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政治状况商王朝中央分设管理政务的卿事寮和主持祭祀的太史寮二大机构。地方用侯、邦伯加强各地的统治。周朝实行的是典型的封建制。周王朝把王畿以外之地分封给同姓、功臣和先代后裔，授以不同的爵位，建立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以拱卫王室。2、文化状况（1）
1、政治状况
商王朝中央分设管理政务的卿事寮和主持祭祀的太史寮二大机构。地方用侯、邦伯加强各地的统治。周朝实行的是典型的封建制。周王朝把王畿以外之地分封给同姓、功臣和先代后裔，授以不同的爵位，建立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以拱卫王室。
2、文化状况
（1）商朝
天文：商代日历已经有大小月之分，规定三百六十六天为一个周期，并用年终置闺来调整朔望月和回归年的长度。商代甲骨文中有多次日食、月食和新星的记录。
数学：商代甲骨文中有大至三万的数字，明确的十进制制，奇数、偶数和倍数的概念，有了初步的计算能力。
光学知识在很早就得到应用，商代出土的微凸面镜，能在较小的镜面上照出整个人面。
音乐：自商代起，中国音乐进入了信史时代。民间的音乐和宫廷的音乐，都有长足的进步。由于农、牧、手工业的发展，青铜冶铸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而使乐器的制作水平飞跃，大量精美豪华的乐器出现了。
宗教：据商代的甲骨资料来看，殷商时代的万物崇拜依旧盛行，信仰对象包含大自然的各方面，例如：河神、山神、日月星辰、地神等对象。但这些自然神祇仍属于万物崇拜，变化有限，比较特殊的，是商人心中的“帝”信仰。
（2）周朝
思想：周朝思想上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儒、道、法、墨、兵等各家学派百花齐放。
绘画：周朝文献记载是颇为丰富的，特别是壁画。从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楚国的诗人屈原《天问》反映的内容，可以窥见当时壁画所曾有过的巨大规模。
雕刻：周朝时期雕刻技艺远不如同时期希腊雕刻的水平，大型的具有独立意义的雕刻作品尚未发现，当时的雕刻作品主要是随葬的泥木俑、玉石雕刻品，制成动物形、人形的青铜器和漆器及其它工艺美术品。
书法：周朝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何尊铭文（金文）及石鼓文代表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其风格或苍劲古朴，或清秀典雅，具有特殊的美感，为后世所珍重。盟书、简册，无论是丹书或朱书，其字体又别具风韵。
音乐舞蹈：当时除用于祭祀的乐舞外，用于祈福祛邪的宗教舞蹈很发达，如蜡祭、傩仪，从宫廷到民间都很流行。楚音和楚舞，以屈原的《九歌》为代表。在音乐理论方面，先秦诸子百家均有自己的音乐观。道家、墨家、法家对乐舞持否定态度，但反对的出发点和否定的程度又存在差别：儒家肯定乐舞，而孔、孟、荀在肯定的同时又有各自的侧重点。
扩展资料
商周时期的外交状况
周国的领袖季历，对商称臣纳贡，商王文丁任命季历为“牧师”，掌管西部地区的征伐之事。崇国（陕西户县地区）是商朝西边最大的属国，是商朝在西土的核心盟国。季历之子姬昌被封为西伯，力行仁政，日后周国越过黄河，吞并了许多小国，然后出兵讨伐崇国，杀死崇侯虎，接着迁都丰邑（陕西省鄠县）。
--商周
--周朝
中国人民真正解放了”是今日中国最流行的口号之一。表面看来，凡是口号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宣传性。但从历史观点看来，这口号是无可否认的、空前的、崭新的基本事实。从最早有文献的商代起，国王是世袭的，“国”是“王室”的扩大，国家的土地是国王的“产业”。商部落国家最大多数的成员，即卜辞和《尚书》“盘庚篇”中的“众”，直接间接都是商王的隶属，从事生产，担负劳役兵役。周代疆土扩大了，不得不施行封建，土地和人民都属于周天子和列国封君；因为列国封君是由周天子所封，所以理论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经过春秋、战国几百年的巨变，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出现，帝国制度延续到辛亥革命，共两千一百多年。在这漫长的帝国时期，土地所有和赋役制度，人民在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地位，各朝代之间都有些性质及程度上的不同，本文不必细论。但值得注意的是当西汉皇帝制度建立之际，民间称皇帝为“国家”。以县吏成天子的刘邦，和以贫农成天子的朱元璋，祭祖时除牺牲菜馔之外，还陈列了赋役图册。历代少数君主，为延续皇朝的生命，保持社会的安定，有时不得不采取些所谓“惠民”的治标措施。但无疑义地，两千年来人民始终是田赋、劳役、兵役的对象，是被统治者、被剥削者、被鞭策者，决不是国家的主人。文颜博对宋神宗：“殿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一语道破了两千年的基本史实。
即使历代“起义”的领袖们，从秦汉之际的陈涉、吴广直到晚清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基本政治社会观念都是陈旧的。其中比较激进的，在起义初期虽多少有些原始均产的号召，但这些起义，或者失败，或者将要成功时已经变了质。起义成功者，建立新皇朝，人民仍是被统治剥削的对象。太平天国的下级成员虽较富于“革命”思想，但洪秀全和其他主要诸王生活腐败，“天朝田亩制度”大体都没有实行。辛亥革命，民国建立以后，直到一九四九年，不断的内忧外患，军阀割据下的穷征暴敛，国民政府二十二年当权期间史无前例的自私自利，使得人民的处境较若干前代更为悲惨。国民党当政以后，出卖了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利用江浙财阀与各省土豪劣绅共治天下，建立了多种近代型的经济金融机构，以吸取民脂民膏。正因为这些机构是近代型的，所以吸取民脂膏的效率远远超过以前任何皇朝。这些基本史实已是中外无政党背景的人士所一致公认，勿庸多论。
解放前人民真正的地位，可由我亲身阅历中得到最好的反映。我于一九四二年初，奔父丧，由昆明赶回浙江金华祖籍，再设法接济天津的母妹，在沦陷区困居一年之久。次年三月中才自上海经徐州转商邱，再从安徽亳县往“无人之境”，重入自由区，在河南漯河镇遇雨，暂时无法继续内进。有一天午饭后在街上看见警察打人，打得很惨。我加以拦阻，对警察说，如果这人犯法，可以带他去法院或县政府以法审判，不应加以毒打。那警察毫不迟疑的向我大叫：“这些老百姓不揍，还揍谁？”我回答说我也是老百姓。他向我上下端详一番，见我身穿已经露线的苏格兰海立斯厚呢上衣和卡叽布裤，瞪着眼回答：“你穿着西装，还是老百姓！？”当时我虽不是第一次体会到老百姓处境的悲惨，但却是第一次充分体会到原来我这新型的“士大夫”，究竟还是属于统治阶级的最外围。
两千年个个皇朝都“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可是国民党政权末期，极大多数的新型“士大夫”都被通货膨帐弄得一贫如洗，朝不保夕了。一个绝对自私不顾一切剥削人民的政权，毕竟自行溃烂了，被人民摒弃了，无形中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我这个后知后觉者，当时虽已身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和西欧史，也就在金元券、长春、淮海战役之中，开始逐渐发现了“大我”。
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开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后半。这次斗争与前代起义的基本不同在领导与目标。前代多次起义领导的观念与目标，都很陈旧，都是希望建立新皇朝。这次解放斗争的最高领导，不是贫下中农和工人，而是抱负大、眼光远、毅力强、不自私、有理想、接受近代共产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充分了解大多数被压迫的人民是最大的革命潜力，发挥这庞大革命潜力要靠组织、思想教育、和积极行动。他们的目标，是彻底改造旧社会，建立一个以最大多数贫苦人民为主人的新社会。这次革命最初虽以苏联为榜样，但主要策略和步骤与前者很有不同。帝俄末期的***最初并无革命武力和革命基地。最高领袖列宁是迟至一九一七年才被德国用专车秘密送回俄国的。十月革命成功的步骤是***员乘帝俄欧战溃败疲倦不堪之际，渗入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京，吸取对现状不满驻扎两京的若干沙皇军队单位，逼迫沙皇中央政府和临时政府的崩溃，然后才把革命逐步推展到全国。而中国***革命的“主流”，从一九二七年起即了解大都市之不足恃，即着眼于组织农民军队，建立农村革命基地。中国共产革命的理论动力虽是自外引进的共产主义，但革命的最高领导，自一九二七至今四十六年来，不断地以理论与实践互相印证，不断地就国内外情势因时因地制宜决策，将一个引进主义逐步变成了一个适合国情的革命建国纲领。在这个新的革命建国纲领之下，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才第一次变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
