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平君熊启深受秦国的重用，他后来为什么却反秦？
导读：昌平君熊启虽说深受秦国重用，但他毕竟是楚国人，跟当时的楚王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所以当他得知秦国要攻打并灭掉楚国的时候，开始陷入到两难的地步。最终还是在秦王攻打楚国的时候，选择在在秦军后方以楚国公子的身份号召郢陈附近原楚地的人民和以前的韩人一同

昌平君熊启虽说深受秦国重用，但他毕竟是楚国人，跟当时的楚王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所以当他得知秦国要攻打并灭掉楚国的时候，开始陷入到两难的地步。最终还是在秦王攻打楚国的时候，选择在在秦军后方以楚国公子的身份号召郢陈附近原楚地的人民和以前的韩人一同反秦，成功拖延了秦军的进攻。

昌平君熊启是楚国国君楚考烈王跟秦国国君秦昭襄王的女儿的儿子，同时也是战国末期的楚国公子，被受封为昌平君。他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秦国度过的。楚考烈王当初在秦国做质子的时候，就跟秦昭襄王的女儿在一起，并生下了一个儿子。其父楚顷襄王病危时，他在春申君黄歇的帮助下顺利回到楚国，并当上了楚王。只留下自己的儿子跟妻子在秦国生活，即便是多年之后也没把他们带回楚国。

熊启就这样一直生活在秦国，即便是自己的父亲楚考烈王去世前依然没有想到他，还将王位传给了他同父异母的弟弟。那时候秦王嬴政已经继承王位，但是手中并没有太大的权力，作为秦王嬴政叔叔的自然备受他的信任。等到熊启跟吕不韦等人帮助嬴政铲除长信侯嫪毐作乱的事情之后，秦王开始慢慢掌握国家大权，并在其罢免了吕不韦丞相的职位，开始真正掌握秦国的大权。

此时的熊启被秦王任命为相邦，负责帮他处理朝政上的一些事情，为秦国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等到秦国派兵攻打楚国的时候，熊启就被派往郢陈安抚楚民。让秦国没想到的是，熊启在秦国跟楚国之间，最终选择了楚国，最后被王翦、蒙武等率领的秦军打败，落得个兵败身亡的下场，等他时候不久，楚国正式宣告灭亡。

楚哀王（前228年在位），芈姓，名熊犹，楚幽王之弟。哀王继位二月余，哀王异母弟负刍的门客杀哀王楚哀王就这么死了。楚哀王的继任者是：楚王负刍（前227年至前223年），芈姓，名熊负刍，楚哀王之弟。他的下场是，秦王政二十三年（前224年）王翦领兵伐楚，坚壁不出，待楚军调动之际，大破楚军，追至蕲南（今湖北蕲春西北），楚将项燕被杀（一说自杀）；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年）再度出兵攻楚，虏楚王负刍，平定楚国。秦王亲往樊口受俘，责负刍以弒君之罪，废为庶人。

希望采纳

当然是叫：“万岁，万岁，万万岁”了。

一楼的搞笑啊，“皇叔”是别人对皇帝叔叔的尊称，像叫刘备叫“刘皇叔”。

正式场合下，即使皇帝的弟弟，也叫陛下，万岁，等等的称谓。

皇帝的弟弟，叫皇帝应该不会叫“皇兄”的，你是看电视剧看多了吧？？皇兄应该是别人对皇帝兄长的称谓吧，就是别人叫皇帝的哥哥叫皇兄。皇帝只要登基，他亲生父亲不是太上皇，没当过皇帝，见了皇帝也要行礼而且不能成皇帝为儿子的，或者皇儿，所以，皇帝的兄弟姐妹不能与皇帝不能再兄弟相称，毕竟皇帝是“天子”，如果再以“兄弟”相称，那不是滔天大罪？自认“天子”？？天子只有一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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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宗复辟，石亨等诬于谦、王文有迎立外籓语，帝颇疑瞻墡。久之，从宫中得瞻墡所上二书，而襄国金符固在太后阁中。乃赐书召瞻墡，比二书于《金滕》。入朝，宴便殿，避席请曰：“臣过汴，汴父老遮道，言按察使王�贤，以诬逮诏狱，愿皇上加察。”帝立出�，命为大理卿。诏设襄阳护卫，命有司为王营寿藏。及归，帝亲送至午门外，握手泣别。瞻墡逡巡再拜，帝曰：“叔父欲何言？”顿首曰：“万方望治如饥渴，愿省刑薄敛。”帝拱谢曰：“敬受教。”目送出端门乃还。四年复入朝。命百官朝王于邸，诏王诣昌平谒三陵。及辞归，礼送加隆，且敕王岁时与诸子得出城游猎，盖异数也。六年又召，以老辞。岁时存问，礼遇之隆，诸籓所未有。成化十四年薨。-----------明史，列传第七，诸王第四-----------从上面来看，皇帝的“叔父”自称“臣”，并且说：“愿皇上加察”。

所以个人意见，不论皇帝的弟弟，兄长，叔，舅都称皇帝为“皇上”，更不用提皇帝的侄子了。具体称谓可翻阅历朝皇亲国戚的奏章，就能看出称谓来了。

百万工匠役夫14年之功，原料精美绝伦，这之间的耗资之巨难以估量

首先先看一下

明代北京皇宫的规划布局

规划和布局清《宫殿门楼规制》中记：明宫殿规制配置务取均齐，紫禁城内三殿两宫及各宫殿如此，即东苑、西苑各宫殿亦无不如此。所以雄伟奇丽似逊于元，然整齐严肃又非元所能及，今以元宫殿遗制衡之亦有影响可寻。

