已脱离宗邦，另成单位;相异处：周代的新单位，不论是建国与命氏，均为封建与宗法系统之中，属于原有体系的层级单元。
至于这些封国与其国土的关系，也与今日政治学上“国土”的定义不甚相同。诚然，每一个封国必有其领土，否则那些人众将无所托。不过，周代的封国并非固着于一地，上文所述虎侯徙封于宜，即是此类之例，其实多不胜数!一个封国迁徙，其所因袭的“因国”即有改变，领有土著的人民也已不是原有的族群。大致一个封国，真正属于封君的人众，是那些配属于封君的“王人”、“王臣”等类;这些人即是本文前面所说的“国人”。孔子所说，先进于礼乐的是“野人”，后进者是“君子”，则野人的相对者是“君子”，亦即与封主同一阶层的贵族“君主的孩子”!贵族自可为统治集团共同体的成员，却与希腊城邦中的公民不同。
周代封建诸侯的封国，有都邑，有人众;周代以前，商代也有邑，有族。再往古代推溯，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城市遗址，大抵不很广大，不外有些城墙。单凭这些遗址，难以推测有无城邦式的城邑。在文献资料中，则殊未见有以城邑为中心的大型政治与经济的共同体。如以周代的封国言之，其所因袭的“因国”，也尚未有可以明白讨论的城邦。新石器时代，中国有不少农耕聚落;文献中也有不少所谓“某某氏之虚”的地名。然而，中国古代的共同体似是以“姓”与“氏”为标志的族群，甚至隐含血缘意义的族群。夏代可能已有国家的组织，商代肯定已有之;但是，遍地均有的“国”，当是周代分封制度之下，由上而下，由周人的武力驻防各地，重新编组人口，凝聚为诸侯的“国”。
这一程序，与希腊的程序不同。希腊的城邦大致是一个地区之内，若干村落集合而为政治与经济的共同体。那是由下而上的凝聚过程。周代的诸侯之下，还有再由诸侯分封的卿大夫，如晋之三桓，郑之七穆，无不命氏立家。此处的“家”，不是家庭，而是另一层次的封建次级单元。整个周代的封建网是一个层级结构，其中每一层级，均是上一级授民授土，取得其主权。每一级的主权其实都不是完整的。完整的主权在理论上，只有周天子有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政治结构，与希腊的城邦主体完全不同。
再以希腊联盟制度与中国春秋时代的霸主制度相比。上文已经提过，雅典曾领导底洛斯联盟，团结希腊诸邦，抵抗波斯帝国的侵略。嗣后，斯巴达、底比斯等也组织其联盟，控制了希腊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联盟逐渐演化，都渐成为其领袖城邦的工具和近于领土国家的政治单位。最后统一希腊的国家——马其顿，则未尝经历这一演化过程，即径由王权领导的领土国家迅速扩张，成为庞大的帝国。
春秋时代，周室东迁，王纲解纽，封建体制一变而为列国，霸主制度应运而起。正因王室权威已经凌夷，列国都尽力扩张，中原诸国壤土相接，不可能有多少扩张的空间。中原四周的各国，则以华夷杂处可以兼并不属于华夏系统的各种族群，既有攘夷的借口，又有扩张之实惠。东边的齐国是第一个霸权的国家，即以伐狄存卫，伐山戎救燕周，取得华夏列国的领导权，然后率中原诸侯伐南方新兴的楚国。齐桓公的霸业(前685—前643)，以保卫华夏体制为盟会的理由，盟誓则谆谆以维持华夏体制的秩序为言。九会诸侯，均以盟会的方式，还没有明白地确立霸主制度，也没有延续到第二代。此后宋襄公的霸业并未成功。秦晋在西方与北方各自力求扩张，也不过在局部地区建立了领导权。
真正的霸主制度由晋文公建立。晋文公也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团结中原诸国，遏制南方楚国北上发展。晋国领导的中原与南方集团对抗，战场上各有胜负，而晋国的霸权则经历八世，由晋文公至晋平公，维持了百年之久(前636—前532)。列国有定期的朝聘会盟，各国之间有所争执，盟主可以裁决曲直是非，若有战争，各国会师戍守。盟主可以向各国要求派遣师旅，组成联军;诸侯列国也以贡币输纳于盟主。分派的军力，以国家的等级与实力，有一定数字的兵车;贡赋多寡，也有相应的配额。这些贡赋逐渐成为参加盟会诸国的负担，不仅贡赋本身的价值不菲，甚至输纳运送的费用也相当沉重。晋国的霸权之外，南方楚国也有其与国，则更是等于楚的属邦了。同时，齐秦各在其邻近地区，团结与国，实为西方与东方的次级霸主。公元前546年，宋国向戌发起弭兵。晋楚的与国都向对方的盟主朝聘，齐秦也仍旧拥有其各自的与国。这次弭兵之议，事实上确认了四个霸主的势力范围，也建立了四个势力范围和平共存的模式。此后，吴越代楚而为南方盟主，晋分三家，田氏取齐，秦有三世之乱：春秋遂一变而为战国。