今日中国的人民，除了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以外，宪法上都规定了同样的权利，而且并无性别和民族的歧视。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权的范畴与西方民主国家几乎完全相同。政治方面包括选举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以及控告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利。此外，公民权还包括工作、教育医药、福利等权利。
但是，在实践上，享受以上极为广泛的公民权有一先决条件——“个人”的言行和意识必须不反人民的利益与意志，而“人民”是极大多数贫下中农和工人。换言之，政府剥夺少数反革命、反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的政治权利。进一步分析，正因为“个人”必须服从“人民”这个前提的存在，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个人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也就有了局限性；为了调剂各地区的人口与物资，为了经济建设，个人居住、选业、迁徙的自由往往也不免受了限制。
因此，西方自由主义者和海外倾慕自由主义的中国人总不免要批评新中国并非真正民主，并强调现代西方与今日中国的基本不同－－个人在集体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①我们先讨论自由的问题，然后再检讨新中国是否民主。
近代西方政治及宪法理论上最基本的单元是个人，国家和社会集体不能侵犯个人的公民权利、尊严、政治信仰和言论，与在法律范畴以内的任何行动。在新中国的政治及宪法的理论上，个人虽也是国家和社会的最基本的小单元，但个人无法脱离社会阶级而存在，属于少数阶级的个人，必须服从最大多数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的意志。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寓个人于人民的趋向日益显著。
从纯理论看来，今日的中国和西方诚然有基本的不同，但从实践上看来，二者间性质和程度的不同远不如一般想像为甚。我们在比较当今中西政治观念和制度的短长之前，必须要了解西方极端个人自由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局限性。西方极端个人自由观念萌芽于美、法革命之前，大起作用于此两大革命之后。美、法革命深受十八世纪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影响。十八世纪的功利主义相信“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相信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但社会的总利益和秩序却自然而然地会得到和协。因此功利主义者主张国家和政府不应干涉个人的自由和一切经济力量的自然发展，应采取放任(laissez-faire)的主义和政策。
不消说，这本是过于天真乐观，决经不起历史考验的一种看法。即使西方资本主义经典派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一七七六出版的《原富》之中，已部分地指出，个人与个人之间、社团与社团之间，往往存在着利害上的矛盾与冲突。英国工党的“精神祖父”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虽系功利主义之集大成者，进一步强调指出各阶级间利益往往冲突，调整这些冲突的机构应该是议会，议会立法应该根据他所提出的基本原则－－“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他这主张，经过十九世纪晚期费边(Fabian)社会主义者的发扬，劳工运动和组织的日渐发达，和工党的正式成立、竞选、几度当政，就成了英国型“社会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石。西欧、北欧和英联邦中若干国家大致也走了这条历史路线，因此逐渐以“社会福利立法”弥补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公道和不平等。
事实上，这些西方民主国家和新中国的社会立法，基本上有很大的共同点，二者是不谋而合地根据“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一原则。即以理论渊源而论，早期的马克思，也是深受边沁影响的。惟其如此，所以无论在西方或在中国，随着经济生产和社会组织的日趋复杂，社会（也就是严复译成的“群”）的“权界”日益扩大，个人（严译的“己”）的“权界”日益缩小。即使在民主的西方，个人的净余“权界”，在生活实践上已与宪法及政治理论上的个人“权界”发生了相当大的差距。
今日西方和中国对于个人“权界”还是有一些差距。这差距的存在是因为历史传统和历史发展程序的不同。英国和西北欧若干国家有代议制度的传统，社会福利立法是历经代表多数选民的政党在议会里长期斗争的成果；其历史发展程序是渐进的，不是经过革命的。因此，这些国家大体上允许个人信仰和言论的自由和理论上（但决不是实际政治行动上）激烈政党的存在。帝俄和解放前的中国，人民受统治阶级种种的压迫与剥削，人民生命财产没有充分法律保障，更没有代议制度的传统，从立法上逐步改善人民福利的道路根本不存在，解放人民的唯一道路是革命。革命的初步目的既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革命成功之后，当然无法允许残余反革命势力的复辟。因此，在新中国“个人”的“权界”，在理论和实践上，确是多少受了“寓个人于人民”的局限。
客观评估新中国人民的实际地位和检讨新中国是否民主，我们决不可忽视与自由具有同等重要、甚至比自由更为重要的因素——平等。根据我个人对西洋史的粗浅认识，我把民主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初级”的民主，一般仅做到以宪法保障个人的自由，较“高级”的民主，才考虑如何逐步减少社会各阶级间因贫富悬殊而引起的种种不平等。很显然，即使在所谓“高级”民主的英、美等国，虽已有了一些社会福利立法，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依然存在。美国最近出版了两部对平等问题理论上颇有启示的新书。一部是我芝加哥大学同事、人类系教授费乐思(Lloyd Fallers)的《不平等》(Inequality: Social Stratification Reconsidered)，他根据多年对非洲若干原始及近代型社会的调查研究，并与当今美国社会对比，得到一个综合的结论——一般西方社会学上所谓的“社会阶层化”，不过是以成套的术语掩饰社会阶级间种种真实的不平等。这是打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学虚伪的一针见血之言，对我们探索社会公道和民主真谛甚为有用。另一部是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罗尔斯(John Rawls)讨论社会公道理论的新著《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他虽囿于美国传统中对个人自由的极端重视，并坦白承认社会阶级间的不平等无法彻底消除，但主张国家法令措施应以促进社会上最穷阶级的福利为原则。他这一主张仍不超过边沁理论的范畴。所不同者，边沁生时，任何国家最大多数的人民都是穷因的农民和工人；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已经属于“中产”阶级，而最穷困的人民，已经变成少数了。他对边沁基本原则因时制宜的修正，值得我们采用，作为进一步探索社会公道和民主真缔的共同分母。
不用多说，凡是没有政治偏见，访问过新中国的中外人士，都不得不承认，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一切法令措施几无一不以贫下中农和工人的福利为准绳，无一不暗合较罗尔斯的立法标准。与其他国家和社会比较，新中国的人民生活方式，更接近真正的平等。诚然，国内薪酬还有高低几级的存在，而且一个近代复杂的社会，不能没有精细的社会分工。但薪酬等级虽仍存在，各级薪酬和收入之间的绝对数量差别，事实上已远较资本主义社会、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社会为小。而且新中国的薪级差别今后会逐渐缩小。更重要的是领导干部（用陈旧的术语是“统治者”）和工作成员（“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彼此平时互相砥励，必要时互相批判，而且干部一般都以身作则参加劳动生产，生活方式与劳动群众相同。美国、西欧、战后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贫富阶级层间生活方式之悬殊，勿庸赘述。即使在苏联，劳动人民和拟定执行生产计划的各级“官僚”干部之间，还是有很大的隔阂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六十年代中，美国若干科学家会讲出真实的笑话：在国际多种科学会议的场合，苏联科学家闲谈时，往往提到他们的薪酬相当都市工人薪酬二十倍以上，甚至很自豪地显露他们在黑海克里米亚半岛有别墅。无可否认，新中国社会里，平等的成分较举世任何其他社会为高。
