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学过历史的人是都听过的，这是后人给他在位时做出的功绩，营造的局面起的名字。但是后来也有人说“贞观之治”是利于当世，祸于后世的，这是因为李世民在位的时候实行的一些政策留下的弊病，比如将官自筹军饷。唐朝在我国历史上是一
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学过历史的人是都听过的，这是后人给他在位时做出的功绩，营造的局面起的名字。但是后来也有人说“贞观之治”是利于当世，祸于后世的，这是因为李世民在位的时候实行的一些政策留下的弊病，比如将官自筹军饷。
唐朝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辉煌开放的王朝，“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我们都耳熟能详。但是，无论是怎样繁荣的时期它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或多或少都会有些不足之处。唐朝走向衰败是从安史之乱开始的，了解一下安史之乱及以后唐朝走向衰弱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藩镇割据。
而这造成很大后果的藩镇割据源头就在李世民在位时期。因为藩镇之所以能够成为了藩镇，就是因为李世民时期将官同时拥有募兵权和自筹军饷的权利。这在现在听起来挺夸张的吧，但是更夸张的是，当时除了军队是这样，还有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是通过中央的开放政策来自己解决衙门的开支，以及自己的收入。
在这种开放的财政形式之下，好的方面是唐朝的经济很开放、活跃，造就了一个开放的盛唐，但是对统治者来说不好的方面是，中央集权也在渐渐的动摇，藩镇割据的祸根从此就埋下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贞观之治”其实讲的是民间经济发达，老百姓手上比较有钱，而中央的财政却并不是那么好的，甚至可以说是比较缺钱的，这也是为后世的统治局面买下了不稳定因素。而后世若是朝廷不能安稳，老百姓又怎么安稳得了呢。
从此，皇权至上，奴性贻害至今。
明朝处于向立宪制转型期，内阁能制约皇权。官员敢骂皇帝，大臣重视气节、名节，人文精神兴起，黄宗羲的《原君》能公开发表，盐论开放，所以才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悬赏这么多分，给你发些文章题目站内信吧，这里发不出。
由民本主义倒退为奴才哲学
一道闪电
晚明士大夫主张民本主义，要求天下为公
晚明的士大夫要求天下为公，不以一己之私来掩天下。在立太子的事件中，坚持己见，认定立太子是事关天下的大事，要争国本，这事不能由皇帝一人作主，经过长达二十年的斗争迫使万历皇帝改变初衷。
东林党首领顾宪成上奏万历皇帝时，这样写道：“夫为天下之主者，未有不以天下为心者也。”东林党主张天下非皇帝之私也，不可以以一己之私而掩天下，要“天下为公”。
万历十四年朝廷对策时，顾允成针对皇太子册立问题直言不讳指出：“皇太子国之本也，忠言嘉谟国之辅也，两者天下公也。郑贵妃即奉侍勤劳，以视天下犹皇上一己之私也，以一己而掩天下，亦以偏矣”(高攀龙《高子遗书》)。万历二十一年再次上疏：“昔人有言：天下事非一家私事。盖言公也。况以宗庙社稷之计，岂可付之一人之手乎”。
知县樊玉衡上疏：“皇上牵于皇贵妃体貌难处之故，优游隐忍，甘以宗社为戏，不知天下者非我皇上皇贵妃之天下。”万历要求延期册立太子，首辅沈一贯竟然将皇帝的圣喻奉还。
万历皇帝为废立太子一事前后和群臣争执了二十年，所有的文臣都不妥协，万历皇帝只好认输。
（读了万历三大案特别是东宫之争可以看到：现在的文史界把满清和明皇帝作对比，这是不公平的，从万历三大案看出，明代的皇权制度和指导思想和满清根本不同。明代主要是内阁制，文官制，而满清则是极端的君主专制，皇帝随心所欲，不受限制。）
万历年间还有封建社会奇怪的现象，大臣以大骂皇帝为荣，详见“万历年间骂皇帝”。以上樊玉衡的上疏，言语之间竟然还敢藐视皇帝和皇贵妃的尊严。万历年间有关册立太子还发生了三次离奇的案件，俗称“万历三大案”。
以《妖书案》为例，开始时的确有人用《闺范图》，篡改为《闺范图说跋》，明里暗里诽谤郑贵妃，说她图谋改立太子。事关皇室名誉，但是万历仅仅处分了两名官吏，还说不必深办，这在今天也不过如此，甚至可能被投入大狱，而在满清简直不可想象。
妖书再发是万历三十一年，有人用洒传单的形式，大骂郑贵妃和万历试图改立太子事，上次没有追究，这次变本加厉，并且假托阁臣朱庚，十分卑劣。
这类事情极端蔑视了皇家威严，但是三大案，万历皇帝一律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解决办法，到是一些大臣拼命想把事情搞大。明清两代皇室作风大不一样。
明末“民本主义”思想已经成为传统，也成为统治者的主流意识。因此才有崇祯皇帝多次发“罪己诏”，在下的诏书中宣称“天下为公”。（倪元璐在奏疏中，引用崇祯的圣旨有：分别门户，已非治征”、“化异为同”、“天下为公”。）。崇祯皇帝在走头无路，自杀时留下的遗言是：“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在明亡后，明末思想家对君权的性质有了深刻的认识。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叙论》说“天下非一姓之私也”，君权“可禅、可继、可革”。黄宗羲说：“天下为主，君为客”，臣下“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明末是“民本主义”思想在中国古代最后的也是最高的一次高潮。 “行先知后”，理论是从实践中来，又去指导实践。
