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莆田历史悠久，人才辈出，曾被誉为“海滨邹鲁”、“文献名邦”。自唐以降1200多年间，涌现出2000多名进士，10名状元，8名宰相。有98人在中国二十四史中立传，有99部兴化人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有“一家九刺史”、“一门五学士”、“
莆田历史悠久，人才辈出，曾被誉为“海滨邹鲁”、“文献名邦”。自唐以降1200多年间，涌现出2000多名进士，10名状元，8名宰相。有98人在中国二十四史中立传，有99部兴化人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有“一家九刺史”、“一门五学士”、“一户六进士”、“一科两状元”、“魁亚占双标”、“兄弟两宰相”、“六部尚书占五部”、“父子兄弟同朝为官”的风流佳话。他们恰似灿烂的群星，在历史的银河里闪烁，各领风骚，垂范后人。
林披（公元733 - 802年） 字茂则、茂彦，号师道，莆田县人。唐天宝十一年（752年），明经擢第，为将乐令、迁漳州刺史、澧州（今湖南澧县）司马、康州（今广东德庆）刺史，贬临汀郡曹椽，改临江（今四川忠县）令。后授临汀别驾知州事。官终检校太子兼苏州别驾，赐紫金鱼袋、上柱国。林披有九子，皆官至刺史，世号“九牧林家”。
徐寅（生卒年不详） 字昭梦，莆田市城厢区人。唐乾宁元年（894）举进士，梁开平元年（907）再试进士，中第一名，为福建历史上第一个状元。因梁太祖指其《人生几何赋》中“三皇五帝不死何归”句，要其改写，徐寅答：“臣宁无官，赋不可改”，太祖怒削其名籍。东归，闽王审知礼聘入幕，官秘书省正字。后归乡隐居。有《徐正字集》、为清代《四库全书》收录，诗亦收录于《全唐诗》中。
黄滔（公元840 - 911年） 字文江，莆田市城厢区人。唐乾宁二年（895）登进士，官国子四门博士，因宦官乱政，愤然弃职回乡。王审知主闽，奏授御史里行，充任威武军节度推官。黄滔是晚唐著名诗人，《全唐诗》收录其诗作一百多首。还编辑唐代福建人诗作总集《泉山秀句集》30卷，对保护福建文化起了一定作用。他是莆田早期的文学家，人称闽中“文章初祖”，其著作《黄御史集》被收录于《四库全书》和《丛书集成》中。
陈洪进（公元914 - 985） 字济川、致先，仙游县枫亭人。行伍出身，投泉州指挥使留从效手下，以军功被闽主王延政封为马步军都校。公元945年，泉州置清源军，陈洪进调为清源统军使，后升清源军节度，兼漳、泉二州观察使。宋开宝八年（975），宋太宗即位后，陈洪进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于太平兴国三年（978）献泉、漳二州所辖14个县，归入宋朝版图，为国家统一作出积极贡献，被授为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次年，随太宗收复太原，后被晋封为杞国公、岐国公，赐府第于开封祥符县。公元985年病殁，朝廷废朝二日，宋太宗赠中书令，谥“忠顺”，追封为东海南康郡王。
蔡襄（公元1011 - 1067年） 字君谟， 号莆阳居士，仙游县枫亭人。宋天圣八年（1030）登进士，时年19岁。历任谏官、枢密直学士，龙图阁学士，翰林院学士，三司使，端明殿学士等职。出任福建路转运使，历知泉州、福州、杭州、开封府事。他刚正不阿，仗义直言。景ネ 右 （1036）三年，范仲淹等四臣反对权相吕夷简而遭贬谪，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抨击此事，名声大震，时年25岁。在任地方官时，他关心百姓疾苦，免除苛杂赋税 ，兴修水利，绿化官道，禁止陋俗，造福于民。宋庆历四年（1044），他奏减福州丁口税；出任泉州时，主持修造中外闻名的洛阳桥（万安桥），促进了泉州贸易的繁荣和发展。他还撰写《荔枝谱》和《茶录》等书，为茶、果栽培作出杰出的贡献。《荔枝谱》为世界上最早的果树栽培学专著之一，近年被译为英法等国文字，流传海外。诗文造诣较深，有《蔡忠惠公文集》传世；擅长书法，与苏轼、黄庭坚、米芾齐名，称为宋四大家，墨迹有《谢赐御书诗》传世。蔡襄病逝后，大文学家欧阳修为其撰写墓志铭，葬于仙游县枫亭锦岭。
蔡京（公元1047 - 1126年） 字元长，仙游县枫亭人。北宋熙宁三年（1070），与其弟蔡卞同榜进士，初任浙江钱塘（今杭州市）尉，舒州（今安徽潜山）推官。后任起居郎，出使辽国，回来后被提升为中书舍人。曾参与支持王安石变法。宋元ネ 右 元年（1086）司马光任宰相，废止王安石新法，复差役制，蔡京又积极追随司马光，受到赏识。绍圣元年（1094），蔡京任户部尚书，此时司马光已死，他又帮助章忄享 重行新法，推行雇役制，又得章忄享 赏识。后徽宗即位，蔡京被降为端明殿龙图阁学士，不久又贬至杭州任职。崇宁元年（1102）后，蔡京又被重用，历任大名府知府、户部尚书、左丞、右仆射、太师等职，先后五度为相。他尽复新法，贬元ネ 右 诸臣为“奸党”，立党人碑，立于端礼门及各地官厅；又力倡“丰亨豫大”之说，大兴土木，建造宫殿，设立道观，加重百姓负担。蔡京晚年误国，宋靖康时（1126），被钦宗皇帝放逐岭南（今广东广州），途中死于潭州（今湖南长沙），时年80岁。
郑樵（公元1104 - 1162元） 字渔仲。世称“ 夹氵祭 ”先生、“溪西”先生。宋时兴化县（今莆田县） 广业里人。南宋著名的历史学家。他16岁时从族兄郑厚在越王山下结庐苦读，博览群书，不事科举，立志要“汇天下之书为一书”。他30年著书，10年搜访图籍，一生留下81部900多卷著作。他第一个创立中国通史体系，写成《通志》200卷、500多万字，与杜佑的《通典》、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并称“天下三通”， 后人对其评价极高。《通志》、《尔雅注》、《夹氵祭 遗稿》、《六经舆论》等皆收入《四库全书》。
叶禺页 （公元1100 - 1167年） 字子昂，仙游县人，宋绍兴二年（1132）进士。初任南海县（今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北部）主簿兼代县尉，后知常州（今江苏常州市）。孝宗即位，召为尚书郎和右司谏，历吏部侍郎、代理吏部尚书。乾道元年（1165）， 改任签书枢密院事、端明殿学士、参知政事兼枢密院事。次年一度罢政，后又召为尚书左仆射等职。卒后累赠少师，谥“正简”。叶禺页 为人朴实，清廉公正，严以律己，不图私利。自初入仕至为相，田宅不改其旧。
陈俊卿（公元1113 - 1186年） 字应求，莆田市城厢区人。宋绍兴八年（1138）进士第二名，授泉州观察推官。后调睦宗院教授，以校书郎召为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他不肯依附秦桧，主张抗金，反对议和。孝宗即位，他受重用，迁中书舍人，带职任江淮宣抚判官兼代理建康府（今江苏南京）事。乾道元年（1165）入京，为吏部侍郎，同修国史。乾道四年（1168）任宰相，以选贤举能为己任。淳熙八年（1181），上书告老还乡。卒前，他手书示诸子勿祈恩泽，勿请谥树碑。卒后，孝宗赠太师，谥正献。朱熹远道来莆吊唁，并为之撰写行状。
林光朝（公元1114 - 1178年） 字谦之，号艾轩，莆田县人，宋隆兴元年（1163）进士。早年得理学名儒周敦颐濂洛学派真传，讲学于莆田东井、红泉、蒲弄等书堂，后世学者称其为“红泉学派”，尊为“南夫子”。他以名儒召对，任国子祭酒，兼太子左谕德。官终工部侍郎，谥“文节”。有《艾轩文集》收录于《四库全书》中。