在穷索民主真谛时，我个人觉得还须应用前此未曾被人提到过的第三尺度——从日常生活上权衡比较今日中国与西方人民“当家作主”的程度。无论在何国家，人民与政府最高决策的关系，都是很间接的，所以人民是否当家作主非从最基层单位中去探索不可。西方和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小规模独立经营者虽仍存在，大多数人民都是大小企业和各种机关的雇员，雇员当然不是主人，理论上，只有在一切生产工具都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才能作主人。但在苏联及东欧，生产计划之拟定与执行自上层层而下，一般人民在基层单位中是处于被动的。惟有在新中国，人民在基层单位中充分表现出主人的地位。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而论，最基层的单位是生产队。在生产队中，每个成员都参加草拟全队的预算和生产计划，计算工分，摊派收入，决定公积金和再提交的合理分配。负责人和成员之间关系平等、直接、亲切。通过负责人，生产队对生产大队以及更大的公社的生产及分配都能参加商讨。十九世纪前半，西欧有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曾极小规模地作过类似的试验，但因整个社会未变，都失败了。新中国六亿农民如此当家作主，确是人类史上崭新的一页。
结束本节：我们必须强调化学式百分之百纯粹美备的民主制度，人类史上至今尚未出现，也许永不会出现。我们用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两个尺度衡量中西理论与实践之后，不得不承认西方先进国家比新中国尊重个人的自由，但还做不到新中国社会平等的地步。中西社会制度互有短长，是由于历史传统和历史发展程序的不同。片面地褒此抑彼，不顾历史背景，专唱人类还未出现过的“理想国”的高调，都不免有失公道。我们如再用社会基层单位中人民当家的程度作为第三尺度来衡量，天平显然要倒到新中国这边。“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乍看似宣传，穷索是事实。惟有抓住这个基本事实，才能了解新中国其他的主要特色和成就。
二、组织能力与思想教育
历代盛衰兴亡关键无一不在于广义的国家组织能力。传统中国悠久历史之中，战国、秦、西汉这段时期国家组织能力最强。西汉以后，层层自上而下的国家组织之中往往发生不少阻力，消弱了国家组织能力。在内忧频仍外患空前的二十世纪前半，诚如中山先生所说，诺大的中华民族已像“一盘散沙”。新中国却能在短期之内，将一盘散沙般的民族转变成空前富于组织能力的国家。为加深了解新中国组织能力的革命，先扼要将古今作一对比。中华民族在战国期间已开始表现高度组织能力，大体上由于两个主因。一、战国期间主要七国之间生存竞争非常激烈，逼使各国非力求富强之道不可。富国强兵之道，并非高谈“仁义”的儒家所能把握，而是几派法家的专长。法家的最终目的是造成绝对君权，在当时也就是绝对的国家权力。法家虽不否认社会上尊卑贵贱的存在，但主张在君主一人之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消除春秋式贵族特权阶级，建立以个人才干为标准的官僚制度，推行郡县制，逐步走向一元化集权国家的方向。二、为了生存竞争力求富强，法家了解农民的重要，因此把农民解放为自耕农，增加农产，扩充兵源，逐渐变成以农、战为本的军国主义的国家。法家是为绝对君权服务，并不是为农民服务，只是为了增强君权才不得不解放农民。新被解放的自耕农虽是担负赋役的被剥削者，但身份权利毕竟远胜于农奴，而且从力农和战功还有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机会，因此广大的农民多少发挥了些积极作用。
秦行商鞅之法，百五十年间改革比其他六国彻底，最后征服六国，建立了统一帝国的基础。刘邦攻下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可见西汉一承秦制。汉武初年虽崇儒罢黜百家，西汉政制本质，由一代政治天才汉宣帝（公元前七三－四九年）数语道破：
“（元帝为太子时）……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史，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曰：‘陛下持法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史实，不知所守，何路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汉宣帝这席话非常深刻坦白。一、他强调指明西汉的政制仍是根据自战国、秦以来的法家系统。在法家循名核实的原则下，全部庞大复杂的国家机构——自丞相、御吏大夫、中央官吏，经郡守、县令长，以至县以下的乡、亭、里、伍、聚落——尚能得到合理的推动。西汉郡守权重责专，也是行政效率较高的一个原因。二、汉宣帝确是锐利灵验的预言家，西汉之开始衰亡，正由于元（公元前四八－三三年）、成（公元前三二－七年）诸帝盲目崇儒的种种恶果。
经过元、成和东汉的开国，儒家成了长期的正统政术。儒家重“礼”实在是维持不平等阶级社会的理论工具，与法家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恰恰相反。东汉开国的君主刘秀，本人就是南阳的大地主，他建立皇朝时依靠不少其他地区豪族的拥护。儒家的主张正适合东汉皇朝的需要，成为辩护豪族私利的理想理论工具。东汉最重孝道。二百年间虽不乏笃行的孝子，但孝道也成为豪族、士大夫自私行为的掩饰品。各地豪族鱼肉乡里、抗避国家赋税固不可谓“忠”，但侵吞小民田产，略略周济贫乏族人，在当时士大夫操纵的“清议”之下，却往往被认为是广义的“孝”。此外，汉武帝时临时监察性的十三部刺史，在东汉已渐形成为超级的大“省”。州牧往往出身于世家豪族。因此从东汉后期起，国家的组织能力，受到地方政权和社会豪族双重的阻力，终于演变成三国割据的局面。在以后的朝代，这两种阻力或不同程度地继续存在，或阻力形式有所改变，但无疑义地，国家组织能力都被各种阻力所削弱。
最后分析起来，影响国家组织能力最基本的因素是人民是否有积极性。在广土众民的中国（公元后二年人口已经六千万），自皇帝到庶民层层复杂的国家机构，如果不靠人民积极的所作所为，是不可能充分发挥组织能力的。在以法家为政术的六国和秦，各国君主为竞争图存，不得不解放农奴，保障自耕农的利益，所以农民多少有些积极性。秦始皇大一统之局既成，列国间生存竞争的压迫已不存在，好大喜功，不再体恤民力，以致覆亡。西汉虽承秦制，不时抑制豪强，但始终无法阻止土地的兼并和贫农的流离。东汉以降，直至解放，虽不无政治上和社会上安定的时期，但人民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人民消极的抵抗是逃避赋役，积极的抵抗是参加农民起义。因为种种政治和社会上的阻力，长期人民消极或积极的抵抗，两千年来，华北一再陷于五胡、辽、金，全部中国两度征服于元、清，并几番演出了地方割据。即使在一统局面之下，人民的被动性也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组织能力。
二十世纪前半的中国，承继了自清初以来，因人口爆炸而产生的种种空前的社会经济困难，自清末督抚专权兵为将有所引进的多种政军弊端，并面临旷古未有的民族生存危机——西方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榨取鲸吞。当时救国主张虽多，回顾起来，惟有中国***深刻了解自上层改革的无效，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几个大都市的不足恃，真正救亡图存的办法是到落后的农村解放人民，建立革命基地，从基层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力量。正因为共产革命的领导坚信救亡必先救民，而领导方面自始即与民众同甘共苦，所以解放以后，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政府一切措施无一不根据最大多数最贫苦人民的意愿与福利，政府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平等的社会。在这新社会的基层中，人民确是主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新中国无疑义地是世界上组织最严密的国家之一。上自中央政府，中经省、市、自治区、县，下至城市里的街道邻里，乡村里的生产队，无一不包括在组织网之内。就纯理论而言，有两点值得分析。一、仅有组织，未必能充分发挥组织力量，古今中外实例甚多，不胜枚举。二、新中国严密的组织网中，是否还有削弱组织的阻力。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以上两个问题在实践上都已不存在。基本原因是今日的中国不是专靠形式上的组织，而是特别注重政治、社会上每个阶层之中，各种阶层之间，不断地搞思想教育、讨论路线问题。思想路线教育的结果，不但使组织上可能的阻力不能存在，而且激发组织成员的工作积极性。这是文化革命以后的中国的最主要的特色之一。
