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古代不如同现在，千万里之遥也不过是一个电话的事情，在古代如果想要传递消息是很困难的，烽火台、烟花信号弹等等，全部都是为了更好的传递消息而生，不过一些需要文字传递的内容，仍旧在传递上困难重重。 古代传递消息是非常慢的，有时候比较重要的事情
古代不如同现在，千万里之遥也不过是一个电话的事情，在古代如果想要传递消息是很困难的，烽火台、烟花信号弹等等，全部都是为了更好的传递消息而生，不过一些需要文字传递的内容，仍旧在传递上困难重重。
古代传递消息是非常慢的，有时候比较重要的事情或者紧急军情，这样的事情必须要紧急传递，也就有了大家常说的“八百里加急”，并非是从八百里外的地方送过来的，而是说这是需要日行八百里的特急件。
而且这种加急信件并非只有八百里加急，三百里加急、四百里加急等等，依次叠加，加急文书上面都会印有“立即飞递”的字样，跑死马更是及其常见的事情，每到达一个驿站就换上一匹马，连续几天内赶到。
八百里加急往往有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才会使用，在官道上设有驿站，每隔20里一个，驿站中养着日行千里的良驹，携带消息之人片刻不得安歇，到达驿站换马就走，在马背上吃干粮，一刻也不停歇的奔到皇帝的面前。
古代最多的就是各种土匪了，虽然传信之人走的是官道，但是每个驿站之间毕竟还有着距离，这其中就是土匪活动的范围，按理来说送信的人也有危险，但是这些土匪为什么从来不劫“八百里加急”呢？看腰上绑的啥。
“八百里加急”顾名思义是非常急迫的，也就是说尽量的一刻都不要耽误，所以这些信使的腰上会绑有一个**的小旗子，方便关卡能够在远处就看到来人，为其备好干粮与马匹，到达后直接就能够换马前进，不耽误时间。
正是这**的棋子保护了传信之人的安全，因为土匪活的就是一个眼力见，自然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如果劫了这送信之人，恐怕离死也就不远了，土匪自然是没有胆子去做的，再者法律中也有规定，不得任何人干扰带着黄旗前进的人。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这些送信人只是传递消息，身上并没有什么财物，这些土匪也就没有必要去劫了，虽然土匪爱财，但是冒着一点小财而得罪国家，恐怕任何一个土匪都不会去做，这也是为什么“八百里加急”一直很安全。
近代中国的土匪
“土匪”是一个很笼统的称谓，不同的时代或同一时代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所指的土匪的内涵不尽相同。不过，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总是将“土匪”与“盗贼”相提并论，凡强行劫掠或窃取他人财物、为非作歹的人，依其情节之轻重，或称其为匪盗，或称其为窃贼。而在匪字之前冠以“土”字，意指本地之匪，或在本地活动的盗匪。其实，土匪并不限于本地人，他们的活动常常也不限于本乡本土。
在民国时期，报刊上几乎每天都有大量关于土匪问题的报导。从报导的内容看，“土匪”这一名称包括了从盗贼到社会革命家在内的一切“犯罪分子”。其中既有不知名的“梁上君子”，也有赫赫有 名的绿林好汉，既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也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真是鱼龙不分，黑白不辨，土匪的概念被搞得混乱不清。
结合近代中国土匪活动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土匪是这样一群人：(1)他们来自农业社会，是农村社会周期性饥馑和严重的天灾、战争等的直接产物，为了不被饿死，他们结伙武装起来，为所欲为；(2)他们的存在和活动不为国家的法律所允许；(3)他们的行为虽然是对现实的抗议，在客观上具有反社会性，但他们又缺乏明确的政治目的；(4)他们脱离生产，暴力抢劫和勒赎是他们生活的主要来源。概括起来，土匪就是超越法律范围进行活动而又无明确政治目的，并以抢劫、勒赎为生的人。
