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为何春秋战国最终归为一统而欧洲却始终没有统一过呢

游戏攻略06

在古代为何春秋战国最终归为一统而欧洲却始终没有统一过呢,第1张

在古代为何春秋战国最终归为一统而欧洲却始终没有统一过呢
导读:最佳答案引述别人的观点吧 那本书你有兴趣可以看看许天田(Victoria Tin-bor Hui)2005年出版了《古代中国与早期现代欧洲的战争与国家形成》(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最佳答案引述别人的观点吧 那本书你有兴趣可以看看

许天田(Victoria Tin-bor Hui)2005年出版了《古代中国与早期现代欧洲的战争与国家形成》(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该书解决了西方学术界这个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难题,一经出版,立即荣获美国政治学会年度最佳图书奖。这本书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统一、欧洲分裂,都不是必然的、命定的,都是偶然的、人为的。

战国七雄中,秦本是弱国,秦灭六国,是以弱胜强(第65页)。六国的战略是合纵,秦国的战略是连横(第67页)。连横最后战胜了合纵,为什么?因为六国之间也是争斗关系,难以真正合纵。等到不真正合纵就要灭亡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第74-79页)。商鞅变法,奖励耕战,富国强兵(第80-84页)。秦国得以富强的制度政策,六国也可以学,但他们学得太慢、太迟,最后学也来不及了(第85页)。秦善于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于坐山观虎斗、坐收渔人之利,慎战,轻易不出手(第88页)。非打不可的时候,也善于以少击多,分而歼之。但到了非集全部国力一决雌雄的时候,秦国从不手软,例如长平之战和灭楚之战(第89-90页)。欧洲分裂、中国统一,与地理无关。欧洲多有一马平川,中国多有高山大河、天堑屏障。黄河与几个险关隘要,曾经是秦国东进的天然屏障(第90-91页)。秦灭六国,以弱胜强,不是逞一时之勇,而是七代君王,花了135年时间,打了57场战争,殊为不易(第96-97页)。采用郡县制使秦的扩张更为便利(第97-99页)。秦最后终于一统天下,主观条件决不可忽略。秦始皇、李斯,雄才大略,气吞山河,集全国人力、物力、财力,破釜沉舟,发起最后一战,九年时间,荡平六国,一统天下(第99-101页)。为什么秦国能制定聪明的战略?和六国统治者相比,秦国君臣更为雄才大略、聪明睿智。秦国用人看才能、不看出身。秦王胸怀宽广、用人不疑、放手让大臣将帅做事(第101-107页)。

早期欧洲则完全相反。1495年到1659年,不论法国还是哈布斯堡王朝,都不是走自强的道路,而是自我消弱(第111-120页)。1661-1715年,英国走向自强,法国则继续自我消弱(第120-126页)。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拿破仑法国,才达到古代中国的水平,拿破仑差一点统一欧洲。法国大革命之后,才像古代中国一样,实行了征兵制,有了职业军官。拿破仑也像秦国一样,实行连横的战略。在兵败俄国之前,拿破仑一直走上坡,之后就走下坡了。为什么?秦国也有过多次大的失败,但最后成功了,为什么拿破仑败了一次就起不来了?秦国是靠自己的人力、物力打仗,这次败了,回去生聚修养,下次再来。拿破仑是靠欧洲各国的钱和欧洲各国的兵来打仗,一败就不可收拾。简言之,和秦国相比,拿破仑自强的制度政策还不够彻底、不够有力,国力还很有限,还达不到统一的要求(第127-136页)。早期欧洲士兵是雇佣兵,军官是雇佣军官、贪污腐化,资本家唯利是图,容易自我消弱(第139-142页)。欧洲长期英法相斗。英国走富国的道路,国富兵不强;法国走强兵的道路,兵强国不富;都没有找到秦国富国强兵的正确道路。主要由于直接学习中国,后来普鲁士最先找到了接近于秦国富国强兵的道路(第142-149页)。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野以战,杀人盈野,尸积成山,血流成河,欧洲中国,盖莫如是。但如果比较战争时代的长度,战争频繁的程度,投入兵力的数量,伤亡的数量,战争所引起的人口的减少,按人口比例计算战争所造成的人口减少,古代中国的战争都要比欧洲惨烈的多。春秋战国打了500年,从100多个国家,打到几十个国家,打到战国七雄,最后秦始皇一统天下。欧洲打来打去,并没有灭掉多少国家,早期欧洲君主实属无能。拿破仑之后,要想改变多国并存的状况,为时已晚(第149-156页)。

春秋战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臣子经常直谏君主,君主经常从善如流,大家都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不行仁政,从大臣到百姓,都可能弃你而去(第168-179页)。为了自强,战国七雄都搞征兵制,都搞中央集权政府,都搞以法治国。商鞅变法后秦国搞得最好,政府按政策和法令办事,高度合理化,高度理性化,秦律的规定非常详细,力图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很接近现代民族国家。这些方面,欧洲都是在拿破仑之后才逐渐赶上来。秦律虽然严苛,但公平。英国税率比法国高,但法国老是因为征税闹事,因为法国不公平。秦国比英国还公平(第178-190页)。早期欧洲国家,国不像国。没有常备军,雇佣兵腐败。国家向资本家借钱,还不起就要破产。国家自己收不了税,雇人收税,弊端丛生。后来瑞典、英国、普鲁士、法国都变法改革自强,但都没有强大到足以统一欧洲(第190-195页)。古代中国不用雇佣兵,政府手上没有现款也垮不了。田赋用来支付政府行政费。商业税收用于宫廷,现款多了,则会重赏有功之士。而欧洲君主离了商业税收就活不下去。为了富国强兵,春秋战国秦汉都重农。欧洲则不得不重商。重商把欧洲国家搞弱了(207-214页)。秦国用民力用得太狠,讲法太多,讲礼太少,重武轻文。汉承秦制,但总结了这些经验教训,纠正了这些错误,中国的统一遂成为定势(第216-223)。

没有什么是命定的,秦国的统一,德国的崛起,日本的崛起,都是逆势上扬,都是秦国、德国、日本变法图强、自强不息干出来的。世界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未来如何取决于你现在怎么做。国家的未来取决于国家现在的政策。国际社会将继续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第三世界国家难以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达国家不让他们产生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第235-237页)。

  反映了奴隶社会末期土地所有制的变化

  材料题

  材料一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

  材料二 有渰萋萋,兴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诗经•小雅•大田>>

  材料三 刑侯与雍子挣田,雍子纳其女于叔鱼以求值(按:即使自己在公诉中获胜),及断狱曰,叔鱼抑刑侯,刑侯杀叔鱼与雍子于朝--------<<国语•九>>

  材料四 季孙欲以田赋(按:按田地收取地租),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 “丘不识”--------<<左传•哀公十一年>>

  请回答:

  (1) 材料一反映了什么制度从材料中看出这种土地制度有何特点

  (2) 根据材料二,说明井田制的内容

  (3) 材料三说明这一时期土地关系变化中的什么问题

  (4) 材料四表明什么问题

  (5) 这一组材料反映了什么重要的历史进程

  知识链接

  封建制度下的农民类型

  封建社会中的农民依照土地多少和生产状况可分为雇农、佃农、贫农和富农等多个阶层。雇农是指完全失去土地,只能长期给地主做工耕地的农民;

  佃农是指无地或少地,只能租种地主土地而生存的农民;贫农的状况与佃农基本一致;

  富农是指占有一定数量土地的农民,有时要雇人进行耕种,是典型的自耕农。

  此外,佃农、贫农和富农并没有绝对界限,生产经营好的佃农、贫农可能成为富农,而可能上升为地主。

  (1)材料一反映的是井田制。这一制度的特点是一切土地归周王私有。

  (2)井田制中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前者是井田中央一区的土地,被贵族占有,后者是四周的土地,是劳动者的份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3)材料三说明当时土地所有权的争夺普遍,表明井田制遭到严重破坏。

  (4)表明出现了地租这一新的剥削方式,反映封建剥削关系的产生。

  (5)反映了奴隶制与封建制的消长。

税收的产生取决于两个相互影响的前提条件:一是经济条件,即私有制的存在;二是社会条件,即国家的产生和存在。历史上,私有制先于国家形成,但对税收而言,是同时存在这两个前提条件,税收才产生。可以说,税收是私有财产制度和国家政权相结合的产物。�

关于税收产生的实际历史过程,由于各个国家具体历史条件不同,因而也不完全相同。

欧洲古希腊和古罗马等奴隶制国家,确定奴隶占有制度初期,就出现了土地和奴隶的私有制,形成了城邦经济、奴隶主大庄园经济、寺院地产经济以及家庭奴隶制等私有经济,所以欧洲奴隶制国家形成以后,随即出现了对私有土地征收的税收。

我国自夏代开始进行奴隶制社会以后,在夏、商、周三代土地均归王室所有,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当时的国王不仅是全国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全国土地的所有者。国王对其所拥有的土地,除了一小部分由王室直接管理外,大部分分封给诸侯和臣属,也有一小部分授给平民耕种,在这样的土地所有制度之下,中国税收的产生,同西方奴隶制国家有所不同,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

早在夏代,我国就已经出现了国家凭借其政权力量进行强制课征的形式——贡。一般认为,贡是夏代王室对其所属部落或平民根据若干年土地收获的平均数按一定比例征收的农产物。到商代,贡逐渐演变为助法。助法是指借助农户的力役共同耕种公田,公田的收获全部归王室所有,实际上是一种力役之征。到周代,助法又演变为彻法。所谓彻法,就是每个农户耕种的土地要将一定数量的土地收获量交纳给王室,即“民耗百亩者,彻取十亩以为赋。”夏、商、周三代的贡、助、彻,都是对土地收获原始的强制课征形式,在当时的土地所有制下,地租和赋税的某些特征,从税收起源的角度看,它们是税收的原始形式,是税收发展的雏形阶段。�春秋时期,鲁国适应土地私有制发展实行的“初税亩”,标志着我国税收从雏形阶段进入了成熟时期。春秋之前,没有土地私有制。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到春秋时期,在公田以外开垦私田增加收入,于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实行了“初税亩”,宣布对私田按亩征税,即“履亩十取一也。敁初税亩”首次从法律上承认了土地私有制,是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改革措施,同时也是税收起源的一个里程碑。

除上述农业赋税外,早在商代,我国已经出现了商业手工业的赋税。商业和手工业在商代已经有所发展,但当时还没有征收赋税,即所谓“市廛而不税,并讥而不征。”到了周代,为适应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开始对经过关卡或上市交易的物品征收“关市之赋”,对伐木、采矿、狩猎、捕鱼、煮盐等征收“山泽之赋”。这是我国最早的工商税收。

中国最早的市场税收

古代市场称为市。市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由来已久。商代末年,商人贸易就已出现,但当时手工业和商业都属官办,所以没有市场税收。到西周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官营工商业之外,出现了以家庭副业为主的私营手工业和商业,集市贸易日益增多,因此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市场税收。

周代市场在王宫北垣之下,东西平列为三区,分别为朝市、午市和晚市。市场税收实行“五布”征税制;一是分(纟次)布,即屋税;二是总布,即牙税;三是廛布,即地税;四是质布,指对违反契约文书者所征之税;五是罚布,即罚金。市场税收由司市、雇人、泉府等官史统一管理,定期上交国库。

中国最早的田税

春秋时期鲁国实行的“初税亩”。据《春秋》记载,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列国中的鲁国首先实行初税亩,这是征收田税的最早记载。这种税收以征收实物为主。实行“初税亩”反映了土地制度的变化,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中国最早的车船税

最早对私人拥有的车辆和舟船征税是在汉代初年。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朝就颁布了征收车船税的规定,当时叫“算商车”,“算”为征税基本单位,一算为120钱,这时的征收对象还只局限于载货的商船和商车。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开始把非商业性的车船也列入征税范围。法令规定,非商业用车每辆征税一算,商业用车征税加倍;舟船五丈以上征税一算,“三老”(掌管教化的乡官)和“骑士”(由各郡训练的骑兵)免征车船税。同时规定,对隐瞒不报或呈报不实的人给以处罚,对告发的人进行奖励。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车船税停止征收。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反映的是中国奴隶社会的土地使用管理制度。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出自出自《诗经 小雅 北山》: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中反映的是周幽王时期的事情。

按普遍的说法,我国夏、商、西周是奴隶制社会。

我国,夏、商、西周时期,一切土地属于“国家”,所谓“土地国有制度”。这个“国家”,就是奴隶制国家。王(夏、商时代称帝),作为奴隶制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也是最高奴隶主,拥有全国的土地。奴隶制国家,是“家天下”(王天下)。土地国家所有,其实是王所有。因此,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夏、商、西周时期,实行“井田制”,井田制是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的土地使用管理制度。

井田制是我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度,商时有文字记载,西周时盛行。那时,道路和渠道纵横交错,把土地分隔成方块,形状像“井”字,因此称做“井田”。井田属周王所有,分配给庶民使用。领主不得买卖和转让井田,还要向王室交一定的贡赋。领主强迫庶民集体耕种井田,周边为庶民为自己耕种的“私田”,中间为替领主耕种的“公田”。而其实质是一种土地私有制度。即土地为奴隶主所有。