诚然，古今中外当权者无不了解广义思想教育的重要。传统中国和传统欧洲都施行愚民政策，都曾有多次程度不同的思想统制。即使在最尊重个人自由的近代西方，每个人从幼到老，不知不觉地都被政府、教会、学校、社团、家庭等等不断地洗脑；进一步分析，国家及社会大小单元用以洗一般人民的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几无不源出于广义的统治阶级。洗脑决不是新中国的专利。但新中国敢诚实地把思想教育叫作洗脑，而且思想教育的方法备极周至，收效独宏。传统中国和古今西方的思想教育都是像孔子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有新中国的思想教育是：“民不可使由之，必先使知之。”换言之，新中国思想教育的目的，是从反复讨论分析之中，使每个成员都发现他的“大我”，洗涤了他过去可能有过的自私观念，然后彻底检讨有关措施的理论与实践，是否真正符合国家和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与利益。因此，这种史无前列的思想教育才能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能力。
历史工作者在此应该顺便提出新中国与前代还有一重要不同之点。历代政制积弊之一是帝王居于深宫，官官层层相护，往往上方命令不能认真执行，民间疾苦也无由上闻。新中国有全国性严密的传播组织，报纸、期刊、广播经常向民众申析最高领导的政策与意旨，报告各地建设、政情和民隐。成千成万的大字报更是人民主动发表意见的特殊媒介。凡此诸端无一不促进上令下申，民情上达，更增强八亿人民戮力同心建国的意愿和信念。
综合古今，新中国之所以最重视思想教育，似与我国源远流长的理性与人本主义的传统有关。早在史前和商代，宗教的重心已经不是正统的神，而是广义的“人”。解放后各地区发现的史前陶且（祖）和石且，且的字的源，和商代的祖先崇拜，都是明证。至晚在商、周之际，理性和人本主义的思想已经萌芽。周初的政治家虽表面上谈“天命”，实际上不但对“天”的权威表示怀疑，而且强调国家的兴亡基本上是靠人民的意志和努力。周初文献和金文例证甚多，兹不赘。即使祖先崇拜，经过了孔子和荀子的理性化，大体上已变成为了满足人类心理和社会需要的一种仪式，脱离了正统宗教的性质。这理性和人本的传统，经过南北朝和隋唐期间与佛教的斗争，不但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间接地使近代中国种种改革和革命运动都无须与“上帝”搏斗，（人类史上，宗教一向是籍“上帝”的权威反对任何开明改革和社会革命的。即使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革命，都不免暗遭宗教的顽抗。）尽管儒家的政治和社会哲学为历代帝王所利用，它对人本主义的发扬传播，对社会环境和教育力量的极端重视，至今还有普遍的影响。新中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但把传统上为制造士大夫的教育变成了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并且从几十年宝贵的实践经验之中，把思想教育方法改的周至美备。因此充分激发了人民和国家的组织能力。新中国思想教育的核心－－以人民的意志与努力改造人类社会－－既不能说没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又不能不认为是“古为今用”最辉煌成果之一。
三、民族“武德”的重现
人类史大部分都是残酷无情的生存斗争史。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是无法长期独立生存不被异族征服控制的。军事在国史中，尤居关键地位。春秋时代的军队大体上为各国贵族所包办，战争规模比较大，军队下层也包括当时所谓的“国人”，也就是庶民里最上层的自由民。春秋的军队既以贵族为主要成员，所以当时风气皆以当兵为荣，士兵一般也遵守武士的行为规范。据我阅览所及，春秋时期对“武”或“武德”解说最详的是楚庄王。他在公元前五九七年悸之战败晋复霸之时，曾提出“武”的字义是“止戈”，并说明“武”的广义作用：“武、禁暴、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证以史实，楚壮王所讴歌的是高度理想化的“武德”，在传统中国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
人要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就要和外界有物质和利益交换，因此作为交换的媒介——钱，就变得异常重要，准确的说：更多的拥有钱就变得异常重要。于是，多数人活着的一生就是劳动赚钱的一生，古今中外，概莫如此。
每个人对待事物和人的理解都有所不同，而这种认知上的差异就导致了人在社会上的不同境遇。
比如在劳动赚钱的大军里有人发现了一个规律：
每个人都要吃穿住行，都会生老病死，只要抓住大多数人的需求，通过熟练的技能创造出相关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大众，这样远比劳动赚钱的人获得的金钱要多。于是，小商贩和工匠就诞生了。
一份努力一份回报
再比如劳动赚钱的大军里有另外一个人发现了另外一个规律：
每个人都有底线和原则，同样也有对待事物的态度和看法，后者可以当作这个人的价码或者估值。
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只要有人支付超过他预期的钱，无论男女就会为自己做事情，甚至要他突破底线也是完全可能的，这是人性。
于是，这个人驾驭了人性，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游刃有余，他已经看透世界，化繁就简，用钱去奴役别人，这样就能获得更多的钱，从而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人生。
在他的眼里没有金钱砸不开的美腿，没有金钱敲不开的大门。虽然有些剑走偏锋，但是很实用。于是，大企业主就诞生了。
洞悉人性的人终究站在高的位置上
后来，总有一些想法更为复杂的人，他们发现普通劳碌者，工商业者，老板们产生的经济活动里存在周期规律，同时有钱人的需求也变得格外复杂，比如他们要炫富，他们要资产保值，身体要健康等等，于是出现了投机者，银行家，出现了奢侈品产业和健康产业。
更复杂的思维发现，每个人都有欲望，无论穷人和富人基本的欲望相同，都是饱暖思*欲的货，但是人的潜在欲望可以被调动起来，可以被挖掘，就是所谓的内在需求。于是这些人开始通过更复杂的洗脑方式来调动人的内在需求，比如住房需求，购车需求，保险需求，欲望得到激发，原本没有的需求变成刚需，一切水到渠成，这些头脑更复杂的人开始放贷给刚需需要融资的人，于是金融家诞生了。所以金融家厉害，无论穷人还是普通富人都给金融家打工。
金融家，社会食物链顶端的成功者
另一个需求也同时被挖掘出来——社交，通过新互联网媒体技术和金融技术的结合，互联网巨头诞生，几乎社会中的一切行业都被笼罩在这个天网之下。
笑傲江湖的怎么能缺少互联网大佬
人的思维总是无穷的发散的，所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有人从另外一个角度发现人群组织结构的问题，人需要被组织和管理才能发挥更大的潜能，才能创造更大的价值，同时组织结构才能更稳定。于是各级管理者诞生了，以至于最大的统治阶级。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暴力革命的既得利益者成为国家的掌权者，以上的所有人都将成为纳税者。这种思维的人终于站在人类的巅峰。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完了么？没有。
有什么人比国家***还大，不是美国总统，不是联合国秘书长，他们是一个级别的人。
有一种人他发掘了人性本身的精神家园，于是，将这个精神家园施加到每个人身上，每个人都在思想深处被种上烙印。这种人就是思想家、哲学家，于是宗教产生了。
宗教跨越了地域、国家，种族，成为了人类目前最高的思想统治形式。
美国最赚钱的两个职业：牧师和总统
不是赚钱的四种方法吗？怎么扯到宗教上了？
宗教是一种思想，思想可以抓住每个人的灵魂。性命和灵魂被一个人的思想左右，这个人还缺钱吗？这有点对思想的侮辱。
根据上述内容总结一下，这个世界就只有四种赚钱的方法：思想、逻辑、技能、身体。
绝大多数的人靠身体赚钱，可以说靠卖命赚钱，这种赚钱模式的特点就是，只要一停止工作，收入就会消失，自己的身体是赚钱的本体。有些女人靠卖肉赚钱，也是这个范畴，不过她卖的是人的灵魂，所以价格可能高一些。
靠这种模式赚钱的人本质上很懒。他们工作时间长，不怕吃苦，敢于为了赚养家糊口的钱而卖命，但本质上这种人不愿意思考，不愿意发挥生命20赋予的工具特性。只能在底层卖命，因为这样的人太多了，不值钱。
技能赚钱模式也通俗易懂，就是人获得专业技能为特定的人群提供产品或服务的赚钱模式。这样的人在社会中广泛分布，成为第二大赚钱群体。像厨师，理发师、各种工匠，工程师、美妆师，健身教练，老师、医生，律师，心理咨询师等等。现在中国家庭的孩子拼命学习，大多数家长不就是希望孩子将来能成为一个有技能的人，学好文武艺，卖于帝王家吗。这些人和第一种卖命赚钱的人相同，一旦停止工作，往往收入就消失了。当然，第二种人失业的风险较小，工作环境较好，收入也比较高。
第三个赚钱模式，也就是靠逻辑思维赚钱的模式，通过这个模式赚钱的人就是社会的精英。比如：企业家、银行家、社会活动家，金融家，投资大佬等等，这些人将人性研究的通透，熟悉法律、多个行业特点，建立一套运营模式为自己服务，形成一个复杂的利益链条和赚钱思维回路。
这个模式并不需要自己亲自赚钱，建立这种模式的人会让模式里的实体或雇员为自己服务，这其实是赚钱形式的高级模式了。
第四个模式，思想洗脑模式。但凡在这个领域有建树的人，无疑都是人类社会最拔尖的人，比如：老子、孔子，比如：释迦摩尼，耶稣，默罕默德，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等。当然拿这些人说赚钱的事简直侮辱了这些人，这些人那个下面不都是一群殉道者，别说钱，就是人命都能把长江截断。
这些人创造自己独有的思想体系，使当时的人和后人产生了对其的信仰。这些信仰指导了人的思想和行动。
奇怪的是人类社会几千年的进程里，并没有出现伟大的女思想家或者女哲学家，哪怕在宗教领域内，女性领导者都是极少的。具体原因确实不甚清楚。