春秋时代的霸主制度，与希腊的联盟发展的过程颇为相像：都是在抵抗外乱的口号下，同一文化圈的列国在一个较为强大的国家领导下团结为联盟;同时，霸主也都因此逐渐巩固领导权，将临时性的分摊兵力与贡赋逐渐制度化为长久的义务与负担。这一过程，实是列邦体制走向“帝国”的凝聚过程。中国古代与希腊古代，都有个分崩离析的列邦体制，只是希腊从未经过统一，中国则是周室封建制度崩解之后的局面。霸主与联盟都是收拾分崩离析的中间步骤。凝聚过程不仅发生于政治权力的渐趋统一，同时也意味着各地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因应凝聚过程的开展渐由交流而终于同化。希腊各邦若未经这一联盟之间的竞争，马其顿将不能那么容易完成希腊统一。霸主制度也不仅使华夏诸国的文化差距减少，甚至经此交往，同化了楚国与吴越，扩大了华夏文化圈的范围。春秋以后，战国时代虽然征伐不已，七强之间几乎已无复华夏蛮夷的区别。最后，秦统一天下，不仅因其武力的征伐，更因孟子所谓“天下定于一”的观念，已为统一奠定了基础。
本文从城邦与霸主两项，讨论中国与希腊之间发展的异同。希腊城邦是由小地区的生活共同体发展而为政治单位。希腊在城邦时代，只有文化归属的认同，未曾有过政治上的统一;于是，虽然联盟制度是为了抵抗波斯而生，却为希腊的统一发挥了中间阶段的凝聚作用。中国的封建诸侯虽以城邑为中心，其“国人”实系“驻防”的成员，不同于希腊的公民。更须注意者，中国封建制度下的列国，在西周时并无完整的主权。国室东迁，虽然各国已实质上拥有自主的权力，在名分上仍是周室封建的一部分。霸主如齐桓晋文，也必须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凝聚已经分散的华夏诸国，尊王仍是政权合法性的依据，攘夷则是文化的认同。霸主制度经过晋侯累世经营，已不是临时的组合，而演化为相当明确的政治权力中心。春秋一变而为战国，诸国内部权力及政府组织的重组，实系霸主制度的第二步发展。中国与希腊的列邦制度，经联盟霸主之制度，遂能逐步将其文化圈凝聚，终于扩散而及于各自古代世界。再下一步，希腊世界有地中海希腊化的时代，中国则有战国的华夏世界，遂致各自发展为罗马的普世秩序与秦汉的普世秩序。
在专制的社会里，封建的伦理纲常往往被臣民们奉为至高无上的圭臬。即所谓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天下是一个人的天下，臣民们只是绝对服从的奴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容不得臣民一丝一毫的漠然神情。不给你阳光，那是天经地义的事；给了你阳光，你也不要随便灿烂；给了你阳光，你却不肯领情，拒绝签收，那你就是大逆不道。要是皇帝真这么想，那你离地狱之门就仅一步之遥了。 但是，无论怎样的高压政治下，总有极少数不怕死的书呆子，用自己硬挺的脖颈，对搏着皇权的锋刀利刃。譬如庄子，屈原，司马迁，杜甫，韩愈，方孝儒等。晋代的李密也是其中的一员。 公元265年，晋武帝请李密出来做官，先拜郎中，后除洗马。即《陈情表》一文中说“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李密却“辞不就职”，且特获恩准。不仅如此，“晋武览表，嘉其诚款，赐奴婢二人，使郡县供祖母膳”。不但没杀头，连板子也没打，还给以通报表扬，且发了奖金（活人两个并补发祖母养老保险金）。真是咄咄怪事，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若按常规的思维，皇上看上了一个人，那是你家祖宗八代修来的福，竟然还敢说“不”字！你是不是乐傻啦？你有几条小命陪着玩？话到如此，我们不竟要问，李密何以要对晋武帝说“不”呢？究其根由，无外乎有以下几点： 其一，有一个思想的问题。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李密对新朝心存疑虑。司马氏是在对曹魏的无情杀灭中获取政权的，对异己的势力，他们从来都不会心慈手软。这还不够，他们还对那些拒不合作的酸腐文人加以杀戮。历史上的魏晋交替时期，一度成为中国封建史上最为黑暗的强权统治时期。白色恐怖，血雨腥风，暗无天日。嵇康、吕安等一批名士惨遭毒手，阮籍、向秀等噤若寒蝉，如履薄冰，而这一切，作为敌对国家的臣子李密，是不会不有所耳闻的，也不会不心存恐惧的。