郑侨（公元1132 - 1202年） 字惠叔，号回溪，仙游县人。宋乾道五年（1169）考中状元。历任转校书郎、著作佐郎、国史院编修、吏部司封、起居舍人、左庶子、兼任给事中、礼部郎中兼侍讲等职。曾任建宁（今福建建瓯县）、 建康（今南京）、福州知府。宁宗即位，召其为吏部尚书。庆元元年后，拜参知政事，进知枢密院事，及资政殿大学士，拜观文殿学士等。晚年辞官返乡，卒后赠太师、郇国公，谥“忠惠”。
王迈（公元1184 - 1248年） 字实之，号癯轩，仙游县人。南宋嘉定十年（1217）进士。历任殿试详定官、南外睦宗院教授、潭州（今湖南长沙市）观察推官、赣州、吉州（今江西吉安市）通判，和邵武军知军等职。为官公正，敢于直言强谏。受当朝宰相郑清之器重。王迈还是南宋诗人、文学家，著有《癯轩集》27卷，收入《四库全书》。
刘克庄（公元1187 - 1269年） 字潜夫，号后村居士，莆田市城厢区人。宋嘉定二年（1209）以荫入仕，淳ネ 右 元年（1241）特赐同进士。历任桂州（今广西桂林）幕、建阳知县、福建帅司参议、广州提举、潮州通判等职，以太府少卿任国史院编修、实录院检讨，兼崇政殿说书、中书舍人，以龙图阁学士出知漳州、福建提刑。再召入词馆同修撰、起居舍人、侍讲。累迁兵部侍郎，权工部尚书兼侍读。卒后，赠银青光禄大夫，谥“文定”。刘克庄秉性耿直，不满当权者埋没贤能，敢于抨击朝政弊端，一生为官30多载，落职九次。因其政治抱负无法施展，遂倾注毕生精力于文章诗词。其词有辛弃疾，陆游词风，洋溢着爱国悯民思想，是宋词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人编辑其作品，称《后村居士大全集》190卷，收入《四库全书》。
陈文龙（公元1232 - 1277年） 字君贲、德刚，莆田市城厢区人。原名子龙，宋咸淳五年（1269）中状元，度宗赐名文龙。先后任秘书省正字、镇东（今吉林省西北部）军节度判官、崇政殿说书、监察御史、抚州知府、左司刺、侍御史、参知政事、兴化知军、闽广宣抚等职。陈文龙是南宋抗元将领，曾上书弹劾宰相贾似道一味求和误国，遭打击，愤而辞官。元兵陷福州后，派人劝降，遭严辞拒绝，并斩招降使，倾尽家财募兵，打出“生为宋臣，死为宋鬼”旗帜，坚守兴化城。后因叛将开城降元被捕，诱降不屈，械送北上，一路绝食。经杭州拜谒岳飞庙时，气绝而死，葬于杭州西湖智果 寺旁，被后人誉为福建的“岳飞”。
1 黄伯思文言文阅读答案
自幼聪颖，日诵书千余言，复述无遗误。少时习作诗词，文采甚丽。青年入太学，成绩屡占上游。元符三年（1100）中进士，授职磁州（今河北磁县）司户参军。不久，改任通州（今江苏南通）司户、河南府户曹参军。任满，留守邓洵辟为右军巡院，崇宁元年（1102），调任祥定九域图志编修官，兼六典检阅文字。不久，监护崇恩太后园陵使司，掌管笺奏。以修书恩，后又擢升为秘书省校书郎，累迁秘书郎。政和八年（1118）病故。[1]
个人成就
黄伯思著《东观余论》二卷
黄伯思学问淹通，自《六经》及历代史书、诸子百家、天官地理、律历卜筮之说，无不精诣。伯思好古文奇字，洛下公卿家商、周、秦、汉彝器款识，研究字画体制，悉能辨正是非，道其本末，遂以古文名家，凡字书讨论备尽。善篆、隶、正、行、章、草、飞白，皆精妙，亦能诗画。曾初，淳化中博求古法书，命待诏王著续正法帖，伯思病其乖伪庞杂，考引载籍，咸有依据。著有《法帖刊误》2卷，此书纠正了《淳化阁帖》不少错误。又著有《东观馀论》，另有《博古图说》11卷及《文集》50卷，已佚。 组合家具图册《燕几图》也是黄伯思所著。
黄伯思，字长睿，其远祖自光州固始徙闽，为邵武人。祖履，资政殿大学士。父应求，饶州司录。伯思体弱，如不胜衣，风韵洒落，飘飘有凌云意。自幼警敏，不好弄，日诵书千余言。每听履讲经史，退与他儿言，无遗误者。尝梦孔雀集于庭，觉而赋之，词采甚丽。以履任为假承务郎。甫冠，入太学，校艺屡占上游。履将以恩例奏增秩，伯思固辞，履益奇之。元符三年，进士高等，调磁州司法参军，久不任，改通州司户。丁内艰，服除，除河南府户曹参军，治剧不劳而办。秩满，留守邓洵武辟知右军巡院。
伯思好古文奇字，洛下公卿家商、周、秦、汉彝器款识，研究字画体制，悉能辨正是非，道其本末，遂以古文名家，凡字书讨论备尽。初，淳化中博求古法书，命待诏王著续正法帖，伯思病其乖伪庞杂，考引载籍，咸有依据，作《刊误》二卷。由是篆、隶、正、行、草、章草、飞白皆至妙绝，得其尺牍者，多藏弆。
又二年，除详定《九域图志》所编修官兼《六典》检阅文字，改京秩。寻监护崇恩太后园陵使司，掌管笺奏。以修书恩，升朝列，擢秘书省校书郎。未几，迁秘书郎。纵观册府藏书，至忘寝食，自《六经》及历代史书、诸子百家、天官地理、律历卜筮之说无不精诣。凡诏讲明前世典章文物、集古器考定真赝，以素学与闻，议论发明居多，馆阁诸公自以为不及也。逾再考，丁外艰，宿抱羸瘵，因丧尤甚。服除，复旧职。
伯思颇好道家，自号云林子，别字霄宾。及至京，梦人告曰："子非久人间，上帝有命典司文翰。"觉而书之。不逾月，以政和八年卒，年四十。伯思学问慕扬雄，诗慕李白，文慕柳宗元。有文集五十卷、《翼骚》一卷。
二子：诏，右宣教郎、荆湖南路安抚司书写机宜文字；讠乃，右从事郎、福州怀安尉，裒伯思平日议论题跋为《东观余论》三卷。
望采纳。
2 沈贞甫墓志铭文言文阅读及答案自予初识贞甫，时贞甫年甚少，读书马鞍山浮屠之偏。
及子娶王氏，与贞甫之妻为兄弟，时时过内家相从也。予尝入邓尉山中，贞甫来共居，日游虎山、西崦上下诸山，观太湖七十二峰之胜。
嘉靖二十年，予卜居安亭。安亭在吴淞江上，界昆山、嘉定之壤，沈氏世居于此。
贞甫是以益亲善，以文字往来无虚日。以予之穷于世，贞甫独相信，虽一字之疑，必过予考订，而卒以予之言为然。
盖予屏居江海之滨，二十年间，死丧忧患，颠倒狼狈，世人之所嗤笑，贞甫了不以人之说而有动于心，以与之上下。至于一时富贵翕吓，众所现骇，而贞甫不予易也。
嗟夫！士当不遇时，得人一言之善，不能忘于心，予何以得此于贞甫耶？此贞甫之没，不能不为之恸也。贞甫之为人伉厉，喜自修饰。
介介自持，非其人未尝假以词色。遇事激昂，僵仆无所避。
尤好观古书，必之名山及浮屠、老子之宫。所至扫地焚香，图书充几。
闻人有书，多方求之，手自抄写，至数百卷。今世有科举速化之学，皆以通经学古为迂，贞甫独于书知好之如此，盖方进于古而未已也。
不幸而病，病已数年，而为书益勤。予甚畏其志，而忧其力之不继，而竟以病死，悲夫！初，予在安亭，无事，每过其精庐，啜茗论文，或至竟日。
及贞甫没而予复往，又经兵燹之后，独徘徊无所之，益使人有荒江寂寞之叹矣。其卒以嘉靖三十四年七月日，年四十有二。
可悲也已！铭曰：天乎命乎不可知，其志之勤而止于斯！（节选自归有光《沈贞甫墓志铭》）1对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的解释，正确的一项是 A以予之穷于世 穷：贫穷 B贞甫了不以人之说而有动于心 了：全然 C而贞甫不予易也 易：轻易 D予甚畏其志 畏：畏惧2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的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 A①其志之勤而止于斯 ②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 B①此贞甫之没，不能不为之恸也 ②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 C予甚畏其志，而忧其力之不继 ②臣从其计，大王亦幸赦臣 D①其卒以嘉靖三十四年七月日 ②终不以监门困故而受公子财3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语的意义，与现代汉语相同的一项是 A及予娶王氏，与贞甫之妻为兄弟 B以予之穷于世，贞甫独相信 C为人伉厉，喜自修饰 D又经兵燹之后，独徘徊无所之4下列对本文的分析和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归有光，明代后期散文家，他继承了西汉和唐宋散文的优良传统，反对当时浮饰雕琢的文风。本文和《项脊轩志》都显得文笔质朴简洁，情感真挚动人。