根据上述定义，不难看出，民国时期的那些社会革命家和活动家，无论是国民党还是***人，以至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都与土匪风马牛不相及。因为他们的活动是主动的，具有明确政治目的，他们谋求的是社会的重大变革。军阀、地主、官僚将这些人一律污蔑为“土匪”，是蓄意破坏其政治声誉的一种手段。
土匪的种类
中国的土匪种类繁多。如果以土匪活动的地域特点来划分，则有山匪、平原的“马贼”及“响马”、边界土匪、海盗和湖匪等。
所谓山匪，一种是指常年在山岭地区活动的土匪，如云贵川一带的土匪：一种是指以山寨为根据地的土匪，但他们的活动并不限于山寨地区，这类土匪，民国时期常见，如河南的白朗，他在蒿山建立了一个根据地，“内有烟户两千家，形势险要难攻”，“山内可容两三千人，屯粮致富，有泉水可饮”。山东土匪孙美瑶，即以抱犊崮为根据地，它处于峄县、临沂、郯城三邑交界，四周大山环拱如荷瓣，内有平地，向为土匪巢窟。地势往往极为险要，故连年官兵往剿，皆弃甲而归”。著名的王佐、袁文才部，是以菁密林深的江西井冈山为根据地发展起来的。其他如广东香山新会的虎斗山、古兜山等，都是民国年间的著名贼巢。
马贼是活跃于我国东北地区的匪帮，所以称为马贼，因其无不乘马，故民间有“一人一马一杆枪，好吃懒做入大帮”之谣。马贼的骑术和枪法堪称两绝。他们骑马不用鞍，能酣睡马背，长途疾驰而不坠地；又能双枪齐放而弹无虚发。马贼又称胡匪，相传他们外出抢劫时，不论其人有无胡须，都以红色涂满口旁作胡须状，故亦名红胡子。响马，原是活跃于华北平原直隶、山东——带的匪帮，因其外出如马贼，亦必乘骑马，故谓响马。民国以后，此类土匪已尽奔满蒙与胡匪结合。胡匪活动的起伏，常受制于四季气候变化。一般在林菁深密、田禾茂盛的夏秋之交，是胡匪猖獗的时期。这时，他们多三五成群，数百为帮，驰骋于广袤千里的平原上，到处打家劫舍，攻城掠地。一到冬令，万木凋落，寒风刺骨，冰雪丛积，原野森林无以藏身，是胡匪蛰伏时期。这时i他们或深居巢穴不出，或乔装商人粮户潜入城市，假寓伙房客店避风，这时侦探警察就趁机严查客店，捉拿胡匪。
所谓边界土匪，就是活动在省与省或县与县等交界地区的土匪。民国时期，有许多著名匪帮活跃在边界地区。例如，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山东、河南、江苏和安皖的四省边界线上，就结集着数十股约20～30万土匪，其中著名杆首有顾得林、庞子周、范明新、于三黑等数十人。这种边界地区，对于土匪活动来说，有着特别有利的条件。第一，在地理条件上，许多边界地区的地势极为险要，或乱山丛杂，或湖港分岐，有利于土匪的出没，加之这些地区风气闭塞，民风强悍，好勇斗狠，即为盗贼渊薮。第二，在政治上，这些地区的地方政权统治势力都比较薄弱，特别是在军阀混战时代，它们都成了“三不管”或“四不管”地带，因而成了土匪的“天堂”。
海盗，是在海上进行抢劫的匪帮，他们以沿海的岛屿为基地，拥有船队和武器，不时出海劫掠过往的商船，有时也抢掠陆地民户。海盗中有许多帮派，如清嘉庆年间有蔡牵帮、黄葵帮等；还有以各种旗号来分帮的，如黑旗帮、白旗帮、红旗帮等。民国时期的海盗，主要横行于闽粤沿海。
湖匪，主要是在内河湖泊港汊进行抢掠活动的匪帮。民国时期，太湖、巢湖、洪泽湖、微山湖、洞庭湖的盗匪活动猖獗异常，民国时期徐老窝子、宋老窝子、管大肚子等就是太湖上的著名土匪。
如果以土匪的性质来划分，我们可以将土匪分为劫富济贫伸张正义的侠盗(即霍布斯鲍姆所说的社会土匪)、专事掠劫烧杀勒赎的积匪以及兵匪、会匪、教匪、枭匪、烟匪等。
所谓社会土匪，就是梁山英雄式的绿林好汉。是一些被政府视为罪犯的农民歹徒，但他们存在于农民社会之中，并被人们奉为英雄、胜利者、复仇者、为正义而战的斗士，也许甚至被看作是解放的***，并且总是受到钦佩、帮助和支持”。民国时期河南的白朗、四川的禄国藩就是这样的人物。
所谓积匪，就是专门从事抢劫、烧杀、绑架勒赎活动的惯匪，他们所到之处，不分青红皂白，不分贫富良莠，洗劫一空，使人民陷于悲惨的境地，这种土匪，民国时代较常见。
所谓兵匪，大多是一些被裁撤或溃败的军队，或是哗变逃跑的士兵，因生活无着而沦为土匪。他们往往表面上是军队，实际上是土匪，或者白天是军队，晚上做土匪。这种土匪的大量出现是在民国 初年，特别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会匪、教匪，就是从事土匪活动的帮会教门成员和组织；枭匪是专门从事私盐贩运活动的匪帮；烟匪则是专门从事鸦片毒品走私贩运的匪帮。