北宋社会阶层变动与免役法制度创新

 北宋时期改革差役制度,实行免役法,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重大创新。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关于免役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免役法的作用和意义的评价。如以漆侠和邓广铭为代表的学者,肯定了免役法的进步性。而王曾瑜先生则认为免役法实质上是增加赋税,是统治者敛财的方式。进入新世纪,有学者采用新理论重新审视免役法。如傅允生从制度创新的角度重新评价免役法的积极作用,游彪强调免役法使原来享有免服职役特权的人逐渐纳入助役体系符合公平原则。毫无疑问,无论从公平赋税角度,还是从赋役货币化角度,抑或是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角度来看,实施免役法都具有进步性和创新性。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免役法推行的时间不长,但免役法这一新制度绝非国家财政状况恶化的应对之举,亦非缓和阶级与社会矛盾的暂时之策。北宋中期之所以会出现这一重大的制度创新,与唐宋时期新兴财富力量勃兴壮大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是中国商品经济发展与社会阶层财富结构变动引起的必然结果。

 北宋时期,向民户征调职役,又称差役。各种职役的服役之人,主要是从事地方性公共事务的服务工作。据《宋史·食货志上五》记载:“役出于民,州县皆有常数。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以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以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给使令;县曹司至押、录,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候、拣、掏等人,各以乡户等第定差。”(历史新知 )差役的征调按户等来摊派,据漆侠考证,衙前、里正职役由第一等户承担(有些地区也向第二、三等民户摊派);耆、户长职役由第二等户承担;弓手、壮丁、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职役则由第四、五等户承担。户等高的民户承担的差役,通常为管理型服务,社会地位较高,责任重大;户等低的民户承担的差役为劳务型服务,社会地位较低,责任较小。

 在上述职役中,以衙前之役最为困重。衙前“主典府库或辇运官物”,即运输和保管官府物资。一旦物资在运输和保管中被抢、被盗或因自然灾害损失,应役者需承担无限连带财产责任,风险很大。衙前之役由第一、二等民户承担,是因为他们乃小农中分化出来的富有者,属于新兴地主阶层。由于这个阶层有一定的财力作后盾, 便将衙前这类责任重大、需要付出一定人力财力才能办好的差事派给他们完成。但由于农户缺乏经验、风险过大等原因,承担衙前等差役的民户“往往破产”,“衙前之害,自熙宁以前破败人家,甚如兵火,天下同苦之久矣”。为了规避差役,有人求死,有人析居,“闻京东民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曰:‘吾当求死,使汝曹免于冻馁。’遂自缢而死。又闻江南有嫁其祖母及与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减其户等者”。由此可见,衙前差役成为上等民户不堪承受的沉重负担。

 到北宋中叶,很多人认识到“为天下民困,由吏役烦重”,要求变革差役法的呼声很高。这样,宋神宗熙宁四年十月,王安石的免役法正式实施。免役法的核心内容是变差役为募役:“凡当役人户,以等第出钱,名免役钱。” 用收取的免役钱雇人承担原来由农户承担的衙前、里正、户长等职役。募役法实行以后,衙前、承符、手力等职不再按户等轮番差派,而是招募民户应役。

 实行免役法这一新制度,主要受益者是原承担衙前、里正等职的第一、二等民户,并非“天下民”。为什么第一、二等民户的利益得失如此重要,需要 进行制度创新加以调整呢?这与唐宋以来社会阶层变动,富民财富力量崛起有关。

 按照宋朝的户等制度,一、二等民户通常是家产较为丰裕、拥有较多土地的乡村地主,“乡村上三等并坊廓有物业户,乃从来兼并之家也”。有别于门阀士族地主的是,这些乡村地主没有显赫的家族势力和世袭财产,出身低微,更没有士族地主所拥有的政治经济特权,主要靠个人努力经营来积累财富。随着财富的增长,他们的经济实力不断加强,逐渐由平民上升为新兴地主。林文勋指出,“唐宋社会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必然引起财富两极分化,而这种分化则直接导致了财富力量的崛起”,并“在社会流动和分层中,兴起了一个新兴的阶层——富民”。这是唐宋以来新出现的一股财富力量,即富民阶层的崛起。

 有宋一代,以乡村地主为主体的富民阶层的经济实力不断发展,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也日益加强。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表现是,富民对国家赋役的贡献权重日益上升。宋朝的两税为田赋,官户、形势户等特权地主阶层是大土地所有者,但他们往往凭借其特权隐田漏税。按《文献通考》记载:“田之无赋税者,又不止于十之七而已。”即超过70%的田亩都被特权地主隐瞒下来而不纳税。富民也拥有一定数量的田产,漆侠认为一等户的田产在400亩以上,二等户的田产大约在150——400亩之间,三等户的田产在150——100之间。由于富民没有特权,只能按章纳税。事实上,富民是缴纳两税的中坚力量。北宋苏辙看得十分清楚,曾在《栾城集·三集》卷8《诗病五事》中指出,富家大姓“州县赖之以为强,国家恃之以为固”。南宋叶适在其《水心别集》卷2《民事下》中也曾论述到:“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亦略相当矣。”他们都充分肯定了富民阶层对国家财政方面的重要贡献,反映出宋代官僚士大夫阶层对富民阶层的重视。

 然而差役法的实行,严重挫伤了富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定居于乡村的富民,一旦被轮差,“一家作衙前,须用三丁,方能充役。本家农务,则全无人主管”,影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更严重的是,富民为了规避差役,采取消极的方式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欧阳修曾指出:“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谨举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辟者不知其数。非土之瘠而弃也,盖人不勤农与夫役重而逃尔。”在差役制度下,一旦成为富民,就必须承担差役,就面临着可能损失几代人辛苦积累起来的家庭财产的风险,个人积累财富的努力就变成为无效率的努力。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必然减少或放弃努力,小富即安,甚至追求贫穷。北宋中期,避役求贫的现象十分普遍,宋神宗熙宁元年,知谏院吴充指出:“民间规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故近年上户浸少,中下户浸多,役使频仍,生资不给,则转为工商,不得已而为盗贼。”司马光也深知差役法之弊病,指出:“置乡户衙前以来,民益困乏,不敢营生。富者反不如贫,贫者不敢求富。臣尝行于村落,见农民生具之微而问其故,皆言不敢为也。今欲多种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粮,藏十匹之帛,邻里已目为富室,指抉为衙前矣。况敢益田畴,葺闾舍乎?”差役法使富民主动抑制追求财富的动机转而追求贫穷,导致了富民阶层的经济力量逐渐削弱。而一旦整个富民阶层走向衰败,受到损失的不仅是某些家庭,而是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国民经济。

 王安石的免役法变革,试图要“举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释天下之农归于畎田”,表面上是让从事农业经营的地主阶层专心务农,不受差役杂务的烦扰,实质是创造一个富民富国的经济环境。其理由是: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内容是欲“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经济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基础,正如威廉·配第所言:土地是财富之父,劳动是财富之母。乡村地主占有大量的土地田产,且田产土地肥美,粮食产量高。宋代田赋是按土地数量和等级征收,乡村地主客观上为纳税的中间力量。免除乡村地主的差役负担,让他们不再因逃避差役而不敢努力营生,而是以更积极的态度进行土地生产经营。这样,在个人财富增长的同时,国民财富也不断增长。可见,让乡村富民群体不断壮大成长,才是国家赋税不断增长的源泉。