B作者以自己同沈贞甫的交谊为线索，简要记叙两人从初识到交厚的过程，重点介绍贞甫的身世以及他的为人和为学。最后简介其卒年，并以铭文作结。
C文章在平实质朴的记叙中，揭示了贞甫为人耿直，交友诚笃，鄙弃趋炎附势，抵制浮躁学风的性格特点。这正是平凡读书人的不平凡之处。
D本文记叙和抒情紧密结合：自己狼狈不堪却受敬重，失知音，不能不恸；畏其志，忧其力，而竟以病死，不能不悲；昔同啜茗论文，今独处寂寞，不能不叹；最后赞其勤学不倦，至死方休的精神。5把文言文阅读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8分）（1）虽一字之疑，必过予考订，而卒以予之言为然。（3分） 译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士当不遇时，得人一言之善，不能忘于心，予何以得此于贞甫耶？（5分） 译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6、作者追记了沈贞甫的的哪些事迹？请列举？7归有光散文具有质朴简洁、真挚感人的特点，请以本文为例加以阐述。
1B(A项，“穷”，困厄，仕途不通达；C项，“易”，轻视，看不起；D项，“畏”文中是敬重的意思)2C（“其”都是作领属性定语，可译作“他的”；A项，分别是“在”“向、对”；B项，分别是取消主谓短语独立性用法和一般结构助词；D项，分别是“在”“因为”）3D(A项，“兄弟”，古代男女通用，文中指“姊妹”，作者与贞甫是连襟关系；B项，“相信”，文中是“信任我”的意思；C项，“修饰”，文中指仪表修饰和品德修养；D项，“兵燹”，古今意思相同)4B（“重点介绍贞甫的身世”错，文中重在介绍沈贞甫为人和为学的态度，对其“身世”基本没有介绍）5(1)即使是一个字的疑惑，也一定要来我这里考核订正，并且最终认为我的话是对的。（“虽”1分，“过”1分，“卒”、“然”共1分，错一个即不得分） （2）士人在潦倒（或不得意）时，听到别人一句好话，也不能忘怀，我凭什么从贞甫那里得到这样的（恩遇）呢？（“遇”1分；“一言之善”1分；“何以”，译对宾语前置，1分；“于贞甫”，翻译时应前移，1分；“得此”，应译出“此”指代的内容，1分）6(1)贞甫在我仕途不济时仍然向我请教学问；（2）贞甫不管我仕途逆与顺，都不改变对我的看法；（3）贞甫上进好学，抱病著书立说。
（每句1分，大意对即可。共3分）7归有光通过回忆沈贞甫的三件小事，表达了对他的英年早逝的痛悼之情：自己狼狈不堪时受到沈贞甫的敬重，字里行间流露出感激之情，现在失去了知音，是人生的一大痛；敬畏沈贞甫的治学精神，担心他的健康，而沈贞甫最后因劳累而死，是令人悲伤的；昔日交往密切，同游同乐，一起切磋学问，现在只剩下自己。
3 文言文阅读答案 熊远字孝文 豫章南昌人晋书·卷七十一·列传第四十一·熊远传 原文 熊远，字孝文，豫章南昌人也。
祖翘，尝为石崇苍头，而性廉直，有士风。黄门郎潘岳见而称异，劝崇免之，乃还乡里。
远有志尚，县召为功曹，不起，强与衣帻，扶之使谒。十余日荐于郡，由是辟为文学掾。
远曰：“辞大不辞小也。”固请留县。
太守察远孝廉。属太守讨氐羌，远遂不行，送至陇右而还。
后太守会稽夏静辟为功曹。及静去职，远送至会稽以归。
州辟主簿、别驾，举秀才，除监军华轶司马、领武昌太守、宁远护军。元帝作相，引为主簿。
时传北陵被发，帝将举哀，远上疏曰：“园陵既不亲行，承传言之者未可为定。且园陵非一，而直言侵犯，远近吊问，答之宜当有主。
谓应更遣使摄河南尹案行，得审问，然后可发哀。即宜命将至洛，修复园陵，讨除逆类。
昔宋杀无畏，庄王奋袂而起，衣冠相追于道，军成宋城之下。况此酷辱之大耻，臣子奔驰之日！夫修园陵，至孝也；讨逆叛，至顺也；救社稷，至义也；恤遗黎，至仁也。
若修此四道，则天下响应，无思不服矣。昔项羽杀义帝以为罪，汉祖哭之以为义，刘项存亡，在此一举。
群贼豺狼，弱于往日；恶逆之甚，重于丘山。大晋受命，未改于上；兆庶讴吟，思德于下。
今顺天下之心，命貔貅之士，鸣檄前驱，大军后至，威风赫然，声振朔野，则上副西土义士之情，下允海内延颈之望矣。”属有杜弢之难，不能从。
时江东草创，农桑弛废，远建议曰：“立春之日，天子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载耒耜，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以劝农功。《诗》云：‘弗躬弗亲，庶人不信。
’自丧乱以来，农桑不修，游食者多，皆由去本逐末故也。”时议美之。
建兴初，正旦将作乐，远谏曰；“谨案《尚书》，尧崩，四海遏密八音。《礼》云，凶年，天子撤乐减膳。
孝怀皇帝梓宫未反，豺狼当途，人神同忿。公明德茂亲，社稷是赖。
今杜弢蚁聚湘川，比岁征行，百姓疲弊，故使义众奉迎未举。履端元日，正始之初，贡士鳞萃，南北云集，有识之士于是观礼。
公与国同体，忧容未歇。昔齐桓贯泽之会，有忧中国之心，不召而至者数国。
及葵丘自矜，叛者九国。人心所归，惟道与义。
将绍皇纲于既往，恢霸业于来今，表道德之轨，阐忠孝之仪，明仁义之统，弘礼乐之本，使四方之士退怀嘉则。今荣耳目之观，崇戏弄之好，惧违《云》、《韶》、《雅》、《颂》之美，非纳轨物，有尘大教。
谓宜设馔以赐群下而已。”元帝纳之。
转丞相参军。是时琅邪国侍郎王鉴劝帝亲征杜弢，远又上疏曰：“皇纲失统，中夏多故，圣主肇祚，远奉西都。
梓宫外次，未反园陵，逆寇游魂，国贼未夷。明公忧劳，乃心王室，伏读圣教，人怀慷慨。
杜弢小竖，寇抄湘川，比年征讨，经载不夷。昔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用兵之难，非独在今。
伏以古今之霸王遭时艰难，亦有亲征以隆大勋，亦有遣将以平小寇。今公亲征，文武将吏、度支筹量、舟舆器械所出若足用者，然后可征。
愚谓宜如前遣五千人，径与水军进征，既可得速，必不后时。昔齐用穰苴，燕晋退军；秦用王翦，克平南荆。
必使督护得才，即贼不足虑也。”会弢已平，转从事中郎，累迁太子中庶子、尚书左丞、散骑常侍。
帝每叹其忠公，谓曰：“卿在朝正色，不茹柔吐刚，忠亮至到，可为王臣也。吾所欣赖，卿其勉之！” 及中兴建，帝欲赐诸吏投刺劝进者加位一等，百姓投刺者赐司徒吏，凡二十余万。
远以为“秦汉因赦赐爵，非长制也。今案投刺者不独近者情重，远者情轻，可依汉法例，赐天下爵，于恩为普，无偏颇之失。
可以息检核之烦，塞巧伪之端。”帝不从。
转御史中丞。时尚书刁协用事，众皆惮之。
尚书郎卢綝将入直，遇协于大司马门外。协醉，使綝避之，綝不回。
协令威仪牵捽綝堕马，至协车前而后释。远奏免协官。
时冬雷电，且大雨，帝下书责躬引过，远复上疏曰：被庚午诏书，以雷电震，暴雨非时，深自克责。虽禹汤罪己，未足以喻。
臣暗于天道，窃以人事论之。陛下节俭敦朴，恺悌流惠，而王化未兴者，皆群公卿士不能夙夜在公，以益大化，素餐负乘，秕秽明时之责也。
今逆贼猾夏，暴虐滋甚，二帝幽殡，梓宫未反，四海延颈，莫不东望。而未能遣军北讨，仇贼未报，此一失也。
昔齐侯既败，七年不饮酒食肉，况此耻尤大。臣子之责，宜在枕戈为王前驱。
若此志未果者，当上下克俭，恤人养士，撤乐减膳，惟修戎事。陛下忧劳于上，而群官未同戚容于下，每有会同，务在调戏酒食而已，此二失也。
选官用人，不料实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干，乡举道废，请托交行。有德而无力者退，修望而有助者进；称职以违俗见讥，虚资以从容见贵。