明代皇宫布局的特色确实整齐严肃，左右对称，前后呼应，起伏重叠，格局严谨。总的来说是为了突出一个主题——君权至上高度集中。其森严、豪华、高贵、整齐都是为表达这个主题服务的。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周汉唐宋的宫廷也都表现“君之门兮九重”的森严，以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种至高无上的气魄。我国从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有过分裂和割据，但总的趋向是集中统一。到封建社会后期的明代中央集团的情况更为突出。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以后，于洪武十三年“诏罢中书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阁之臣唯备制草，故载诸训，有曰建言设立丞相者，本人凌迟，全家处死。”从表面上看朱元璋决定这一严厉措施是由于当时爆发了胡惟庸、李善长的“谋逆”所引起，实际上不只是针对胡、李少数人的问题。当时他杀掉一大批人，株连数以万计。过了几年他的一个大臣向他为李善长喊冤，他也并不加罪。看来他是从南宋、元代的权奸弄权营私舞弊吸取了历史教训，严厉禁止他的臣下结党而发。帝以历代丞相多擅权，遂罢中书省，分其职于六部。他不仅撤掉丞相这一职位，而且在各省也取消了行政首脑而以监察御史巡抚各地。同时增加了六部即吏、户、工、礼、兵、刑的行政职权。而把独裁权力控制在皇帝手中，形成绝对的君主专制。这种思想和政治体制同样反映在皇宫布局中，成为明代宫殿建筑的主题。

北京皇宫的营建是以南京宫殿为蓝图的，记载中说“宏敞过之”。以今天南京残存的宫殿旧址考核，再参照记载，不仅宫殿布局相似，连名称也基本相同。北京的皇宫确实比南京要宏伟，但是南京宫殿并不是一次建成的。朱元璋攻下集庆(即南京)称吴王时，命刘基(伯温)等人主持修建吴王宫，转年朱元璋就在这里登基做了明朝的第一个皇帝。洪武二年又准备在他的故乡凤阳建都，开始营建中都皇宫。到洪武八年把凤阳的工程停下来，重新改建南京皇宫。这个过程是：

一、吴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建国号为吴，称吴元年。刘基等人主持，填平燕子湖筑新宫，费时九个月，转年朱元璋即位，国号明，称洪武元年(1368)，迁入新宫。

二、洪武二年到八年(1369-1375)营建凤阳皇宫共六年，功将完成，诏罢中都役作，不但放弃了在凤阳建都，而且皇宫工程也“以劳费罢之”

三、洪武九年至十一年(1376-1378)改建南京宫殿，南京改称京师。罢北京(汴梁)，仍称开封。

明初营建皇宫是和建都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不论建都地如何改变，但皇宫的规制一直承袭，并不断地有所修改和增益。从吴元年(1367)刘基等人设计吴王宫时就已确定了规划，如吴元年作新内，正殿曰奉天殿、前为奉天门、殿之后曰华盖殿、华盖殿之后为谨身殿，皆翼以廊庑。奉天殿之左右各建楼，左曰文楼，右曰武楼，谨身殿之后为宫。前曰乾清宫，后曰坤宁宫，六宫以次序列。周以皇城，城之门，南曰午门，东曰东华，西曰西华，北曰玄武。由此可见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三殿两宫的规模。到停止中都凤阳工程，于洪武十年再次重建南京宫殿时，制度如旧，规模益宏。这次改建把午门增加了两翼突出的“两观”。奉天门和奉天殿左右各增加了两旁的门及左右顺门。此外还增加了文华、武英两殿，尤其重要的是把社稷坛和太庙放在皇宫午门的左右两侧。这和今天的北京故宫相比较确时相近多了。

明代二百多年间北京皇宫的陆续增益，远远超过了南京的宫殿。至于南京宫殿在明正统十四年(1499)一次大火以及明末清初兵燹，已经残破不堪。清初著名戏曲《桃花扇》最后一折“哀江南”中，南京宫殿已被描写成一片废墟了。

凤阳宫殿是最豪华、最耗费的工程，平地起造，耗时六年，动用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现存的残址可以发现尽管整个皇宫占地不如北京大，但午门和三殿却非常豪华雄壮。宫殿的须弥座上雕满各种图案，大殿柱础不仅有蟠龙浮雕，而且达二点七米见方。显然比北京太和殿的柱础还要大。现在尚未经进一步发掘和钻探考证，但从《中都制》和《凤阳新书》所载，凤阳宫殿和洪武十年第二次营建南京宫殿的规制是基本相同的。

北京宫殿的营建在明初已是第四次，它以南京宫殿为蓝图，但确切地说，是以前三次营建经验的总结。除了比南京宫殿宏敞之外，还有如下几项增益：

一、将金水河移到承天门外，而在奉天门外增加一道内金水河。河身用巨石砌成并加玉石雕栏。

二、把五府六部放置在千步廊外东西两侧。

三、皇城和紫禁城之间增加一道内皇城，北、东、西三面各设三门。

四、明中叶以后在乾清、坤宁两宫之间增建一座交泰殿。

五、文华殿南靠紫禁城南墙建文渊阁。

六、武英殿后有浴德堂为土耳其式浴室。

七、增建奉先殿、柔仪殿、春和殿等。

八、除新建各殿殿门外，还增辟社街门，(社稷南左门)、庙街门(太庙右门)、庙左门、社右门等。

从这些增益看，如双重金水河及双重皇城城墙，都是增强防御性的措施。五府六部设于前朝，是政府机构和体制更加集中的表现。北京宫殿的建筑虽说是制度皆如旧，实际是前三次营建皇宫不断增益之总和并有所发掘。因此规划性更强，布局也更完整。