 需要指出的是,司马光作为反对免役法的重要人物,并不反对差役改募役。早在英宗时期,他就切陈衙前差役害民之苦,提出了募人为役的主张:“臣愚以为,凡农民租税之外,宜无所预。衙前当募人为之,以优重相补。”司马光之所以对免役法提出激烈的反对意见,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职役考》中分析说:“按温公此奏,言之于英宗之时。所谓募人充衙前,即熙宁之法也。然既日募,则必有以酬之。此钱非出于官,当役者合输之,则助役钱岂容于不征!而当时诸贤论此事,复断断不可,何也?盖荆公新法大概主于理财,所以内而条例司,外而常平使者,所用皆苛刻小民。虽助役良法,亦不免以聚敛亟疾之意,行之故不能无弊。然遂指其法为不可行,则过矣。”宋神宗死后,免役法制度流产,差役法恢复执行,但其实施方式已经异于前期。司马光上奏章要求恢复差役之法,其中写到:“今莫若直降敕命,尽罢天下免役钱,其诸色役人,并依熙宁元年以前旧法人数,委本县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愿身白供役,许择可任者雇代,有逋逃失陷,雇者任之。”募役是允许的,只不过是由 募役改变为应役者自行雇人履行其责。朝廷之所以允许民间自行募役,一方面可以解放应役者劳力,使他们专心务农;另一方面让熟悉业务、有管理经验的人员专职从事公共管理事务,工作效率高且不容易出错,可规避风险。可见,无论是免役法之时,还是免役法失败之后,统治集团已经意识到保护富民的重要性,并采取了积极举措减轻民户的差役负担,降低其风险,切实保护富民的利益。

 宋代“州县赖之以为强,国家恃之以为固”的富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不仅体现在赋税贡献方面,而且在承担社会公共事务、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 在基层社会管理、控制、服务方面的薄弱环节,成为 控制基层社会的重要补充力量,也是促进基层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传统中国社会,国家的政治权力和 管理体系只发展到县级,县级以下广大乡村社会,则基本上属于宗族和乡绅控制下的村民自治结构。广大乡村的公共管理事务历代都是指派不支付俸禄的非专业人员担任,即从那些没有免赋免税特权的富民中选派人员来负责。他们要做诸如协助州县官吏征税,保管运输官府财物,维持地方秩序、进行户籍登记、土地清查,负责高官迎来送往等工作。富民义务承担了很多基层管理职能,大大减少了国家的管理成本。此外, 还经常借助民力来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如修建地方性农田水利设施、道路、庙宇楼馆等,遇到资金缺乏,常常组织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富民的经济条件较好,必然是“出钱”的主体。宋孝宗干道二年浙西治海田修堤坝水闸,地方官吏因为“工力稍大,欲率大姓出钱,下户出力,于农隙修治之”。公共产品是具有正外部效应产品,受益者是广大百姓。富民为基层社会公共产品供给做出贡献,弥补了 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不足,促进了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提高了社会福利。

 发生自然灾害时救济灾民,是 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也是 不可推卸的职责。宋廷在赈灾救济中,也十分重视依赖富民的经济力量。对于这个问题,林文勋在其新著《唐宋乡村社会力量与基层控制》中详加论述,并指出“从北宋到南宋,富民在社会灾荒救济中的作用一直在不断加强,到南宋时期,富民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国家而成为灾荒救济的主角”,此不赘述。

 由此可见,北宋时期,富民阶层已经作为重要的财富力量,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贡献者,并在地方公众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统治阶层正是已经认识到这一阶层在社会经济中重要性,才通过免役法这一制度变革,来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促进富民阶层健康发展。

 免役法的第二个内容是征收助役钱。北宋时期,有一些民户有免服差役的特权。这些民户是官户、坊郭户、寺观户、未成丁、单丁、女户。宋神宗熙宁二年实行的免役法规定:“凡当役人户,以等第出钱,名免役钱。其坊郭等第户及未成丁、单丁、女户、寺观、品官之家,旧无色役而出钱者,名助役钱。凡敷钱,先视州若县应用雇直多少,随户等均取;雇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数增取二分,以备水旱欠阁,虽增毋得过二分,谓之免役宽剩钱。”原免差役的民户需要缴纳一定数量的助役钱,实质上是废除了他们过去免服差役的特权,实行以钱代役。

 关于助役钱的征收,游彪认为具有公平赋役的重要意义,这一论断极为精深。至于为什么北宋中期会出现赋役制度的重大变革,“产生类似近代资本主义纳税原则的社会实践活动”,游彪尚未论及。笔者认为,这是唐宋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对社会关系重新规范和整合的结果。由于官户、寺观户等特殊阶层所拥有的经济特权与商品经济平等原则相背离,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废除这些阶层的减免赋役等经济特权,与普通民户共同承担赋役义务。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主要从事工商业的坊郭户的财富实力日益增强,已经不属于减免赋役的弱势群体之列,因而免役法的变革将这群体纳入了征收免役钱的范围之内。

 首先,我们来看官户。

 宋朝的官户指的是品官之家,即官僚阶层。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统治者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最高权威。作为统治者的代言人——官僚阶层,也因此拥有一些特殊权力,有别于普通民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官僚阶层的政治经济特权也有不同。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宋时期,中国封建统治的官僚阶层的结构和权力特征均发生了重大转变,主要表现为门阀世族从强盛转向式微,新兴的庶族地主逐渐通过科举制度进入官僚系统,官僚阶层的流动性促使官僚阶层曾经拥有的政治经济等特权逐渐弱化和丧失。这一时期之所以出现这样重大的社会转变,主要推动力量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以其所具有的平等性、开放性、流变性和分化性等内在特点,对原官僚体制中的特权制度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和瓦解力,导致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僚阶层的结构和权力特征发生重大转变。正是这一重大社会变革的作用和影响,才产生了宋神宗时期官户须纳助役钱的制度创新。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商品经济发展极度衰微的时期,这一时期,也是官僚阶层特权最多最大的时期。单从经济特权上看,官吏可以按官品占田,庇荫奴婢,减免赋役。《隋书·食货志》记载:“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唐代前期规定,流内九品以上的官员“为不课户”,具有免除税役特权。中唐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均田制废弛,与此相适应的租庸调制无法继续实行,从而产生了两税法这一赋役制度的重大变革。两税法“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以负担能力纳税的制度设计隐含了一个重要前提:国家臣民不分贵贱,均为编户齐民,编户齐民人人平等,须按财产状况如实纳税。事实也如此。唐宋以来,过去为末流的工商人户,已经“同是一等齐民”了,而过去高贵尊优的官僚阶层,如今也属于齐民,应按财产状况承担赋役。两税法实施以来,品官开始负担两税和杂徭。宋代承袭此制,官户和普通民户一样,必须交纳两税,承担科配、和买。《文献通考·田赋考》记载,宋太祖建隆年间,“诏令逐县每年造形势门内户(原注:系见任文武职官及州县势要人户)夏、秋税数文帐,内顽滑逋欠者,须于限内前半月了足”。可见, 催缴官户两税是十分认真的。但毕竟官僚阶层还是不同于普通百姓,其政治经济的特权削减需要循序渐进。北宋前期,保留了官户免服差役的特权。由于这一特权与商品经济平等性要求相悖,在宋朝迅速发展的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其特权的不断削减势在必行。北宋中期,王安石提出役法改革时,强调“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欲乡户均役,品官形势之家,与齐民并事”①。可见,免役法变革之所以要向官户征收助役钱,实质上是取消官户的免役特权,与齐民等同。免役法变革规定“若官户、女户、寺观、未成丁减半”,只是部分取消原免役特权,即便如此,也已经是对过去的官僚特权体系的又一次重大冲击了,进一步打破了官僚阶层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南宋孝宗干道二年,户部侍郎李若川、曾怀建议“官户比之编民,免差役,其所纳役钱又复减半,委是太优。欲令官户与编民一等输纳,更不减半,以岁所入约百余万缗,专责诸路提举常平司委逐州主管官别收”,建议得到皇帝的同意并执行。南宋将官户减免徭役的特权全部取消,并未引起官僚阶层较大动荡和议论,可见,有宋一代商品经济大发展之下,商品经济的平等性原则已经深入人心了。