黄宗羲等人的民本主义思想不是凭空而来，是考察了明末政治的现状做的总结。晚明皇帝的权利已经受到很大的制约，皇帝的无限制的享乐、为所欲为也受到了限制。万历时期“争国本”以大臣们胜利告终，滥骂皇帝竟然不受严惩，由此必然让人对于君权神圣产生怀疑和动摇，自然思考君权到底应该是怎样的？自古以来君权是否就应该是至高无上的？黄宗羲引古代三代的例子就是在为君权正名、正名分，按三代的标准，现在的皇帝仍然远远达不到标准。
明末士人结社干预朝政
复社人称小东林：张溥等人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儒生，形成了社会运动，并且干预朝政，还把当朝首辅薛国观赶下台。
《复社姓氏录》有2025人。凡是东林的后裔都支持复社，凡是逆党的后裔都反对复社。明季四公子帽辟疆、方以智、候方域、陈定生都是复社成员。
结社分三个时期
1、嘉靖道万历初年的社集以文会友，社集的萌芽时期。
2 崇祯年间社局，由诗文结合而变为政治运动。
3 弘光以后，由政治运动而变为社会革命运动。
结社有文社，有诗社，大江南北到处结社。士女们也要结社。诗酒文社，提倡风雅，动辄千人。当清兵南下时，这群士子由诗酒之逸情，一变为杀敌灭仇的壮举，死的死，亡的亡。有志青年大半为国牺牲了性命。（参见《明清之际的党社运动考》）。
明末实现了舆论自由，明末统治者受制于舆情
明朝号称以德治国，到了晚明，更加重视舆情，皇帝虽然可以罗织各种罪名擅杀大臣，但是不得不和大臣合作，没有大臣的支持，不能做任何事情，而大臣已经形成文官体制，自有章法。万历废立太子的企图被迫放弃，矿监被迫撤回就是舆情的影响力。《妖书案》发，郑贵妃无奈只能上书自辩，到南明时大权就直接转到大臣手上。
大臣们尤其是首辅更是重视来自各方面的舆论，一旦有舆论攻击，只好向皇帝递交辞呈，当时的复社就能赶跑首辅薛国观。明朝的舆情来自官方和民间，特别是复社等民间组织势力很大，上通朝臣下达百姓。俨然以在野党自居。明代舆论的方式主要还不在于集会，当时利玛窦神父就发现中国人喜欢读书，一本印刷品远远比布道授课作用大。而且这类小册子流传非常快，士大夫茶余饭后手不释卷，很快就能形成舆情。可见当时的印刷业也是非常发达的，这为社会新思想传播提供条件，这是启蒙时代的特点。西方的文艺复兴在中国出现不会是梦想，资产阶级壮大了自然能影响舆情。之后的出现改良运动也并非不可能。
这类事情在满清是不可能发生的，在满清皇帝眼里，天下除了奴隶就是奴才。谁敢管我家的私事。
满清政权出于民族压迫，在君臣关系上把君主抬高到极端。雍正在《大义觉迷录》说：“人生天地间最重者莫如伦常，君臣为五伦之首，较父子尤重。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且天命之以为君，而乃怀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诛殛者乎？”
雍正这么骂吕留良：“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吕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孙者数十年，乃不知大一统之义，”很明显满清把明代以来的主流的“民本思想”变为“君本专制”。他说：“天下都是俺大清的，一草一木都是姓爱心觉罗的，你们这群奴才到哪儿去都逃不出我大清的手心，吃的用的都是我大清的恩惠。他（吕留良）敢反对俺大清，这是忘恩负义！”。
这里雍正还歪曲了“大一统”观念，把“大一统”扭曲成“天下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大清的恩惠，你们只要活着就要感恩带德。”。雍正自己写的对联是：“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君主专制达到了顶峰。
当满清的“剃发令”引起朝廷广泛争议时，有个叫孙之獬的上奏，对“剃发令”发表看法，他认为如果一旦不实行，那就是“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之从陛下也”。于是满清政权下了决心，残酷执行“剃发令”，满清统治者之所以实行野蛮的“剃发令”，和他们落后的奴隶主思想不无关系。他们要的是奴才和奴隶而不是要人。
自古以来传统的儒家思想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利之也。”满清如此暴政和中华传统是根本对立的，诚如孟子所言，是之为“独夫”也，所以顾炎武说“古人讲有亡国者，有亡天下者，率兽食人，亡天下也。”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剃发令”强制执行终于使中国人恍然大悟，这不是亡国而是亡天下啊，这不仅是民族压迫而是社会大倒退啊，我们不是在保大明而是保文明啊，原先不保腐朽的南明政权的，已经投降的，纷纷揭竿而起。外国传教士都奇怪，平常如此懦弱的中国人为何变得如此勇敢。
可见某些人把为明朝抵抗满清而战斗的英雄比作为朱明王朝殉葬是多么的无知和卑劣。
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中说：“许多中国历史学家认为，由于中国长期的皇权专制及缺少法治和个人自治传统，因此不可能有市民社会存在。此种观点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道理，但它却忽略了一系列复杂因素，如制约国家权利无限扩张的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等，这些都使上述历史决定论的观念很难成立。……还有大量的中、日文以及西方的文献，认为士大夫阶层的文化独立于国家而自治。