是故公正道亏，私途日开，强弱相陵，冤枉不理。今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尽礼为谄谀，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骄蹇为简雅，此三失也。
世所谓三失者，公法加其身；私议贬其非；转见排退，陆沈泥滓。时所谓三善者，王法所不加；清论美其贤；渐相登进，仕不辍官，攀龙附凤，翱翔云霄。
遂使世人削方为圆，挠直为曲，岂待顾道德之清涂，践仁义之区域乎！是以万机未整，风俗伪薄，皆此之由。不明其黜陟，以审能否，此则俗未可得而变也。
今。
4 陈仲举礼贤文言文阅读答案原文：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为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薄白：“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陈曰：“武王式商容之闾，席不暇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
陈仲举的言谈是读书人的榜样，行为是世间的规范。
他为官上任，就有革新政治的志向。他出任豫章太守时，一到任，就打听徐孺子在哪儿，想先去拜访他。主簿禀告说：“大家的意思是希望您先到官俯去。”他说：“周武王得到天下后，垫席都没坐暖，先去贤人商容的住处去表示敬意，我礼敬贤人，不先进官属，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陈仲举是积极投身于民间低层去礼贤的人 这是陈太守的不等闲处
5 王观守志文言文翻译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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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欢安贫乐道
王欢这种求知态度，虽然在当时为人所不解，但是呢，他的这种求知态度是很好的，古人说的手不释卷也就是这样了，这篇文章主要就是表达了一种安贫乐道的精神和对知识的孜孜不倦的追求。
作品名称
《王欢安贫乐道》
作品别名
《王欢守志》
作品出处
「晋书·王欢传」
文学体裁
文言文
解释
解释：道：主张，思想。安于贫穷，以坚持自己的信念为乐。旧时士大夫所主张的为人处世之道。
出自：《后汉书·杨彪传》：“安贫乐道，恬于进趣，三辅诸儒莫不慕仰之。”
示例：劝人~是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络，开过的方子也很多，但都没有十全大补的功效。
◎鲁迅《花边文学·安贫乐道法》
语法：联合式；作谓语、定语；形容甘于贫困恶劣的环境
原文
王欢，字君厚，乐陵人也。安贫乐道，专精耽学，不营产业，常丐食诵《诗》，虽家无斗储，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毁其书而求改嫁，欢笑而谓之曰：“卿不闻朱买臣妻邪？”时闻者多哂（shěn）之。欢守志弥固，遂为通儒。（选自《晋书》）
出处
节选自「晋书·王欢传」
中心思想：人不可无志，只有坚守志向，专心学习，终能成功。
译文
王欢，字君厚，乐陵人。他安于贫困的现状，以坚守自己的信念为快乐。精神专一地沉迷于学业之中，不谋求家业。常常边乞讨食物边诵读《诗经》虽然家中没有一斗粮食的储蓄，内心还是安适愉快。他的妻子为这件事感到忧心，有时焚烧他的书而要求改嫁，王欢笑着对他的妻子说：“你没有听说过朱买臣的妻子吗？"当时听到这话的人大多嘲笑他。王欢却更加坚守他的志向，最终成为一位博学的人。
6 《苏轼范景仁墓志铭阅读答案及翻译》古诗原文及翻译作者：文言文阅读 （19分）范景仁墓志铭苏 轼公姓范氏，讳镇，字景仁。
四岁而孤，从二兄为学。薛奎守蜀，公时年十八，奎与语奇之，还朝与公俱。
举进士，为礼部第一，释褐为新安主簿。 宰相庞籍言公有异材，恬于进取，特除直秘阁，擢起居舍人。
仁宗性宽容，言事者务讦以为名，或诬人阴私。公独引大体，略细故。
时陈执中为相，公尝论其无学术，非宰相器。及执中嬖妾笞杀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
公言：“今阴阳不和，财匮民困，盗贼滋炽，执中当任其咎。 闺门之私，非所以责宰相。”
识者韪之。 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继嗣。
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为。公独奋曰：“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即上疏曰：“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
愿陛下择宗室贤者，异其礼物，而试之政事，以系天下心。 ”章累上，不报，因阖门请罪。
执政谓公：“上之不豫，大臣尝建此策矣，今间言已入，为之甚难。”公复移书执政曰：“事当论其是非，不当问其难易。
速则济，缓则不及，此圣贤所以贵机会也。诸公言今日难于前日，安知他日不难于今日乎？”凡章十九上，待罪百余日，须发为白。
王安石为政，改常平为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于汉之盛时，视谷贵贱发敛，以便农末，不可改。
而青苗行于唐之衰乱，不足法。”疏三上，不报。
即上言：“臣言不行，无颜复立于朝，请致仕。”疏五上，最后指言安石以喜怒赏罚事，曰：“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
”安石大怒，自草制，极口诋公。落翰林学士，以本官致仕。
公上表谢，其略曰：“虽曰乞身而去，敢忘忧国之心？”公既退居，专以读书赋诗自娱。客至，辄置酒尽欢。
或劝公称疾杜门，公曰：“死生祸福，天也。吾其如天何！”轼得罪，下御史台狱，索公与轼往来书疏文字甚急。
公犹上书救轼不已。 元祐三年十二月薨，享年八十一。
（选自《苏东坡全集》卷六十一，有删节）5。 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A。
恬于进取 恬：淡泊B。 章累上，不报 报：上报C。
落翰林学士 落：免除 D。 或劝公称疾杜门 杜：关闭6。
下列句子中，全都表现范镇见解不俗的一组是 （3分）①闺门之私，非所以责宰相 ②愿陛下择宗室贤者，异其礼物，而试之政事③诸公言今日难于前日，安知他日不难于今日乎 ④臣言不行，无颜复立于朝，请致仕⑤而青苗行于唐之衰乱，不足法 ⑥死生祸福，天也A。 ①③⑤ B。
①④⑥ C。②③⑥ D。
②④⑤7。 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A。
范镇幼时从兄为学，年轻时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才华，受到蜀地守官的赏识；举进士踏上仕途后，宰相庞公又很器重他，为他美言。 B。
范镇看问题客观公允。他认为宰相陈执中学识不高，不堪重任；却反对有人借家中私事弹劾陈执中，他的看法得到有识之士的认同。
C。 仁宗在位多年未确立继承人，范镇认为这是关系到国家稳定的紧要事情，先后十九次上书直陈己见，因此获罪，以至于须发都白了。
D。 范镇反对王安石推行青苗法，多次上书无效后，无奈退休家居；在家中他读书自娱，饮酒取乐，有人劝其谨慎行事，他却坦然处之。
8。 把文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0分）（1）公独引大体，略细故。 （3分）▲ （2）速则济，缓则不及，此圣贤所以贵机会也。