土匪的来源
在旧中国，农村土匪的主要来源是那些家境贫穷、失去土地、劳动兴趣不大的人群，换句话说，土匪主要来源于农村剩余人口。至清末民初，全国许多地区的土地，半数以上被地主阶级所吞并占有。在河南西部就产生了富逾千顷，贫无立锥的贫富悬殊现象。大量的劳动人口被从农耕土地上排挤出来，他们大多找不到正当的谋生之路，最终不得不游离飘泊，弱者行乞为生，强者流为盗匪，这是旧中国农村土匪的一个主要来源。如豫西一带，自清末至1927、1928年间，土匪猖獗，全境20余县几无一片净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土匪的第二个重要来源是溃散的士兵。民国以来，军阀混战，国无宁日。从1921年一1933年，仅四川一省就发生大小战争479次，平均每年达20次以上。大小军阀为了争权夺地，无限制地扩兵。有兵就有权，兵越多则权益大，仗越打越大，兵越招越多。民国时期，各省军队之多，骇人听闻。据统计，1922年四川省有8个军，30个师，33个混成旅，兵额30余万；1924年，山西省有3个军团，共辖12个军，17个师，12个骑兵师，7个独立旅，计20余万人；山东省有军队20余万；1925年，河南驻军也超过20万。仅以四川、山西、山东、河南四省而言，军队已达百万以上，其他各省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全国各地区的大小军阀，一旦干戈扰攘，必有胜负，溃败的士兵，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找不到别的生活出路，往往流而为匪。
另外，在旧中国的农村，还有一些人虽出身于比较富裕的家庭，但又很少受教育和缺少创业的合法机会，由于遭受某些挫折和法律上的不平待遇，而主动地投奔土匪行列。这些人就是人们常说的“侠盗”，他们走向土匪生涯，是从受到不公正的虐待开始的。因此，他们的土匪活动，常常是打抱不平、劫富济贫，做出某些与梁山泊绿林好汉相类似的为农民伸张正义的事情。民国时期最有名的土匪头目白朗就是这样的人。他们都出身于占有土地比较多的家庭，在变为公开的土匪以前，参与了各种非农业生产的活动，后来因遭到不平而厕身绿林，以豪侠气概进行活动，并努力向其伙伴侣明纪律和社会正义的重要性。他们以自身的影响和生活资源，向匪众提供安全和物质保证，赢得匪众的服从尊重。
另外，我有以下下图书的电子版，如需要可以和我联系！
黎明的战斗：解放初期石柱县平息土匪暴乱纪实。
东北土匪考察手记。
黑龙江的土匪与剿匪斗争。
近代中国土匪实录 上卷。
近代中国土匪实录 中卷。
近代中国土匪实录 下卷。
民国时期的土匪。
民国时期的土匪(蔡少卿)。
百万国民党土匪大陆殉葬记。
土匪军阀张宗昌。
土匪秘录。
湘西三大土匪。
一个土匪的恩仇记。
险恶人生：民国土匪大写真。
此人是杜立三，长期对抗俄国人，所以导致俄国老毛子对他恨之入骨。
他长踞东北，据说祖辈也是有着土匪的背景。在形成自己的势力之后，他成为了比祖辈更为强悍的土匪，统领着祖辈所不能及的土匪势力。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可能有人会觉得这句话用来形容一个土匪不是那么恰当，但是作为一个抗击俄国侵略者、击退入侵势力的人，哪怕他是一个土匪，用这句话来形容他也是当之无愧。
他在当土匪的期间，虽然也曾收取保护费，老百姓当时对他也是恨的牙痒痒。但是之后他抗击俄国侵略者的行为，却让东北当地的老百姓对他刮目相看。没有别的，就为了他作为一个私人势力的统领，却能够保卫领土完整、捍卫国家主权。当时的满清政府尚且不能够做到，而他作为一个世人眼中的土匪头子却做到了政府所不能做到的事，他身为土匪的这一事实不能抹黑他，相反却为他增了一份光彩。
我们中国人历来的传统是，没有外来入侵者的时候是小老百姓之间窝里斗，小打小闹嘛也没什么。但是一旦外人来入侵，那就得抛下成见一致对外了。所以当时的老百姓对俄国人是恨之入骨，相反对抗击俄国的这一土匪头子却是一反常态的支持。所以最后哪怕俄国人对他的性命进行公开重敲诈过他们、收过他们的保护费。