中国封建社会的都城和皇宫设计都以《周礼考工记》作为根据。按古国都如井田法，画为九区。面朝背市、左祖右社， 中一区君(皇帝)之宫室，宫室前一区为外朝，朝会藏库之属，皆在焉。后一区为市……。(《天府广记》“后市条”)元大都也是如此。坛庙分设在崇仁、和义(即东直、西直)两门几里迤南，也是皇宫的一左一右。

明代初年的左祖右社“也距皇家稍远。而且是社、稷分祀。其坛在宫城西南者曰太社稷，明初建太社在东，太稷在西，坛皆北向。……洪武十年改坛午门右，社稷共一坛。至于宗庙，明初作四亲庙于宫城东南，各为一庙。……(洪武)十年，改建太庙为同堂异室之制。”在洪武十年第二次营建皇宫时，才做了这两次重大改变，把社(土)、稷(谷)合一。又太庙改为“同堂异室……”。即把各代祖宗牌位放在大殿而间隔开。同时把太庙和社稷坛紧靠午门左右，和皇宫构成一体。

所谓：“朝”是指朝廷，即政府机构。朱元璋撤消了丞相和中书省，北京皇宫就按文东武西的方位把六部：吏、户、兵、刑、礼、工、鸿胪寺、宗人府、钦天监和太医院放在承天门前以东，把五府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和锦衣卫、太常寺、通政司等衙门放在西部，形成明代中央政府的一套“国家机构”。

皇宫的后门是北安门，从北安门到鼓楼前元代即已形成繁华的商业区。这里是靠近后海的重要码头。各种船只从通州经通惠河(经过南河沿、北河沿、步粮桥)直接通船到积水潭。历史上曾有过“舳舻蔽水”的记载。东南之粟岁漕数百万石，由海而至者道通惠河以达。东南贡赋凡百上供之物，岁亿万计，绝江河而至，道通惠河以达。商货懋迁与民夫日用之所需不可悉数。因此在这一带形成一片繁盛的市场。

明代这种皇宫营建布局比起前代来，虽然总的原则依旧，但是更集中统一了。坛庙朝市和皇宫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紫禁城里的三殿两宫东西六宫构成一套完整的建筑体系。这种布局的主题体现一种思想，即君权、族权、神权、夫权集中统一于皇帝一身，成为最高的代表。

一、采木

中国古建筑的特色是木结构，营建宫殿的首要措施便是采木。永乐四年朱棣下令建筑北京宫殿后，立即派遣政府各部官员，以监督采运木材身份，分赴盛产木材各省抓采运事务。从备料的阵容来看，可以说是全国性的动员。

工部尚书宋礼——四川、

刑部右侍郎金纯、吏部侍郎师逵——湖广、

户部右侍郎古朴——江西、

右付都御史刘观——浙江、

右签都御史仲成——山西、

江西参议柴车——福建。

这些官员是中央六部及都察院一级的首要成员，到了地方上则要凌驾于布政和按察二司(地方行政，司法负责官员)甚至巡抚之上。而且这种采木督官本身就是“钦差大臣”，有权驱使所至省份的民力。《民史·宋礼传》有一段记载：

“会北京营建，命取材川蜀。既至，赐有司率更民，历溪谷险绝之地，凡材之美者悉伐取之。由是、楠、杉、松之属出三峡，道江汉涉淮泗，以输于北者先后相属。”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三个问题：

1�所谓“更民”，即更戌之民，也就是摊派出差的民夫，这种民夫是强征的，不给报酬。

2�所谓“美材”，就是合乎标准的大木材(等级和尺寸见后)。“悉伐取之”也就是滥伐。

3�运输非常艰苦，好的木材都生在“险绝之地”，不消说要劈荆斩棘，先开出路来，而后运到水源河道流放，顺长江转运到淮河，再顺运河或者出海运到塘沽，转运到北京。

被强征的穷苦百姓人数没有具体记载。但从其他文字却可以证明。《明史·师逵传》中说：永乐四年建北京宫殿，分遣大臣出采木，逵往湖湘，以十万众入山关道路……”。仅一个地区中修道路的人役达十万之多。那么全国伐木的民夫当不下几十万人。这些民夫冒着虫、兽、瘴、疫的侵袭，自带干粮辗转在丛林荆棘，劳动艰苦自不待说，而且还要遭受监工责打。永乐六年工部侍郎夏原专督运木材，“诏以锦衣官校从治怠事者”。明代锦衣卫是最高的执刑机构，其职务本来是逮捕和刑讯官僚的，以残酷著称，用这样的鹰犬对付百姓，其暴虐可想而知。

在采木过程中有两个地区因故暂停了。一次是永乐五年，由于山西旱灾暂停采木，另一次是永乐七年，湖南发生李法良率领的伐木工人暴动。“吏部右侍郎师逵采木湖广严急，激李法良之叛。”(《国榷》)。《明史》中也记载：师逵……颇严峻，民不堪，多从李法良为乱”。廖廖数语证实确是由于残暴奴役百姓所激起。关于采木工程之艰苦，有人写过一篇名叫《皇木》的文章，描绘在采木地区山川险恶情况。描绘了行途困苦之状，描绘了在高山峻谷中出现毒蛇猛兽的情况，描绘了从山涧中运木艰辛状况，描绘采木工人饥饿流离的情况，描绘官府官吏压迫人民进山伐木情况，描绘劳动人民感染山岚嶂气疾病情况，描绘使用天车越涧和利用巨浸飘流运输危险情况。这样的艰辛劳动在当日都是无偿的。而在验收木材时如认为不合格的，作为劳动者拖欠国税，逼得采木者卖子女偿还，更有甚者父债子还。所以在文中还记述了卖妻卖子的情况。那些合格的木料要运到北京，在转运水陆途中劳动者饿死的落水丧生的又不知其数，文中还有转运途中死亡情况。在明末万历年间，有一个叫吕坤的大官，曾上书朱翊钧关于采木条中说，丈八之围非百年之物，深山穷谷蛇虎杂居、毒雾常多人烟绝少、寒暑饥渴……死者无论矣。乃一木初卧千人难移。倘遇艰阻必成伤损。蜀人语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