（4分）（3）虽曰乞身而去，敢忘国之心？（3分）。
7 冯昆辩奸 文言文答案原文：
冯绲父焕为幽州刺史，疾忌奸恶，数致其罪。怨者乃诈作玺书谴责焕，赐以欧刀。又下辽东都尉庞奋使行刑。奋即收焕，焕欲自杀。绲疑诏文有异，止焕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恶，实无他故，必是凶人妄诈，规肆奸毒，愿以事白上，甘罪无晚。” 焕以其言，上书自讼，果诈者所为，追奋抵罪。绲由是知名。
译文：
冯绲的父亲冯焕任幽州刺史时，非常痛恨奸佞小人，屡次惩罚他们。痛恨冯焕的人于是就假造皇帝的诏书来谴责冯焕，赐刀让他自杀。他们又让东都尉庞奋监督行刑。庞奋随即收押冯焕，冯焕想自杀。冯绲疑诏文有假，劝阻焕道：“大人任幽州刺史时，曾立志要除去奸恶，实在是没有其他原因，肯定是奸人作假陷害你，我想先把这事告诉皇帝，你再认罪不迟啊。” 冯焕听了他的话，上书自讼，经查果然是歼佞所为，后来皇帝派人捉住庞奋，治了他的罪。冯绲从此一举成名。——《后汉书•冯绲传》
8 蒲松龄《聊斋志异任秀》的文言文阅读及答案选文
蒲留仙先生《聊斋志异》，用笔精简，寓意处全无迹相，盖脱胎于诸子，非仅抗于左史、龙门①也。相传先生居乡里，落拓无偶，性尤怪僻，为村中童子师，食贫自给，不求于人。作此书时，每临晨携一大磁罂②，中贮苦茗，具淡巴菰③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陈芦衬，坐于上，烟茗置身畔。见行道者过，必强执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渴则饮以茗，或奉以烟，必令畅谈乃已。偶闻一事，归而粉饰之。如是二十余年，此书方告蒇④。故笔法超绝。 （邹弢《三借庐笔谈》）
注释
(1)[左史、龙门]指左丘明和司马迁。左丘明著《左传》，司马迁生于龙门。②[罂（yīng）]大腹小口的瓶或罐子。③[淡巴菰]烟草的旧音译名。④[蒇（chǎn）]完成。
练习
1、解释文中带点的词。
居（ ） 于（ ） 置（ ）
语（ ） 是（ ） 方（ ）
2、比较下列各组词的不同意义。
①为 为村中童子师（ ） ②故 故笔法超绝（ ）
凡为足下道者（ ） 温故而知新（ ）
3、用文的话概述《聊斋志异》的特点：
4蒲松龄“笔法超绝”的原因是什么？
阅读提示
本文叙述了蒲松龄先生写《聊斋志异》时搜集素材的故事。
答案：1。在； 向； 放置； 动词，说话； 这样；才
2为：担任，动词；
向，介词。
故：所以，副词；
旧的（知识），名词。
3用笔精简，寓意处全无迹相，盖脱胎于诸子，非仅抗于左史、龙门也
4长期大量的从民间搜集整理素材
译文
蒲松龄在作此书的时候，每天携带一个大瓷器，里面装满浓茶，并带一包烟草，放在行人路过的大道旁，下面用芦席垫着，他自己坐在上面，将烟草摆在席子旁边。见到走路的人经过，必定要拉住（他），和他说话。搜集奇异（的故事），讲说离奇（的事情）。随便（经过的）人们知道什么（都可以）；（路人）渴了，则恭恭敬敬地请人喝茶，或恭敬地奉上烟草，一定要使路人尽兴方才让其停止。偶然听到某一件事，回家以后就加以粉饰加工。像这样经历了二十余年，《聊斋志异》这本书才告完成。
9 急求《文言文阅读初阶》（杨振中编）志向篇的译文古今贤文（志向篇）
山立在地上，人立在志上。月缺不改光，剑折不改钢。鸟要紧的是翅膀，人要紧的是理想。胸无理想，枉活一世。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虎瘦雄心在，人穷志不穷。立下凌云志，敢去摘星星。天下无难事，只要肯攀登。
年怕中秋月怕半，男儿立志在少年。船大不怕浪高，志大不怕艰难。没有爬不过的高山，没有闯不过的险滩。见异思迁，土堆难翻；专心致志，高峰能攀。无志之人常立志，有志之人立长志。实践是实现理想的阶梯，知识是实现理想的翅膀。不学杨柳随风摆，要学青松立山冈。
万丈高山是从平地堆积起来的，所以立在地上；人要有志气才能有所成就有所立足；月有阴晴圆缺，但无论何时月光总是皎洁温和，不改其色；对于鸟来讲，没了翅膀等于没了一切，对人来讲没了理想活着也就没了意义；老虎再受弱，一吼山河动的雄心还在，人穷困潦倒了但志气不减丝毫；再高的山人也能爬上，再险的滩人也能渡过，通过实践才能实现理想，知识是实现理想的动力，是让梦飞翔的翅膀；不要学杨柳的不坚定，随强风而摆动，要学青松一般，虽狂风暴雨也坚定不移。
濮阳文化底蕴厚重。濮阳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颛顼遗都”、“帝舜故里”之称，被中国古都学会命名为“中华帝都”。
1、美誉：1987年出土的距今6400多年的蚌塑龙形图案，被誉为“中华第一龙”，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据此命名濮阳为“华夏龙都”。濮阳杂技享誉中外，是“中国杂技之乡”。
2、名人：仓颉见鸟兽的足迹受启发，分类别异，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汉字创造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被尊为“造字圣人”。
3、文物：至2009年底，濮阳市共有各类不可移动文物1279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5处（唐兀公碑、戚城遗址、颜村铺革命旧址、单拐革命根据地旧址、京杭大运河台前段），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5处。
4、风景：市辖区内旅游景点主要有南乐仓颉陵、唐槐、文庙，清丰普照寺大雄宝殿、张清丰孝子碑，濮阳东濮黄河大桥、渠村黄河分洪闸、中原油田发现井、唐兀公碑，范县李桥渡河处、闵子墓、十字坡，台前张公艺墓、孙口渡河处、京九铁路黄河大桥等。
5、文学：吕不韦主持编纂《吕氏春秋》（又名《吕览》），包含八览、六论、十二纪，汇合了先秦诸子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史称“杂家”。
6、重大事件：为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濮阳地区各县根据中共中央和冀鲁豫行署的部署，从1946年6月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打土豪分田地）。至1947年5月，濮阳地区各县基本摧毁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实现平分土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
-濮阳
-仓颉
-吕不韦
北宋初年仅有户650万左右。据《元丰九域志》，元丰年间（1078－1085）全国有户1600万。据《宋史·地理志》序，崇宁元年（1102）有户2000万（实际诸路相加为1730万户），则12世纪初，北宋境内人口已超过1亿大关。吴松弟教授认为，北宋大观三年（1109）户数达2088万，人口约11275万。辽代人口最鼎盛的天祚帝初期（12世纪初），约有140万户，900万人；西夏约有300万人，中国全境大致共计14000万人口。
仍以秦淮为界，元丰时北方有户530万（崇宁时为540万），南方有户1100万户（崇宁时为1240万）这反映了从唐代后期至北宋中后期，由于北方人口的南迁和南方经济的发展带来的人口滋长，使南方人口的绝对数字开始超过了北方。这是我国人口南北分布变化的转折时期。