现在的商业模式里有很多就是模仿了思想产生信仰的模式。欧洲豪车品牌就是利用人们对于财富的狂热信仰而形成了商业模式。品牌效应本身也是一种弱的信仰模式，提高用户的品牌忠诚度就是信仰模式。
由于互联网兴起和G5通信技术的普及，自媒体和直播行业快速席卷世界。这个行业显然不是第一种赚钱模式，和第二种模式也不完全相同，也不属于第三种赚钱模式，自媒体和直播行业要求垂直内容播放的特性实际上是由人设需要的，因此它带有个人品牌效应，实际上就是第四种模式的低端版本。
从这四种赚钱方法来看，有一个规律：越顶层的赚钱模式就需要越复杂的思维搭建，越需要建立复杂的盈利系统和体系，赚的钱就越多；越底层的赚钱模式就靠自己，搭上自己的健康也只能获得微薄收入。
这四种模式从古至今一直存在，底层的依旧是底层，高层的依旧是高层，思维不同造成。可危机来临的时候，底层的人总是被社会率先遗弃。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已经开始替代第一种模式赚钱的人，甚至第二种模式赚钱的人都被陆续替代。本来赚钱靠命，现在真的卖命了也没有人要了，这真是底层人的悲哀。
怎么办？
第一种和第二种赚钱模式的人能不能多观察这个世界，多思考，找到规律，尝试按照规律做事，以此代替机械式劳作？
能不能利用自身的特点和技能打造个人的独特人设，在自媒体和直播里将自己宣传出去，这至少靠近信仰模式的赚钱方式，也是普通人低成本建立复杂盈利体系的捷径。
社会变迁从来没有停止过，甚至越来越快，路在每个人的脚下，走过去的老路，还是独辟蹊径开创新路，这是自己的选择。
愿卖命的不再卖命，卖身的不再卖身，都能将父母给我的生命20工具发挥好，成为把握自己命运的人。
中世纪（约395年—1500年），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时代（主要是西欧），由西罗马帝国灭亡开始计算，直到文艺复兴之后，极权主义抬头的时期为止。“中世纪”一词是从15世纪后期的人文主义者开始使用的。这个时期的欧洲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统治。封建割据带来频繁的战争，造成科技和生产力发展停滞，人民生活在毫无希望的痛苦中，所以中世纪或者中世纪的早期在欧美普遍称作“黑暗时代”，传统上认为这是欧洲文明史上发展比较缓慢的时期。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一直到公元九世纪，绝大多数的近古（Late Antiquity）学者都按照圣奥古斯丁的观点，认为人类是处于历史的第六个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即《圣经》在“启示录”里预言的“末日”，故而有黑暗之意；一个被历史学家普遍接受的说法是，“中世纪黑暗时代”这个词，是由十四世意大利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学者彼特拉克所发明的。他周游欧洲重新发掘和出版经典的拉丁和希腊著作，志在重新恢复源本罗马古典的拉丁语言，艺术和文化，对自公元四一零年罗马沦陷以来的变化与所发生的，认为不值得研究。人文主义者看历史并不按奥古斯丁的宗教术语，而是按社会（学）的术语，即通过古典文化，文学和艺术来看待历史；所以人文主义者把这九百年古典文化上发展的停滞时期称为“黑暗的时期”。
彼特拉克把欧洲历史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古罗马与古希腊时期；二是“黑暗时期”。人文主义者们也相信，总有一天罗马帝国会再次兴起，重新恢复古典文化的纯洁性。十四世纪末与十五世纪初，人文主义者们认为一个现代时期（Modern Age）已经开始了，所以从逻辑上来讲，一个“中世纪”已经形成了。
因此，自起人文主义者起，历史学家们对“黑暗的时期”和“中世纪”也多持负面观点。在十六与十七世纪基督教新教徒的宗教改革中，新教徒们也把天主教的腐败写进这段历史中。针对新教徒的指责，天主教的改革者们也给出了一幅与“黑暗的时期”相反的图画：一个社会与宗教和谐的时期，一点也不黑暗。而对“黑暗时期”许多现代的负面观念是来自于，十七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中的康德和伏尔泰的作品中。
十九世纪初， 浪漫主义运动转变了这种对“黑暗的时期”负面一边倒的趋势。它给出了一幅祥和的图画：社会和环境的和谐，扎根于大自然的生活；同时也回应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以理性完全超越感性的作法，以及由正在兴起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环境破坏与污染。浪漫主义者对待“黑暗时期”的观点，仍可以在今天的一些庆祝那个时期文化活动与节日中，通过所展示出来的风俗与发生的历史事件中看到。
浪漫主义运动后的十九世纪下半个世纪，考古学取的了很大的进展，许多不为以前的学者所知的历史文献与文物被挖掘和整理出来。而1939年发现的公元六二五年代的萨顿骺（Sutton Hoo）宝窟，以及中世纪研究的著名学者查理哈斯金（Charles H Haskins）的研究发现，使得“黑暗时期”看上去不再是一个合适的词汇。二战以后，在英语国家中的专业学者文献里，“黑暗时期”这个词渐渐地消失。
查理哈斯金写道：“历史的连续性排除了中世纪与文艺复兴这两个紧接着的历史时期之间有巨大差别的可能性，现代研究表明，中世纪不是曾经被认为的那么黑，也不是那么停滞；文艺复兴不是那么亮丽，也不是那么突然。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之前，有一个类似的运动，即便它不是那么广传。
所以，原来的“中世纪黑暗时期”现被改为专指公元四一零年（或四五五年）到公元七五四（或八零零年）这段欧洲历史。
历史
中世纪的城堡随着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人所灭，相继出现了一批蛮族国家。先后有法兰克、伦巴德、奥多亚克、勃艮第、汪达尔-阿兰、东哥特、西哥特、盎格鲁·萨可逊等王国建立。王国之间战争不断，其中盎格鲁·萨可逊、法兰克王国存在的时间比较长。
作为日耳曼人一支的法兰克人，在486年打败高卢军队，由克洛维建立起墨洛温王朝的统治。克洛维通过和罗马梵蒂冈的联合，占领了罗马帝国在高卢的全部领土。随着法兰克王国不断的扩张，到了6世纪中叶，征服了勃艮第、图林根、巴伐利亚和萨可逊的一些部落，成为当时西欧最强大的国家，并建立了封建采邑制。751年，宫相矮子丕平成为法兰克国王，建立了加洛林王朝。在查理大帝统治期间国力达到最盛，吞并了伦巴德王国，夺取西班牙边区，占领东巴伐利亚，征服阿瓦尔汗国，西欧的大部分土地都成为了法兰克王国的领土。查理大帝死后，法兰克王国发生兄弟战争而分裂，在843年8月签订《凡尔登条约》经国家分为西法兰克王国、东法兰克王国和意大利王国，现代的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疆域就是以这个条约为基础的。
日耳曼人的另外一支盎格鲁人、萨克逊人、朱特人在5世纪中叶进入大不列颠群岛，在6世纪末，7世纪初，形成了7个王国，英国历史上称为七国时代。829年，威塞克斯王国吞并了其他6个王国，从此诞生了英格兰（England）。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以亲属关系要求继承王位，遭到拒绝后，以武力夺取了英王之位，称为“征服者威廉”（即威廉一世），建立了诺曼底王朝，但是这也造成了日后百年战争的根源。在亨利一世（1100年 - 1135年）统治时期，随着王权的加强，社会矛盾激化。1215年约翰(无地王)被迫签署《自由大宪章》。1264年的内战期间，亨利三世被西门·德·孟福尔俘虏。1265年孟福尔召集国会，成为英国议会的开端。从1343年起，贵会分成了由贵族组成的上院和代表骑士、市民的下院，确立了议会君主制。与此同时，西法兰克王国演变成了法兰西王国，并加强了王权，罗马梵蒂冈被迫迁往法国南部的阿维农，并自上而下召开三级会议（一级为高级教士，二级为贵族，三级为富裕的市民），也形成了议会君主制。
德国的前身东法兰克王国地方政权很强大。911年加洛林王朝结束后，国王由地方权贵选出，但更多是名誉，国王的权利和地方诸侯平等。这个特点被历史学家认为是其热衷于对外扩张的原因。951年，奥托一世率军占领了伦巴德地区，其后的奥托二世进军罗马。1155年腓特烈一世攻占米兰，教皇为其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全盛时领土包括了德意志全境，意大利中、北部，西西里岛，捷克、瑞士、爱沙尼亚、普鲁士。在腓特烈一世遭到15个城市联合抵抗（即伦巴第联盟），并被打败。腓特烈一世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溺水而死，占领区也纷纷独立。
文化
意大利一直不能统一，罗马教皇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建立了教皇国，并且伪造了《君士坦丁赠礼》文件，声称当年君士坦丁大帝把罗马城，拉特兰宫等地交给了教皇。教会统治非常严厉，并且控制了西欧的文化教育。教士不能结婚，主张禁欲，要求人们将一切献给上帝才能死后上天堂，另一方面圣职买卖现象又很严重。宣扬三位一体、原罪说等经院哲学，严格控制科学思想的传播，并设立宗教裁判所惩罚异端，学校教育也都是为了服务于神学。在教皇格高列里一世（590年 - 604年）时期，古罗马图书馆也被付之一炬。