供役劳动者由于经受不住这样残酷的折磨，铤而走险愤起反抗是必然的趋势。关于李法良率伐木工人暴动的记载不多，但从当时其他记载看，这次暴动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李法良暴动是在永乐七年（1409），当时正值朱棣北征瓦剌，由皇太子朱高炽在南京监国。南京一批朝臣感到惊慌，于是弹劾师逵“激李法良之变”。朱高炽认为是他父亲所特派的大臣，并没有追究，只好下令停止采木，而且连运输也停了。同年还“罢四川采木军民各还家。”去四川监督采木的宋礼也回到京师。看来，永乐七年在湖湘、四川暂停采木，重要原因是在政治方面。朱棣转年即回南京坐镇，可以断定，湖南李法良的伐木工人暴动不无影响。

这些地区的采木虽然暂停，但备料、运输工程并未停止。永乐九年(1411)浚通惠河(北京至通州一段)，除漕运外也是为了运输木材的一项重要措施。照得大木运京，非四、五年不可，从山区放排顺长江编筏而下，经淮河转到运河。有的出海经海运到塘沽，难免遇到风险而漂没。有的递直通过运河而至通州，也难免遭到淤沙而搁浅。仅从通州到北京这一段通惠河道中，到嘉靖朝尚湮没150多根大型楠木在两岸沙苇中。

在永乐十四年(1416)，朱棣最后一次回南京，他授意召集一次会议，群臣议奏道：北京至上龙兴之地……比年车驾巡狩，四海会同，人心协和，漕运日广，高贾辐辏，财货充盈。良材巨木，已集京师……。伏乞上顺天心，下从民望，早敕有司兴工营建……”。说明建筑材料已经备齐。当时所采木料都集中在北京东郊“神木厂”。其后历朝所采的木材都在那里堆放。这木厂为皇朝建筑服务，故又称皇木厂，是储存木料的地方。有文献载在万历十五年清查存木尚有七千多根。当日曾做了估价，巨材每根值四、五千金。其次的每根一、二千金。所存木料总值一千四百多万两。从川贵地区运费尚不计算在内。这些木料却在风雨中弃置(《宝颜堂秘笈》)。据说到清末仍有一棵巨木横卧。有人骑马经过时，对面看不到人，这棵神木由于不便剖开（可能有空心）使用，而被作为陈列品存放了。不难想像在当时的运输条件下从川、广一带深山运到北京，该付出多么艰巨的劳动。

永乐、正统时期，无论采木或烧砖都是由政府派遣官员营办。例如《明会典》记，正德九年重建乾清、坤宁二宫，起用军校力士十万。差工部侍郎一员、郎中等官四员。奉敕，会同各该镇巡官、督属采木、烧砖。嘉靖时期表面上也是官办，但实际上已开始是官督商办。如上表所注鹰架木、桧木、平条槀木等条都有木商运京时，在通惠河设税卡管河抽分郎中，所管的“抽分”机构抽税，围圆在一尺(三寸半左右直径)以上就要上税。这样一来，皇家营建出现了资本主义商业经营的因素。也说明，明中叶以后木材需量之大之急，单靠官家伐运已不敷用。

照得楠杉大木，产在川贵湖广等处，差官采办，非四五年不得到京，工兴在即用木切急其南京等处或有大木，咨行火急查报。现湾厂、神木厂者，敕内官监提督会同部官将现在木植计算数目，先尽乾清宫、坤宁宫，次配殿、宫门均匀搭配，务俾呈用，其斗、梢、装修等项，只以顽头标皮并截下半段等木凑用，不许混开于大木之内以图侵冒。然各厂大木不多，一时取用殆尽，后一不继，何以区处查照先年土农进木加级事例，通行川贵湖广等处抚按，谕令如宣慰等农，采木恭进，照例加级赏赉。其土夷巨商力能采买者，彼处抚按即以本部科银及赃罚等银，从厚给值……。(《两宫鼎建记》)

由于营建需用，只好动员“土夷”、“巨商”，开始限于就地采买。后来则渐渐运京后抽税购买。这比直接征用民夫，避免了酿成伐运工人反抗和暴动，但又产生了另外的弊端，商人和官僚、太监勾结，以进奉皇木为名，大批夹带木材运至北京一带销售。一时贿赂公行，侵吞假冒充斥。例如：两宫初兴，钻刺请记。蚁聚蜂屯……徽州府木商王天俊等千人，广挟金钱，依托势要，钻木札付买木十六万根，勿论夹带私木不知几千万根，即此十六万根木逃税三万二千余根，亏国库五、六万两……。夫俊等极力钻术内倚东厂，外倚政府……。”

这些木商由于宦官和贪官污吏的支持，甚至敢冒“奉旨”名义，骚扰州县，派夫拽筏冲撞民船。官府则变本加厉地横征暴敛，仍然造成了全国性灾害。

嘉靖初，礼部给事中(负责纠察的官员)张翀中上书说法，“……两宫营建，采运艰辛，或一木而役夫万千，或一椽而废财十百。死亡枕藉之状，呻吟号叹之声，陛下不得而见闻……。连封建统治阶级内部都这样描述，则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了。