 其次,我们来看寺观户。

 寺观户属于宗教团体。由于它具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力和民心凝聚力,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处理好与宗教团体之间的关系。寺院可荫庇原属于国家隶属的编户齐民,可免交或少交赋税和免除徭役等等,寺院的这些特权,都是国家与宗教势力妥协的结果。唐朝僧人释道仙在《广弘明集》卷24,指出入道十大利,“寸绢不输于官库,升米不输于公仓”和“家休大小之调,门停强弱之丁”是其中的两利。但到唐朝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冲击下,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两税法开始实行后,根据两税法“据地出税”的原则,佛教寺院的田产也当然不例外地进入纳税范围。社会上抨击寺院或者寺观户拥有经济特权的不合理性的言论也日见增多,如宋祁曾尖锐指出,佛徒“不徭不役,坐蠹齐民”。在《李直讲文集》卷16《富国策第五》中,李觏列举佛教对社会的十大危害和灭佛的十大好处,其中谈到灭佛之利时,就特别强调“户有增口,籍有增丁,徭役乃均,民力不困”。这些批评言论,核心内容就是寺观户应与编户齐民等同,不应有经济特权。免役法的实行,部分取消了寺观户免服差役特权,可以说,是商品经济发展瓦解特权社会的又一成果。

 再次,我们来看坊郭户。

 坊郭户是指居住在城市里的民户,这些民户主要由商业和手工业者组成。中国传统社会按“士、农、工、商”划分职业等级,工商业者处于社会的末流,职业地位低贱,受人们的歧视。在实行差役法时期,坊郭户不需要承担差役。官户、寺观户属于特权阶层,可免除差役;坊郭户属于低贱阶层,免去其差役的理由只有一条,那就是宋初 认为坊郭户与女户、单丁一样,经济条件差,无力承担差役负担。

 事实上,当时的 是大大低估了工商业的发展了。唐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业者的力量不断壮大起来,逐渐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财富力量。唐朝就曾经出现过邹凤炽和王元宝一类富商。据《新唐书·李德裕传》记载:“二省符江淮大贾,使主堂厨食利,因是挟赀行天下,所至州镇为右客,富人倚以自高。”这表明唐朝中后期已经出现了财富实力强大的大商人。如果说唐朝以工商致富者还仅是少部分人,那么,到北宋中期,富裕的工商业者已经形成一个规模颇大的群体。在北宋都城汴京,“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这些被人们称为“豪猾兼并之家”的卑贱之人,却“居物逐利,多蓄缗钱至三五十万以上,少者不减三五万”。商品经济的发展, 了城市的扩张和发展,城市人口增长很快,赵冈估计北宋城市人口比例已经占到了20。1%,吴松弟估计宋朝坊郭户占全部总户数的16。3%,斯波义信估计宋朝城市人口大体占总人口的20%左右。尽管学者的估计各有差异,但宋朝城市人口规模较大,城市化水平加快则是不争的事实。

 在北宋中期,无论从数量规模或是从经济实力上看,坊郭户已经不再是力量单薄、财产薄弱、对社会经济影响微不足道的群体,而是已经成为财富实力强大、群体力量不断增强、日益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新兴的财富力量。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仍然继续免除他们的差役负担并将其视为弱势群体,必然有失公允,导致赋役负担不公。早在宋英宗年间,司马光就提出差派坊郭户差役以弥补衙前役不足的思路:“臣愚以为,凡农民租税之外,宜无所预衙前,当募人为之,以优重相补。不足则以坊郭上户为之,彼坊郭之民部送纲运、典领仓库不费二三,而农民常费八九,则儇利戆愚之性不同也。其余轻役则以农民为之。”这段话充分表明了坊郭户不仅完全具备承担衙前重役的能力,而且在资财管理方面能力较强。因此,免役法规定按户等高低对坊郭户征收免役钱,这是顺应社会发展的必然之势。当然,北宋 在改革中也考虑到坊郭户户等有高下、财力有大小的差异,将坊郭户划分为十等,分别多寡出钱助役,规定“乡户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输”,根据公平负担、量力而行的原则,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政策。

 复次,我们来看未成丁、单丁、女户。

 宋神宗熙宁二年以前,未成丁、单丁、女户、乡村四等以下户和客户,是免征差役的民户。未成丁、单丁、女户,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家庭结构不完整,即今天所说的单亲家庭。这些家庭,通常劳动力少、弱,生活较为困难,“女户、单丁,盖天民之穷者也”。四、五等乡户,是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生活贫困,常常入不敷出。真德秀在《西山文集》卷十《申尚书省乞拨和籴米及回籴马谷状》中,描述南宋中期以后的五等户状况:“若五等下户,才有寸土,即不预粜,甚为可怜,更甚于无田之家。盖其名虽有田,实不足以自给。”这不是南宋的特例,应是整个宋朝五等户的普遍情况。客户“则无产而侨寓者也”,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家庭财产微薄,是社会中的贫困群体。北宋差役法的征收原则主要是按财产多寡摊征,由于这些民户经济状况差,负担能力有限,大多数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免除这些民户差役,符合能力负担原则。

 但这一制度的实行,也为一些上等民户提供了规避差役的空间。有田产、宅院者很难将这些不动产隐瞒而降低户等逃避差役,于是千方百计析户分居,变成单亲家庭来逃避差役,“百姓毁坏肢体,嫁母分居,燥灼耳目,贱卖田宅,以自脱免,非一家也”。仁宗天圣元年,全国有户数9898121户,口数50911718口,到神宗熙宁二年,有户数14414043户,口数46136460口。从天圣元年开始,户数一直呈现上升趋势,而口数则某些年份呈下降之势,某些年份出现缓慢增长势头。这种反常现象的出现,与民户逃避差役,分户析产有密切关系。为了堵塞这一政策漏洞,王安石的免役法规定这些民户必须交纳一定数额的助役钱。但对于薄产的乡村四、五等户和无产的客户,第六等以下的坊郭户,法律明确规定免征助役钱。