一般认为，有一种士大夫阶层自治及异端的儒家传统，此种传统在17世纪明清之交的转折时期发展得最为充分。尽管这并不等同于西方的自由主义，但正如杰罗密·格瑞达所指出的，这是“尝试的开端，此尝试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期与汉代所建立的使儒家理想服务于皇权野心的漠视决裂时为止”
所以我认为：儒家思想并非天然要和皇权合作。所以满清皇权选择了最有利于其统治的理学。非但如此还把持了儒学的解释权，实现了皇权和教权的统一，把儒学变为奴儒。
对此清末思想界谭嗣同说：“然而有知辽金元之罪浮於前此之君主者乎？……为盗憎主人之计，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繁拜跪之仪以挫其气节，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书之禁以缄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且即挟此土所崇之孔教为缘饰史传，以愚其人而为藏身之固！悲夫悲夫！王道圣教典章文物之亡也……”（《仁学》）于是乎，在满清奴化下“夫上既以奴虏待民，则民亦以奴虏自待”，“民力日苶,民智日卑,民德日薄”(严复《原强》)。
我个人认为啊。
宋朝被打败不可避免，当时蒙古人处于极盛时期，打宋之前，什么金国啊俄罗斯啊中亚阿拉伯全被打下来了，欧洲也打下一半，要不是大汗死了蒙古人都回去抢汗位，估计整个欧洲都会沦陷，埃及也会被打下来，因为当时蒙古人已经到了西奈半岛准备登陆非洲了。宋朝是唯一一个对抗蒙古坚持五六十年的国家，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别的国家都是一触即溃，而且宋朝还打死蒙古大汗，多牛逼。蒙古就失败过几次，一是打印度越南，因为太湿热，受不了回去了，二十打日本因为台风过不去，所以13世纪，蒙古人可以说只败给了自然，没败给过人。而且宋朝重文轻武，又因为地域关系，宋军没有马，步兵对骑兵，在古代就跟削西瓜似的啊。宋朝虽然失败了，但败得一点儿也不窝囊，南宋军民战到弹尽粮绝，十万军民跳海殉国，海水为之变色，这才是我们汉人的魂！
与之相比，明朝输给满洲是在窝囊。明朝是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被打败的，而且灭明的不是清，是李自成。明朝单对满洲或是单对李自成，都完全能打败他们，关宁防线就是满洲永远突不过的坎，而洪承畴可谓是李自成的克星，打李自成一打一个准儿。但历史没有假设，他俩同时出现，明朝想不忘都难啊。本来满洲人只是来抢劫的，没想到抢了个江山。后来蒋委员长不就吸取明亡的教训，“攘外必先安内”么，结果这话被骂成了老蒋卖国的证据，唉，历史都是由胜利者写的，将就着吧。
年羹尧的妹妹
历史上年羹尧的妹妹是敦肃皇贵妃，是病重而死的。
从她首次生育到去世，包揽雍正帝所有子嗣，其他后妃妻妾无人所出，是雍正最宠爱的妃子。雍正元年封为贵妃，地位却仅次于孝敬宪皇后乌拉那拉氏。而和她在藩邸并肩的另一位侧福晋李氏，入府比她早，年龄也比她大，却只封了齐妃。
从雍正在其生前死后的表现以及对她所生儿子福惠的喜爱，可以看出他对皇贵妃是很有感情的，并因皇贵妃的病而暂缓对年羹尧的处罚。皇贵妃死后仅仅一个月，年羹尧就被降罪，但年皇贵妃一样获得_葬泰陵的殊荣，皇贵妃父亲去世后也依一等公礼下葬。也就是说，年家除年羹尧这一脉获罪外，其余亲族并未受到任何牵连。
家族成员
年父年遐龄家始隶镶白旗汉军，雍正帝即位后，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至雍正元年二月册封年氏为贵妃之前，将年家及年氏一族在正白旗、镶白旗及正黄旗包衣佐领下家族成员一百七十余丁全体抬入镶黄旗。
雍正三年年羹尧获罪，除年羹尧雍正二年青海战场立功，其子年兴因此获封的世管佐领被撤销外，年氏全族仍隶镶黄旗。
年妃真实名字
年贵妃，名秋月封号是敦肃皇贵妃一等公、湖广巡抚年遐龄的女儿，年羹尧的妹妹敦肃皇贵妃，皇贵妃年氏，巡抚年遐龄的女儿，年羹尧的妹妹，雍正三年十一月，薨。三子，福宜、福惠、福沛，一女，皆殇。敦肃皇贵妃，年氏，一等公、湖广巡抚年遐龄的女儿，年羹尧的妹妹。康熙年间嫁入雍亲王府，为侧福晋。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十二日生皇四女，康熙五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生皇七子福宜，康熙六十年十月九日生皇八子福惠，雍正元年五月十日生皇九子福沛。从她首次生育直至她逝世的十一年间，雍正帝的子女无旁出。雍正帝登位，册为贵妃。雍正三年十一月，病重，晋封为皇贵妃。十一月二十三日，薨，谥号为敦肃皇贵妃。年氏是康熙末雍正初最受宠的妃子。年贵妃一生命运坎坷，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夭折了，而且死后仅仅一个月，年_尧就被降罪。
雍正煮了一个宫女
不是真事，这是步步惊心里的剧情。
玉檀是九阿哥的奸细，泄露了很多胤_的行踪。玉檀表面上与是若曦的好姐妹，实际上是九阿哥安排的若曦身边的奸细，玉檀小时候很家里穷，阿玛早死，额娘病重，弟妹没有东西吃，在街上乞讨的时候撞了九阿哥的马车被九阿哥给救了，玉檀感激九阿哥也很喜欢九阿哥。
九阿哥利用玉檀对他的感情把她安排进宫做眼线监视四爷，四爷多次警告无果，甚至杖刑死一个宫女警告玉檀，玉檀仍然给九阿哥传递消息，然后把玉檀活活蒸死了。