就是这样众志成城、一致对外的精神和举动，彻底惹恼了俄国老毛子，导致他们对这位土匪头子更是恨之欲其死。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毕竟他们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想杀死一位保护中国领土的中国人。
因为这个土匪多次袭击中蒙俄这三个国家，而且还对这三个国家的人民进行非常残忍的屠杀，最后他被这三个国家联合通缉。但是直到他最后身死都还不知道他对中蒙俄三国进行屠杀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在人们的眼里，这个土匪就只是为了杀戮而活的。
在现在的新疆和内蒙等地都流传着一个传说：从前在黑戈壁上，有一个很大的城堡，里面住这数千名土匪，他们的头领就是当时最牛的土匪，叫做黑喇嘛 。在他的带领下，这个土匪窝点积累了无数的财富。而且后来有军队去围剿这个土匪窝点，但是神奇的是，当军队向黑喇嘛开枪的时候，他的身体是不会受到子弹的伤害的。
后来这个传说一直被当地人流传，甚至还有人用这个故事吓唬小孩。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土匪，这个土匪的名字叫丹毕坚赞，被称为近代最牛的土匪。丹毕坚赞他最初只是一个游牧民，后来被沙皇关押，但是被他莫名其妙的逃跑了。之后他就向外说他得到过仙人的传授，学习过很多的法术。随着留言的扩散，相信他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后来就直接做起了土匪，长期在一些国家发动恐怖行动。
这个土匪窝点曾经还在丝绸之路上设置关卡，要求过往的商队必须缴纳过路费，还打劫一些人数少的商队。之后，随着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大，让附近的几个国家都受到了威胁，所以就组成了联合军队进行了围剿。
后来经过了联军的斩首行动将丹毕坚赞的头领砍下，并且保存了下来。
并不是诗。
《林海雪原》中的黑话暗号。
对话如下：
土匪：蘑菇，你哪路？什么价？（什么人？到哪里去？）
杨子荣：哈！想啥来啥，想吃奶来了妈妈，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舅来了。（找同行）
杨子荣：拜见三爷！
土匪：天王盖地虎！（你好大的胆！敢来气你的祖宗？）
杨子荣：宝塔镇河妖！（要是那样，叫我从山上摔死，掉河里淹死。）
土匪：野鸡闷头钻，哪能上天王山！（你不是正牌的。）
杨子荣：地上有的是米，喂呀，有根底！（老子是正牌的，老牌的。）
土匪：拜见过阿妈啦？（你从小拜谁为师？）
杨子荣：他房上没瓦，非否非，否非否！（不到正堂不能说。）
土匪：嘛哈嘛哈？（以前独干吗？）
杨子荣：正晌午说话，谁还没有家？（许大马棒山上。）
土匪：好叭哒！（内行，是把老手）
杨子荣：天下大耷拉！（不吹牛，闯过大队头。）
杨子荣(1917年1月28日-1947年2月23日)，原名杨宗贵，山东牟平县嵎岬河村人。
1945年参加八路军，历任战士、班长、团侦察排长等职。参军只有一年多时间。从1946年2月进驻海林剿匪，他参加大小战斗上百次，多次立功受奖，并被评为"侦察英雄"、"战斗模范"。1947年，一举将"座山雕"及其联络部长刘兆成、秘书官李义堂等25个土匪全部活捉，创造了深入匪巢以少胜多的战斗范例。在继续追剿丁焕章、郑三炮等匪首的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仅31岁。
2009年9月10日杨子荣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土匪是一群没有道德感的人组在一起变成了一个队伍，一直盘踞在深山之中，有时候会去祸害老百姓与政府作对，可以说非常的让人感觉痛苦，基本上在民国的那个时候，军阀混战当时民不聊生，像政府也不会管一些百姓的死活，当时的土匪比较猖獗，甚至当时的军队拿他们都没有办法，