 从直接效果上看,征收助役钱使国家财政收入又有了一个新来源。据宋神宗熙宁九年统计,“是岁,诸路上司农寺岁收免役钱一千四十一万四千五百五十三贯、石、匹、两:金银钱斛匹帛一千四十一万四千三百五十二贯、石、匹、两,丝绵二百一两”。元丰七年统计,“天下免役缗钱岁计一千八百七十二万九千三百,场务钱五百五万九千,谷帛石匹九十七万六千六百五十七,役钱较熙宁所人多三之一”。然而笔者以为北宋时期之所以产生向免差役户征收助役钱这一制度创新,尽管不排除改革者在设计方案时有增加财政收入的意图,但更主要是由于唐宋商品经济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导致社会各阶层经济实力发生变动和国家重新调整赋役结构的结果。

 

 总之,北宋中期富民已经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而崛起,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国家财政收入和国家基层管理的重要补充力量,任何人都不敢忽视这股力量的作用。为此,统治集团需要重视他们的利益诉求,主动变革不合理的制度来维护他们的利益,采取积极的措施支持和维护富民阶层的成长壮大。另一方面,随着唐宋商品经济的深化发展,商品经济的平等性和流动性,冲击了旧的等级制度和特权制度,使原来官僚等阶层所享有的种种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逐渐丧失,才可能实施向官户、寺观户等原来的特权阶层征收助役钱的变革。

徐溥

徐溥(1428年~1499年),字时用,号谦斋,南直隶宜兴县_溪(今宜兴宜城镇溪隐村)人。景泰五年(1454年)进士,官至华盖殿大学士。弘治五年八月至十一年七月(1492年-1498年)任当朝首辅一职。性凝重有度,居内阁十二年,从容辅佐,爱护人才,屡遇大狱及逮系言官,委曲调剂,安静守成。卒年七十二,谥文靖。徐溥撰有《谦斋文录》四卷(见《四库总目》)传于世。是吴俨的舅舅。

(概述来源:清代修《江苏宜兴翰渎徐氏宗谱》)

中文名:徐溥

别名:字时用,号谦斋

国籍:中国明朝

民族:汉

出生地:_溪(今宜兴宜城镇溪隐村)

出生日期:1428

逝世日期:1499

职业:内阁首辅

代表作品:《谦斋文录》四卷,《四库总目》传于世。

谥号:文靖

人物生平

天资聪慧

徐溥自幼天资聪颖,读书用功。他8岁进私塾念书,就把圣言要语、经典法言抄录汇集成册,随身携带,供作平时阅读。塾师见他口袋总是鼓鼓的,疑是玩物,便责他贪玩。取出看时,原来是他抄录的“圣贤要语录”。塾师非常惊异,问明原委,颇觉自愧,即对其父渔隐公说:“你儿乃是神童异才,我不能为其师。”遂请辞而去。

徐溥储豆

少年时代的徐溥性格沉稳,举止老成,他在私塾读书时,从来都不苟言笑。徐溥还效仿古人,不断地检点自己的言行,在书桌上放了两个瓶子,分别贮藏黑豆和黄豆。每当心中产生一个善念,或是说出一句善言,做了一件善事,便往瓶子中投一粒黄豆;相反,若是言行有什么过失,便投一粒黑豆。开始时,黑豆多,黄豆少,他就不断地深刻反省并激励自己;渐渐黄豆和黑豆数量持平,他就再接再厉,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久而久之,瓶中黄豆越积越多,相较之下黑豆渐渐显得微不足道。直到他后来为官,一直都还保留着这一习惯。

高中榜眼

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徐溥廷试一甲第二名(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宪宗初,选拔为左庶子,再升太常卿兼学士。成化十五年(公元1479年)拜礼部右侍郎,不久转左侍郎,后改吏部。孝宗即位(公元1487年)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宰相),进礼部尚书。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晋升为太子太傅、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次年任首辅。弘治七年,加少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弘治十一年二月,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

入阁辅政

徐溥入阁初期,正处于万安、刘吉弄权之后,为了稳定局势,徐溥严守成法,与同僚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同心协力,辅治朝政。如孝宗刚继位时,鉴于宦官势力上升,曾革除了许多太监的官职。其中原钦天监监正李华因帮昌国公张峦选了一块坟地,孝宗就认为有功,要恢复他的官职。徐溥等加以抵制,认为此例一开,佞人又要纷纷钻营求官,碍难执行。又如,在安南(今越南)攻扰边境时,孝宗欲遣大臣前去处理。徐溥等又劝谏道,“外邦相侵,由有关衙门发令处理足够了,不需要陛下亲自派使臣去。如安南万一不予理睬,为了维护天子的尊严,我朝势必要征调大军远途去征讨,这不仅劳民伤财,而且事情会闹大。”孝宗也就没有派使臣前去。

孝宗自弘治八年后,渐渐懈怠,懒于理政。徐溥曾多次进谏说,如今奏章批答不及时,有的公文竟稽留数月而不理,或者不施行,政事壅塞,应当依照旧制,除了每日朝堂奏事外,遇有重要军政事务,宜随时允许上奏,陛下也应经常召见儒臣询问国事。

孝宗一度信用宦官李广,好道家神仙之说,并大事烧炼、设坛祭祷。徐溥又曾多次上奏,以唐宪宗偏信好讲神仙方术的柳泌服用丹石而亡、宋徽宗崇尚道学以致亡国的教训,劝谏孝宗疏远奸佞,勤政爱民。

爱护人才

徐溥很爱护人才,常说,“要造就一个人才不容易,不能以一些小过就弃而不用”。他凡见人有小过,总是谆谆善诱,耐心教育;每遇大狱或言官因进谏而被逮捕,总尽力相救,使大多数人得以幸免。

徐溥平生乐善好施,对乡里族人关怀备至,而自己生活则很俭朴。他仿效宋代范仲淹义田之举,叫他二弟复斋到京城商量置办义田,以赡养宗族。他决定将自有田产800亩作为义田,分给族里村人耕种,如遇灾荒,减租免征,并开义仓赈济,凡乡里族人遇有婚丧之事或遭意外灾难,均有补急救济。还聘请塾师,兴办义学,凡徐氏子弟和村里贫家子弟,一律免费入学。又在进城的袱溪河口设置渡船,雇人摆渡,方便行人,乡人称之为“徐氏义渡”。