人物经历
玉檀幼时家贫，后得九阿哥相救，从此钟情于九阿哥。九阿哥送她进宫成为皇上身边的奉茶宫女，实际上是利用她作为自己在宫中的眼线。玉檀与女主角若曦一直姐妹相称，两人在宫中互相照顾，相依为命。
为了九阿哥，玉檀在宫中步步为营，后因身份被雍正发现而被处以蒸刑，但她仍然无怨无悔。临死前，玉檀命人转交给若曦一封自己用鲜血写成的书信，请求若曦照顾自己的家人。
年羹尧为什么不向雍正认错
年羹尧宁死不认错严重暴露了他政治情商低下的硬伤。他自持西北平叛的大功甚至对雍正的帝位有存亡继绝的作用，所以雍正不应该这么对待他。可惜他不了解帝王这种生物，冷酷无情。套用一句台词：小孩子才分对错，成人只看利弊。年羹尧既轴又犯矫情，这又不是谈对象或者兄弟间闹别扭。这涉及到帝王尊严，无论雍正对错他想让你死这就是结果。帝王已经习惯了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论条，那么年羹尧还想跟皇帝分辨一下是非曲直岂不是太天真吗？再说就年羹尧犯的这些错，即使放倒现代社会的职场也不会太受重用。
无论是在什么年代功高震主都不是一个好现象，所以该收着点才能有好下场。更别说封建社会的皇权时代了，所有妄图挑战皇权尊严的行为下场一定是悲惨的。年羹尧有大功劳不假；和雍正有多年的主仆情谊也不假；有妹妹年妃帮自己吹风也不假，但是这一切跟皇帝的尊严相比都一文不值。有情有义的帝王本来就属于稀有动物，更何况早就被年羹尧僭越、贪腐等毫无人臣之礼的行为气得火冒三丈的雍正了。
雍正继位从西北召回大将军王，年羹尧、雍正君臣共渡难关
雍正继位之初，第一件事就是以奔丧为名召回手握重兵的大将军王老十四回京。雍正也害怕老十四起兵造反，所以命令山西布政使李卫给西北大军的粮食从一月一给变成一天一给。在随时可以切断军粮的情况下，派图里琛带着圣旨去西北带回老十四胤_。在返程过程中为预防意外，还派年羹尧派三千绿营兵尾随。同时任命年羹尧担任抚远大将军，接替老十四负责西北平叛事务。
雍正即位之初千头万绪，他也想雷厉风行办几件大事。雍正也想让天下臣民和八爷党看看自己的作为。可惜天不佑人，头两脚就臭了：首开恩科就发生了科考舞弊案；自己下诏褒奖的天下第一巡抚诺敏弄虚作假，以欺骗的手段来填补藩库亏空。如果自己亲自任命的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再不能消灭叛军主力，那简直让天下臣民和八爷党看了天大的笑话甚至雍正的皇位都坐不稳。
为了平定西北叛乱，年羹尧调动20多万大军将青海团团围住但是依然没有找到叛军主力。为了维持西北大军的消耗，不说粮食就是饷银都需要20多万两。一个月700万两，这个巨大的消耗不但掏空了国库还逼得雍正不得不抄贪官的家不足军饷。这让天下怨声载道，面对巨大压力无论雍正和年羹尧都像坐在了火山堆上。一旦平叛有失内忧外患一起爆发，雍正和年羹尧都没有好果子吃。可以说年羹尧和雍正这对君臣需要共渡难关，无论如何要打赢这场仗。
年羹尧自私自利左右逢源的个性
年羹尧虽然在《雍正王朝》剧中是四王爷胤_的包衣奴才，但是并不像其他奴才那样对主子忠心耿耿。他要的是权力和地位，投机钻营的手段运用的炉火纯青。
第一次：在四王爷胤_江南筹款赈灾的时候，年羹尧就私自从杭州驻地来到江南。为的就是在赈灾过程中立功好留在北京，方便钻营升官。果然由于事情办得漂亮，年羹尧在老八的保举下被升职为四川提督。年羹尧去八爷府磕头感谢，虽然一句话没说但是从此二人有了交通的桥梁。说白点，年羹尧打算在主子胤_和八王爷胤_之间左右逢源、两头下注。
第二次：因办理百官行述案件，胤_和胤祥哥俩定计对于刘八女和任伯安先放后抓。年羹尧在办案途中还抽空去拜访随皇上南巡的上书房大臣张廷玉。结果张廷玉早就知道他的为人，奉劝了一句“希望您多一点仁心，少一点戾气。这不但是百姓的福分，也是你自己的福分。”但是年羹尧毫不放在心上，在江夏镇拿到当票后对全镇700多口人灭口。为的就是吞没刘八女世代积累的几百万两银子，但是都私吞了跟主子胤_一个字都没提。
第三次：四阿哥胤_和邬先生定计用大将军王和老十四交换陕甘总督的职位。明令下达后年羹尧还以为是老十四和老八起的作用，在没有告知胤_的情况下私自进京去八爷府拜谢。这惹恼了胤_，威胁要把年羹尧的陕甘总督的任命文书收回。年羹尧这才知道拜错了大神，道歉认错甚至帮胤_洗脚来弥补。
第四次：在西北平叛时，老九代表八爷党去拉拢年羹尧为以后举事准备。年羹尧的态度是既不拒绝，也不谈成的接受。收了九阿哥的银票，也没有给个准话。这是年羹尧一惯的作风，先看谁能获胜就投向那边。以自己手中20万大军为筹码，妄图在雍正和老八之间左右逢源。
有养寇自重嫌疑僭越毫无人臣之礼等挑战皇权的行为让雍正无法忍受
年羹尧只是一个抚远大将军，这是一个临时官衔没有具体品级。但是却因为西北平叛的需要，掌控了西北数省军政大权。根据雍正发出的上谕：“若有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之处，著边防办饷大臣及川陕、云南督抚提镇等，俱照年羹尧办理。”年羹尧突然之间掌控了如此大的权力，满足了他对权力的渴求。自己任命的官吏被称为年选；贪污数百万两军饷；私受蒙古小妾；发给督抚的文书称令谕等等。简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待遇。
为了长久的掌控权力，也许年羹尧真的生出了养寇自重的心思。因为罗卜藏丹津一日不灭，自己的权力就一日不减。天下的饷银和粮食就会源源不断，身兼数省军政大权也不会被收回。别看年羹尧很着急，其实他巴不得能多对峙一段时间。也许埋伏在百里之内法轮寺的叛军主力的粮草就来自年羹尧的中军行辕，否则怎么会每天消耗三万两银子这么大数目。可惜被邬思道点破，年羹尧无奈只能平定了叛军主力。