而百姓活得也非常的难受，其实这些土匪在自己的地方也非常的有规矩，每个土匪都必须遵循队伍里面的规矩，想当一个土匪可能就要有一个名号，所以说，当时也算是比较正式的。其实当土匪在当时来说，也算是一个比较羞耻的事情，因为毕竟是危害百姓，所以说他们当时就以外号称呼，而不告诉自己的名字，以免让祖宗蒙羞，并且土匪在死后肯定不能入祖坟，因为当土匪已经算是一个耻辱了，并不是什么值得光宗耀祖的事情，给祖宗抹黑了。土匪确实是比较作恶多端的一个势力，他们当时抢夺百姓的财物，当时百姓已经非常的民不聊生了，而他们却做这些事情，可以说非常的没有道德。
最后这些人要不是被军队平复，或者天下生活好了，就下山开始了正常生活，现在这个社会肯定不会有土匪的，现在有法律制裁违法的人，所以说现在违法的人有法律制裁，这也是和平年代的福音，百姓也可以安稳的生活，土匪是让人可耻，所以他们不被葬入祖坟。
渡江战役后，四野大军渡过长江，向广大的中南地区进发。在四野战士的凌厉攻势之下，国民党军一触即溃、望风而逃，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攻取了数十座大中城市。大军南下，一时间顾不上两厢，因此一些腐败的落叶也因此被卷到了“两厢”。
国民党主力被歼灭了，但是盘踞在中南五省的土匪依然猖獗，其中尤其以河南的土匪最为猖獗。
自太平天国运动以来，中原地区的匪患就已经极其严重。河南人口稠密，一马平川，给了土匪流寇以转移腾挪的空间。和其他地区的土匪不同，河南的土匪颇为“正规化”，从军到排一应俱全，装备上也不输于一些正规军队。别的地方的土匪占山为王，打家劫舍，剪径收过往商旅的买路费，最多也不过是攻打由民团守卫的村庄。而河南的土匪则不同，他们敢于攻城略地，和正规军对垒。
河南匪患严重，而最严重的地区，莫过于豫西的伏牛山地区。辛亥革命时，豫西所谓民党（头戴一块白布为标志），如刘镇华、孙老九、赵旺等人，以嵩山为根据，发动了反清起义。
为了扩大力量，刘镇华到处收编土匪，并将自己的亲信派往豫西各地发展“外队”。所谓“外队”，就是将他们已经编好的连长、营长，讲好条件，暗中给他们发些枪弹、银元，再放出拉杆子，等待人、枪拉多了，再把他们招抚回来。
由此，连长放出去拉一些杆子，收回来就可以编为营长；营长放出去拉一回杆子，就能编为团长。由于没有根据地，也没有革命的理念，这些号称“反清义士”的队伍，实际上成为了疯狂掠夺、屠杀百姓的土匪，他们的衣、食和女人，全都是向民间强行掳掠。
由此，豫西地区的匪患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涌现出孙殿英、王老五、张得胜、朱西川、王太、孙石滚等著名的土匪。有一些土匪被政府收编，成为了所谓的官匪。中原大战时，蒋介石就曾收编了许多河南土匪。有了“正规”的身份，让这些土匪变得更加有恃无恐。
与此同时，这些官匪叛服无常，当他们发现时机不对、利益不合，便会重新化身为土匪，变本加厉地坑害百姓。
从辛亥革命到解放，数十万河南百姓惨遭土匪的屠杀，无数人民被土匪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光是被土匪焚毁的房屋，就有数十万间。由于国民党地方基层势力薄弱，被当地的乡绅和土匪把持，因此河南匪患一直源源不绝。
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在河南的统治彻底崩溃。蒋介石不甘心失败，于是将大批特务和党政骨干潜留下来，再加上溃兵，河南匪患成为了全国之最。他们不仅抢劫财物，袭击解放军，迫害新生政权，而且还要扎根农村建立根据地，也来个“农村包围城市”，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
在1948年，陈毅和邓小平联名给毛泽东写的报告，其中言及河南匪患：
1949年5月，中原军区在河南地区消灭土匪7万多人后，待部队南渡后，土匪又是遍地都是。在林彪率兵在河南地区时，两个月内发生暴动30多次，上百名干部被杀，一个地方武装营被杀，被抢走公粮多达500万余斤。
因此河南等中南6省解放后，剿匪成为关系到新生的革命政权是否巩固发展的头等大事。
1950年3月中旬，林彪亲自在汉口主持召开中南军区关于剿匪工作的高级工作会议，林彪说：“这是武装斗争，打了大仗打小仗，打了大蒋打小蒋，彻底挖掉蒋根，才能去掉这个讨厌的土匪包袱，去执行其他任务。”