北方诸路中以首都开封府一府所置的京畿路人口最集中，元丰时有户23万，崇宁时有26万。吴松弟认为北宋末年开封府人口密度可达每平方公里21户左右，为国内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但开封府周围地区，人口则显稀少。其次是永兴军路（今陕西大部），元丰时有户84万，崇宁时有100万；以长安为中心的京兆府，元丰时有22万，崇宁时有23万。每平方公里70户左右，远远超过其他府州，这与其地为北宋对付西夏的前线有关。其他诸路大体在50－80万户，秦凤路户数最少，不到50万户。
南方人口主要集中在东南地区的两浙、江南东、江南西和福建四路，相当于今天上海市、苏南、皖南、和闽浙赣三省，元丰时有户521万，崇宁时571万，占南方人口的1/2。其中两浙路（上海苏南太湖流域和浙江省）户数最多，元丰时177万，崇宁时197万。其余依次为江南西路（除江、信、饶三州外的江西省），元丰时128万，崇宁时166万；江南东路（今天皖南、大茅山以西的苏南和江西省东北部），元丰时107万，崇宁时101万；福建路元丰时99万，崇宁时106万；其他诸路元丰与崇宁时差不多，淮南东、西路约130万户，京西南路（河南南阳盆地和治水中上游）40万户，荆湖南北路不过140－150万户，川峡四路总起来不超过20万户，广南东西路仅80余万户。
北宋末年，金人南侵，黄河流域出现我国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北方人口南迁，先是1127年汴京陷落，一直到绍兴和议；1161年完颜亮毁约南侵，大批人口再次南渡。以北宋崇宁元年和南宁绍兴三十二年（1162）户数相比较，两浙路增加26万户，江南西路增加42万户，福建路增加33万户，成都府增加21万户，潼川府增加24万户，夔州路（较元丰）增加14万户。
13世纪初，南宋与金均进入人口峰值，分别有人口8500万和5600－5700万，如果加上西夏约300万，共有14400－14500万。
蒙古南下，北方人口损失严重，1236年，仅得110万户，是金代鼎盛时期的泰和七年（1207）户数的13%，下降幅度之大，在中国人口史上亦属罕见。南宋主要损失在四川，1290年（至元二十七年）的户数大约只及宋嘉定十六年（1223）的4%，加上可能未登记的人口，也只及15%－19%。至元二十七年全国大约有1500万户，7500万人左右。中国人口损失一半。元末至顺年间，1700万户，人口8500万左右，为元代人口的峰值。地域分布上，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相当于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湖北小部、贵州大部）竟占全国户口数的80%以上。
两宋时期是太湖流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跃居全国前列的关键时期。而在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则是社会经济赖以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本文试对宋代该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作一探讨。
一、可耕土地的彻底垦辟
在农业社会中，土地是最根本的生产资料，耕地面积的扩大直接关系到农业的发展。经永嘉南渡，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江南开发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直到北宋景佑年间，张方平出宰昆山时，太湖流域还是“地旷人杀，占田无限，但指四至泾渎为界”，表明这里的农田垦拓还是大有潜力的。 [1] 北宋和平时期迁入当地的移民虽有记载，却未成规模。靖康南渡，镇江、常州、无锡、平江府、秀州、杭州，既是高宗朝廷南逃路线，也是大批移民落脚定居的首选之地，以至随处都是“避寇渡江流移失业之民”；有研究表明：与其他地区相比较，江南地区（相当于宋代两浙路和江南东路的东北部）的移民迁入是位居前列的；而江南地区则以太湖流域的移民最为密集。 [2] 大量移民涌入，带来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因为人口剧增而造成对耕地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也为耕地的量的扩大和质的提高，为农业高度集约化经营提供了充分的劳动力。
总的说来，直到北宋后期太湖流域在耕地上仍未见明显压力。宣和元年（1119），农田所还将浙西的“远年逃田、天荒田、草葑茭荡及湖泺退滩、沙涂等地并打量步亩，立四至坐落”招人请佃，可以视为佐证。 [3] 当地对耕地进行全面彻底垦辟是在南渡以后。南宋乾道中，政府以空名官诰补授官资的方式劝谕开耕两浙荒地；淳熙年间，孝宗继续采取蠲放苗税的政策，奖励“两浙民户将已业土山，施用工力开垦成田”。 [4] 在政策鼓励和人口压力下，当地农民改造开发低洼地，垦殖草葑茭荡及退滩沙涂，耕植荒山土丘，向山争地，向水争地，使可耕田亩有了可观的增长。到绍熙时，吴中已 “四郊无旷土，随高下皆为田”，张方平所见景象已不复存在；连湖州偏僻山间，绍兴以后也多有匿户避役之民“家于山中，垦开岩谷，尽其地力”。 [5] 总之，太湖流域所在的两浙西路是宋代垦田最盛的地区，“膏腴沃衍，无不耕之地”。 [6]
在拓垦可耕土地的过程中，太湖流域的农民充分利用当地的地理条件，发挥聪明才智，开辟各种途径，不少新的耕田名称始见于史籍。
其一，沙田。《正德姑苏志》卷15《田地》说是“民自经理江湖沙涨地为田”。王桢在《农书·农器图谱集·田制门》里也说：“沙淤之田也。或滨大江，或峙中洲，四围芦苇骈密，以护堤岸，其地常润泽，可保丰熟。普为塍埂，可种稻秫；间为聚落，可艺桑麻。或中贯潮沟，旱则频溉；或旁绕大港，涝则泄水：所以无水旱之忧，故胜于他田”。沙田涨没不定，无法精确测量步亩，享受免征或少征租税的政策优待。这种耕作和政策上的双重优越性，确令农民提高了垦殖的积极性。据《琴川志》卷6《版籍》，在常熟县总耕地数2,321,563亩中，沙田为4964亩，占2‰，这一比例或可作为当地沙田在耕地数中占有率的参数。
其二，塘涂田，亦名滩涂田、塘田、涂田。上引《农书》说：濒海之地，“其潮水所泛沙泥，积于岛屿，或垫溺盘曲，其顷亩多少不等；初种水稗，斥卤既尽，可为稼田”，这是指沿海滩涂田。此外大河之侧、水汇之地和陂泽之曲，“凡潢污泗互，壅积泥滓，水退皆成污滩，亦可种艺”。《琴川志·版籍》记常熟县有塘涂田362亩、塘涂地457亩，应属后者。
其三，围田、湖田。这里所说的围田是指以围筑堤岸的方式向水面争得的新耕地，以此围湖垦辟的田，也称湖田，例如宜兴即“县多湖田”。 [7] 但在宋代文献中，这种新拓耕田往往与圩田混称。实际上，圩田是指将已耕熟田筑以堤围或圩岸的水利田；而围田则主要是指一种新拓耕地的方式和名称，当然这种新拓耕田在耕熟以后一般也都建为圩田，但在垦拓初期毕竟是有区别的，故而《文献通考》卷6将“圩田水利”和“湖田围田”分别列目。宋代江阴境内的芙蓉湖，“周围一万五千三百顷，又号三山湖，今皆为圩田”，这些圩田显然是由湖田围田改造而成的；而嘉定二年（1209）湖州境内因修筑堤岸，“变草荡为新田者凡十万亩”，自然也是围田或湖田；绍兴年间，太湖“濒湖之地，多为军下兵卒侵据为田”，“盖队伍既众，易于施工，累土增高，长堤弥望，名曰坝田”，坝田也是围田和湖田的别称。 [8] 围田或湖田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向水争田增加了可耕土地，据《琴川志·版籍》，理宗时常熟有围田54,016亩，约占全县总耕地数241,982亩的22‰；另一方面毫无节制地围水造田，使河湖水面急遽减少，破坏了生态平衡，恶化了农田水利的环境。