为官清廉

徐溥在朝为官多年,没有在北京城里建造府第,直到将要告老回乡时,才由家人在故里建造一所住宅。弘治十年,徐溥因年届70古稀,向皇帝求退,皇帝竭力挽留。翌年,他因目疾严重,再次要求告老退休。九月,徐溥以“四朝元老”的殊荣奉旨南归。到家后,他不顾双目失明,首先命两僮搀扶着他在整个宅第转了一遍,并用双手抚摸着每座墙壁和每根楹柱。家人问:“相爷何必如此”他说:“我是怕儿辈们把宅第造得太华丽啊!只要能住就可以了。”一日,徐溥由家人扶着在门外散步,忽然问道:“门外原是东南山乡上城大路,怎么听不到车履之声”家人告诉他:“为了相爷能安静休息,故把大路迁到河的对面去了。”徐溥听了,勃然大怒,喝问:“这是谁的主意怎能为我个人的安逸,而劳乡亲们绕道而行呢”他即命恢复大路于相府门前。民众无不赞叹。

四朝宰相

徐溥,四朝宰相,多不易啊。皇上终于恩准他告老还乡了。他记得离开京城的那一天,是一个薄雾淡阳、阴晴不定的早晨。紫禁城沉重的红色宫门打开了一道缝隙,这是皇上给他的极高荣誉。几千年来,即使是得到皇帝的特别恩准得以“瞻仰天颜”的帝国功臣,没有一个不是早早地穿戴好表示自己官阶的锦绣蟒袍,天色未明之时就候在宫门之外,紧张地等待着宫门里那些皇家侍卫呼叫他的名字。这样的时刻,即便是统领数十万军队、征战于遥远疆场的强悍无比的将军,也会由于恐惧而双腿颤栗。如果皇上咳嗽一声,跪成一片的金銮大殿上的百官们会齐崭崭地打一个冷颤。

对于走出紫禁城的徐溥来说,这一切终于结束了。

伴君如伴虎,是老百姓的说法;其实大内里的胜残去杀,足以把一个血气方刚的汉子变成精神上的侏儒。游宦40余年,历经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皇帝,见过了太多的朝廷变故、人事代谢,徐溥早就腻烦了熙熙攘攘、刀光剑影的官场。是的,帝国的体制就像一个巨大的阴魂,它攀附在每个人的身上;你可以击溃一个政敌,却永远不可能战胜体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像长城一样厚实严密的伦理与朝纲,已经形成了一个精密的理论与运作体系,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不可能不就范顺从。过了70岁,眼睛老花了,两个膝盖也跪不动了。做官之人,如果连上朝跪帝的力气都没有,还怎么分出心思来斡旋于翰林呢?他战战兢兢地去向皇上乞恩告退,那天皇上高兴,龙颜一直是开着的。老生姜了,不能走,你办事,朕放心;刮风下雨的日子,朕准你不必上朝。

阁老出了一身汗,但赶紧得见好就收了。日头一落山,天就要暗下去;潮,早该退了。是一个冥冥之中的声音在提醒他。

弘治十一年(1499年),皇太子出阁,加授他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华盖殿大学士。徐溥已经被推到了权力与荣誉的巅峰。这一年他的眼睛坏得厉害,基本上不能看文件了;写字的手老是哆嗦。又去跪见皇上乞准回乡。皇上叹了一口气,用他的朱砂笔极不情愿地画了一个圈。

告老还乡

自由了。把泰山一样沉重的朝服放在一边,徐溥一定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他终于平安地降落;画这个圈,用了毕生的精力,画得好累啊。

总是在断断续续的残梦里隐现的故园江南,就在眼前了;古城宜兴郊外的溪隐村,那陌上青青的老家,一直在他灵魂的深处招摇着还乡的旗幡。从此可以悠游于竹篱茅舍,有泉石天籁伴随着桑榆晚景,那才是皇帝也过不上的神仙日子呢。

这一天黄昏降临的时候,被别人尊为“阁老”的徐溥,以他颤巍巍的老迈之身,终于扑进了故乡的怀抱。

在朝为官多年,徐溥没有在京城建造府第;回家了,该有个安身之所吧。平生积蓄的银子不多,阁老大人只在县城东南的溪河畔建造了一座住宅。里人以他祖辈累世积德,将此宅定名为“世德堂”。他跨进门去的时候没有喧闹的乐队和震天的鞭炮。当地迎候的官员也被劝回去了,接风洗尘的宴席也被取消。天色微暗,阁老目力不济,基本上看不清什么东西。只觉得宅院深深,好像过于奢华了些。老人家在两个小童的搀扶下,沿着宅第转了一圈,并用双手抚摸着每一堵墙壁和每一根楹柱。他向着北方喃喃自语:“皇上,臣罪该万死,栖身之所茅庐即可,如此奢华则寝食不安矣!”

家人说,“好歹也是个四朝的宰相,人家当个三年穷知府,还十万雪花银呢!”

“不可妄言!”阁老把一张饱经风霜的老脸绷得紧紧的。“从今日起,老夫就是一个普通百姓。”还说了一些司马温的家训之类,下人听得半懂不懂。第二天清晨他起得很早。江南的秋天没有北方寒冷,湿润的空气里还带一点清香;缓缓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比走在宫殿里的青砖地上要舒坦得多。虽然视力模糊,他依稀能感受到秋天丰富的原色与万物生命的蓬勃。脚下那无拘欢快的溪流消解了太多的清规戒律;林丛中那些晃动跳跃的树叶述说着生命的欢愉;绸缎般的阳光平均地撒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尘世间的富贵在这里变得脆薄。一路走去,在田塍上劳作的农人们看见他纷纷一头跪下了,原来这里是他的“义田”,早在弘治二年,他的二弟复斋先生就进京和他商量置办义田,以赡宗族之事。他把自己名下的800亩良田作为“义田”,分与族里村人耕种。如遇饥荒,则开义仓赈济,凡乡里族人,遇有婚丧大事或遭受意外灾难,均有补急救济。

庄稼成熟的香气扑面而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阁老在这里有些陶醉了。

一日,徐阁老在家门外散步,四野悄然,不似往常,这里原是蜀山、大浦等地乡民上城必经之路,今日为何这般静寂?家人答曰:为了能够让相爷安静休息,所以把大路改道到河对面去了。阁老闻之大怒,既令恢复原路。乡民们无不为之赞叹。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早年京城的一位同僚曾经送他一幅画,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那可是国宝级的极品。他多次戴上老花镜,细细端详这幅画,每次都会一阵阵地激动而沉浸在画的氛围之中。但今天他想到的是,应该把它送回京城,物归原主了。所谓“原主”,是他原来的同僚李东阳,画上有李东阳的叔祖李祁的题跋。阁老命他的孙子专程携画赴京,此后一个多月,他一直耿耿于心。有一天傍晚,孙子终于风尘仆仆地回来了。看了李东阳充满感激和挂念的亲笔信,他才放下一颗心。今人大约不会知道,《清明上河图》原来一直在这位退休的宜兴籍宰相手里藏着。在徐阁老博大的胸怀里,不属于他的东西,哪怕金山银山,他也不会染指。

接下来的日子,他去了古城东门外的_溪河口,这里河水汹涌,河面宽阔,过往行人殊多不便,他出银子设置了一条能坐8人的摆渡船,这里便有了“徐氏义渡”的美称。

义田,义渡,义学,义仓,义庄一个帝国体制外的温情的阁老,在他生命最后的岁月里,尽情释放着他的人格魅力。他一生不喜欢钱,每日吃素,穿布衣,最后的银子都用在他的诸多义举上了。洗尽铅华的人生,生命将尽的人生,就是每天做一件好事。原来,一个读书入仕的书生,他的一生就是在自己的道德碑上添砖,一支精神的蜡烛于风雨飘摇中燃到尽头,何其不易啊。江河浩荡,谁解心怀?