捷报传来，雍正给年羹尧信中所说的“你不但是大清的恩人，也是我的恩人”。这些话是雍正在如释重负的情况下，心神激荡所说。一般我们成年人都知道，这些话不能当真。一旦对方冷静下来，君臣礼法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可年羹尧就把这些当真了，可见轻伤的硬伤。
在年羹尧回京的时候，恼火的老八耍了心眼让百官跪迎。年羹尧虽然有点不知所措，但是依然没有下马。这么明显的僭越行为，也许在年羹尧看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接下来面对超规格的赏赐：赏穿四龙团龙袍、赏赐三眼花翎，加太子太傅衔，年羹尧都随手结果都没有跪接。也许雍正也不知道赏赐什么了，甚至说出“即使赏你一个王爷也不过分”的话来。这就更让志得意满的年羹尧觉得很多待遇就是应当应分的了。如果只是这些，也许年羹尧还罪不至死。但是接下来西北大将代表热的汗流浃背，雍正让大家卸甲凉快凉快。这些将军都看年羹尧的脸色，年羹尧居然没有意识到其中蕴含的巨大风险还舔着脸说“既然皇上让你们卸甲，就凉快凉快吧”。
雍正看到年羹尧居然把朝廷大军当成了私军，比当年的大将军王胤_做的还过分。这是任何帝王都不允许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无法翻脸。但是为接下来的清算埋下了伏笔。随话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雍正在明确表露出不满的情绪后大臣们纷纷落井下石弹劾年羹尧。所谓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就是这个意思。
年羹尧被一贬再贬，从陕甘总督、杭州将军最后成了一个看门的老卒。但是愤懑的年羹尧想不通为什么雍正这么对待自己，誓不低头整天穿着黄马褂晃来晃去。终于惹恼了雍正，在放牛娃的童谣声中被毒酒鸩杀。
乾隆到底最爱的女人是谁
乾隆的一生之中，有两个最爱的女人，富察皇后是大家都众所周知的，第二个就是容妃，相传在富察皇后去世之后，容妃成了乾隆第二个最爱的女人。
1914年一幅《香妃戎装像》出现在大家眼前，这幅画像中还有一个专门的附录，标题叫做香妃戎装像原附事略，里面说“香妃者，回部王妃也，美姿色，生而体有异香，不假熏沐，国人号之曰香妃”。
这一点有关专家在研究后一致公认，香妃就是容妃，在史料的记载中来看，乾隆年间，唯一来自回部和卓家族的容妃与传说中香妃的籍贯和族属完全相同，在清史稿《后妃传》当中，
容妃是新疆喀什人，喀什地处南疆，这里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花草肥美，瓜果香甜，这里的维吾尔族人家里几乎没有一丝空地，全部都种满了花草，容妃就从小在这里长大，从护肤、护发、沐浴、装扮用的全是纯天然的鲜花。
所以容妃全身充满香气也不奇怪了。容妃家族世代是新疆的贵族，在乾隆23年，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容妃一家因为平叛有功，进宫受封，容妃的哥哥把美丽聪慧的妹妹带到了京城，献给了乾隆，乾隆被容妃的美貌惊艳到了，当场就封了贵人。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既然家国都一体化了，那么皇帝就不应该再有什么私房钱，不应该私设小金库。道理虽然如此，但事实上在清朝以前，皇帝照样有独立于国家财政的小金库。说是小金库，其实并不小，里面的钱财可能比外朝国库的还要多。所以，皇帝的小金库并不是钱财少，只是私密而已。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传统，就是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很多时候还是分开的，皇家的归皇家，国家的归国家，不过，因为天下是私家的天下，皇帝免不了常常要把手伸到国库中，把国库的钱财窃取到皇家的小金库中。
先拿西汉来说，当时国家规定的田赋、14岁以上成年人的人头税、卖官鬻爵的收入、盐铁专卖的收入都归国家所有；而土贡、山泽园池的出产、关税酒税的收入，都归皇家所有。有意思的是，14岁以下未成年人的人头税，叫做口钱，每年23文，其中的20文归皇家，3文归国家。就是说，皇帝及其老婆孩子潇洒挥霍的费用中，有不少就来自3岁到14岁孩子的人头税。那么，小孩人头税对老百姓有多大的影响呢？
历史记载，大臣贡禹上奏皇帝说，有些人家因为交不起孩子的口钱，孩子一生下来就被掐死了。按理说，一个孩子一年23文钱好像并不多，至于把自己亲生的孩子活活掐死吗？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么简单，原来每个孩子每年23文只不过是上面的规定，而下面实行起来却成了一年中多次重复征收，再加上地方还有种种附加，数额早已经是规定的数倍。汉武帝把孩子的人头税从7岁提前到3岁，下面征收的时候，常常是孩子落地就要交税。因此，孩子人头税造成了民间大量的杀婴现象。可见汉朝皇帝的小金库，是如此的罪孽深重，血迹斑斑。
即便到了如此地步，历史上那个臭名昭著的汉灵帝还不满足，总是打创收的主意，于是，开了个大商铺，专门批发官帽，并毫不客气地把卖官鬻爵的收入划拉到自己的小金库里。为了让自己的官帽批发部生意红火，他专门在西园成立了一个官爵交易所之类的机构，和一些热衷于买官买爵的人讨价还价。一个叫崔烈的名门望族花500万钱买了个司徒，问儿子人们怎么看他买官的事，儿子实话实说：“论者嫌其铜臭。”卖官铜臭难闻，但是比起征收口钱而逼得穷人杀婴，好像还不算是最邪恶的。