在德国宗教改革后，意大利产生了文艺复兴运动，并扩展到欧洲很多国家。这是涌现出了许多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像但丁、薄伽丘、列奥纳多·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马基雅维利、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开普勒、哈维、弗兰西斯·培根等等。
经济
12世纪波恩市的建设情景。（现藏于波恩市立图书馆）中世纪时的经济主要是封建制的庄园式自然经济。出现了一批商业城市：巴黎、里昂、都尔奈、马赛、科隆、特里尔、斯特拉斯堡、汉堡、威尼斯、热那亚等等，形成了一个以地中海为中心的贸易区。16世纪以后，兴起了工场手工业，最初是佛罗伦萨，随后是佛兰德尔，而圈地运动使英国迅速发展。这种经济模式加速了贸易，从而发生了地理大发现，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工场手工业也使进行战争的武器产生了飞跃，火炮和毛瑟枪逐渐代替了骑士的刀剑，也使旧式的城堡丧失了防御能力。而工场手工业业催生了资本主义经济。
宗教信仰
欧洲最主要的宗教是基督教，它分为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三大派。基督教在公元之初诞生于西亚，当时处于罗马帝国境内，由于基督教教义鼓吹入与人之间的忍耐和宽容，符合帝国统治者的利益，因此逐渐得到罗马帝国统治者的承认和支持。至公元4世纪，基督教已成为罗马帝国的统治宗教。
1054年，基督教分裂为东西两派：一派是由罗马教皇直接控制的、以拉丁语地区为中心的天主教；另一派是由拜占庭为中心的东正教。
东正教自称正教，在宗教仪式中使用希腊语（但也允许使用地方民族语言），所以又称希腊正教。见世纪末，莫斯科都主教宣布脱离君士坦丁堡，成为使用古斯拉夫语的俄罗斯正教。18世纪时，东欧一些国家的正教也陆续脱离君士坦丁堡而自主。
16世纪时，天主教再度分裂。这次宗教分裂是以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为背景，实质上包含有政治内容。1517年德国人马丁·路德发表了《九十五条论纲》，抨击教皇出售赎罪券，成为这场宗教改革运动的标志。从此宗教改革运动在欧洲迅速蔓延开，严重地打击和动摇了罗马教廷的统治。
路德教派是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前驱，但它属于运动中的温和派，在德国及北欧各国广为流传。15—16世纪，由于德国农民、手工业者不堪忍受封建诸侯和教会的专横统治与残酷剥削，甚至一些中产阶级和下层教士也濒临破产，终于在1524—1525年爆发了史称“德国农民战争”的农民大起义，以闵采尔为代表的下层教士积极参加起义，除提出废除农奴制、减轻税赋和德役以及归还过去夺自村社的土地、森林和牧场外，还提出农民有权选举本教区的牧师等。可是，当农民起义严重地打击了封建专制统治和动摇了教会地位的时候，以马丁·路德为首的宗教改革运动的鼓吹者们却公然站到诸侯、贵族方面，支持他们对起义农民进行残酷镇压。
法国人加尔文也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家，并成为加尔文派的创始者。该派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激进派。宣称做官执政、蓄有私产、经商赢利、放债取息同担任教土职务一样，均可视为受命于上帝。主张建立新教教会，废除主教制度，用资产阶级共和式的、政教合一的长老制度来代替。认为人有了信仰才能得救，圣经是唯一的准则。宣扬上帝预定说，认为自人类始祖亚当犯罪后，整个人类的本性都已败坏，人类自身无力自拔，由上帝预先安排好人类的命运。加尔文主义得到日内瓦资产阶级的拥护，因为他的主张和信条符合当时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要求，改革将使教会实权脱离封建主的控制而落入资产阶级手中。此后，加尔文派广泛传播于瑞士、法国、荷兰和苏格兰等地。
宗教改革运动中从天主教中游离出来的第三个新教宗派是英国的圣公会。16世纪前半叶，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为了加强王权，对罗马教皇干预英国事务日益不满。新兴资产阶级和开明新贵族也渴望削弱教会特权，剥夺教会财产。与此同时，英国和西班牙正在争夺海上霸权，出于政治需要，亨利八世决定废黜原系西班牙公主的王后，而罗马教皇需要得到西班牙王室的支持，因此不准亨利离婚。以此为借口，1533年亨利八世与罗马教皇决裂，下令禁止英国教会向罗马教廷缴纳岁贡。1534年又促使英国国会通过“至尊法案”宣布英国教会不再受罗马教廷统治，国王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拥有任命神职人员、决定教义的权利等。但初期仍保留了天主教的大部分重要教义、主教制度和宗教仪式。17世纪以来，受到加尔文派的较大影响。
目前，除罗马尼亚人外，欧洲罗曼语民族的意大利人、法兰西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弗留利人、瓦隆人、普罗旺斯人、加泰隆人、加利西亚人、瑞士意大利人等多信奉天主教，日耳曼语民族中的奥地利人、荷兰人、佛拉芒人。部分德意志人、卢森堡人信仰天主教，斯拉夫语民族中的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多数西乌克兰人和部分白俄罗斯人也信仰天主教。此外，在爱尔兰人、布列塔尼人、巴斯克人、部分匈牙利人、部分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和部分阿尔巴尼亚人中也流行天主教。
东正教流行于东南欧。希腊人、罗马尼亚人和南部斯拉夫人中的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马其顿人、黑山人以及少数阿尔巴尼亚人信奉东正教。原苏联欧洲部分的多数居民，如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大部分白俄罗斯人、莫尔多瓦人、马里人、部分爱沙尼亚人、部分拉脱维亚人、部分楚瓦什人、摩尔达维亚人信奉东正教。
新教主要流行于北欧、中欧和大不列颠。瑞典人、挪威人、芬兰人、丹麦人、冰岛人、苏格兰人、大部分德意志人、部分拉脱维亚人和部分爱沙尼亚人信奉路德派；荷兰人、瑞士人和德意志人信奉加尔文派；英格兰人信仰美国国教（圣公会）。
此外，欧洲只有一小部分人，如欧洲部分土耳其人、拨超人、波斯尼亚人、部分阿尔巴尼亚人、部分保加利亚人和部分吉卜赛人信奉伊斯兰教。
欧洲的犹太人仍然保持犹太教的信仰。
上述情况只能说明现代宗教分布的一般情况，事实上，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宗教信仰都不是单一的。即使某些国家基本上属于单一民族的国家，绝大多数居民都信仰某一相同的宗教，也往往有少数人信仰其他宗教，总之，宗教信仰的分布是十分复杂的。
今天，同世界上许多地区一样，欧洲人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宗教信仰，这在东欧国家尤为明显，许多人都已成为无神论者。在欧洲其他地区，宗教影响也日趋下降，连在天主教统治占绝对优势的意大利，做弥撒已成为中老年人的事，许多青年人对繁琐的宗教仪式不再感兴趣（不过大多数婚礼仍在教堂里举行）。又如在荷兰，1971年进行人口普查时，大约有20％的居民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其首都阿姆斯特丹有50％的人自称没有宗教信仰。在英国和法国也约有1／3的居民不再传教。
中西古代“大一统”理念之比较
文章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文章作者：李增洪
中国和欧洲古代史上，在经过长期的战乱和纷争后，都曾经建立过地域辽阔的大帝国，大帝国不仅给后来的政治家以无限幻想的空间，也给了军事家们以驰骋疆场的追求目标。中国人长期生活在美丽的“大一统”光环之下，欧洲人也不时地为欧洲的一体化而构思。各自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大一统”的光环所带来的结果也迥然不同。中国的“大一统”思想由理念到现实，经过无数次的政治上的锻造，早已是深入人心。而在欧洲，自罗马帝国灭亡后，“大一统”的思想一直处于理念思维的阶段，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很少有具体表现，直到现在欧洲联盟的产生和发展才使我们看到“大一统”的欧洲的现实可能性。
一