因此，身为蜀汉旧臣的他，就不能不考虑自己出来做官的后果。李密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文人，特殊的身世，又让他把功名利禄看得很淡。从后来他在西晋为官的经历和个人的言行来看，他对当时朝廷的心思和自身的弱点都估摸了很透。李密给老祖母送终以后，到洛阳做太子洗马，后外调做温县令，很讨厌手下的一名官员，就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结果这位手下将他的话告诉了组织部。后来，李密想到洛阳做京官，朝中无人援引，改升为汉中太守，心里老大不高兴。就在一首诗里怪话牢骚道：官中无人，不如归田。结果是“武帝急之，于是都官从事奏免密官“。从这些内容上看，李密实际上不是一个做大官的料，本事是有，韬晦不够。而他自身的一些弱点，他也绝对不会不了然。所以，如果贸然应允，将来官做不成不大要紧，搭上一条命就太不值得了。那么，如果不应允呢？后果可能会更严重：不买皇上的帐，找死的就肯定不是自己一个人了，那是要灭九族的。所以，细细的分析中国古代的历史，你会得出一个令人忧心的结果：有时，皇上抛给你橄榄枝，你千万别太高兴，说不定什么时候，它会变成一支毒箭，见血封喉！ 其次，是一个情感的问题，李密心念旧恩。大凡至孝之人，必然大忠。出身悲苦的李密，一路走来，其艰难可想而知，但在成年之后，不但能自立门户，且在蜀汉朝中为官。要是放低了标准看，李密是想得到的都得到了，不想得到的也得到不少，你想想，这蜀汉朝对他的恩情不是深似海，重如山吗？一时半会，他能忘怀吗？就是退一步说，能释怀，也不能放手得太快，否则，这外界怎么看你呢？况且李密决不是薄情寡义之人。从以上分析看，李密实际上也想为有恩于他的蜀汉朝做一种坚持，这也符合他的性格和为人。甚至，他还对晋灭蜀汉有点不服气，认为后主刘禅是一个“可以齐桓”的人物。“后刘终，服阕，复以洗马征至洛。司空张华问之曰：‘安乐公何如？’密曰：‘可次齐桓。’华问其故，对曰；‘齐桓得管仲而霸，用竖刁而虫流。安乐公得诸葛亮而抗魏，任黄皓而丧国，是知成败一也。”（《晋书 李密传》） 第三，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李密确实存在一个供养祖母的头等大事。在李密的人生中，祖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此言不虚。李密“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其后的岁月，体弱多病的他，与祖母相依为命，“零丁孤苦，至于成立”。这种养育之恩，实质是再造之恩。现而今，祖母老了，“夙婴疾病，常在床褥”。我不能丢下老人家不管。至于后文说的祖母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可能有点夸大其辞，但应该基本符合事实，不管怎么说，老祖母要人照顾。请保姆当然不成问题，但至孝的李密是不会放心的；带到洛阳吧，一来老祖母年事已高，经受不了路途劳顿；二来，故土难离，叶落归根是自然之理，人之常情，可让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到处颠沛流离，于理不顺，于情不合，于心何忍？再说，祖母当年对己的隆恩，今日不亲侍汤药，总觉得不合孝悌之道。因而，思虑再三，还是待祖母百年之后，再为朝廷尽忠。 此外，可能还有诸多其它的因素，譬如：拉拉架子，以求抬高自己身价；对官场厌倦，实在不想为官等。都只是猜测，不太能站住脚，在此也不想劳神费思。
《吕氏春秋》卷14孝行览6慎人诗解1天时自慎自贤待时
题文诗：
功名大立,天时至也,以为是故,不慎其人,
以待天时,不可不慎舜时遇尧,耕於历山,
陶於河滨,钓於雷泽,天下悦之,秀士从之,
人至慎也禹时遇舜,周於天下,以求贤者,
事利黔首,水潦川泽,湛滞壅塞,可通尽为,
人力为也汤时遇桀,武时遇纣汤武修身,
积善为义,忧苦於民,人情真也舜之耕渔,
其贤不肖,与夫子同其未遇时,以其徒属,
堀地种谷,取水之利,编制蒲苇,结罘织网,
手足胼胝,然後免於,冻馁之患,不得不为
其遇时也,登为天子,贤士归之,万民誉之,
丈夫女子,振振殷殷,无不戴说舜自为诗: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尽有非有,贤非加也;尽无非无,贤非损也
时使然也,真情所致百里奚之,未遇时也,
亡虢虏晋,饭牛於秦,鬻五羊皮,以公孙枝 ,