其四，葑田。北宋蔡宽夫指出：“吴中陂湖间，茭蒲所积，岁久根为水冲荡，不复与土相着，遂浮水面，动辄数十丈，厚亦数尺，遂可施种植耕凿，人据其上，如木筏然，可撑以往来，所谓葑田是也”。因为葑田是浮动的，苏州遂有投诉“夜为人窃去田数亩”的佚事，范成大诗说“不看茭青难护岸，小舟撑取葑田归”，印证葑田确是可撑取窃走的。 [9] 上引王桢《农书》名之为架田，称其“既无旱暵之灾，复有速收之效，得置田之活法”。大体说来，蔡氏所说葑田，最初是自然生成的，当地农民受其启发，有意“以木缚为田丘，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种艺之”，故谓之架田。葑田不愧是江南水乡人民在与水争田过程中的出色创造。
此外还有宋代括官田时经常提及的积水茭荡田。这类田虽已非湖泽河汊，但尚未成为可耕的塘涂田。理宗时，常熟即有这类田3216亩。另有安吉县境内“陂堰旧有七十二所，盖其地势高仰，近山之田号承天田，亦号佛座田，谓层层增高，灌溉不及也”，“储蓄灌溉，全藉陂堰”。 [10] 承天田、佛座田是当地农民向山争地的例证，“层层增高”表明其是梯田。
对这一地区耕地的增长作定量分析不无困难。范仲淹在景佑年间（1034－1037）称苏州出税之田3,400,000亩；而另一研究表明，苏州在雍熙（984－987）前后的耕地数至多不会超过1,400,000亩， 50年间耕田数增加近15倍。端平二年（1235）常熟的耕地数为2,419,892亩，常熟是苏州平江府5个属县之一，倘以该数据作为5县之平均数，那么这时苏州总耕地数应在12,000,000亩左右，约为景佑耕地数的35倍，雍熙耕地数的85倍。 [11] 从垦田增长率来看，显然景佑以后远远超过景佑以前；南宋远远超过北宋。以上分析虽有推断的成分，但或可据此把握太湖流域在两宋时期耕地垦辟增加的总体趋势。
二、水利田的全面建成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两宋时期太湖流域农业经济的决定性进步，是与水利事业的长足发展分不开的。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中稍具规模的水利事业，政府的组织作用和管理机能至为关键。《隆庆长洲县志》卷2《水利》指出：“江南水利，无论汉唐，计宋有天下三百年，而命官修治凡三十余度，殆不十年一兴利也”。宋代在财力物力上给水利建设以积极的支持。熙宁变法大兴水利之时，凡有疏导水患而开决农田时，“即以官田计其顷亩，拨还田户，如无田可拨，即计田给直”；政和六年（1116），徽宗拨封桩米10万石、常平本钱10万贯等命赵霖主持平江水道的大规模疏浚工程。 [12] 北宋曾给两浙路等下诏：“辖下州军圩田并河渠、堤堰、陂塘之类合行开修去处，选官计工料，每岁于二月未农作时兴役，半月即罢”，把兴修水利纳入每年春耕前地方官的常规公务。 [13] 兴修水利的诸多内容在宋代不仅作为州县长吏的重要职责，还直接与考课磨勘优劣相联系，使他们对属地水利不敢掉以轻心。
当地人民深知太湖农田水利的症结所在，高度重视疏浚工程和堰闸工程，创造了成功的经验。首先，疏通河湖港浦的水利工程，使广袤农田去水涝之害而得沾溉之利。例如，至和二年（1055），调发民夫156工，疏浚诸泾64、浦44、塘6，筑成至和塘，“田无洿潴，民不病涉”，两岸膏腴之地数百万顷都蒙其利；宣和元年（1119），赵霖役工278万余，历时19个月，浚治1江、1港、4浦、58渎，使平江府“二十年间并无水患”；政和五年（1115），江阴浚治横河、市墩河、东新河和代洪港以后，使附近“十乡之田，频苦旱涝，尽除其患”，得益农田达6,573顷；乾道二年（1167），开浚顾会浦河道，“故水所败田数万亩还为膏腴”。 [14] 开通疏导河湖港浦，不仅保证了太湖水系能循环畅通地流入江海，而且使当地农田能够有力抗御水旱灾害。
其次，堤堰斗闸则使疏浚的成果得以维持、巩固和发挥效益。当地人民往往在疏浚同时，就“因塘浦之土以为堤岸，使塘浦阔深，而堤岸高厚”；再在关键河段，设立斗闸，“大水之年，足以潴蓄湖瀼之水，使不与外水相同，而水田之圩垾无冲激之患；大旱之年，可以决斗门水濑，以浸灌民田，而旱田之沟洫有车畎之利”。 [15] 类似例子不胜枚举：嘉佑六年（1061），对六年前疏浚的至和塘“创石堤，疏斗门”，“得膏腴田数百万顷”：熙宁时，“松江堤没，水为民患”，因筑丈高石堤90里，“复良田数千顷”；政和五年（1115），江阴在开浚河港后，造马师闸、唐市闸“以南泄震泽，北节大江”，灌溉民田4060顷；乾道二年（1166），江阴蔡泾闸改造工程与申、利二港疏浚相配套，遂使“附近七乡岁入增十余万石，毗陵诸邑固当倍蓰”；淳熙年间，对海盐常丰闸和81处堰坝进行了两次修治和改造，“自是农被闸堰之利，频岁得稔”。 [16]
在各种水利工程的综合效应下，太湖流域的农田建设大受惠益，是宋代全国水利田最密集的区域。有人对北宋熙宁年间各路水利工程、水利田及其占总耕地数作过统计，太湖流域所在的两浙路均位居第一，水利工程为2,294处，水利田为10,484,842亩，占总耕地数的288％。 [17] 南宋淳熙前后，以太湖流域为主体的浙西路水利工程为2,100余处，接近熙宁时期两浙之和，《宋史·食货志》说：浙西“南渡后水利之田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太湖水利使“低田常无水患，高田常无旱灾，而数百里之内，常获丰熟”，经过治理的太湖流域“畎浍脉分，原田棋布；丘阜之间，灌以机械；沮洳之滨，环以茭楗；则泻卤硗确，变为膏泽之野；萍藻葭苇，垦为秔稻之陆”，成为宋代集约化农业的首善之区。 [18]
在太湖流域水利田的建设中，疏浚和堰闸的功效不可低估；与此同时，每一田块的圩岸修筑也起了重要作用。这种圩岸，有些岸段就是前文述及的堰搪堤坝所构成，但更多的岸段则是围田别建的田塍。圩岸所围之田大小不一，少者数十亩，多者以千计，形成了这一地区特有的田圩之制。当地历来将“大筑圩岸，高围民田”，视为农田水利的要策。嘉佑三年（1058），两浙转运使即建议在苏、湖、常、秀修作田塍，位位相接，以御风涛，以狭水源，并“令县官教诱殖利之户自作塍岸，定其劝课为殿最”。 [19] 政和元年（1111），提举常平司命苏、湖、秀三州令佐主管创立圩岸工程，浙西掀起了兴筑圩岸的热潮，仅平江府就兴修田围达2,000余顷。南宋黄震曾针对太湖农田水利建设指出：“田岸之事在民。在民者，在官不必虑；水利之事在官，在官者，在民不得为”。 [20] 他所说的水利之事应指疏浚河道、修建堰闸等大型工程，而田岸之事则指圩岸田塍的修筑维护。正是在发挥和协调政府与农民各自职能的基础上，太湖流域的农田水利建设在两宋时期走在全国前列，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为本地区农业经济的全面起飞准备了硬件条件。其中不少农田水利工程还泽被后代，为太湖流域农业经济在明清时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集约农业的样板地区
两宋时期太湖流域的农田水利建设，为农业集约经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具有地域特色的农具体系的形成，也是有助于农业集约经营的。这一体系虽在唐代大体定型，在宋代却有了进一步的完善和改进，完备、实用、先进是其基本特点。