注：关于木材等级，按长短及围长决定，围长一尺以上为六等，二尺以上为五等，由此类推，即四尺以上为头等，五尺以上为神木。

二、采石与运输

我们参观故宫时可以看到宫殿建筑除木结构以及门窗、装饰外，用石料的比重相当大，除基础的条石、须弥座、柱础外，台阶、石栏甬路等，其中最大的是保和殿后的一块云龙阶石，长16�5米、宽3米、厚1�7米，是用一块汉白玉雕成，重达200多吨。

明代营建北京宫殿所需石料有汉白玉石、青石、花岗石、花斑石(注)。其中主要品种为汉白玉石，色调浑白，质地均匀，很少裂纹。而且体积较大，是石雕的好材料。产地为北京房山县的大石窝和涿州的马鞍山。由于采集量大，明朝政府在这里驻有工部及御史衙门官员，专门监督采运。

开采石料是艰巨的劳动。选择好开采地点以后，先要剥离表土，再挖出砾石、砂层，要清除几层至十几层的乱石。一般良材都埋藏较深，开采后从地下翻出。“……大石料大者，折方八九十丈，次者亦不下四五十丈，翻交出塘上车，非万人不可——兵部将大石窝除现在一千八百名外，再添六千二百名。马鞍山现在七百名外，再添三百名应用。但冬至后班军回卫营军住操，此时天寒地冻正宜趁时发运……一方行管山主事多方雇夫；一面咨该部从长议处，务令军心趋，常川服役”。

特大石料——类似云龙阶石那样，翻塘上车需要一万个军工。工程之大可见一斑。不仅要把石料就地加工成粗料，而且要把石料剥离地点到装车地点开凿成一个大斜坡，垫以滚木，用撬杠、人拽，一寸一寸地移动。这种特大石料的运载工具叫做“旱船”。由巨大的方木联结成木排，架在两排方木上面，其使用多在冬季，严寒季节在路面泼水结冰，用人力和畜力拉拽，由房山到北京一路直到现在水井较多，就是明清两代遗留下来的。《两宫鼎建记》载：“三殿中道阶级大石长三丈、阔一丈、厚五尺。派顺天府等八府民夫二万，造旱船拽运。派同知、州判、县佐贰督率之。每里掘一井以浇旱船、资渴饮。计二十八日到京，官民费计银十一万两有余”。按前面所记，如果再加上军工，则运这块巨石所动用的人力达两万六七千人。房山到北京的距离以150里计，运了近1个月，每天行程约5-6里，可见运输之难。

至于一般中小石料靠畜力车辆运输。有16轮、8轮、4轮及2轮之分。建两宫大石，御史刘景晨亦有佥用五城人夫之议。公用主事郭知易议：造十六轮大车、用骡一千八百头拽运，计二十二日到京。这一千八百头骡子当不会只拉一辆十六轮大车，如以9套畜力拽运，估计为200辆。但以二十二日行程计，那么每天进度比人力拉运所差无几。

由于运输频繁而且艰巨，官府还动员大批劳力修路，……照得大石窝子街中道等石，有一块重至十五六万斤者，有十余万斤者，开运一块费银千余。道路洼陷不平，损坏车石势所必至……令顺天抚按督责该地方司、道州、县官，多方设处。务期修垫如法，坚阔平坦，以便车行。如或虚应故事致损车石，除州县正官分别参处，巡捕官拏究外，仍责令该州县赔补原石……。顺天府(所属北京周围各州县)的百姓不但要出工修路，而且还要担负因事故而损坏车石的赔偿责任。这一带百姓为运石而支付的人力和财力可想而知。

至于一般小型石料的运输，起初雇用在官4车户，即未门承包运输的车户。嘉靖初在官车户仅仅9家，即竭户破家置买车骡亦不敷用。后来实行官造车辆，募集殷实富户领车并提供骡马，按日按头给运费。车子按一百两纹银计值，每年扣除领车户二十两，五年后车子归车户。从这种计算来看，得利者是官府和殷实富户，官府所扣除的钱当然从每日每骡的工钱里计算，等于白白使用！而殷实富户五年后又可白白得到一辆车子。但艰苦的劳动却转嫁给富户的长工、佃户身上。受灾难的依然是劳动人民。

注：《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本期陵寝用石最多，及正德、嘉靖两朝再建三殿两宫，其取石更繁。倘凿之他方即倾国家物力亦不能办。乃近京城数十里名三山大石窝者，专户白石，滢澈无瑕，俗称之白御石。顷年三殿灾后，曾见辇石入都，供柱础用者，俱高广数大……。

注：花斑石产于徐州，凿成大型方砖形状，铺殿堂地面，经运河运京。

三、砖和瓦

明永乐间营建皇宫是和整个国都的建设同时进行的。皇宫用砖与各王府、皇陵、北京城墙以至修建长城所用的砖，主要来自南方各省。北京城墙已于1958年拆除，从已发现的旧砖戳记和《明史》等书的记载来看，这些砖主要来自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各省，而主要省份为山东、河北和江苏。嘉靖十一年御史郭弘化在奏本中提到……“臣闻四川、湖广、贵州、江西、浙江、山西及真定诸府之采木者劳苦万状。应天、苏、松、常、镇五府方有造砖之役，民间耗费不赀，窑户逃亡过半……”。由此可知直到明代中叶，江苏主要府县仍然为供应皇宫营建而烧砖。