中国的“大一统”观念可谓源远流长，自国家形成初期就萌芽，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而日臻完善，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仍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王权的政统和法统观起源于我国的夏商周三代。自夏启继其父禹为帝建立国家，到周朝的君统与宗统的合一，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国家管理体制，王统观念日趋成型。其中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原始社会的氏族血缘关系凝聚而成的王朝世系，即在某一王朝内王统是靠父子相继的嫡长子继承制来延续的，“当最高权力是掌握在一个特定的王室成员手中的时候，人们可以、也才会认为这个最高权力是合法的；反之，人们便可以指责它为非法。”[1](P321)而且整个国家的管理也都纳入到血缘关系极为浓厚的宗法关系之中。例如周人通过分封制将他们的宗族组织扩大为政治组织。周天子作为天下的大宗而兼天下的共主，诸侯以一国的大宗兼一国的共主，卿大夫在其封土内也是如此。“血缘上称‘宗’，地缘上称‘君’，一身二任，既是族长又是君主，恰好体现了族权与政权的合一”[2] 二是王朝更替时的有德者得天下的王统理论。如果说夏启是通过赤裸裸的暴力夺取政权的话，那么商汤灭夏时，人们对王则作了德行方面的规定。即王的行为不合理时，人们有权推翻他另立新王。商汤起兵反夏时就是以“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相号召的，而且历数夏王罪行“率遏众力，率割夏邑”，以至“有众率怠弗协”，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商汤才振臂高呼“夏德若兹，今朕必往。”[3](汤誓,P 78)周朝的建立也如同商朝代夏一样，商王帝辛（即商纣王）的“暴虐”成为其失去帝位的原因。对地方势力商纣王滥加杀戮，如醢鬼侯、脯鄂侯、禁文王；对王室成员和贵族也肆意迫害，如杀比干、囚箕子、废商容。这一切的倒行逆施致使商纣王众判亲离，如纣王的庶兄微子在周武王灭商时便降周了，太师疵、少师强、内史向挚则直接投奔了周人。“这再次表明，关于国家统治合法性的观念，在中国早期国家发展过程中，已经融进了关于统治者德行的评价内容。”[1](P 400)三是与特定地域相联系的国家正统观。夏朝建国后，由它所控制的地域逐渐成了标志国家主体的不可分割的内容，在我国历史上造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传统，即建立一个真正的、被承认的国家，就必须占据特定的地域，并有相应的中央权力。[1](P393)这一特定地域便是“中国”即中原地区。占据中原地区便获得一种强烈的自尊意识，就可以向四周发号施令，进行征伐；未取得中原居住权的，千方百计跻身中原，希望得到中原文化的认同。只要中原统治势力稍弱，四周势力强者就会相继侵入，攫取中原主宰权。商代夏、周替商都是在取得了中原之后才赢得正统地位的。这三者的有机结合便是“大一统”。但是，三代时期的“大一统”观念只是人们的一种模糊意识，还没有系统化、理论化，所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4](卷第十三之一，P797)只是人们的一种模糊意识的夸大。其天下的概念是有时代局限的。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虽然动乱，却造就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时代。诸子百家身处乱世却在规划着未来的“一统”天下。他们不仅将原有的“大一统”观念系统化理论化，而且还增加了新的内容。在上述三方面的基础上诸子百家更加强调国内政治秩序的统一问题。春秋末年，孔子针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和“陪臣执国命”的混乱局面，提出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此后，孟子说：君仁臣义，君民同乐，风尚淳朴，百姓亲睦，天下“定于一”，[5](梁惠王章句上,P12) “天无二日，民无二王”。[5](万章章句上,P215) 荀子道：“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揔也，民之父母也。”[6](王制篇第九,P163)韩非子认为“一栖两雄”、“一家两贵”、“夫妻共政”是祸乱的原因。《吕氏春秋》言：“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一则治，两则乱”。[7](执一，P590)管仲说：“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治之至也。”“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治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治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治也。夫令不高不行，不专不听。尧舜之民非生而治也，桀纣之民非生而乱也，故治乱在上也。”[8](P229) 管仲甚至还提出了具体制度上的大一统，即“天子出令于天下，诸侯受令于天子，大夫受令于君，子受令于父母，下听其上，弟听其兄，此至顺矣。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此至正也。”[8](P194)墨子说：“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9](尚同上第十一，P68－69)显然这都是对国内政治秩序的“大一统”观念的不同表述，强调自上而下的政令统一。
这一理念最终由“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10](秦始皇本纪)的秦朝变成了现实。从秦始皇开始，“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10](秦始皇本纪)直至封建社会末期的清朝，这一传统从未断绝。[11](P218)
大一统的理念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最终表现为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即使在分裂时期，割据政权的统治者，也多视统一为己任而为之作不懈的努力。农民起义军在建立政权后，其领袖也同样志在统一全国。“大一统”的观念如此深入人心，竟变成了中华民族的一种凝聚力，至今还对中华民族的政治统一起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
西方的“大一统”观念，萌芽于古希腊城邦制衰落时期的公元前四世纪，是作为挽救城邦危机的理想提出来的，昙花一现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将其变为现实，罗马帝国将其打造成挥之不去的长期萦绕欧洲人的观念。但是，这一理念在欧洲政治生活中很少有具体表现。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众多的希腊人被逐出了传统城邦。“过去，在旧城邦，生活比较简单。法律、道德、宗教和义务全有明确规定，为大家所普遍接受。而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消失了，城市居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无定形的世界之中，尤其是在希腊化城市常因种族、文化以及阶级的分裂而陷于四分五裂的境地以后。”[12](P223) 在新的生活环境中人们感到不知所措。面对乱世，思想家们提出了各自的济世良方。伊壁鸠鲁提出真正的幸福在于避免一切痛苦、烦恼和忧虑，使心身安宁；西诺普的第欧根尼则认为明智的人应当是完全自我满足的，除了道德品质以外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显然，伊壁鸠鲁和第欧根尼的哲学都是放弃一切，只是后者是禁欲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这可视为在动乱中无奈的人们的叹息。亚里斯多德则极力宣传城邦制的优越性，要求人们回到小国寡民的城邦时代，很明显，这是一种倒退。
在思想家们争论不休的时候，政治家却在行动。亚里斯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将希腊人重新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后，立刻挥师东进，志在建立一个希腊人、马其顿人和波斯人彼此不分的“联合的共同体”。[13](上册,P178-179)尽管亚历山大所建立的帝国是短暂的，但是，“由于亚历山大的征服，文化融洽和民族的混同，完成了把希腊人在公元前5至4世纪黄金时代许多的理想推翻掉的任务。一种以合希腊和东方因素为基础的新型的文明出现了。”[14](第一卷,P263)正象英国著名作家韦尔斯在《世界史纲》中所说的：“亚历山大去世以前，尤其是在他去世以后，人们有时间对他进行考虑时，关于一个世界性的法律和组织的想法在人们心目中已是一个切实可行而可以吸收的概念了。” [15](P403)斯多噶学派的“大一统”思想便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斯多噶学派是芝诺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在雅典创立的。该学派认为，宇宙间本来不存在人们之间的等级差别。任何人（不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野蛮人还是文明人）只要顺从天命，安于自己在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淡然处之，那么他就能够得到幸福。国家能够为行善的智者保证幸福的到来。······既然人类是一个整体，那么就应该只有一个国家，即世界国家；只有一种公民，即宇宙公民。而这个国家应当由智慧的君主即各族人民的牧师来统率。[16](P66)这种超越城邦和民族界限的世界主义适合帝国统治的需要，在罗马帝国时期颇为流行。[13](上册,P191) “从斯奇比奥经西塞罗、凯撒、奥古斯都一直到图拉真以后诸帝，都或多或少按斯多葛派的哲理阐述其统御万民的理想。”[17](P220)