曲辕犁创制于唐代，宋代以两浙最称先进。曲辕犁调节转向灵活方便，犁镵加大则为深耕创造了有利条件，而犁镵、犁壁的分工，既能犁起上块，又将后土翻下，常令熟土在上，生土在下，利于作物生长。这种犁在宋代被改造得更适合于水田操作，俗称江东犁。秧马也是浙西水利田的主要农具，能减轻插秧季节的劳动强度。其体制 “以榆枣为腹欲其滑，以楸桐为背欲其轻，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两髀雀跃于泥中，系束藳其首以缚秧，日行千里，较之偃偻而作者，劳佚相绝矣”。 [21] 宋代江浙间还创制了耘荡这一新工具，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据王桢《农书》说，耘荡“形似木屐，而实长尺余，列短钉二十余枚”，用以推荡水田禾垅间草泥，“使之混溺，则田可精熟。既胜耙锄，又代手足，况所耘田数，日复数倍”。
因农田灌溉和圩区排水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水车，是当地农具体系中最具个性的代表。其型制不拘一格，有一二人手摇的刮车，也有四五人或六七人脚踏的大棚车，有畜力水车和风转翻车。王桢《农书》还载有一种高转筒车，“如田高岸深，或田在山上，皆可及之”。龙骨水车（即翻车）的使用最普遍。苏轼《东坡集》卷6《无锡道中赋水车》曾述其形制功用：“翻翻联联衔尾鸦，荦荦确确蜕骨蛇；分畦翠浪走云阵，刺水绿针抽稻芽”。龙骨水车不但可用于临水地段，倘有足够的车水劳力，其所汲之水竟可达到3丈以上的高旱之田。范成大有诗似即说此：“下田戽水出江流，高垅翻江逆上沟；地势不齐人力尽，丁男长在踏车头”。水车是当地水利田集约化经营不可或缺的主要工具。当地“农器甚备”，为精耕细作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太湖流域水热条件虽然优越，但土壤性状并不理想。《禹贡》列其所在的扬州“厥田下下”。但两宋“天下之田称沃衍者为吴越闽蜀，其亩之所出视他州辄数倍”，秦观以为是“培粪灌溉之功至也”；陈傅良也说：“闽浙之土，最是瘠薄，必有锄耙数番，加以粪溉，方为良田”。 [22] 可见施肥是经营集约农业的重要环节。当地农学家陈旉在其《农书》里主张“地力可使常新壮”，提出“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当常新壮矣，亦何敝何衰之有？”为这一地区地力养护提供了积极的建议。当地农民也在农业实践中充分重视了这一问题，大量使用有机肥，可以加速土壤熟化，改变其理化构成，以提高肥力。
这一时期，粪肥来源扩大，施用也更合理，此即陈旉所说：“俚谚谓之粪药，以言用粪犹用药也”。据其介绍，“浙间络年备办粪土，春间夏间常常浇壅”，当地“凡农居之侧，必置粪屋”，人畜粪是农家肥的主体，但“凡扫除之土，燃烧之灰，簸扬之糠秕，断槁落叶”，也都沤入粪屋，堆积发酵，成为上好的有机肥。河泥是另一项重要肥料，罱泥不仅可以积肥，还能使水域不致淤潴。故稍有农闲，农家便以小舟驶入河港塘浦罱取河泥。宋人诗说：“竹罾两两夹河泥，近郭沟渠此最肥，载得满船归播种，胜如贾贩岭南归”，可见河泥肥效之高。 [23]
太湖流域精耕细作式的集约农业，在宋代已积累了较系统的经验，影响、指导着这一地区以后农业的发展。除去肥料，耕、种、耘、水在当地水利田的经营中，都是别有讲究的。首先是耕田。“大凡秋间收成之后，须趁冬月以前，便将户下所有田段一例犁翻，冻令酥脆”，利用冻晒使土壤酥碎，起自然松土与杀虫作用；“春二月又再耕，名曰炒田”。经两次犁耕，土质松细，故时人认为“浙人治田，比蜀中尤精，土膏既发，地力有余，深耕熟犁，壤细如面，故其种入土坚致而不疏”。其次是播种。选好良种后“拣选肥好田段，多用粪壤，拌和种子，种出秧苗”，浸种下秧，深耕浅种后，秧苗既长，“便须及时栽插”。再次是耘田。在禾苗生长过程中，杂草亦生，“浙间三次耘田，次第转折，不曾停歇”；有时还放干田水，逐一拔出杂草，沤在泥中，培固禾根。最后是换水。在水稻生长过程中，如果天旱缺水，便须以水车车水，“全家大小，日夜不停”；“大暑之时，决去其水，使日曝之，固其根，名曰靠田；根既固矣，复车水入田，名曰还水”；而“还水以后，苗日以盛，虽遇旱暵，可保无忧”。 [24] 这种烤田技术远比前代进步，且沿用至近现代。
集约农业是天时、地力、人工的统一体。为准确预测阴晴、水旱、寒暖、丰歉等气象和农业的前景，当地农民积累和形成了气象占测的系统经验，归纳为各种口诀韵语式的农谚。宋元之际松江人陆泳曾采方言俗语作《田家五行》（亦名《吴下田家志》），例如“清明断雪，谷雨断霜”，“四月麦秀寒，五月温和暖”，“蜘蟟蝉叫稻生芒”，都有关农业气象。这种农谚甚至被范成大写入诗中：“湔裙水满绿萍洲，上巳微寒懒出游。薄暮蛙声连晓闹，今年田稻十分秋”，自注道“吴下以上巳蛙鸣，则知无水灾”。这些气象农谚虽有附会成分，但大量保存了当时农民的直观经验，反映了集约农业对气象的重视。《乾隆吴江县志·生业》引述范氏语云：气象占测，“自古说者纷纭聚讼，曾不如老农之言，慧于鬼神”，高度肯定当地老农在占测气候上的准确预见。
总之，无论水利、农具、肥料，还是耕种耘荡等田间管理，两宋时期太湖流域的农业在精耕细作方面，都走在各地区的前列，无愧为全国集约农业经营的样板地区。陈旉《农书》以及元代王桢《农书》的相当部分，都是这种集约农业的经验总结。
四、举足轻重的粮食生产
粮食生产是封建社会农业经济的最主要的内容，也是衡量一个地区农业水平的主要标准。太湖流域在宋代已实行了两熟制，这对提高更多利用效率，增加粮食产出数量，都是至关重要的。这种两熟制有两种情况。其一是稻作两熟制。苏籀《双溪集》卷9《务农札子》所说“吴地海陵之仓，天下莫及，税稻在熟”，即指稻作两熟制。有学者以为这种稻作两熟主要并不是双季稻的复种连作，而是所谓再熟稻，即“丰岁已刈，而稻根复蒸苗，极易长，旋复成实，可掠取，谓之再熟稻。恐古所谓再熟者即此”；这种稻“春夏收讫，其株有苗生，至秋薄熟”，产量不高。 [25] 但从苏籀所说“税稻”，应不仅指自生自长的再熟稻；有意识有计划的双季稻复种连作，在宋代太湖地区虽未普及，但已出现。
其二是稻麦两熟制。北宋后期，当地已是“刈麦种禾，一岁再熟”，但稻麦轮作制似尚未推广，故苏轼说：“两浙水乡，种麦绝少，来岁之熟，指秋为期”。 [26] 小麦的大规模种植和稻麦两熟制的全面推广也在南渡以后。南迁北人从面食喜好出发，当地南人从土地效益出发，竞相种麦。宋代“佃户输租，只有秋课，种麦之利，独归客户”，而“农获其利，倍于种稻”，优惠政策和经济因素刺激了农民（尤其客户）的种麦积极性。“处处稻分秧，家家麦上场”，“五月江吴麦秀寒，移秧披絮尚衣单”，诗人记下了两浙普及稻麦两熟制的历史场景。有学者认为宋代江南“也就只能象北方那样实行两年三收”， [27] 至少并不符合太湖流域的实际。随着稻麦轮作复种的发展，当地水旱轮作的耕作体系也渐趋完善。排水是水田变旱作的关键，本地农民在水稻刈获后，便在畦旁起垅作纵沟，再作横沟贯通纵沟，纵横交错以利排水。而整地灌水则是旱作变水田的要件，时人便在小麦收割后精耕细耙，将田面整为平畦，稻秧入田后，以勤灌浅灌方式保持一定深度的水层。
两熟制大大提高了太湖流域的粮食亩产量和总产量。北宋当地亩产据范仲淹所说：苏州地区“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硕至三硕”。南宋嘉定二年（1209）湖州“变草荡为新田者，凡十万亩，亩收三石”；约略同期苏、湖的“江乡田，上色可收谷四石”，但“四石之田，固不多见”。理宗时高斯得说：两浙“上田一亩收五六石。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虽其田之膏腴，亦由人力之尽也”。 [28] 宋元之际，方回《续古今考》卷18指出，吴地之田亩产米三石，山田二石。综合以上数据，太湖地区普遍的亩产量在三石左右，少数上田可达五石，在全国是处于先进地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