明初营建凤阳和南京已知供砖的府县有：

淮安府：安东、海州、赣榆。

扬州府：江都、仪真、泰兴、高邮州、兴化、通州、海门、六合。

镇江府：丹徒、丹阳、金坛。

安庆府：怀安、桐城、潜山、太湖。

宁国府：宣城。

南昌府：南昌、新建、进贤、奉新、武宁。

九江府：瑞昌。

广信府：铅山、永丰。

建昌府：南城。

抚州府：临川。

吉安府：庐陵、吉水、安福、万安、永宁。

临江府：清江、新喻。

袁州府：宜春。

赣州府：赣县、会昌。

衡州府：常宁。

（以上引自《中都考》）

营建北京时除应用南方诸窑外，还在山东临清和顺天府的昌平州、通州、涿州、房山等县开窑烧砖。由于砖窑散在南北各省，运输到北京就成了大问题。但明代把运砖和漕运结合起来，官府规定，凡属运粮船必须搭运三十块砖，否则不准放行和通过关卡。这种砖在尺寸、质量、重量等规格都有严格规定。每块重48斤。那么30块约合1440斤。这对每个运粮船是不大不小的负担。

明中叶以后，山东临清所产的砖成为建筑皇宫的主要用材，称临清砖。清缪荃荪在《云自在堪笔记》中载：“考故明各宫殿九层基址、墙垣俱用临清砖”。这种砖坚实细密，用黄河、运河所冲激的细澄泥所烧制，适于磨砖对缝，而且不易剥蚀。另外，临清靠近运河，运输也比较方便。

这种大型城砖只能用于皇宫、城墙、王府、庙宇，平民是绝对禁止使用的。砖上打有产地戳记。有的还有某某陵寝、庙宇专用字样。这种祭祀建筑的砖不能用于宫殿。有可能出自宫廷的忌讳——活人所用的东西必须与死人所用区别开来；也可能出自克期修建陵寝、庙宇而使砖石之类建材得到运输和使用上的保证。

铺地所用的方砖早期系从苏州烧制，称为苏州砖。这种砖质细致，不仅耐磨，而且不易断裂，适于雕刻。中南海新华门八字影壁雕砖，经过几百年的岁月仍然未受风化剥离。说明这种砖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有的宫殿铺地方砖至今油光黑亮，一经擦拭整洁如新。那是经过桐油浸泡加工制成的。这些建筑材料都可以证明当时苏州制砖的水平。

《两宫鼎建记》载：“……查得苏州方砖在厂现贮者一万余个，似不敷用，合与予行彼处抚按、选廉干府佐员管理，务要坚莹透熟，广狭中度，其应用料值，夫匠工食，装运船价，并于赃罚料银等项处办。具文申部以资查考……”。如得到方砖间有色红泥粗不中旧式，该管理以侵渔重究。

这里所说贮存方砖的“厂”就在北京鼓楼大街路东，方砖厂之名一直存在到今天。在方砖中还有一种大型呈暗红色的，是特意为皇陵烧制的“金砖”，约1米见方。我们今天在定陵地下宫殿所看到的就是这种。不仅体积大而且坚实异常，500余年仍然无损。这固然与长期密闭有关，但也说明当时造砖工艺的高度水平。明代历朝皇帝都在登基后就经营自己的坟墓。这位万历皇帝更为突出，他曾亲自审查这座陵寝的设计和施工，所以定陵工程特别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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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祖陵的历史文化价值

　　明祖陵位于江苏省盱眙县洪泽湖的西岸，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高祖、曾祖、祖父的衣冠冢及其祖父的实际葬地。朱元璋一统天下以后，于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在此地建祖陵，追封并重葬其祖父朱初一、曾祖朱四九和高祖朱百六三代帝后，次年在陵前建享殿，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朱棣又建棂星门及围墙。

　　明祖陵虽为衣冠冢，但作为明王朝的“祖宗陵”，其历史文化价值是十分丰厚的，需要我们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对其文化内涵进行挖掘、辨析和再认识，有的需要发扬，有的则需要扬弃或批判。

　　首先，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孝道”思想。中国封建社会以农业为主体、以农民为社会主要构成力量的社会形态，决定了人们必须依赖土地、用汗水来获得生存，同时又要不断地挣扎、力图摆脱土地去谋求更加理想的生存环境的双重人格。在科技研究尚不能成为人们生活的自觉需要与追求的情况下，在统治与被统治的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下，农民战争就成了必然要上演的一幕。在这出戏中，“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已经成了定律。成功者不仅可以赢得自己的荣华富贵，更可以光宗耀祖、福荫子嗣。在中国封建社会列代王朝更迭过程中，大凡由农民起义出生而获得政权者，这种定律在他们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而对父辈的“孝道”又是这种定律中的重要内容。明祖陵以及明皇陵的兴建，就是朱元璋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孝道”思想影响的一种物质性的典型体现。后来，朱元璋将马皇后追谥为“孝慈皇后”，并将马皇后的所葬地命名为“孝陵”，最后又在他71岁驾崩后与马皇后合葬，这一系列的作为也许有其他原因可以分析，但它是朱元璋“孝道”思想的再度体现应是毋庸置疑的。“孝”是儒家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儒家思想的体系主要靠“仁”与“孝”两根大柱来支撑。从明祖陵兴建过程中提炼出“孝道”这一儒家传统文化内涵，不仅有历史文化的根源，也应有现实的意义。