在欧洲历史上，随着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建立所确立的“大一统”观念，即使罗马帝国已经灭亡，生活在其土地上的人们仍不愿离它而去。每当一个强有力者登上欧洲政治舞台，几乎都要抬出罗马帝国的亡灵来为己正名。
首先是东罗马帝国皇帝，始终以罗马帝国皇帝自居，到查士丁尼统治时期(527-565年在位)，试图铲除西罗马帝国版图上日耳曼人所建各国，实现真正的一统。
其次是罗马教皇，千方百计争取罗马帝国的世俗统治权。罗马教皇为此采取了两方面措施：
一是从理论上大造舆论，将自己塑造成西罗马帝国的继承者。拉丁教父奥古斯丁（Augustine 354-430年）在其《上帝之城》中提出：天地间有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并存，地上之城是不完善的、暂时的、会毁灭的，由于魔鬼撒旦之故，充满罪恶；上帝之城则是完善的、永恒的，教会是上帝之城在世上的体现。只有通过基督建立的教会才能得救，获得永生。世俗国家只有在宗教上服从教会，为教会服务，才能成为上帝之城的一部分。因此他认为教权是至高无上的。第一任罗马教皇格雷戈里一世（Gregory I 约540－604），虽然本人对基督教神学缺少创见，但却把奥古斯丁的教义传遍西方。尤其是他坚持教皇是上帝指派的全部教会的首脑，在西方大胆行使皇帝的职责和世俗君主的权力，与东罗马帝国皇帝分庭抗礼。到9世纪时，教皇更是不惜盗用君士坦丁一世皇帝（306－337年在位）的名义伪造《君士坦丁的赠礼》这样一份文件，声称：远在四世纪时，君士坦丁一世就把西罗马帝国的统治权转交给了罗马主教。此时，教皇权力的维护者还编造了“伊西多尔教令集”，从这本伪教令集中人们仿佛觉得从基督教的最初纪元开始，帝王就隶属于教皇，而教皇则是基督和使徒彼得的继承者。
二是与法兰克王国相勾结，利用法兰克人的力量对付不断入侵罗马的伦巴德人的同时，展开与东罗马帝国的抗衡。751年在法兰克王国握有实权的矮子丕平，在教皇的支持下顺利完成了政权的交接，建立加洛林王朝。为报答教皇，丕平率军两次出兵意大利打败伦巴德人，并将获得的土地献给了教皇，为日后教皇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754年教皇斯蒂芬亲往高卢为丕平行涂油礼并授予罗马贵族称号，而这一称号的授予当时只能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皇帝。799年，教皇利奥三世受其政敌迫害逃往法兰克，第二年查理亲自护送其回国复位。为报答查理并取得进一步的保护，800年圣诞节利奥三世趁罗马人聚集圣彼得大教堂为查理之子路易一世加冕之机，为查理加冕为“奥古斯古”和“罗马人的皇帝”。皇帝与教皇联手从东罗马帝国皇帝手中夺回了罗马帝国的继承权，作为日耳曼人国家的法兰克由此也纳入到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者之列。从当时的欧洲形势看，教皇是将自己难以获得的权力或者是自己难以维持的权力授予了查理。这是一箭双雕的做法，一是将西欧范围内势力最为强大的法兰克王国与自己紧紧绑在一起共同对抗东罗马帝国；二是为自己日后的权力扩张留有了余地，因为这次加冕越来越被解释为天上的权力高于世俗的权力的象征，是教皇运用他的神权把帝国从拜占廷人手中收回，授予了法兰克的国王。罗马教皇俨然成了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世俗国王的合法地位必须视教皇的认可而定。
此后，法兰克人的查理大帝在罗马加冕称“罗马人的皇帝”；德意志国王在罗马加冕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都以罗马帝国继承者自居。131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七世君临意大利时，被恩格斯誉为“中世纪最后的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18](第一卷P269)的但丁，出于维护和加强帝国在意大利的地位这一动机，以极大的热情写了《论世界帝国》一书。全书从古罗马历史论证了帝国存在的自然合理性，主张用“罗马皇帝”作为君主的尊号，把首都设在罗马。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土耳其人所灭，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与东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皇帝的侄女索菲亚结婚，自认为是东罗马帝国事业的合法继承者。每逢举行隆重仪式，伊凡三世总是身着象征皇权的披肩，头戴东罗马帝国皇帝遗留下来的皇冠，坐在玉石宝座上。而且，伊凡三世还将先是古罗马、继而是东罗马帝国的双头鹰国徽作为莫斯科公国的国徽。到伊凡四世时，更以“凯撒”自称，遂有“沙皇”之名。直到欧洲中世纪后期，随着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新的“欧洲观”逐渐取代了以罗马帝国为号召的大一统观念。
所不同的是，欧洲历史上的这些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们都没有遂其心愿，真正建立起如同中国一样的大一统国家。反倒是，谁获得了这一称号，便为其民族和国家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如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为建立统一的罗马帝国耗废了一生的精力，到头来搞得国库空虚难以为继。他死后，帝国的统一梦便烟消云散了。查理曼帝国也是昙花一现，查理曼死后不久便一分为三。神圣罗马帝国就更加不幸了，其历代皇帝不仅没有建立过真正的罗马帝国，连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都没有实现过。当伊凡四世称“沙皇”时，欧洲已进入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新时代，罗马帝国的号召力已趋衰落。
三
通过粗略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中西方“大一统”理念的发展结果之所以不同，就是因为两者的政治实践上的差别。中国历史上，自秦帝国建立之后，虽经无数次的分裂、割据，但政治统一一直是发展的主流。即使按照葛健雄先生的计算，中国在历史上真正统一的时间并不比实际分裂的时间长，甚至分裂的时间更长一些，但与欧洲相比，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次数和统一的时间长度也要比欧洲多得多和长得多。这种政治实践上的差别反过来又严重影响着各自文化的发展，致使中国文化发展呈现不间断的、稳定的连续性（即Continuous），而欧洲文化发展明显地表现为间断的、不稳定的连续性（Continual）。
按照刘家和先生的观点，文化的连续性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言文字发展的连续性，即文化赖以流传的工具或其重要表现形式的连续性；一是学术本身（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哲学和史学）发展的连续性，即文化的精神内容的连续性。”[19]
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在发展过程中从未发生断裂现象，一直保持着平稳的发展状态，而且在应用范围上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从甲骨文到现代简化汉字之间，是一个循序见进的过程，而且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不管字形发生了多大变化，新字的构造和旧字字义的拓展，其基本原则是相对不变的，即所谓的“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19] 而且在世界文明的古典时代（公元前1000—公元500年）中国人便统一了文字，“它使操各种极为不同的方言的人能互相交往。”[12](上,P278) 之后，汉语和汉字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影响也日益深远，直到今天。
与此相比，古希腊文、拉丁文在西方世界虽没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失，但其影响却是日渐削弱，没有发展成为西方世界的共同语言。亚历山大东征建立亚历山大帝国及其以后其部将建立的希腊化国家，使得从亚得里亚海到印度河的广大地区，只要懂希腊语就可以畅通无阻，但希腊语却没有发展成为这一地区的通用语。随着罗马帝国的建立，罗马人的拉丁语成为地中海世界使用得最为广泛的语言，但也没有发展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通用语。希腊语发展至今只限于为数不多的希腊人使用，而拉丁语到中世纪的西欧已经不是人们口头的活生生的语言文字了，仅在宗教和学术领域里保存着。15、16世纪，随着西欧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语言日益发达，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更谈不上什么通用语言了，尽管西欧各国的民族语言都是拉丁语系，但其间的差别还是主要的。
所以，西方文化发展史上的这种间断性和不稳定性使西方政治发展史上的“大一统”失去了文化上的底蕴。反之，政治统一的迟迟得不到实现，也使西方文化的发展没有了依托。