河南到底有多少土匪呢？根据事后统计，大约有10万之众，主要集中在伏牛山和大别山地区。伏牛山以程秀之的豫西“剿总”总指挥为首，以卢氏县城为中心。大别山则以桂系的“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为主，盘踞在金寨县为中心的10余个县，二者互为犄角、遥相呼应。要知道这个金寨县还是革命老区，是红四方面军的起源之地。这块神圣的土地被土匪所占据，简直是奇耻大辱。
对于河南剿匪，林彪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与此同时，林彪还发现剿匪部队的军心似乎有些不稳。原来国民党军被击溃后，很多战士以为革命胜利，天下太平了，可以转业或复员到老家去享福了，可以结婚生子了。谁知上级一纸命令，部队还要留在华中剿匪，因此都很失望。
当时，四野12个军，过江11个，就只有42军被留在江北。那时候，42军的将士们普遍羡慕过江的部队，人家在江南打大仗，过瘾、痛快。而42军的战士却和土匪山贼捉迷藏，简直是杀鸡用牛刀，正规战打习惯了，对付地头蛇，打游击队、捉迷藏，还真不喜欢。
因此部队情绪普遍低落，干部和战士的怪话也很多。军部的领导和组织除了进行有限的内部整顿外，其他也毫无办法。
到了最后，部队只好把林彪请过来亲自动员。
其他很多人主持的动员会，无非是 替必须服从命令做一些多余的解释 ，而借以打通本不情愿服从“组织”的思想。粗暴和不谙军心和士气有紧密关系的高级首长的做法，一般都会对那些不服从命令的部下骂娘甚至是施以送交军事法庭的。然而林彪却不同。
众所周知，林彪沉默寡言、向来不外露出自己的表情。但是林彪的沉默绝非呆若木鸡、“半天放不出一个屁”的沉默，他是在观察，是在深思熟虑。他并非没有 情感 ，只是将 情感 内敛的起来。一旦要进行重要发言，往日沉默的林彪立刻便会成为“婆婆嘴”，感情如洪流一般宣泄出来，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而这次动员会，林彪讲了整整五个小时。
由于台下的战士大多来自东北，林彪一开始就跟他们讲在东北打仗是多么的艰苦。同时他又循循善诱，让战士们想起东北土匪给人民造成的苦难。要知道，东北也是以土匪、“胡子”而闻名的，东北百姓哪一家没被土匪收过保护费，哪一家没有被土匪抢劫过，哪一个村落没有被土匪掠夺过人畜，哪一个村庄没有被土匪杀死过人？
林彪的发言，就是像是把每个东北籍士兵年幼时所受的切身“匪患”给复制出来一样。然后林彪又提到了河南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说到动情之处，当场便流下了伤感的泪水。
林彪的眼泪感化了原本不太愿意服从命令的士兵们，战士们士气大振，他们高声呐喊“响应林司令员的号召！”
随后林彪每讲几句，台下的战士都会不约而同地高喊“林总指到哪儿，我们就打到哪儿！”到了最后，战士们一齐唱响了《林总的命令往下传》，声振屋瓦： 林总司令，命令往下传，我们的部队，像猛虎下了山…… ”
战士们正是唱着这首歌，解放了白山黑水，解放了华北大地，然后从长江边一直打到了海南岛。而这一次，战士们将会把灭亡，带给坑害河南百姓长达百年的土匪们。
林彪，不愧是一个传奇人物， 单凭着林彪的名字就会给他的官兵鼓起非常高昂的士气。
最终林彪下令，以四野42军125师、126师、155师，58军173师、174师，加上10个独立团以及地方武装，组成15万人的强大兵力，彻底扫清河南的匪患。负责指挥的，是第二野战军名将——陈再道。
早在河南军区建立之初，刘伯承司令员就曾告诫陈再道：“剿匪就是打仗！留下你是野战军对你的高度信任，搞好河南的治安，成为南下的第二野战军的巩固后方，你陈再道责无旁贷！现在任命你担任河南军区司令，我们是想牛刀杀鸡。古人说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齐”好河南这个家，担子却在你的身上。”
受命之后，陈再道夙兴夜寐、殚精竭虑，就是为了扫清河南的土匪。如今林彪拨给他15万大军，更是让他喜出望外。于是，陈再道首先将矛头指向了伏牛山地区。
横卧豫西的伏牛山，方圆数百里，山峦连绵，历朝都是土匪啸聚之地。盘踞在这一带的国民党“暂编第3纵队”司令刘希程，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救亡无望，便接受人民解放军的规劝，于6 月10宣布起义。但其下属的 “新 1师”师长李子奎、“新2师”师长任泰升、“新 3师”师长谢泽民继续顽抗，强作垂死挣扎。