得而悦之,献诸缪公,三请属事缪公之曰:
买之羊皮,而属事焉,为天下笑公孙枝曰:
信贤任之,君之明也;让贤下之,臣之忠也
君为明君,臣为忠臣君之信贤,境内将服,
敌国且畏,谁暇笑哉公遂用之,不得不用
慎人1原文 六曰：功名大立，天也。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夫舜遇尧，天也。舜耕於历山，陶於河滨，钓於雷泽，天下说之，秀士从之，人也。夫禹遇舜，天也。禹周於天下，以求贤者，事利黔首，水潦川泽之湛滞壅塞可通者，禹尽为之，人也。夫汤遇桀，武遇纣，天也。汤、武修身积善为义，以忧苦於民，人也。舜之耕渔，其贤不肖与为夫子同。其未遇时也，以其徒属堀地财，取水利，编蒲苇，结罘网，手足胼胝不居，然後免於冻馁之患。
其遇时也，登为天子，贤士归之，万民誉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无不戴说。舜自为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见尽有之也。尽有之，贤非加也；尽无之，贤非损也。时使然也。百里奚之未遇时也，亡虢而虏晋，饭牛於秦，传鬻以五羊之皮。公孙枝得而说之，献诸缪公，三日，请属事焉。缪公曰：“买之五羊之皮而属事焉，无乃天下笑乎？”公孙枝对曰：“信贤而任之，君之明也；让贤而下之，臣之忠也。君为明君，臣为忠臣。彼信贤，境内将服，敌国且畏，夫谁暇笑哉？” 缪公遂用之。
译文 能显赫地建立功名，靠的是天意。因为这个缘故，就不慎重地对持人为的努力，是不行的。舜遇到尧那样的明君，是天意。舜在历山种地，在黄河边制作陶器，在雷泽钓鱼，天下人很喜欢他，杰出的人士都跟随着他，这是人为努力的结果。禹遇到舜那样的明君，是天意。禹周游天下以便寻求贤德之人，做对百姓有利的事情。那些淤积阻塞的积水河流湖泊，凡是可以疏通的，禹全都疏通了。这些就是人为的努力。汤遇上桀那样的暴君，武王遇上封那样的暴君，是天意。汤、武王修养自身品德，积善行义，为百姓忧虑劳苦，这是人为的努力。舜种地捕鱼的时候，他的贤与不肖的情况同当夫子时是一样的。他在没有遇到有利时机的时侯，带领自己的下属种五谷，捕鱼鳖，编蒲苇，织鱼网，手和脚磨出茧子都不休息，然后才免于冻饿之苦。
他在遇到有利时机的时侯，即位当了天子，贤德的人全归附他，所有的人都赞誉他，男男女女都非常高兴，没有不爱戴喜欢他的。舜亲自做诗道：“普天之下尽归依，无处不是王的土地，四海之内皆归顺，无不是王的臣民。”用以表明自己全都占有了。全都占有了，他的贤德并没有增加，全都没有占有，他的贤德并没有减损。这是时机的有无使他这样的。
百里奚没有遇到有利时机的时候，从虞国逃出，被晋国俘虏，后在秦国喂牛，以五张羊皮的价格被转卖。公孙枝得到百里奚以后很喜欢他，把他推荐给秦穆公，过了三天，请求委任他官职。穆公说：“用五张羊皮买了他来却委任他官职，恐怕要被天下耻笑吧！”公孙枝回答说，“信征贤人而任用他，这是君主的英明，让位爷贤人而自己甘居贤人之下，这是臣子的忠诚。君主是英明的君主，臣子是忠诚的臣子。他如果真的贤德，国内都将顺服，敌国都将是惧，谁还会有闲暇耻笑呢”穆公于是就任用了百里奚。
中国社会是有封建社会的。当然，如果说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真正的封建社会只有西周和东周前半部分（春秋时期）。
首先来看什么是封建社会的准确定义，我这里不说的定义了，简单来说，中国的对封建社会的定义就是“封土建国”（这也是“封建”一词的由来），西方对封建社会的定义是土地与爵位的分配和再分配（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从这两个定义看，在中国，只有东西周符合这两个标准，即狭义的封建社会。我总结了一下特点：
1、侍奉共主（周天子）
2、领主有等级（公、侯、伯、子、男）
3、领主有封地（晋国、齐国、秦国等）
4、共主对封地无管辖权，领主对封地有独立司法、军事、行政、税收、外交权
5、领主可以对封地进行再分封（天子有天下，诸侯封土建国，大夫建家，士建田[天下、国、家、田都是领土单位]）
因此，只有东西周符合这些标准。
秦朝以后，基本上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有土地都是君主的，君主是全国的大地主。已经不是标准的封建社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