此后的朝代，基本也就是这个样子。宋朝从开国皇帝赵匡胤开始，就专门设立了内库，名字叫做“封桩库”，即把每年节余的国家财政藏到这个库里面，初衷也是作为财政准备金，用来应付国家突发事件，但后来也变了性质，成为皇帝的小金库。当然，国家一旦遇到战争、灾荒之类大事的时候，大臣们总是念念叨叨想让皇帝破点财，拿出点小金库的私房钱度过难关，有时候就连主管财政的三司官员也会厚着脸皮跑去向皇帝借钱，皇帝虽然极不情愿，但也只好借钱给政府。虽然政府很讲诚信，总是能够把皇帝的私房钱按时归还，但就是这样皇帝也忍受不了这种形同勒逼的所谓借钱。真宗皇帝不得已就一面规定以后每年从小金库无偿给三司拨款60万，同时下诏“切诫三司，毋得复有假贷”，一面又恶狠狠地规定，“内藏库专副以下，不得将库管钱帛数供报及于外传说，犯者处斩”。因为有这样的家法，宋朝皇帝小金库到底有多少私藏，没有人知道。在宋高宗时期，坊间流传他的小金库每年占去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
宋朝的皇帝尽管很不情愿，有时还是会拿出小金库中的钱财资助政府。到了明朝，皇帝则反其道而行之，不再从自己的口袋里往外掏钱了，而是想方设法勒索政府，把国库的钱财弄到自己的口袋里去，内府动辄将国库数十万两银子挪到内库也成了最稀松不过的平常事，而最多的一次居然拿走了2400万两银子。在内忧外患面前，政府没有银钱支付军饷，而皇帝却“谕廷臣足国长策，不得请发内帑”。意思是说，大臣们要想出长久的解决办法，不要总打皇帝小金库的主意，皇帝也得过日子啊！
大臣们除了增加税收没有别的法子可想，就只好向老百姓加派征三饷：辽饷、剿饷、练饷。所谓“三饷”就是练兵、征讨东北后金以及征剿李自成的军费。“三饷”之外，还向大臣们摊派“助饷”。“三饷”和“助饷”惹得天怒人怨，更加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明王朝就在这种鸡飞狗跳的财政困境中垮台了。李自成入京后，发现崇祯皇帝小金库中财宝山积，多达到3700万两，于是组织数千骡马、上万的骑兵，浩浩荡荡地押运这些金银财宝回陕西老家。崇祯皇帝辛辛苦苦一场，不过替他人蓄积私藏而已。
到了清代，区分了“国家”财政和皇室“私家”财政，也就是说皇帝的“小金库”充公了，这也就结束了明代及明代以前的中国历代王朝皇室财政和国家财政没有区分的历史。皇帝的“小金库”充公了，当然这并没有影响到皇帝的日常开销。皇帝要花钱，随时可以向户部支取—只要户部还拿得出钱。这样户部在管理国家财政之外，又成了皇帝的私人财库。当一个皇帝花钱如流水，或者皇室人员太多而又奢靡浪费的时候，国家财政就要承受极大的压力，很容易变形乃至瘫痪，导致社会混乱。
皇帝个人乱花钱导致国家财政危机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但毕竟一个人的奢靡浪费还是有限的，而整个皇室却是个庞大的群体，又是利益必须保障的特殊集团，他们的耗费对国家财政的冲击尤为可怕。那些忧心天下的朝臣们对此也是毫无办法。毕竟连天下都是人家的，不就多弄些零花钱吗？可这零花钱有时候却大得惊人。
以明代皇室而论，在建国初期不过几十个人，而到了万历年代，人口已近20万。日益膨胀的皇族宗室人口，成为国家财政的最大包袱，也成为明代中晚期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早在万历之前的嘉靖时期，就已经有人把北虏、黄河、宗室看作社会的三大祸害。
按照明初的规定，藩王的禄米，亲王一年万石，但后来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只好降低支付标准。但即便如此，嘉靖时代宗室禄米仍达853万石，超过全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按照原先的设计，南方省份向北京提供400万石的漕米，北方省份向边境军队提供800万石的军粮。而宗室禄米居然超过了军粮，严重破坏了财政安全。连养皇室成员都成了问题，况天下乎？其重要表现是导致军饷无法正常发放、地方受灾无法救济，前者导致军队哗变，后者导致流民遍野。另一方面，官方为了保证财政安全又加重税费征收，这又导致农民反抗。财政问题引发社会不稳定，致使社会发展陷入恶性循环，最终病入膏肓，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明王朝在内外交困之下焉有不亡之理？
基于明代的教训，解决皇室财政，让其独立于国家财政之外，避免其对国家财政安全造成损害，是清代统治者要考虑的重大问题。清朝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成立了内务府，其职责就是用来专门管理皇室财政，与主管国家公共财政的户部分灶吃饭，各自保持相对的独立，互不干涉。户部通常只需每年向内务府拨10万两银子，作为皇帝的花销。其他情况下，皇帝无权要求户部向其拨钱，为了保持花钱有度、节俭爱民的“仁君”形象，皇帝一般也不会主动向户部提出此类要求。
内务府与户部分灶吃饭的制度，对清代财政的正常运转发挥了重要作用。一直到太平天国起义之前，清政府的财政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各项收支运转也都比较正常。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财政方面关系已经完全理顺，实际上仍然内含诸多问题。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皇帝自己造成的，因为皇帝不便向户部伸手，他的个人花销受到了约束，只能想别的办法来弥补。
清代皇帝想了很多招数，其中一个办法，就是让地方督抚大员交“议罚银”，所得除少数特例外，均“解交内务府充公”，汇入内务府财政。“议罚银”少则万两，通常三万两上下，最多的一例，是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两淮盐政全德被议罚交银达到了384万两。