陈再道领导河南军区制定了分割包围的计划，他派出42军的两个师，和地方部队一起，在伏牛山北部和西部攻打其中最顽强的李子奎部。经过10多天的围追堵截，最终在朱阳镇歼敌1700多人，李子奎只好率领残部潜逃，最终被独立第八团活捉。
随后58军的两个师会同独立14团、15团，对伏牛山南部的任泰升匪帮发起攻击，歼灭1000余人。任泰升见状不妙，于是窜至卢氏县五里川地区和匪首谢泽民会合，并制定了诈降之计。
然而两个匪徒的企图最终被进剿部队识破，当场展开围歼，毙伤俘“新3师”副师长胡均平以下750多人，迫使任泰升率参谋长杨春亭等1000多人投降。由此，“新2师”和“新3师”完全解体，仅少数人脱逃。
三支主要匪帮被全歼后，河南军区警2旅、鲁山独立团、南召独立营从伏牛山东部，向匪“铁血自卫团”李开元部发起了进攻。一开始由于战术不当，连续扑空。随后我军改变战术，集中突袭，连续作战，10多天内歼灭了1500多名土匪。由此，伏牛山的大股土匪被全部歼灭。
在军事打击的同时，陈再道还辅以政治攻势。陈再道非常清楚，土匪之所以难制，除了其飘忽不定的作战方式以外，还因为他们扎根于农村，用暴力绑架了人民，让他们不敢告发、不敢为人民军队带路，不敢给我军提供粮食。
因此要解决土匪，必须将人民从土匪的*威中解放出来。
因此剿匪部队采取了团结和中立一切可以团结和中立的 社会 力量，组成广泛的剿匪统一战线，分化和瓦解敌人，并根据“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原则，争取一切胁从的匪众，坚决镇压首恶的匪特分子。
为此，剿匪部队专门对一些罪大恶极的匪首进行了公审，然后当着群众的面进行枪毙。群众们在拍手称快的同时，也明白了我军彻底剿匪的决心。因此他们纷纷站了出来，踊跃告发那些潜藏在民间的土匪。在陈再道的雷霆打击之下，绵延伏牛山千年的匪患从此根除。毛泽东欣然道：“有陈再道，中原之福”。
在剿灭伏牛山的土匪的同时，42军又向盘踞在大别山的土匪发动了进攻。大别山原本是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如今已经被约17万土匪盘踞。敌人以当年鄂豫皖根据地首府金寨县为中心，向邻近各县设政府、扩武装、征粮款，扬言要“占据大别山30年”。
为了消灭这支股匪，华中军区和华东军区协商，成立鄂豫皖边区剿匪指挥部，决定以第42军126师以及河南固始、商城、新县等地的地方武装组成北线部队；以华东野战军第24军第71师以及皖被军区警备部队组成东线部队；以湖北军区独立第三师以及黄冈军分区地方武装组成南线部队，从北、东、南三面向股匪指挥中心前进。
这次剿匪的核心部队，无疑是42军126师。该师的师长是胡继成，是金寨人，对当地的地形和民情轻车熟路。自他离开金寨参加红军，已经离家17年了。
如今重返大别山，发现当地老百姓就是只有一个“怕”字。原来自红四方面军长征之后，金寨地区曾遭到了国民党军、还乡团的残酷清洗和屠杀。老百姓害怕我军就像当年一样“待不长”。
不仅如此，当地悍匪冯春波还在各村搞了10家连坐，哪一家敢帮助解放军，10家都要杀绝了。剿匪部队到达村庄，村里的土匪就会敲竹梆报信，这村传那村，这山传那山。还没等你到，人就跑没影了。看你住下了，土匪就在周围打枪。看我军人少，土匪就摸上来；等你撤离了村庄，土匪又回到村里作威作福。这么搞了几次，就人困马乏了。就这样，我军连续扑了几个空，没能歼灭土匪的主力。
面对如此棘手的局面，胡继成却不慌不忙，针对土匪行动飘忽的特点，采取了稳扎稳打的战术。每个村庄都放一个排或者一个加强班。加强班虽然人数不多，但都装备有机枪和迫击炮，土匪轻易吃不掉。土匪来攻，马上增援，内外夹击，十拿九稳。
在防守的同时，胡继成还加强了宣传。告诉大家，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还讲山外的形势：城市已经解放了，国民党已经垮台了，***马上要执掌天下了。
不仅如此，胡继成还组织战士为百姓们修路，保护当地商人，让粮食能够运进来，从而稳定当地人民的情绪。
其后，胡继成又专门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胡家小店。他对村民说，我就是胡家老二，当年参加红军的胡家老二。原本胡家小店已经逃得没剩几个人，听到胡继成回来了，大伙儿纷纷回到村庄里。