　　其次，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水理论。明祖陵及其四周的原始风貌因沧海桑田而丧失殆尽，今人难以一睹其山水形胜。根据《帝乡纪略》等记载，明祖陵营建的地点杨家墩原来只是一个方圆数百丈、高丈余的漫土堆，位于淮河下游西岸，地处河洼与岗坡相接之处，由于杨家墩所处的地势像龙头，加之葬身这块“地气暖”的风水宝地后，其子嗣能出天子的传说，朱元璋的祖父朱初一、祖母王氏在死后就葬在了这里，期待这块宝地可以给朱家带来好运，果然在第三代就出了朱元璋这个开国皇帝。因此，杨家墩在明代又被称为朱明王朝“肇基帝运”、“耀灵显吉”的“基运山”，是“葬祥孕秀”的圣地。这种风水宝地出贵人的传说尽管有附会成分，但毕竟有地形地貌等作为依凭，它与山水形胜对人的成长会有潜移默化影响是同样道理，我们要以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进行审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能简单地将用“封建迷信”将其一棍子打死。风水理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风水学也是一门具有学术根基与生命力的学问，我们从后起的明代帝王陵墓地形选择中不难看出，明祖陵的风水理念影响是深远的。朱元璋的明孝陵坐落在南京紫金山的独龙埠玩珠峰下，其他如位于北京昌平区天寿山下的明十三陵，位于北京西郊金山脚下的景泰陵，以及位于湖北钟祥县城东北松林山下的明显陵等，无不与灵山秀水有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明祖陵找到原型。

　　第三，体现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帝王君临天下思想。朱元璋父亲朱五四（朱世珍）、母亲陈氏的合葬墓英陵（即明皇陵）在安徽凤阳，朱元璋与马皇后的合葬墓明孝陵在南京，这与他的出生地与定都所在地有关。其祖陵所在地为何在现在的江苏盱眙，很值得回味。元明时期的盱眙也许不能以今天的行政区划作为隶属标准，同时，根据《帝乡纪略》、《泗州志》等记载，应与朱元璋祖父朱初一当年曾葬在杨家墩有关。但从思想根源上来进行分析，应与中国封建帝王视天下如囊中之物的君临天下思想有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出自《诗经·小雅·北山》，是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期的有识之士对“君权神授”社会现象的概括，这种现象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始终。正是在这种封建帝王君临天下思想的指导下，朱元璋可以将自己的祖陵、皇陵乃至于自己及后裔的陵墓按照需要来任意择地而建。从《帝乡纪略》卷一可知，明祖陵玄宫的营建地点并不是原来朱初一夫妇合葬墓原址上的扩展，而是在其西北，原因主要是怕风水跑掉、王气外泄，同时也是为了将高祖朱百六、曾祖朱四九的魂灵能招进杨家墩。其三代祖先衣冠共处一茔，一方面表现了朱元璋对祖先的追思与孝道，同时也充分体现了朱元璋作为封建帝王的率意而为，因为天下每一寸土地都是他朱皇帝的。

　　第四，体现了中国帝王陵墓的墓葬制度。明祖陵虽不在明代皇帝的16座陵墓之内，但却是明代诸位皇陵中的“祖宗陵”，因此，明祖陵又有“明代第一陵”之称。在陵墓规制上，明祖陵虽仿照明皇陵，但它们是明代帝王陵寝“家族成员”中的最早表现形式，对明代帝王陵寝的规制有一定的影响。明祖陵营建前后28年，里外三层，最外面为土筑罗城，罗城内筑砖城，最里面为砖砌内皇城；有玄宫（地下宫殿），玄宫上培土为“山”，封为“万岁山”；有内外御桥、金水河、下马碑；主要建筑有皇城正殿、金门、红门等。其建筑空间布局与明孝陵相比，除神道长短及走势有所变化不同、建筑规模大小有别外，在陵墓建筑规制上是基本相同的。明代帝王陵墓建筑的空间布局我们可以从汉代的茂陵、唐代的乾陵中寻找到一些依据，但最重要的还是明代自身的陵墓规制在起重要作用，因为它反映了这一时代的人们的思想与追求。我们要始终将明祖陵置身于明代帝王陵墓“祖陵”这一特殊位置来进行认识，这样才使人们不至于疏忽或看轻对明祖陵文化价值的认识与研究，从而为早日寻回明祖陵在“明清皇家陵寝”中的“首席”地位作出努力。

　　第五，明祖陵石刻艺术是明祖陵历史文化价值的典型体现。明祖陵被洪水浸泡了300年，土木建筑荡然无存，唯有神道上的石刻为我们留下了历史的记忆与永恒，成了明祖陵600多年历史的见证。如果没有明祖陵石刻，很难想像，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明祖陵会是什么模样。明祖陵石刻共由21对石刻组成，据有关专家研究，从数量上看，比明皇陵少11对，比明孝陵多4对，比明十三陵多3对。在石刻种类上，明祖陵比明皇陵少虎羊豹，比明孝陵、明十三陵少象、骆驼和獬豸。这应该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及意识形态的变化有关，与朱明王朝的政治需求有关，与社会习俗与伦理道德的需求有关。明祖陵石刻在雕刻手法上采用了浮雕、半浮雕的技法，石刻线条细腻流畅，技法娴熟，石刻中的狮子、石望柱（华表）等的雕刻技法有唐宋石刻粗犷、简朴的特点，对此后的明清陵墓石刻影响深远。但我们不能忽视明祖陵及明皇陵是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才出现的这一重要时代背景，不能忽略位于南京周边的南朝陵墓石刻对明祖陵及明代皇陵石刻的影响。我们要将明祖陵、明孝陵等明清皇家陵寝石刻的研究与南朝陵墓石刻的研究结合起来，为明祖陵等明清帝王陵墓石刻研究向纵深发展开启新的途径。我们今天能够见到南朝陵墓石刻，那么，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及王公大臣们、那些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当时所有石刻艺术大师们，也应毫无疑问地会领略到这些前朝帝王陵墓石刻的艺术风采，匠师们在制作明代帝王陵墓石刻时，受南朝陵墓石刻的雄浑厚重与意气风发的艺术风格影响是必然的。