另一个办法是特派内务府人员主管盐政和税关，从商人那里榨取钱财。从清代皇帝的思维来看，农业是“本”，商业是“末”，为了保持社会稳定，不能随便加重农民的负担，但向商人伸手，关系不大。所以，清代征收盐税和关税比较多的地方，大多是皇帝自己特派内务府包衣（满清入关以前投靠的汉人）去管理。比如盐税，是两淮最多，那么两淮盐政肯定是内务府人员—比如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担任这一职位，而曹家就是包衣。关税方面，以粤海关最多，那么粤海关监督在乾隆时代对外贸易额增长较快之后，就一直是内务府人员来充当。
清代皇帝特派内务府人员出任征收商业税收较多的重要职位，目的之一就是通过非正式财政的渠道为内务府补血。内务府的奴才们在为内务府财政捞钱的同时，当然也不忘自己发财，这导致了商人负担的加重、商业秩序的混乱，以及商人与官方的冲突。特别是粤海关的捞钱做法，屡屡引发中英矛盾，对鸦片战争的爆发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皇帝可以让地方大员交“议罚银”，又可以通过委派内务府人员掌控盐税、关税而获得好处，这保证了内务府财政的有效运转，但地方官吏从国家财政中所取得的正式收入极其有限，他们必然要想方设法谋求灰色收入及贪污受贿，这就导致了他们在征税时的浮收现象，以及司法不公等问题，这既使基层运转不正常，也加剧了官民冲突。另外，尽管清代皇帝不能随便向户部要钱，但这毕竟不是刚性约束，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是，慈禧曾向户部要钱修建供她晚年享乐的颐和园，因此挪用和侵占北洋海军军费，成为甲午战败的原因之一。
法国思想家博丹认为，财政是“国家的神经”。如果这根神经不正常，就会发出错误的指令，最终导致的将是整个社会陷入恐慌与混乱。中外历史上无数的史实说明，财政制度缺陷，是许多社会乱象的深层根源。要减少社会乱象，必须使财政符合现代国家的要求。而要达到这一目标，第一重要的是要区分“国家”财政与皇室“私家”财政，国家财政是用于提供公共服务的，而“私家”财政只代表小集团的特殊利益，两者不能混淆，必须明确区分，避免小集团利益凌驾公共利益之上，国家财政变成私家财政。
相同的是他们两个都是末代君王；还有灭国的原因也是相同的，都是来自内忧外患。不同的是崇祯是一个有实权的君王，而溥仪则是一个傀儡；崇祯的结尾是吊死在歪脖子树上，而溥仪的结尾比较好，一直活着。
崇祯和溥仪的相同之处是他们两个都是末代君王，一个是明朝的末代君王，另一个则是清朝的末代君王。
当时明朝的内忧是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外患则是清军在关外咄咄逼人。而清朝的内忧是革命党人接二连三发起起义，外患则是西方列强虎视眈眈。他们都是属于内忧外患而灭国的。
崇祯和溥仪的不同之处是崇祯是一个有权力的君王，为了明朝的发展做了很多的改革，只是到了李自成打进来后，文武官员开始弃他而去，不听他指挥的。而溥仪继位的时候是一个小毛孩子，根本不懂得管理和治理，一切都听从他人的安排，属于是一个傀儡君王。
崇祯和溥仪的结局也是不相同的，明朝崇祯的结局是吊死于煤山上的一颗歪脖子树，死的时候身边只有一个太监。而清朝的溥仪是光明正大地宣读《退位诏书》，光明正大的退位，退位后还可以继续留在之前生活的紫禁城。和之前的生活没有太大的改变，一直到了民国时期，他才搬离了紫禁城。溥仪最后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找了一个老婆，还出了一本书。
崇祯和溥仪都是末代君王，但是溥仪是比崇祯更幸运的，溥仪是享受了君王和平民的生活，而崇祯一直在幻想着自己的国家能够变得强大。
这个解释起来很复杂，但其实很简单。
以古代的中国为例。
奴隶社会时期的几千年，土地、资源、生产技术等等都掌握在奴隶主的手中，也就是诸侯和君王。那个时候刑罚很残酷，一个诸侯国的国主派遣士兵打仗，如果出现逃兵，要连坐的。
封建社会时期有句话，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这句话充分表明了，君权神授的概念，君王的地位是高高在上的。这个军队之中的，军令如山是一个道理。
军队出征或者抵御外敌，都有上级率领，比如大将军身后还有一个监军，军队打仗的时候，还有督战队，且不说军法对逃兵和处罚，单单督战队就有的受了。
那时候是冷兵器，厮杀很惨烈的，根本不是步枪远距离射杀可以相比的，大多数的士兵大战是有战意的，他们领军饷，吃皇粮，就要卖命，这是当时的主流思想。
忠君爱国
就算是错误的命令也只能执行，这就是军人，这就是荣耀，只有军人才懂的荣耀。
马革裹尸，血染沙场。