在胡继成的运作之下，土匪的活动空间被大大压缩了。许多土匪见大势已去，于是下了山、缴了枪。对于这些投诚的土匪，胡继成将他们全部送到学习班，讲形势、讲政策，讲土改。解放军派人去讲课，投诚土匪自己选出各级负责人，吃住都在一起，自己管理自己，连个哨兵都不用派。很显然，对于这些土匪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
就这样，土匪冯春波的部队越来越少。缺乏粮食的他，带着残余的匪徒躲在两座大山上。他自作聪明，以为这两座山太大，没有五六千人无法完成搜山。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胡继成早就组织好了民兵，并将土匪上交的武器发给了他们。虽然战斗力有限，但搜山是没问题的。
到了夜里，我军打出照明弹，十几步一个人，开始往山上拉网，重要的匪首纷纷被活捉，其中包括总司令汪宪、第一副总司令兼参谋长樊迅、副总司令兼立煌县县长袁成英等人。
但搜到了下午一点，却始终没有发现冯春波的影子。胡继成感到奇怪：“难道这个冯春波会钻山、土遁？”当地老百姓早有传说，说冯春波能够飞檐走壁，还会缩骨功，连老鼠洞都能钻。但是胡继成毫不气馁，他说仔细搜，同时下令各团营抓紧时间，审问俘虏，一定把这个小子抠出来。
到了3点，377团2连在山洼里抓到一个土匪，年纪不大，提着水壶。士兵盘问，问他是干啥的。对方回答，是给司令送水的。战士一听乐了，这是哪个司令，莫不是冯春波？于是他战士们让这个鬼鬼祟祟的土匪带路，终于在一个隐蔽的山洞里将冯春波缉拿归案。
冯春波被擒后，大别山的土匪便树倒猢狲散了，而这个伟大的革命老区再次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从1949年到1953年，整个中南地区取得了歼匪119万余人的巨大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利用匪特东山再起的阴谋，为保障政权建设，经济恢复。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斗争作出了贡献。
然而我军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42军老兵、桂林陆军学院院长马声儒老人就曾说：
勇士倒在了黎明到来之时，真让人扼腕痛惜。
土匪：“土”是指土气的意思，意指上不了台面，不入流，属于众多势力分层中的底层，有“乡吧佬”的意思，“匪”是为非作歹的意思，是贬义词，抢劫不分对象，行事没有原则，其成员组成大部分都是逃犯及地痞流氓，”土匪“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不入流的抢劫犯罪团伙，是被各方看不起和打压的对象，古代比较多土匪，特别是乱世的时候，土匪大部分都聚集在山区地带。
盗墓贼：属于盗贼的一种，与普通的贼不一样的是盗墓贼偷的是死人的财物，进入的不是普通人家而是墓穴，主要瞄准的陪葬品中的艺术品（古董）和金银等财物，通过偷取前人的陪葬品进行贩卖从而发家。盗墓贼相对于普通的盗贼来说其实可以算得上是”知识分子“，这些人大部分都懂一些风水之类的知识，甚至有不少人就是风水师，而且这部分人还要懂历史及艺术等知识，并且要熟悉挖掘及土壤构造方面的知识，算得上是”高雅“的贼了。古代盗墓贼聚集最多的地方为建立首都最多的地方，比如西安、洛阳、开封、南京、北京等地，特别是西安和洛阳，这两地建都的朝代最多，而骊山和氓山更被认为是帝王将相墓葬最多的地方，被认为是”风水宝地“，而洛阳的盗墓团伙甚至发明了”洛阳铲“这种专门用来盗墓的工具，洛阳铲在考古行业应用也最深，被认为是最佳的发崛工具。
政权：政权必须是具有国家形态的组织，”政“是指政府、行政机构，”权“是指行使权力、管辖权，有一定数量的军队及相应的领土，能够在自己的领土上任命官员及进行施政，不受其它组织的管辖，属于独立的组织。在史学界一般认为有”国号“的组织才能称之为”政权“，不然的话就只能称之为”势力“。比如东汉末年，黄巾军及各路诸侯只能称为”势力“，只有在魏、蜀、吴三分天下后才能称他们为”政权“，也就是曹魏政权、刘蜀及孙吴政权，这三个政权都是国家，有完整的国家组织及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