1644年1月，李自成挥师东征，渡过黄河，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先后攻克汾州、阳城、太原、大同等地，兵锋直逼京城。在李自成大军面前，明朝军队死的死、降的降、逃的逃，根本就没什么像样的抵抗。怎么办？调集各路军队进京勤王呀！当时，崇祯帝紧急调集辽东总兵吴三桂、蓟辽总督王永吉、昌平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率领军队赶至京师，保卫朝廷安全。

但是，打仗是要用钱的。毕竟“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户部官员地粗略算一下，要调集吴三桂等人进京勤王，至少得准备100万两银子的军饷。而国库里面，总共只有40万两银子。这就是说，有60万两银子的缺口。根据钱甹只所著《甲申传信录》记载，一日，朝会结束后，崇祯帝请大学士喝茶，商议筹措军饷的事情。大学士说：“库藏久虚，外饷不至，一切边费，刻不可缓，所恃者皇上内帑耳。”所谓“内帑”，说白了，就是皇帝的私房钱。大学士请崇祯帝拿出私房钱来救急。

没想到，崇祯帝半天不吭声，过了很久才说含糊地：“今日内帑难以告先生。”意思是，私房钱没剩多少了，我都不好意思跟您说。说完，崇祯帝潸然泪下，流下了穷人的泪水……

崇祯帝不是一个坏皇帝。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甚至可以算一个好皇帝。

他17岁即位，接过了同父异母哥哥朱由校留下的烂摊子。他上任之初，就干净利落地清除了魏忠贤一党，大快人心。他勤于政务，每天累得跟狗一样。他厉行节约，为了省钱，下令遣散部分宫女太监。他平反冤狱，起用了袁崇焕等一批被罢黜的官员。他不近女色，后宫除了皇后，就只有寥寥无几的几个妃子。他还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次因生病没有上班，遭到大臣批评，赶紧自我检讨，保证下不为例……关于厉行节约的事情，我们可以多讲点。

俗话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历代以来的皇帝，大多数都挥霍无度、花钱如流水。崇祯帝之前的几个皇帝，也都是大手大脚用钱的主儿。崇祯帝是少有的例外，他很节约。节约到什么程度？他在位17年。17年间，宫中没有进行任何营建。这放在古代任何一个朝代都是不可想象的。

崇祯帝对自己更狠。他很少添置衣服，衣服穿破了都舍不得换。一次，他在听讲官讲课时，内衣袖子已经破损不堪，露在了外面，很不雅观。崇祯帝只好不时把袖子塞进去，进行遮掩。

基于此，崇祯帝博得了不少人的同情。就连他的死对头李自成，都不无感慨地在《登极诏》里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那么，回过头来说，崇祯帝到底还有没有私房钱呢？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不但有，数量还很多。这以工部员外郎赵士锦为代表。赵士锦在其《甲申纪事》一书中说：“闻自万历八年以后，解内库银尚未动也。银尚存三千余万两，金一百五十万两。”3000多万两银子，150万两黄金，这是一笔相当惊人的巨款。毕竟，万历帝当政的1602年，在张居正的改革下，明朝全年财政收入才达到创纪录的约2300万两银子。

清初史学家计六奇所著《明季北略》则记载，当李自成大军离开北京时，带走“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这个数量就更夸张了。

另一种说法是，崇祯帝的私房钱真的没剩下多少了。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在其《国榷》中记载：“先帝减膳撤悬，布衣蔬食，铜锡器具尽归军输，城破之日，内帑无数万金。贼*掠既富，扬言皆得之大内，识者恨之。”意思是说，李自成攻破京城时，内帑连几万两黄金都没有！

彭孙贻《平寇志》也持相同看法：“宫中久已如洗，怀宗减膳、布衣，酒扈器具之金银者尽充军饷，内帑无数万之藏。”你看，崇祯帝省吃俭用，实在没啥值得搜刮的，以至于酒具上镶嵌的金银都被大顺军刮下来作为军饷。

这两种说法，哪种更接近于历史真相呢？几百年以后的我们，已经无法判断。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崇祯帝最终没有动用私房钱填补军饷缺口，而是向大臣们发动募捐。

皇帝没钱发军饷，大臣们就肯感慨解囊、纾解国难吗？我先说答案：并没有。崇祯帝知道，捐款这种事情，必须得有人带头。只要有人愿意积极响应，带头捐款，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于是，他首先找到自己的老丈人、周皇后的父亲周奎。周皇后是一个深明大义、知书识礼的女人，她父亲周奎虽然富可敌国却贪财如命。周奎明知道崇祯帝急需用钱，也不肯“雪中送炭”，只是一味哭穷。

见此情景，大臣徐高都看不过去了，感叹道：“老皇亲如此鄙吝，朝廷万难措手，大事必不可为矣！即使广蓄多产，后来何益？”连皇帝的老丈人都如此吝啬，还能干什么大事呢？就算积蓄万贯家财，（国破之后）又有什么用？

最终，在女儿的反复劝说下，周奎才拿出区区5000两银子。崇祯帝无奈，又将目光盯向内阁首辅魏藻德。魏藻德果断表示，家无余财，无法助饷。实在躲不过，拿出500两银子。

那么，这些大臣们真的穷得叮当响吗？后来，李自成大军进入京城后，通过严刑拷打，向文武百官索要金银。单是从周奎家，就搜刮出50多万两银子。魏藻德也在被夹棍夹断十指的威逼下，交出白银数万两。“即使广蓄多产，后来何益？”徐高简直就是一语成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