徐溥家祠

阁老厅,是徐溥的家祠,前后四进,建于明代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坐落在_溪河畔、东_之滨,具有明代建筑特色。第一进为祠门屋宇。第二进四间为碑屋,现在仅存《宜兴徐氏义田记》碑一块,记述着徐溥置义田、兴义庄的事迹。第三进为花厅,即“白虎堂”,在太平军进驻宜兴时部分遭战火焚毁,修复后改为“保义堂”,在后墙上嵌砌着宋代苏轼“桔颂碑”及元代赵孟_和徐溥手书的碑文。另有正草字体的诗词碑一块。其梁、椽、枋、柱均为彩绘。第四进五间,为徐氏祖先神位之屋。西部另有四幢建筑,每幢四间,为徐氏祠堂,供祭祀祖先之用。“阁老厅”现已列为宜兴市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评价

徐溥入阁为相十二年,忠于王朝,尽心尽力,对朝政多所匡扶,被誉为明朝贤相之一。

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九月十一日,徐溥病逝,享年72岁,葬宜城东南山林村瑞云山荷花荡,背山面_。卒后特赠太师,加特进左柱国,谥文靖。著作有《谦斋文集》4卷、《文靖疏稿》2卷。

徐溥卒后,经朝廷批准,在宜兴城内闹市区的蛟桥南堍建“柱国太师”坊,宜兴地方人士为纪念徐溥,还在学街东、_溪、小东门外分别建有“榜眼”坊、“及第”坊、“义庄”坊等。因年代久远,现已荡然无存。

史籍记载

徐溥,字时用,宜兴人。祖鉴,琼州知府,有惠政。溥,景泰五年进士及第。授编修。宪宗初,擢左庶子,再迁太常卿兼学士。成化十五年拜礼部右侍郎,寻转左,久之改吏部。孝宗嗣位,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旋进礼部尚书。

弘治五年,刘吉罢,溥为首辅,屡加少傅、太子太傅。溥承刘吉恣睢之后,镇以安静,务守成法。与同列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协心辅治,事有不可,辄共争之。钦天监革职监正李华为昌国公张峦择葬地,中旨复官。溥等言:“即位以来,未尝有内降。幸门一开,未流安底。臣等不敢奉诏。”八年,太皇太后召崇王来朝,溥等与尚书倪岳谏,帝为请乃已。占城奏安南侵扰,帝欲遣大臣往解。溥等言:“外国相侵,有司檄谕之足矣,无劳遣使。万一抗令,则亏损国体,问罪兴师,后患滋大。”于是罢不遣。

是年十二月,诏撰三清乐章。溥等言:“天至尊无对。汉祀五帝,儒者犹非之,况三清乃道家妄说耳。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且以周柱下史李耳当其一,以人鬼列天神,矫诬甚矣。郊祀乐章皆太祖所亲制,今使制为时俗词曲以享神明,亵渎尤甚。臣等诵读儒书,邪说俚曲素所不习,不敢以非道事陛下。国家设文渊阁,命学士居之,诚欲其谟谋政事,讲论经史,培养本原,匡弼阙失,非欲其阿谀顺旨,惟言莫违也。今经筵早休,日讲久旷,异端乘间而入。此皆臣等无状,不足以启圣心,保初政。忧愧之至,无以自容。数月以来,奉中旨处分未当者封还,执奏至再至三。愿陛下曲赐听从,俾臣等竭驽钝,少有裨益,非但乐章一事而已。”奏入,帝嘉纳之。

帝自八年后,视朝渐晏,溥等屡以为言。中官李广以烧炼斋醮宠。十年二月,溥等上疏极论曰:“旧制,内殿日再进奏,事重者不时上闻,又常面召儒臣,咨访政事。今奏事日止一次,朝参之外,不得一望天颜。章奏批答不时断决,或稽留数月,或竟不施行。事多壅滞,有妨政体。经筵进讲,每岁不过数日,正士疏远,邪说得行。近闻有以斋醮修炼之说进者。宋徽宗崇道教,科仪符_最盛,卒至乘舆播迁。金石之药,性多酷烈。唐宪宗信柳泌以殒身,其祸可鉴。今龙虎山上清宫、神乐观、祖师殿及内府番经厂皆焚毁无余,彼如有灵,何不自保?天厌其秽,亦已明甚。陛下若亲近儒臣,明正道,行仁政,福祥善庆,不召自至,何假妖妄之说哉!自古奸人蛊惑君心者,必以太平无事为言。唐臣李绛有云:‘忧先于事,可以无忧。事至而忧,无益于事。’今承平日久,溺于晏安。目前视之,虽若无事,然工役繁兴,科敛百出,士马罢敝,闾阎困穷,愁叹之声上干和气,致荧惑失度,太阳无光,天鸣地震,草木兴妖,四方奏报殆无虚月,将来之患灼然可忧。陛下高居九重,言官皆畏罪缄默。臣等若复不言,谁肯为陛下言者。”帝感其言。

三月甲子,御文华殿,召见溥及刘健、李东阳、谢迁,授以诸司题奏曰:“与先生辈议。”溥等拟旨上,帝应手改定。事端多者,健请出外详阅。帝曰:“盍就此面议。”既毕,赐茶而退。自成化间,宪宗召对彭时、商辂后,至此始再见,举朝诩为盛事。然终溥在位,亦止此一召而已。

寻以灾异求言,廷臣所上封事,经月不报,而言官论救何鼎忤旨待罪者久,溥等皆以为言。于是悉下诸章,而罢诸言官弗问。溥时年七十,引年求退,不许。诏风雨寒暑免朝参。

十一年,皇太子出阁,加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华盖殿大学士。以目疾乞归。帝眷留,久之乃许,恩赉有加。逾年卒,赠太师,谥文靖。

溥性凝重有度,在内阁十二年,从容辅导。人有过误,辄为掩覆,曰:“天生才甚难,不忍以微瑕弃也。”屡遇大狱及逮系言官,委曲调剂。孝宗仁厚,多纳溥等所言,天下阴受其福。尝曰:“祖宗法度所以惠元元者备矣,患不能守耳。”卒无所更置。性至孝,尝再庐墓。自奉甚薄,好施予。置义田八百亩赡宗族,请籍记于官,以垂永久,帝为复其徭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