《诗经》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述出了中国王者的霸气和臣者的神气。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江山易主犹如旋转的走马灯，统治者、管理者的角色总在不断变更。而改朝换代、江山易主玩的一个大游戏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于是乎每“收拾一次旧山河”就有一批新权贵昂然涌现，一批旧权贵黯然退出。新权贵鱼跃龙门呼风唤雨，旧权贵虎落平阳一蹶不振。由此说来，权贵们的命运确实与朝廷紧密相连生死攸关。自然，要保住既得的利益权贵们最希望的就是本朝千秋万代，从而能长久甚至是永远沐浴着皇恩浩荡。从这意义上来说，权贵们应该是最拥护最支持最爱戴朝廷的。一旦朝廷有难，这些深受王朝恩泽的既得利益者，理应挺身而出在所不辞惜死心塌地肝脑涂地报效朝廷支持朝廷！可真会这样吧？我们还是让史实说话。崇祯十七年三月（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部百万进逼北京，这时的京城，兵少粮缺，守备虚弱，己到火烧眉毛之窘状。无计可施的崇祯准备放弃宁远，紧急调吴三桂部队驰援北京。可打仗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行当，要吴三桂进京，大约需要一百万两银子的军费。而此时的朝廷财力己是山穷水尽，国库存储仅有区区四十万余两。因此，能否及时地筹措银款就成生死攸关的大事。可是想要从老百姓身上征刮已没有充足时间也无充足地盘了。崇祯万般无奈，只得求助于文武百官捐赠。他希望自己的亲戚在危难之际起表率带头作用，于是密令皇后的老爸周奎率先纳银十二万两。可负责募捐的太监徐高到周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哭诉半天劝捐时，身为崇祯的岳父，当时最大的富豪之一的国丈爷竟然不为所动。以至徐愤然说道：“老皇亲如此鄙吝，朝廷万难措手，大事必不可为矣。即便广蓄多产，后来何益？”崇祯知道后，退而求他捐十万两。周奎仍哭穷，道即使勒紧裤带也只能捐一万两。崇祯认为一万两委实不够意思，至少捐两万两吧，便放出话来，说要查处岳父有无“贪鄙事宜、不法情事”。周奎急了，进宫向女儿求援，周皇后背着崇祯给了他五千两，可即便这出自于崇祯内帑的五千两，周奎也只拿出了两千两，笑纳了三千两。就是说周国丈名义上捐了一万二千两，实际上只拿出了七千两。宫里的太监以王之心最富，但也仅献万金。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首辅多年的魏藻德，知道一点钱不出说不过去，于是含泪捐了五百两银子。另外，还有少许官宦捐了些。但大多重臣官宦，尽管他们多数富得流油，却纷纷装穷喊贫，甚至在自家的大门上贴出“此房急售”的字条，表示他们家里已穷到要卖房度日了，有些人拿出一些不值几个钱的器皿什物摆在市上兜售，表示己至倾家荡产地步。崇祯无奈，干脆来了个摊派，比如浙江出六干，山东出四千等等，个人的最高限额是三万，但满朝竟然无人达标。人家有钱不出，崇祯只好又改个法子，号召出力，令众人供输粮草官军，或赡养将士们的妻子儿女，使守城军队无后顾之忧，但反应更为冷漠，只好作罢了。与此相对照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他把一生积蓄四百两白银全部捐献给朝廷。当这位可怜的老人捐款出来走在街上时，耳闻李自成攻城的隆隆炮声，禁不住号啕大哭——他很清楚，崇祯王朝已无力回天了。崇祯潸然，特封老人为锦衣千户。然而这个忠心耿耿的老人只当了一天的锦衣千户。因为次日，历史的巨椽给大明朝划上了休止符。此外还有甚多小民百姓痛哭捐金，多者三、四百金，少则悉数铜板。三月十九日晨，太监王相尧在宣武门，兵部尚书张缙彦在正阳门，戚国公朱纯臣在朝阳门迎降，北京城陷，崇祯披头散发自缢于媒山，身边只有一个贴身太监陪殉。李自成攻进北京后，对达官显贵、富豪财主们的财物进行了极其残酷地抢掠搜刮，他们纷纷被打、被关、被绑、被杀、被抄。在周奎府中抄出现银五十二万，奇珍异宝，绫罗绸缎价值数十万。在王之心家里，追出十五万白银及许多上品金银器物。魏藻德几十年来搜刮的财产全成了刘宗敏的战利品，他本人也被夹棍夹破脑袋，在极度痛苦中死去。……当然，美女也不放过，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也被霸占，遂使吴三桂“冲冠一怒”，引清入关，从而改变了历史进程。读到这些我很感叹乃有些愤怒：这些权贵们怎么了？当与他们生死攸关荣损相依的朝廷岌岌可危最需要支持帮助时；当最能表现他们对朝廷的忠心和爱心的情景来临时，权贵们却退却了，集体演出了一出使人啼笑皆非的拙劣的闹剧。他们把那些本是朝廷赋予他们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黄的白的花的什物看得比朝廷的生死存亡要重要得多！“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他们对朝廷的忠诚和爱心竟远不如那六十多岁的老汉及甚多小民百姓来得赤诚酣畅，孰优孰劣历史己给出了答案。那个曾经给予他们无限荣华富贵的王朝在他们的冷漠目光中訇然坍塌了，而权贵们始料未及的是，他们所有财富包括漂亮的女人乃至自己的性命却都被“新权贵”掠夺得一干二净。他们的自私狭隘、冷漠矫情、爱心缺失终于得到报应——不仅葬送了崇祯王朝，也彻底玩完了自己！或许到这个时候他们才“觉悟”过来，可惜一切晚了，既有现在何必当初呢！当然，追究起责任来，崇祯也是不可推御和饶恕的，自己就是个守财奴，不肯拿出全部属于他个人的内帑以充军饷，真是糊涂到家，咎由自取。但这不能作为权贵们为自己所作所为开脱的依据，你们毕竟是依附在崇祯王朝这个大鸟巢里讨活并充分享受着朝廷赐予福祉的达官显贵，岂能不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当然，这也真实地折射出了权贵们的心思，倘若你是真心实意地热爱这个朝廷，还会心痛几个钱吗？你看那些包养情妇二奶三奶的官员富豪们，对喜欢的女人是何等的有求必应何等的阔绰大方！所以对有些常拍着胸脯，把“忠君爱国，大公无私”等口号喊得震天响的权贵们，我是有些怀疑了，可信成色有几份？我想起有人说过的的一句话：国难临头时，挺身而出的往往不是肉食者，而是那些原本与国家和政治离得极其遥远的引车卖浆者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